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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管理”作为一门科学开始被认知仅百年左右时间，科学管理与管理科学不仅使当今世界在科学管理意识方面达成一定共识，也使这门科学逐步成为指导人们从事各种组织活动的理论与方法基础。一个多世纪以来，伴随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管理科学知识得以迅速发展，在形成自身科学理论体系的同时，管理知识在政策制定、宏观管理、科技支撑、企业竞争、组织协调、目标定位、战略管理、决策运筹等诸多层面的应用价值日益显现，人们从科学管理中获益良多。

在由经验管理发展至科学管理的过程中，管理科学也逐渐学派林立，上世纪六十年代，孔茨把各种管理理论归为六个学派，此后近二十年，新的管理知识迅猛产生，日渐繁杂。孔茨又将管理学派数目拓展到至少十一个，认为这些不同学派形成了一个思想、理论和观点交织的“管理理论丛林”^[1]。然而，从实践的效果来看，虽然这些管理理论知识在指导人们的管理实践活动中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却也同时带来了相应的“丛林迷失效应”。那些高深莫测、数不胜数的数学模型与方法让管理者不知所措；还有成千上万所谓成功的管理模式，企业却无法复制他们的成功。总而言之，管理理论知识偏离应用实际，管理模式不可复制等问题已在管理实践过程中日益显现，以至于在上世纪90年代，美国密执安商学院的C. K. 普拉哈拉德(C. K. Prahalad)教授面对管理学界的这种状况惊呼：“在过去的十年里，管理思想、管理理念及管理方法可以称得上是一片混乱^[2]。”还有人甚至提出了“管理到底是不是科学？”^[3]的质疑以及“管理学是一流重要的十流学术”^[4]的批判。为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对管理理论知识偏离实际应用的原因做出科学合理的解释，并在此基础上探索跨跃这一隔阂的解决途径。

2. 管理理论与实践产生隔阂的原因

首先可以确定的是由于“管理”具有的社会属性在一定程度影响和限制了管理知识的应用。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述道：“管理就其内容来说是二重性的——因为它所管理的生产过程本身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是制造产品的社会劳动过程，另一方面是资本的价值增值过程^[5]。”就企业而言，其对制造产品的社会劳动过程进行的技术性管理，是执行着合理组织生产力要素的一般职能，是反映“管理”具有的同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力密切联系的一种自然属性，这种自然属性一般不会约束和影响管理知识跨地域与社会环境的应用。而企业要保证生产活动顺利进行，还须对协作劳动进行指挥和对价值增殖过程进行监督和调节，还要执行维护和巩固生产关系的特殊职能，这就是“管理”反映出的同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相联系的社会属性，这是约束和影响管理知识跨地域与社会环境应用的一个重要原因。

众所周知，所有管理活动都离不开人的参与，所有管理活动也都是“受一定文化的影响，并从属于其价值观、传统和习惯”^[6]的，所以管理过程中的许多管理行为是与其所处的社会人文环境紧密相关的。比如，人们的消费行为与习惯、员工的工作态度与精神、企业的文化与形象、员工的激励和保健等管理活动，均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社会人文环境和相关社会制度与法律政策的约束。再有，组织或企业与外界社会之间发生的各种资源交流的管理行为也是受制于一定的社会环境和条件的，如物流管理、供应链管理，等等。而许多管理理论知识则也是基于各种特定的社会环境而研究形成的，尤其是那些涉及到人员管理的管理知识，比如，行为管理、工效管理、文化管理等理论方法的应用不同程度要会受到一定社会环境的约束与影响，即在运用诸如上述管理知识时，若相关社会环境及条件与该知识研制所规定的参数存在一定差异时(且这种差异已超出了该知识的可调整范围)，其应用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有时甚至适得其反。这样的经历与教训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初企业学习应用国外科学管理方法时已得到了充分验证。

其次是因为许多管理知识产品的研制与管理实际活动相脱节，“大多数学术研究都注重分析问题而不是寻求解决方法”^[7]而使得管理理论如海市蜃楼可望不可即。

在倡导科学管理之初，无论是泰勒在提高工作效率方面进行的时间研究^[8]或吉尔布雷斯夫妇进行的动作分析；还是甘特研制的甘特图、迈尔斯发明的价值工程、梅奥做的员工心理与行为分析，等等所获得的管理知识研究成果，都是基于他们各自多年潜心于管理活动的实践而获得的，与管理的实际情况和需要十分吻合，所以能被社会广泛运用至今。

