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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目前认知语言学正方兴未艾，逐渐成为主流语言学。认知语言学承认经验知识是语言知识的一部分。和转换生成语法相比，其最突出的特点是心理真实性和解释自然性。心理真实性和解释自然性是认知语言学两朵最娇艳芬芳的奇葩，人本魅力之所在。认知语言学心理真实性的源头是什么？对语言的解释又为何如此自然？这是认知语言学非常值得探讨的理论问题。对于这两个重要理论问题国内外已经有一些研究(王寅，2002，2003，2012^[1-3]；程琪龙，2005^[4]；梁宁建，2003^[5]；Piaget，1952^[6]；Neisser，1967^[7]；Lakoff & Johnson，1980，1999^[8,9]；Johnson，1987^[10]；Dewey，1987^[11]；Glernberg，2000^[12]；Thelen，2001^[13]；Solso， 2004^[14,15]；Clark，2008^[16]；Shapiro，2011^[17]；Radman，2012^[18]；Dreyfus，2012^[19])，他们的研究结论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但是仍然存在两点不足：一是二者不能割裂，因为体验哲学的支柱就是认知科学的研究成果；二是回答得不够完整、清晰。对该问题的深入研究将进一步推动认知语言学理论发展并加深对语言实质的理解。下面从认知科学和体验哲学以及它们与语言学的接口等宏观视阈来探讨认知语言学的心理真实性和解释自然性之源。

2. “心同所感” ——认知语言学的心理真实性

认知语言学对语言规律的解释如同人感知世界般真实，不过它等同于真实的感知经验，而是抽象后的类似，因为它受到脑中概念的调节，是“透过概念之窗的室外风景”。认知语言学心理真实性的根源在于“心同所感”，即感知运动经验在神经网络的内在化。我们和外部世界的互动经验是心智发展的前提，是形成图式、概念等范畴的基础。正是因为认知语言学承认生活经验是语言知识的一部分，强调“人本”理念，这才打通了心中诸感官与外部世界在人类语言知识中的通道，才产生了“心同所感”的效果。“心同所感”主要归因于以下五个方面。

2.1. “心同所感”之“概念”萌生： 思维与语言交叉的前提

20世纪50年代认知心理学迎来了大发展机遇。其兴起有两个背景因素：信息论、控制论和系统论的出现推动了以信息加工为基础的思维研究，乔姆斯基(Chomsky)的心智主义战胜了斯金纳(Skinner)的行为主义语言学习模式。这确立了人类语言研究的心智取向，是语言学研究从外部言语媒介到内部语言机制的重要突破。

前苏联著名儿童心理学家维果茨基^[20](Vygotsky)提出的“社会历史文化”理论为现代认知心理学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维果茨基最早提出了外部动作“内在化”(internalized)为内部心理功能的观点。他指出，内在化是一个外部动作转换成内部心理功能的过程。儿童倾向于用别人对待他们的行为方式去对待别人。他们以成年人为榜样，逐渐发展自己独立完成某种任务的能力。他通过观察儿童对物体的分类，发现儿童的概念发展经过三个阶段：1) 主题概念阶段，例如，幼龄儿童会把猫和椅子分成一类，因为猫经常坐在椅子上，它们之间存在主题关系；2) 链条概念阶段，例如，6岁以下的儿童对积木分类时，如果首先是三角形的积木吸引了他的注意，那么接下来他仍然选择三角形积木，它们之间存在链条关系；3) 类似于成年人的抽象概念阶段。

维果茨基认为，语言和思维是同一现象的两个实体，具有不同的根源，其发展速度因人而异。思维和语言的发展曲线可能会“交叉再交叉”，但总是不同向。思维之源是儿童的生理发展，而语言之源则是他的社会环境，然而一旦儿童意识到每一个物体都有一个名称时，语言和思维就会交叉。当儿童意识到物体都有名称之后，他们的思维和语言就不可分了。所以“概念”的萌生是语言和思维交叉的前提，也是人类为了生存而认识和表达我们生活的世界的结果。

2.2. “心同所感”之“图式”储存： 环境与心智的相互作用

与维果茨基同时代的另一位儿童心理学巨擎是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Piaget)。他认为智力与其它生理机能一样，都是进化顺应的产物。生理和进化是最好的智力诠释视角。所以，他提出了内外因“相互作用”理论来解释智力发展，儿童的智力发展取决于内因和外因，即生理和环境两种因素。

