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The Eclectics is the o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schools during the pre-Qin period and it has been included in “jiu liu shi jia” of “zhu zi” class in the books catalogue in Han Shu. Eclectics absorbed the various schools of thought adequately and stringed with “governance” and “constitution” not only grouped them simply. Thus, it became the TongXue. From pre-Qin to Tang dynasty, the structure evolution of Eclectics can be found clearly. The thought of Eclectics began in the Annals of Lubuwei at the end of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this book has made a summary of the various schools comprehensively without the portal. The monarch advocated the thought of Laozi and Zhuangzi in early years of the Han dynasty and then urged the Confucianism. Liuan, the king of huainan, edited a book named Huainanzi by gathering knowledgeable persons. He inherited the thought of the Eclectics deeply. This book contained the thought of Laozi and Zhuangzi mainly and took the quintessence of every schools, thus, the book’s connotation was very profound. In the Tang dynasty, the politicians represented by Weizheng continued to inherit the horizon and ambition of Eclectics. They transfused the advanced thought such as Taoism risen in Eastern Han dynasty and Buddhism prevailed in Wei and Jin dynasties into the political system of Tang dynasty and established the main tone of embrace everything that is useful of Tang dynasty, so that there became a historic prosperous time which named “Golden Year of Zhenguan”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From Lubuwei to Weizheng, Eclectics realized its political target ultimately which had significant effect and far-reaching influence. Eclectics had abundant political thought which include people-based, governing mainly by morality and secondarily by law, appointed talent, paying more attention to enlightenment and so on. We should understand the academic value of Eclectics on choosing the best in the excellence and neglecting the prejudice from different schools, further more, we have to absorb the excellent results of human civilization actively and achieve mastery through a comprehensive during the strive to attain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Keywords:Eclectics, The Annals of Lubuwei, Huainanzi, Weizheng, The Thought of Government

浅谈杂家的治国思想及其学术价值

冯雷

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湖北 武汉

收稿日期：2017年12月22日；录用日期：2018年1月5日；发布日期：2018年1月12日

摘 要

杂家是先秦诸子百家中的重要思想流派之一，被《汉书·艺文志》收录于“诸子略”里的“九流十家”之中。杂家充分吸收了诸子百家的精华思想，但并非对其进行简单地杂糅，而是贯之以“王治”、“国体”，成为总结学术的会通之学。自先秦至唐代，杂家的脉络演变清晰可循。杂家思想最早发端于战国末年的《吕氏春秋》，该书对诸子百家学说作了一次大规模的概括总结，不别门户，集其大成。西汉以降，初崇老庄之道术，后尚孔孟之儒法，淮南王刘安招宾客方士编成《淮南子》一书，进一步继承杂家思想，以老庄思想为主，兼采各家所长，体系博大，内涵精深。有唐一代，以魏征为代表的政治家们更是继承杂家的视野与心胸，将当时之世的先进思想(如东汉兴起的道教、魏晋盛行的佛教)融贯调和，注入到大唐的政治体系中，奠定唐代包容会通、兼收并蓄的主基调，使得唐朝出现“贞观之治”的历史性盛世。从吕不韦到魏征，杂家最终实现了自己的治国主张，成效斐然，影响深远。杂家的治国思想内涵丰富，包括以民为本，德治为主、法治为辅以及任贤用能、注重教化等等。我们应当了解杂家优中取优、去门户之见的学术价值，并且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过程中积极吸收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兼收并蓄，融会贯通。

关键词 :杂家，《吕氏春秋》，《淮南子》，魏征，治国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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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杂家的基本内涵与特点

春秋战国之时，诸国纷争图霸，逐鹿中原，经年战乱不息，导致周礼崩坏，纲纪散紊，社会文化与思想领域一片混乱，在这种形势下，诸子百家纷然涌现，竭力传播各具特色的政治主张，希冀其学说能够被有识之君所赏识并付诸实施，从而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其中，影响颇为深远的便是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所记载的十家，包括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名家、阴阳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和小说家。杂家最早出现于战国末期，是吸收诸子百家的优秀思想而发展起来的“总结家”。“杂”即“驳杂不纯”，许慎在《说文解字》中释道：“杂，五彩相会，从衣 [1] 。”刘勰于《文心雕龙·情采》里说：“五色杂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 [2] 。”《周礼》云：“画缋之事，杂五色 [3] 。”可以看出，“杂”的本意表示多种颜色相互交错的状态，其后引申为将不同的事物糅和混杂在一起，《国语·郑语》有载：“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 [4] 。(注：“杂”，合也。)”杂家杂丛百家，揉和众流，一般意义上包含有交错糅和的意思，但绝不仅限于此，班固在《汉书·艺文志》里阐述道：