不知自何时开始，管理的科学研究陷入了一种“看论文——写论文——发论文——看论文……”的闭循环的研制模式，“研究人员专注于解释现象而不是解决问题，使得业界管理人员常常不采用管理研究的学术成果”^[9]。有些人坐在自己舒适的办公室里从那些管理科学经典知识里取出若干，与查阅到的一些“论文”内容加以综合，再杜撰一个时尚的标题，于是一项所谓的管理研究成果就产生了；另一些人是将少数企业在特定时空环境中所获得的一点经验放大为普遍性管理规律，或编撰成一个个所谓的“管理模式”；还有“许多管理学学者采用解释科学中的假设做研究，”^[7]并以数学演绎的方式建立起若干十分漂亮的“管理模型”，“因此时效性较差”^[7]。显然，如果不以问题为导向，不以实践为基础，而与管理活动的多样性和开放性相脱节，采用自我演绎、相对封闭的方式去研制管理知识产品(这种情况在我国尤为盛行和突出)，就不难知晓管理理论是为何这样迅速形成所谓“知识丛林”的，许多管理知识产品又是为何不能被社会广泛有效应用的根本所在。

我国工程院刘源张院士一针见血地指出：“学管理的不到企业实践，理论是不会真正搞懂的”^[10]，因此产生的理论也是无法指导实践的。所以，从事管理科学研究的人们一定要谨记“管理学研究的特别之处在于其理论和实践的紧密联系性^[7]。”

第三个方面原因是管理研究的规定性不清，研究的方法存在问题，导致了管理知识体系的繁杂无序和社会的质疑。

管理理论与实践存在隔阂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人们对管理学科研究的规定性认知与观点不同所致。所谓规定性，就是事物自身的限定，即决定事物自身而区别于其他事物的特性。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有其自身的规定性，如人的规定性就是决定人之所以是人而区别于其他事物(如动物)的特性。

虽然“管理活动自古以来就存在”^[11]，但是人们对“管理”进行的科学研究却是于19世纪末由泰勒倡导的“科学管理”运动之后才开始的。此后约半个世纪，便产生和形成了“管理学”、“管理科学”、“管理工程”、“行为管理”、“权变管理”、“系统管理”和“管理系统”等一些学派与概念。尽管这些概念或学派的代表人物分别对其理论作了界定与解释，但由于各个学派观察管理现象的角度和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不同，对管理科学研究作的规定性解释也就不尽相同，甚至对同一管理现象也会有不同的描述和解释。

另外，从管理研究的学科属性来讲，有人认为管理的科学研究是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也有人认为管理科学研究方法与自然科学密切相关；还有些人则认为“管理是一门特别的学科，有它自己的基本问题、特殊方法和特别关心的领域”^[6]，管理的科学研究既不是纯粹的社会科学也不是纯粹的自然科学，而是一门新兴的边缘科学或交叉科学。由此可见，管理理论知识体系中学派林立且又互不兼容，所以，对管理科学研究的规定性莫衷一是，就容易造成管理知识体系的繁杂无序，进而导致人们难以理解和运用管理这一学科的理论知识。

另外，由于许多人将管理科学视为了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所以，采用了“描述性的研究或者是解释性的研究，这就导致了学术研究的成果大多是说明性的，这些成果所具有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往往难以应对研究与实践中所遇到的实际问题”^[12]。

由此可见，社会上出现“管理到底是不是科学？”的质疑与“管理学是一流重要的十流学术”的批判声也就不足为怪。

3. 正确认知管理科学研究的学科属性，引用设计科学知识是解决管理理论与实践隔阂的治本之策

荷兰著名教授Joan E. van Aken是较早“把设计科学研究方法系统地引入到了管理学研究中”的学者之一，他认为，“以研究运用的范式为基础，将科学学科分成三类，第一类是规范性科学(The formal sciences)，如哲学和数学，……；第二类是解释性科学(The explanatory sciences)，如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主要领域，通常是通过因果关系模型尤其是定量模型来描述、解释和尽可能地预知可以观察到的现象，以加深对自然和社会的了解；第三类是设计性科学(The design sciences)，如解决结构性问题的工程科学、……等”^[12]。显然，Joan E. van Aken教授以此方式规定和区分所有科学的学科性质，毫无疑问是将管理科学归类于了设计科学。著名学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Simon H·A)教授则更早从人的创造思维特征出发，将所有创造人为事物(人工物)的智力性活动(包括管理科学)归类为“设计科学”^[13]，以区别人工物与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式和成果。