根据皮亚杰^[6](Piaget, 1952)的观点，儿童智力发展存在着顺应和组织两个主要原则。顺应是由同化和调节组成的一个双分叉过程。例如，我们用嘴巴、牙齿、胃和胃液来摄入苹果并把它变成能被身体利用的原料就是顺应。他相信顺应现象同样适用于大脑运动，但大脑是综合的复杂器官，所以大脑顺应的最简单形式就是图式(schema)。例如，新生婴儿的吸吮、抓握和注视都是图式，他们通过动作图式逐渐了解世界。顺应是联系内外因的核心环节。在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过程中，通过同化、顺应和平衡，逐渐促进认知发展。

皮亚杰把儿童的认知发展分成四个阶段：1) 感知运动阶段；2) 前操作阶段；3) 具体操作阶段；4) 形式操作阶段。感知运动阶段由几个分阶段构成，分阶段包括由简单图式发展而来的复杂图式：首先为反射阶段，新生儿的反应是天生的、无意识的，然后逐渐发展为有意识的控制阶段，简单图式发展为二级图式；预操作阶段，幼儿的行为从依赖动作转移到利用动作的大脑表征；具体操作阶段，儿童在智力发展的三个重要领域取得了进步：守恒、分类、顺序性和传送性，但仍受制于现实具体场景；到了形式操作阶段，儿童已经能够突破具体场景的限制，可以把假设或更抽象场景中的物体对等起来。也就是说，儿童的智力已经发展到了抽象的概念系统阶段，为语言的发展打下了必备的认知基础。“图式”储存是大脑顺应环境的结果，往往发生在“概念”萌生之前，是产生“概念”的心智基础；二者都和儿童的感知运动经验密不可分。

2.3. “心同所感”之“记忆”操作： 心智对外部刺激信号的并联处理

奈瑟^[7](Neisser)于1967年出版了第一部《认知心理学》专著，标志着认知心理学的诞生。当代认知心理学目前有两大研究范式：一是符号操作系统又称串行处理模式(Serial Processing Model)，二是联通主义(Connectionism)又称并行分布处理模型(Parallel Distribution Processing Model)。符号操作模式把人的智能比喻成计算机，通过编程来模拟人类心智活动，在心理学和人工智能之间搭起了桥梁，促进了人工智能的发展。然而，其“一组过程每次只发生一个”的理论假设，自八十年代末以来受到了联通主义的有力挑战。

联通主义的核心是并行分布处理模型，简称PDP模型。1986年，Rumelhart & McClelland^[21]和PDP研究小组出版了专著：《并行分布处理：认知微观结构探索基础》(卷1)和《并行分布处理：心理和生理模型》(卷2)标志着人工神经网络在认知心理学领域的再次兴起。他们认为，大脑并不是把记忆储存于任何一个具体的神经元或神经元集合，而是储存在分散的大脑神经元整体。如果两个神经元同时激活，它们之间的联结就加强了，反之就削弱了；因此认知记忆储存在整个系统的网络模型中而不是某一个具体的分系统。所以，记忆激活的操作并不取决于时间顺序，而是多个刺激信号的同时激活，这更接近我们阅读时处理多义词的心理感受。心理语言学中的词汇提取模型和认知语言学中的一词多义现象都很好证明了联通主义的解释合理性。

2.4. “心同所感”之“模式”识别： 日常认知习惯驱使

认识我们熟悉的事物，是人类令人称奇的能力。这种能力在认知心理学上被称为模式识别。模式是指若干元素按一定的关系集合而成的某种刺激结构，如物体、图像、声音等。模式识别是“把输入到刺激的信息与长时记忆中的信息进行匹配，并辨认出该刺激属于什么范畴的过程”(梁宁建，2003：65)^[5]。模式的特点是具有独特性。模式识别是人类基本认知能力，但同时又依赖于人的经验，其过程包括分析、比较和决策三个阶段。认知语言学吸收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提出三种模式识别理论：格式塔理论(Gestalt theory)、典型视角(canonic perspective)和原型匹配(prototype matching)。