“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及荡者为之，则漫羡而无所归心 [5] 。”

《隋书·经籍志》里说：

“杂者，兼儒、墨之道，通众家之意，以见王者之化，无所不冠者也。古者，司史历记前言往行，祸福存亡之道。然则杂者，盖出于史官之职也。放者为之，不求其本，材少而多学，言非而博，是以杂错漫羡，而无所指归 [6] 。”

从《汉书》与《隋书》的总结中，我们可以大致认识杂家的来源、内容、主旨以及缺陷。

杂家最早来源于“议官”，即议事言理之官，这说明杂家擅长以事明理、工于言论，其后范围扩大到“史官”，这是对杂家来源的再认识，古代左史记事，右史记言，言经则《尚书》，事经则《春秋》，因而史官往往兼通史实与言论，不仅考历代朝政的兴坏成败，还记载大量嘉言懿行，以资后世。杂家的内容包括“兼儒、墨”、“合名、法”，这里的“儒”、“墨”、“名”、“法”无疑代指除杂家之外的诸子百家，意在强调杂家取材的广泛性，集思广益，“通众家之意”。杂家的旨归在于“知国体”、“贯王治”、“见王者之化”，颜师古云：“治国之体，亦当有此杂家之说；王者之治，于百家之道无不贯综 [5] 。”由此观之，杂家对于诸子百家的糅和，并非杂乱无章、随意纳取，而是通贯之以“国家治理、王道赓续”的思想，杂家不是杂学，而是会通之学。正是因为杂家能够做到形杂而神一，取众家之所长为己用，因而自成一家，经久不衰。无怪乎宋代大学者欧阳修在《崇文总目叙释》里对杂家的评价如此之高：“杂家者流，取儒、墨、名、法，合而兼之，其言贯穿众说，无所不通。然亦有补于治理，不可废焉 [7] 。”当然，杂家也存在其自身的缺陷，《汉书》所言“及荡者为之，则漫羡而无所归心”以及《隋书》中“放者为之，不求其本，材少而多学，言非而博，是以杂错漫羡，而无所指归”，意在强调杂家之本，在于有通贯之指要，这一点尤为重要，如果像“放者”和“荡者”那样舍弃了这一根本精要，那么杂家就会流弊于“漫羡”，如河水之漫溢，沙石之散羡，仅仅成为杂乱无章的集合而已。

在贯之于王治、通之于国体的基础上，杂家思想也有其自身的特点。第一，杂家重视天、地、人三才的认识并突出以人为本。杂家的集大成者《吕氏春秋》中多数篇目都与三才有关，例如关于天道时运方面，有《孟春》《季春》《孟夏》《季夏》《孟秋》《季秋》《孟冬》《季冬》等篇，以星斗时序为系，揭示天子应该顺时而动、适时而行；关于地道寰宇方面，有《圜道》《上农》《任地》《辩土》《审时》等篇，以农事稼穑为研究对象，给君主以劝课农桑、应时而令的为政启示；关于人道拔擢方面，有《本生》《重己》《情欲》《论人》《用众》《顺民》《爱士》等篇，篇幅尤为厚实，在充分揭示人存在重己爱私等弱点的基础之上，全面分析用人的方法与策略，认识到国家要想得到长治久安，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供君主参考资鉴。第二，杂家将阴阳五行的哲学思想融进自己的思想体系之中。阴阳五行学说是我国古代朴素唯物哲学，成为中国人特有的思维律，杂家在吸收儒、道、墨、法等家优秀思想的同时，也将阴阳五行思想纳入麾下，融合成自身的血肉。如《淮南子》卷四《地形训》篇，言“木胜土，土胜水，水胜火，火胜金，金胜木……木壮，水老，火生，金囚，土死；火壮，木老，土生，水囚，金死；土壮，火老，金生，木囚，水死；金壮，土老，水生，火囚，木死。水壮，金老，木生，土囚，火死 [8] 。”揭示了五行相生以及其随时序的变化而生灭的规律，闪烁着唯物辩证法思想的光辉。