可能有些人对于将管理科学归于设计科学有些不理解，这可能有两种原因，一是对设计科学与解释科学的区分不熟悉所致，“解释性科学关注的是‘是什么’；而设计科学关注的是‘可以是什么’以解决问题或改进行为。‘是什么’得到的是描述性知识；‘可以是什么’得到的是规范性知识。”^[7]；另一方面是缺乏对设计的广义性认知，因为，以前每当人们提到设计，一般只是认为像机器、建筑物、汽车或服装等等这些物品才是属于设计的范畴，或者也认为包括一些艺术品的设计。其实不然，西蒙(Simon H·A)教授认为“生产物质性人工物的智力活动与为病人开药方或为公司制定新销售计划或为国家制定社会福利政策等这些智力活动并无根本不同”^[13]都是为了“制造具备人们想往性质的人工物”^[13]的设计活动。著名现代设计学者克里斯德·琼斯认为“设计不仅运用于工程师、建筑师及其它专科设计人员的工作，而且适用于经济计划者、立法者、管理者、社会活动家、应用研究者、……”^[14]；另一位著名设计学者阿克则认为：“设计象科学那样，是观察世界和使世界结构化的一种方法。因此设计可以扩展应用到我们希望以设计者身份去注意的一切现象，正如科学可以应用到我们希望给予科学研究的一切现象那样。”^[14]。艺术史学家大卫.瑞兹曼教授这样认为：“我们将‘设计’作为一个历史来审视时，……，我们也许会将设计作品视为体现了美感与人类创造力的产物”^[15]。由此可见，现代“设计”也不再只是满足于那些可见人工物品的设计了，而是越来越多地影响到了所有人为事物的各个层面，因为“设计”不仅是一个适用于所有人为事物的广义概念，也“是一种创造活动——创造前所未有的，新颖而有益的东西”，它“反映了现代社会里人的创造力”^[16]。所以，人们越来越多地喜欢将自己的工作过程与成果冠以“设计”一词，如制度设计、形象设计、工作设计、路径设计、流程设计，等等。

虽然“管理工作就是要谋划出一种有用的即能够取得预期结果的解决方法”^[1]，而且这些结果的获得也要基于一些描述和解释性的管理知识为基础，但更重要的是“管理研究不是要提出某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方案，而是要探寻实地验证的切实的技术规则，以作为解决具体管理问题的设计规范^[4]。”所以，现在许多人才开始意识到“将设计科学引入管理研究，不仅解释现象，而且设计解决问题的方案，这是将管理研究与实际应用结合起来的一个途径”^[9]而且“如果我们多基于设计科学范式进行管理研究，我们可以得到更多的规范性知识^[7]。”这也正是“学术领域将管理研究看成一门设计科学，旨在使该领域研究所得知识系统化，以支持那些善于思考和计划的管理者。更具体地讲，这门学科的任务就是构建知识系统以帮助解决该领域组织难题。这种作用是直接并重要的，也可能是间接的为问题的解决提供指导方向”^[7]的作用与意义所在。

另外，人们早已习惯地将管理视为了一门工程学科——即所谓“管理工程”。显然，现有的“管理工程”知识体系中尚缺乏体现工程活动最基本特征的知识，即缺乏相关的“设计”知识元素，“因为进行设计是工程活动区别于其他相近专业的一个特点”^[17]。“虽然设计并不是工程技术的唯一方面，但却是它极其重要的方面^[18]。”所以，如果要以“管理工程”的概念去研究解决管理知识应用于管理实践的问题，就必须要研究如何在管理工程中加入“设计”的相关知识元素，这样才可能使管理科学成为能够实现“有判断地运用从研究、经验与专业实践中所获得的数学和自然科学知识，制定各种能够经济地利用自然资源和自然力的方法，为人类谋福利的一项专业”^[17]否则，没有“设计”知识元素的“管理工程”就不可能是一门完整的工程专业。