格式塔心理学(KÖhler，1947)^[22]研究人们如何对视觉刺激进行组织和分类。早期的格式塔心理学家认为，模式结构涉及到这样一个事实：所有的刺激信号共同产生的印象远远大于所有感觉信号之和。这可以很好地解释复合名词和习语的意义不同于其语言构成要素简单相加之和。视觉模式的感知是根据接近原则、相似原则和自然结构来组织的。格式塔理论(又称完形理论)还对认知语言学中的概念结构、图式和框架等核心概念的形成与理解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近年来认知心理学已经转移到和复杂模式识别有关的内在结构和过程研究，如典型视角。所谓典型视角，是指最佳呈现一个物体的视野或者是当你回忆一个物体时首先出现在你脑海中的图像(Solso, 2004: 114)^[15]。例如，关于一个茶杯和茶杯碟画面的典型视角很可能是正侧面，但决不可能是空中的鸟瞰视角。认知心理学家认为，典型表征是通过体验一个范畴中很像的成员形成的，尽管有人认为很像的成员只代表一种理想化的形式，它只是人们集合潜意识的一部分。Palmer，Rosch & Chase (1981)^[23]关于马和其它物体名称确认的试验结果显示，典型视角的物体被确认最快，越典型反应时间越短，非典型物体反应时间较长。通过对世界的无数次印象，我们形成了关于某一类物体的大脑图像，而关于这种物体的典型(epitome)就贮存在记忆中，所以典型视角具有一般性。绝大多数概念是与典型视角一起被储存在人脑记忆中。概念和典型视角在记忆储存中的联接性也是语言文化差异的认知原因，如中美文化中的龙、狗涵义不同；标记性句子结构、英汉时空结构的顺序不同、双宾语结构透明度不同等语言现象的认知动因。

原型匹配是针对模板匹配(template matching)的不足而提出的模式识别理论。原型“不仅是刺激集合的抽象，也是这一模式的典型或‘最好’的表征”(Solso, 2004: 5)^[15]。原型并不代表任何特殊的、具体的事物，反映的是某一类事物所具有的共同基本特征。我们身边到处都是原型匹配的证据。例如，人脸有不同的形状、肤色和五官特征，但其原型是人项上带有五官的扁平器官。根据原型匹配理论，所有的外部刺激都是以原型的方式储存在长时记忆中，任何一个具体事物也都是按照原型及其系列变式储存在人脑中。因为原型是一种抽象化内部表征，所以并不要求与外部刺激严格匹配，近似匹配即可。和模板匹配相比，原型匹配既减轻了记忆负担，又使模式识别变得更加灵活。认知心理学的原型匹配理论对经典范畴理论是一个沉重打击。基于范畴观的变化，它对语言学中的意义、所指、词性的分类以及句法结构的分类都有重要的研究指导意义。

2.5. “心同所感”之生理基础：神经元与语言区

美国语言学家兰姆^[4](Sydney Lamb)是神经认知语言学的创始人。他于1999年出版的《大脑的路径》一书标志着神经认知语言学走向成熟。兰姆将语言现象和语言系统分开，语言系统的生理载体是大脑的神经网络系统，而语言现象的载体则是语音和文字。人脑中的神经由大量的神经元构成。神经网络系统是由数亿个神经元连通而成的有生命的关系系统。语言关系网络由连元(nection)连接而成，不同的连元还可以组合成并列、选择或反义等不同关系的组合。这三种基本关系各自又有不同的变体。这些基本关系都可以在生理神经元的功能构造和激活操作中得到支持。人体中的钙、镁、纳和谷氨酸盐等元素可以触发(fire)神经感受器，激活神经元之间的联系(Gazzaniga et al., 1998)^[24]。神经刺激越多，神经末梢的基因重量改变就越多，建立的神经联系就越牢固(Lakoff & Johnson, 1999)^[9]。这就是人脑在与外部世界的互动中形成图式、概念等范畴的生理基础。

早在19世纪，临床医学发现人类语言和大脑机制有着密切的关系。1861年，医生布罗卡发现言语构音能力位于大脑左半球的额下回后部，现称为布罗卡(Broca)区；1874年医生韦尼克发现听觉性言语障碍是由大脑左半球上回后部损伤引起的，现称为韦尼克(Wernicke)区；而作为思维基础的概念则分布在大脑的各个部位(Barsalou, 1992)^[25]。神经认知语言学在语言学和神经科学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把语言学和科学联系起来。而神经认知科学，又称大脑生理学，是基于解剖和图像扫描等手段研究人脑认知活动神经通道和机制的科学。神经认知科学为验证神经认知语言学提供了技术手段。神经网络联系是语言概念结构和图式内在逻辑的生理基础。人体与外界的直接互动及其在人脑神经网络的内在化是人类语言知识的主要来源。