可以看出，杂家的内容诚然浩繁博大，但并非混杂无章、简单拼接的学术小集，而是拥有一以贯之思想的大规模的学术总结性学派，它不是折衷主义 [9] ，而是会通之学，取各派之精髓而调为己用，合而不散。正如近人张琦翔所说：“杂家者，杂取众说而能自立宗旨，杂而能成家也，此所谓杂即调和意义。调和并非凑合，亦非混合中和，兼揉众长，舍去其短，免去矛盾，融合为一，此之谓调和，杂家之意以大矣 [10] 。”

2. 杂家的脉络与其治国思想的主要内涵

杂家产生于战国晚期，以秦国丞相吕不韦召集门下食客编成《吕氏春秋》一书为标志，由于当时秦国统一六国势在必得，因此《吕氏春秋》这部著作不仅是对诸子百家精华思想的一次总结融通，更是成为秦君在一匡天下、建立秦朝之后为政治国的智囊宝库。然而，由于秦朝选择了以李斯为代表的法家思想作为治国主导，杂家的主张便没有得到实践。到了汉代，淮南王刘安召集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编写《淮南子》，吸收众家，集为大成，阐释自己的治国思想，因与汉武帝的政策方针相左而未能付诸实施。时至唐代，魏征继承了杂家思想的精要，将当时有益于治理国政的思想加以吸纳(包括东汉土生土长的道教和魏晋时期南北朝兴盛一时的佛教等等)，融入大唐的国政治理之中，将杂家思想付诸实践，于是出现贞观之治，使得大唐雄风，盛极世界。从吕不韦的《吕氏春秋》到刘安的《淮南子》，再到魏征兼容并包的治国理念，杂家流派的脉络清晰明了，值得我们细细发掘，深深体悟。

2.1. 以民为本

诚然，在我国古代封建社会中，尊君重主一直是等级制度下无可争辩的主旋律，但在一些开明统治者的眼里，肯定广大人民群众的基础社会地位、树立以民为本的政治思想无疑对政权的长久稳定与持续发展大有裨益。孔子很早就提出与“仁政”有关的民本思想，孟子曾说：“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 [11] 。”杂家吸收了儒家在治理国政上的民本思想，并将其进一步丰富与发展。杂家认为：“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国之本也；国者，君之本也。是故人君者，上因天时，下尽地财，中用人力。是以群生遂长，五谷蕃植 [8] 。”“为治之本，务在于安民” [8] ，人君不仅要因循天时地利，更要以民为本，注重人和，善用人民群众的力量来达到天下治理的目的，这就要做到顺从民心而为，“先王先顺民心，故功名成。夫以德得民心以立大功名者，上世多有之矣。失民心而立功名者，未之曾有也。得民必有道，万乘之国，百户之邑，民无有不说 [12] 。”这里的“说”通“悦”，意思是如果君主以民为本，施政以仁与义，那么自上至下的百姓臣子都会替他高兴，君主也就能够立功建业。在大唐的国政治理上，杂家代表魏征也认为其基本原则在于爱民安民，他引用古语告诫唐太宗说：“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13] 。”深刻认识到君主和人民相存相依，君轻民贵的道理。他还认为，帝王之业，“守成”难于“草创”，他说：“帝王之起，必承衰乱，覆彼昏狡，百姓乐推，四海归命，天授人与，乃不为难。然既得之后，志趣骄逸。百姓欲静而徭役不休，百姓凋残而侈务不息，国之衰弊，恒有此起。以斯而言，守成则难 [13] 。”要做到爱民安民，统治者务必爱惜民力与民财，他说：“古语曰：‘善为人者，爱其力而成其财。’若使之不以道，敛之如不及，财尽则怨，力尽则叛 [14] 。”杂家的民本思想是在吸收儒家仁政的思想而发展起来的，在《吕氏春秋》与《淮南子》中都有一些论及，魏征将其付诸大唐的政治实践，使得有唐一代呈现出国力强盛、兼容并包等特点，收效不菲。