综上所述，虽然管理活动分别具有一定的自然与社会属性，管理的科学研究也需要采用一些描述性的范式进行，但从它所具有的大部分人为事物特征来讲，管理科学终究不应属于解释性科学的范畴。所以现在人们就意识到了，如果将“管理学被划分到学术领域，可能会将其重新定位为一门设计科学，作为解释性(社会)科学的补充；就好比人类学中的医学、物理科学中的生物学和工程学，这一做法可以为管理学研究提供难得的机会”^[9]。许多学者也认为“将设计科学引入管理研究，不仅解释现象，而且设计解决问题的方案，这是将管理研究与实际应用结合起来的一个途径”^[7]。显然，“强调管理学是设计科学，并非反对在管理学领域进行定量研究”^[19]，因为“在工程技术领域中，强调的侧重点正好相反：设计成了中心目标，需要科学知识为他服务……。所以设计工程师必须既要具备数学的高超能力，又要具备实践洞察力和技术诀窍的明晰知识^[18]。”

在对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存在隔阂的原因分析基础上，再从设计的广义概念出发，结合对管理活动本质作用与目的正确认知，不仅可以统一大家对管理科学研究具有的设计科学性质的认识，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有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重视对管理设计问题的研究。

4. 倡导“管理设计”是解决管理理论与实践隔阂问题的必然与必要的选择

为什么设计科学的概念在近几十年来不被管理科学界普遍接受和采用，而现在又逐渐被人们所认知和倡导，这一方面是由于“管理活动涉及利益方较多，……，要规定设计知识是相当困难的”^[7]；另外一方面则是来自于社会越来越多地对管理知识应用有效性的质疑与批判。为了回应社会的批判与质疑，人们就不得不再从设计科学学的角度认知“管理设计”这个问题。《Journal of Management Inquiry》(《管理探索杂志》)在2006年第4期以“作为设计科学的管理学”为题，发表了三位当代著名管理学专家(安妮·赫夫A、大卫·Tranfield和琼恩斯特·范 Aken)之间就“设计在管理活动中的作用”和“管理就是一门设计科学”这两个概念进行的谈话，这一谈话的内容不仅指出了近些年来管理科学研究越来越脱离实践的倾向，也代表了当前管理学界的理性与正确的认知，是一种十分具有前瞻性的学术观点。琼恩斯特·范 Aken教授在谈话中阐述了“管理作为一门设计科学”的主要观点；而大卫·Tranfield教授也认为“把管理学看作设计科学是很重要的”，并指出“倡导从设计角度分析管理和管理研究是因为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在社会科学领域确定其学术地位，并且加强理论和实践的联系，增加研究成果的关联性。”；安妮·赫夫A教授认为虽然“设计的视角和术语给管理学蒙上了一层技术的光环，或至少使管理学显得很理性”^[7]。

实际上，在早期的工业企业中，虽然科学管理的运动还未兴起，但随着管理活动的客观需要与存在，“设计”的思想已自觉或不自觉地渗入生产与管理实践行为过程之中。“有证据表明，早期的管理著作家……他们试图使资源的利用合理化，理解人的行为，设计出各种方案，……^[11]。”虽然，科学管理运动之前的管理设计是客观存在的，但是，这种设计一般来说只是一种以经验或者企业主的个人主观意识为基础的“设计”，科学地讲，这样的设计仅仅是一种直觉的管理设计活动。