2.2. 德治为主、法治为辅

杂家认为，在以民为本的基础之上，君主应该将德治与法治巧妙地结合起来，具体做法就是——“以德治为主，以法治为辅”。

德治来源于儒家孔子提出的“为政以德”，他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15] 。”孟子后来继承并发展了这一思想。杂家充分吸收了这一治国思想，并深入详细地加以论证。《吕氏春秋·上德》有言：“为天下及国，莫如以德，莫如行义。以德以义，不赏而民劝，不罚而邪止。此神农、黄帝之政也。以德以义，则四海之大，江河之水，不能亢矣；太华之高，会稽之险，不能障矣；阖庐之教，孙、吴之兵，不能当矣 [12] 。”施行德义，人民自觉向善去邪，政权的根基就能得到巩固，就连江河湖海都难以与之抗衡，君主为政以德义的重要性可见一斑。《爱士》篇也说：“人主其胡可以无务行德爱人乎？行德爱人，则民亲其上；民亲其上，则皆乐为其君死矣 [12] 。”可见，要想真正得到广大百姓的支持与跟随，君主岂能不在德政这方面大作文章呢？《淮南子》一书虽然道家成分要显得浓厚一些，但仍然将德政、德治融入自己的体系之中，尽显儒道合流会通之势，指出“天子在上位，持以道德，辅以仁义，近者献其智，远者怀其德；拱揖指麾，而四海宾服；春秋冬夏，皆献其贡职；天下混而为一，子孙相代，此五帝之所以迎天德也 [8] ”。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刘安指出五帝时期之所以能天下为一、四海咸服，主要在于天子用道德与仁义治理天下，使得远近上下各得其所、各尽其力。魏征也认为德义是治国之本，曾恳恳上疏唐太宗说：“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理，臣虽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 [13] ！”综上可见，杂家将德治作为治国理政的本源与精要，从百姓的角度出发，统治者重德行、讲求仁义，这样一来，政治安定才能有保证。

但是，单靠德行仁义来治理国家是远远不够的，法家明白这个道理，杂家更为清楚。因此杂家在尊奉“以德治为主”的基础上，辅助以法家的思想智慧，认为一定程度的法律制度对于巩固政权很有必要。“法者，天下之度量，而人主之准绳也 [8] 。”《吕氏春秋·荡兵》篇指出：“家无怒笞，则竖子婴儿之有过也立见；国无刑罚，则百姓之悟相侵也立见；天下无诛伐，则诸侯之相暴也立见。故怒笞不可偃于家，刑罚不可偃于国 [12] 。”刑罚既不能废止，也不能无度妄为，应当赏罚分明，不能以主观的爱恶为标准，要看其行为的目的与归宿，“凡赏非以爱之也，罚非以恶之也，用观归也。所归善，虽恶之，赏；归所不善，虽爱之，罚；此先王之所以治乱安危也 [12] ”。唐朝贞观之治的出现，不仅是因为唐太宗以仁为政、以德爱民，还由于合理运用刑罚，贞观十一年，魏征上疏说：“臣闻《书》曰：‘明德慎罚’，‘惟刑恤哉’。……夫刑赏之本，在乎劝善而惩恶，帝王之所以与天下为画一，不以亲疏贵贱而轻重者也 [13] 。”不仅论述以刑罚治国，其根本目的在于惩恶扬善，还提出君王在实施赏罚的时候应注意既不能以亲疏关系、好恶喜怒等主观的意志为标准，又不能赏赐无度、惩罚过重，走向法家的极端。因此，“主之赏罚爵禄之所加者宜，亲疏远近贤不肖皆尽其力而以为用矣 [12] ”。

2.3. 任贤用能，注重教化

杂家为了达到“知国体，贯王治”的最高目的，还特别注重选拔贤才能人，为君王所用，并且重视文化的教化功能，以求政权的稳固长久。

杂家认为，先王兴邦建业的原因之一就是用贤人，“国虽小，其食足以食天下之贤者，其车足以乘天下之贤者，其财足以礼天下之贤者。与天下之贤者为徒，此文王之所以王也 [12] ”。杂家总结道，盛世需要贤者献言献策，比如魏征，有经国之才，性格直爽，不屈不挠，参加朝政议事，深谋远虑，多有良善之谏，唐太宗甚为器重，曾说：“贞观之后，尽心于我，献纳忠谠，安国利人，成我今日功业，为天下所称者，惟魏征而已。古之名臣，何以加也 [13] 。”其恳恳感谢之情溢于言表，动人至深；乱世更需要贤者能人，战国时期的战乱与动荡，刺激了以战国四君子为代表的开明君主广纳贤才这根神经，一时间，养士纳贤之风风靡各国，倚靠这些贤者能人的治国方法与智慧，一些国家才能够得以继续生存与发展，《吕氏春秋·期贤》篇说：“当今之时，世暗甚矣，人主有能明其德者，天下之士，其归之也，若蝉之走明火也。凡国不徒安，名不徒显，必得贤士 [12] 。”可以说无论何时何世，君王或者领导者的力量毕竟有限，想要高效且有力的掌控全局，必须使有才干、有谋略、有智慧、有胆识的贤者都得到应有的器重，他们各施其术、各尽其才，国家方能长治久安。

杂家还充分注意到外部环境对人的迁染与教化作用，并将之运用到治国为政的理念之中。《吕氏春秋》分析了地域环境对人民的巨大影响，“戎人生乎戎、长乎戎而戎言，不知其所受之；楚人生乎楚、长乎楚而楚言，不知其所受之。今使楚人长乎戎，戎人长乎楚，则楚人戎言，戎人楚言矣 [12] 。”戎人说戎言，楚人说楚言，这种现象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戎地与楚地的地域文化的差异导致的，人们耳濡目染，自然而然就带有其地域特征。杂家认为在治理国家方面仍然需要重视迁染的因素，《吕氏春秋》生动地阐述了染丝在制作过程中的“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 [12] 的基本道理，然后推演到具体的历史事实，指出“舜染于许由、伯阳，禹染于皋陶、伯益，汤染于伊尹、仲虺，武王染于太公望、周公旦，此四王者所染当，故王天下。……夏桀染于干辛、歧踵戎，殷纣染于崇侯、恶来，周厉王染于虢公长父、荣夷终，幽王染于虢公鼓、祭公敦，此四王者所染不当，故国残身死，为天下僇 [12] 。”因此，君主不可争辩地应当坚持联系的观点来看待治理国家，亲近贤臣良善，远离危害国家社稷的人。在对待百姓上，统治者应当充分重视政策方针的教化作用，比如提倡礼乐，反对侈乐，杂家认为“凡音乐，通乎政而移风平俗者也 [12] ”，礼乐是有情之乐，而侈乐是失情之乐，“乐愈侈，而民愈郁，国愈乱，主愈卑，则亦失乐之情矣” [12] ，侈乐是不和之乐，如果不加以杜绝更正，就会导致“其民必怨，其生必伤” [12] 的后果，因而必须重视礼乐的提倡与教化，即倡导“适音”，“以适听适则和矣” [12] ，使百姓沉浸其中，耳濡目染，“先王之制礼乐也，非特以欢耳目、极口腹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行理义也” [12] ，正是这些耳濡目染的礼乐教化，统治者才能够有效地将人民纳入既定的道路上来。

3. 杂家的学术思想与价值

杂家之学，是博采诸子的会通之学，是吸纳众流的取优之学，是一以贯之的通鉴之学，是与时俱进的收蓄之学。它以通贯王治为思想主线，不仅穷究天地变化的规律，而且还阐明祸福存亡的道理，因而具有相当重要的学术价值。我们探讨杂家的学术价值，应当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认识和把握：