而自泰勒开创科学管理之先河，此后法约尔、孔茨、德鲁克、卡斯特和罗森茨韦克、戴维. R. 汉普顿、甘特、吉尔布雷斯·莉莲夫妇、丹尼尔. A. 雷恩、伯法等许多管理科学的先驱在研究管理理论方法的同时，也都考虑到了管理知识的有效应用问题，并各自用不同的方式直接或间接地阐述了在管理实践中进行管理设计的必要性和进行管理设计的种种观点。如，泰勒认为：“现代工程技术所用的方法和这一类型的管理制度十分相似。……，新式管理制度要有致密的工时研究，还要有个部门来对每项操作精心作出计划，加上许多书面的指令和表面上象是官样文章的烦琐手续，……，这就显得极其经济而简单”^[8]；孔茨认为：“管理理论和管理科学从不认为有一种最好的管理方法，……，有效的管理总是随机制宜的或因情况而异的管理，……，管理概念，包括设计一种环境，……。所谓设计，意味着将理论知识应用于解决实际问题，其目的就是在一种具体情况下，尽可能取得最好的效果”^[1]；对“管理设计”态度最为明确的学者之一是德鲁克，他认为：“并不存在着唯一正确的或普遍适用的组织设计，每一个企业必须围绕适合于它的使命和战略的主要任务进行设计”^[6]，并毫不留情地批判了“在组织建立上的一些最严重的错误正是把一个‘理想’的或‘普遍适用的’组织的机械模式强加于一个活生生的企业之上”^[6]的做法；而权变管理学派代表卡斯特和罗森茨韦克(kast, F. E. and Rosenzweig, J. E.)对管理设计是这样认知的：“权变观点承认每个组织的环境和内部各分系统都有其各自的特色。并为设计和管理具体的组织提供依据^[20]。”“管理任务的一个组成部分便是组织的决策……，从决策的角度来看管理，……，它是这样一个过程，它包括着找出问题，认识问题，以及分析问题(拟订、建立和评价可择方案)并选择用以实行的行动路线^[20]。”；亨利·西斯克(Sisk, H.L.)对管理设计的认知也十分明确：“管理必须设计它自己的系统，以便企业组织可以正常的工作”^[21]；戴维. R. 汉普顿教授认为：“在管理中，没有一种最好的方法。没有可以适应所有环境的计划、组织、结构、领导作风和控制方法。相反，管理必须找出不同的方法，去适应不同的情况……”所以他强调“设计组织结构是一种连续的或至少是周期性的活动”^[22]；丹尼尔·A·雷恩认为：“管理人员必须设计出一种组织形式，既能对人的价值表示信任，又使组织能应付变动中的市场、技术和环境因素”^[11]；埃尔伍德·斯潘塞·伯法(Buffa, E.S.)是美国研究生产管理的著名学者，他认为在生产管理过程中“如果产品设计和产品生产的过程规划分别独立的进行，将大为减少两者联合的最优方案产生的可能性，当作出自觉的努力把这两种过程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有了叫做‘生产设计’的东西”。并指出“生产设计学科的论点是：几乎总是存在着同样能满足功能要求的各种设计方案”^[23]；日本九州大学的北原贞辅教授在上世纪70年代就提出了管理系统设计的概念，他认为“管理系统设计是指，根据以其行为为前提的系统目的来进行的结构设计。”他还指出“具体的设计要受实际情况的影响，而且每个管理系统都不会一样，……”^[24]；等等。总而言之，只要仔细研读这些经典的管理理论，就不难发现存于其中的许多与管理设计相关的概念或观点，这一方面说明了“管理设计”的相关概念由来已久；另一方面也说明，尽管他们分别代表了不同管理理论学派，但大家对“管理”需要“设计”和通过“设计”可以解决管理实践中的各种具体问题是存在一定共识的。

不仅如此，流行于管理实践中的相关“设计”概念和活动也有不少，比如，“组织设计”、“治理结构设计”、“管理制度设计”、“岗位工作设计”、“管理流程设计”、“管理信息系统设计”，等等。这也是从管理实践中反映出了“管理设计”的必要与需要。

5. 从“管理设计”研究与实践中获得的认知和体会

我们对管理设计的探索始于1985年福州大通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在引进世界先进技术设备时，提出的配套设计管理系统的客观要求。在完成了该项管理设计方案之后，二十多年来我们又陆续为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安阳彩色显象管玻壳公司、深圳中康玻璃有限责任公司、河南康鑫(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国内十多家企业进行了类似的管理方案的设计，并得到了企业的认可与应用。在此期间，我们先是在1987年发表了“企业管理系统设计的研究与实践”^[25]一文，提出了“管理(系统)设计”的相关概念。尔后，我们又以管理设计的实践为基础，进行了《企业管理系统的设计方法研究》与《国有企业管理系统改进设计方法研究》两个项目的研究。我们的研究成果的主要结论有三点：一是“企业管理是一个复杂的综合系统，各个企业的技术特征，内外条件千差万别，不存在一个或几个适用一切企业的统一管理模式，相反地倒是要求人们针对具体情况设计符合企业个性要求的管理系统”^[26]；二是“企业的各项管理工作，可以按照一定的方法设计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企业管理系统。”^[27]；第三点是“每个企业必须根据自身的条件去抉择科学管理的理论和技术方法，设计管理程序和制度，以形成适合本企业特点和需要的管理系统”^[28]。

在多年的管理设计实践中，我们对西蒙先生所讲的“解决问题者和设计者所要对付的现实世界很少是完全可以叠加的”^[13]这个观点有着深刻地体会。我们曾经为两家产品相同，生产技术相同，且规模相当的企业进行管理的系统设计，但由于这两家企业所处的地域和人文环境不同，物流条件及其他条件也存在差别，所以，最终我们为他们设计的管理方案也就不尽一致。我们理解管理设计的过程如同中医师为病人诊断治疗，不仅需要按不同病人的病情选择适合的药材来设计处方，即使医治同一疾病，也还需要根据病人特定的身体条件设计一个药物用量更为合适的处方。因此，我们认为管理设计亦如设计处方、设计建筑屋、设计产品或其他人工物的设计一样，面对浩瀚如烟的“管理理论丛林”和各具不同管理条件的企业(或组织)，如何选择合适的管理知识，并将它们集合设计成为具有特定功能的管理系统，就必须考虑“可否实施？有什么背景限制？该设计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该设计在什么情况下有效？”^[7]这样一些问题。否则，设计的方案就会束之高阁。

也如贝因公司董事会主席奥利特·加迪西针对企业需要适应变化而进行结构重组时所说的那样：“设计可操作性往往是一个反复进行的也许是永无止境的过程”^[2]我们从管理设计的实践中也认识到，任何管理方案的设计都不可能是一劳永逸的，“企业管理系统与其他人造系统一样，具有一定的有效适应期限”，因此在“管理系统的环境、条件或构成要素发生重大改变”时，就需要对“管理系统进行调整更新设计”^[29]。而为了保证这种经常性的，甚至是永无止境的设计活动的规范性，我们还在进行管理设计的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套进行管理系统设计的基本程序与方法”^[27,30]用于指导我们的管理设计实践。

6. 倡导和推进“管理设计”需要研究和解决的主要问题

其实，倡导和推进“管理设计”的主要障碍不是在于研究的技术性方面，而是来自于管理学界自身的认知与能力，这也是前面提及的三位管理学者就“作为设计科学的管理学”问题对话中所担心的。大卫·Tranfield教授认为“管理学研究中的双重障碍，归纳起来就是学术严谨性和与实施人员及政策的关联度。作为一名学者，我的观点是：我们的结论、观念模型、方法论和规定应该基于严格的调查，不能搞经验主义或纯理论化”^[7]。他还认为：“因为管理领域吸引了不同学科的研究人员，将管理定位为‘设计科学’，可能会引起研究者中广泛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人人都希望参与这一过程”^[7]。另外一方面是“想从设计科学角度研究管理的那些人并不具备相关知识”^[7]。所以，他认为将管理学视为设计科学“只是一个开始，还需要理论和观念上的进一步发展”^[7]。

再从科学研究的角度分析，虽然“管理设计”的认知与观点不是近来才偶然出现的，也尽管有许多管理科学家各自从不同的角度曾经倡导过管理的设计行为，实践中也有上述那些专业的管理设计活动存在。但是，由于管理学界没有就具体的管理设计理论与方法展开深入的探索，也就没有建立起包括管理设计原理、程序、方法和设计语言等内容在内的完整的知识体系，“管理设计”更多只是停留在初步的认知与一般的概念层面上。而那些“组织设计”、“岗位工作设计”、“企业形象设计”、“管理流程设计”，等各式各样的“管理设计”活动，由于不是基于科学的管理设计范式进行的，采取的设计工作程序与方式各自为政，设计方案的表述形式更是五花八门，甚至“许多时候，‘设计’这个词被很无知地使用^[7]。”因此，可以说现在的“管理设计”还是处于一个相当初始的混沌状态。所以，如果要将管理学作为一门设计科学发展，就必须界定“管理设计”的规定性，然后是建立起包括管理设计原理、程序、方法和设计语言等内容在内的完整的管理设计的知识体系。这样，人们就可以象其他工程学科那样，按照一定的设计规则与范式展开管理设计活动。那么，前面所分析的管理理论与实践产生隔阂问题便可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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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S

^*本文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资助项目(批准号：78800004，79370033)后续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