第一，全面认识杂家“去粗取精、优中取优”的学术思想。张琦翔先生总结说：“(杂家)在学术上居相当主要地位，其对学术有两种贡献：一、融贯诸家学术，二、批评诸家学术大体平允 [16] 。”这是客观而正确的见解，因为杂家的“杂”并非简单的杂糅，而是融会贯通，这个“通”是建立在深刻把握诸子百家思想精髓的基础之上，《吕氏春秋·不二》篇曾精辟地指出“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兒良贵后。此是十人者，皆天下之豪士也 [12] 。”用一个字囊括各家精要，更是说明了杂家对诸子各家的理解之深，深入骨髓。在构建自身的思想体系的时候，杂家能够很好的去粗取精、优中取优，对儒家的优秀伦理道德进行吸收借鉴，但是摒弃其迂腐而繁缛的礼节；对墨家尚贤的政治思想加以选用，但对其非攻、反战的主张进行批判；对法家的以法治国加以吸收，但极力抵制严刑酷法，强调赏罚得宜；对道家“无为而治”、“道法自然”的思想加以汲取，但否定纯任自然的主张等等，正是由于杂家在优中取优，所以其思想体系表现得更为通透，学术价值斐然。

第二，开阔视野，放下门户之见。魏征曾回答唐太宗的“明君暗君之问”时说：“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 [13] 。”因此有“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这一成语。诚然，诸子百家的思想各有千秋，也各有优劣利弊，如果抱守一家，无疑犯了“偏听则暗”的错误，因此需要后代统治者开阔视野，放下各家各派的门户之见，凡有裨益于保境安民、兴邦强国的思想，均加以有机吸纳、科学运用，使之最大限度地发挥功用。纵观历代学术史，最大的门户之争便是“汉宋之争”，汉学家专事词章考据、名物训诂，宋学家潜心义理的阐发、心性的探讨，两者相互指责，彼此诟病。其实，汉宋之学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二者如能向杂家那样不拘泥于门庭之见，互为补充，其收效必定甚广，清代涌现的“乾嘉新义理学”便是一种可喜的尝试。由此看来，只有学者们真正打破门户之见，摒除陋儒之弊，开阔视野，取长补短，学术界的新气象才能早日形成。

杂家不仅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给我们后世学人诸多钩想与深思，而且还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纵观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从盲目照搬马克思主义到独自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特色发展之路，历经了重重坎坷与磨难。在我国共产党成立之初，正值大革命时期，国内外形势错综复杂，各派政治势力斗争激烈，由于当时共产党还处于相对幼小的阶段，加之反动势力强大，因而那段历史尤为艰难。其后在与国民党的不断周旋中渐渐积累革命经验，加深思想认识，经过漫漫长征的锤炼以及遵义会议的召开，年幼的共产党终于走向成熟，渐渐站稳脚跟，明晰了客观历史实际，革命队伍不断得到壮大。建国之后，由于党的领导人过分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导致了一系列的错误与倒退，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一度陷入困境，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伟大国策，我国的经济政治生活才回归正轨，进入历史新时期。

其实，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与努力的历史，正是一部“新杂家”对于治国为政的探讨史，因为马克思主义在诞生之初就洋溢着兼容并包、兼收并蓄的思想光辉，它和杂家一样，吸收了当时先进的各种思想，包括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英法空想社会主义以及法国启蒙思想等等，因此，中国共产党在不断丰富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过程中，也要将这一优良品质与传统继承和发扬下去，充分学习杂家的会通之义，学习魏征的“组装哲学” [17] 思想。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的客观实际相结合的历史，就是新世纪新杂家的组装哲学的再现史。因此我们必须放下鄙陋的门户之见，狭隘的阶级之争，积极借鉴美国、英国、法国等发达国家的优秀政策与思想，善于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治国思想和理念，并巧妙地融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有机整体之中，不断改善和克服自身的弊端与缺陷。

中国共产党肩负着中华民族的千秋大业，始终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在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最终旨归的中国梦的实践上，我们共产党人绝不能固步自封、抱残守缺、盲目排优，必须继承并发展杂家思想，成为新时期敢于担当的新杂家，积极吸收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有机融通，兼收并蓄，开拓创新。

文章引用

冯 雷. 浅谈杂家的治国思想及其学术价值
The Introduction to Eclectics’ Thought of Government and Its Academic Value[J]. 社会科学前沿, 2018, 07(01): 1-7. http://dx.doi.org/10.12677/ASS.2018.71001

参考文献 (Referen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