3. “感同身受” ——认知语言学的解释自然性

以与西方传统哲学不同的体验哲学为基础的认知语言学对语言的解释非常自然。体验现实主义(embodied realism)、认知下意识(cognitive unconscious)、体验的思维(embodied mind)和隐喻性思想(metaphorical thought)构成了体验哲学的核心内容。运用基于体验哲学的认知语言学理论解释语言时，“感同身受”的效果始终贯穿其中，其实质就是感知运动经验在语言各个层面的体验。下面从体验哲学的视角探讨它们“感同身受”的内涵和语言解释自然的深层原因。

3.1. 体验的现实主义

长期以来，外部现实主义(external realism)在客体和主体之间创造了一个无法逾越的本体论上的鸿沟。其要点就是有一个独立于我们的理解而存在的客观世界，有关理性的概念和形式特点不是由我们的身体和大脑决定的，而是由大脑中那个至高无上的“外部世界”所决定的。古希腊哲学是以形而上学为核心的，最求客观的、普遍的真理；中世纪时期终极真理被认为掌握在神的手里；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期，虽然笛卡尔提出了“我思，故我在”(Je pense, donc je suis.)，首次强调了“人本”因素，但仍然是指理性的人；康德哲学的研究中心依然是“理性”而不是“人”；黑格尔论述的绝对理念也与现实中的“人”相差甚远。他们的共同哲学观点就是坚持主体和客体的二分，占据哲学认识论中心位置的是精神、意识和思想而非真实的人，一味追求客观主义的形而上学本质。(王寅，2012)^[3]梅洛庞蒂倡导的知觉现象学指出心智的根源在于身体，施密茨建立的新现象学提倡人们从知觉和情感的角度来研究人。普特南(Putnam)提出了内部现实主义(Internal Realism)，认为应当从人的主观视角来研究现实主义。

著名体验思维哲学家杜威(Dewey, 1987: 269)^[11]认为“既然思维形成于与世界的交换并注定面向这个世界，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看成‘自给自足’和‘自我封闭’的东西。”巴雷拉(Varela, Thompson & Rosch, 1991)^[26]等人的研究成果证明神经生理学决定一个有机体对颜色体验的本质，如果有机体的神经生理结构不同，那么它们对颜色的体验也不同。他们认为认知是体验的，因为它不是产生于一个复杂的、冗长的认知程序，而是来自于动态的舞蹈(dynamic dance)，其中我们的身体、感知和世界互相指导舞步。

认知科学的诸多成果已经揭示理性是体验的，这对于理解思维和世界之间的“适配性”(fit)提供了全新的视角，莱柯夫和约翰逊把这种观点称为“体验现实主义”(embodied realism)，并指出“我们在一个情景中认为真实的东西取决于我们对那个情景的体验理解”(Lakoff & Johnson, 1999: 102)^[9]。莱柯夫和约翰逊基于这些观点建立了“体验哲学”(Embodied Philosophy)，其主要原则体现在认知的无意识、体验的思维和隐喻性思想三个方面。体验哲学是对普特南内部现实主义的发展，与西方传统分析哲学和乔姆斯基自动心智的观点相反，是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也是认知语言学解释自然性的总源头。

3.2. 认知下意识

杜威指出“思维远远多于意识，因为意识是持久的甚至变化的背景基础上的前景。”(Dewey, 1987: 270)^[11]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认知科学的第一个重大发现就是大多数的思维是下意识的。如果把认知比作一座冰山，那么认知下意识就是冰山下面的巨大部分，而认知意识(cognitive awareness)只是上面可以看见的一小部分。“认知下意识占全部人类思维的95%，甚至更高。即使如此，这95%的认知下意识还塑造和构建所有意识思维”(Lakoff & Johnson, 1999: 13)^[9]。

认知下意识非常重要，其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四点：首先，它具有塑造功能(shaping function)，塑造了意识思维的基础，被称为塑造意识的“无形之手”，没有它就没有意识思维；其次，如果不依赖一些关键的下意识概念，例如“自我”这一内在结构，我们人类一天也过不下去；第三，所有和语言处理有关的各个方面，如语音、音系、形态、语法、语义、语用和语篇等都包含在认知下意识中；第四，发现认知下意识的存在和特点给哲学研究带来了重大启示，如纯粹的哲学反思可达人类理解的深度极点只不过是一个幻想，也意味着纯内省方法研究语言的极大缺陷。

认知科学家已经发现了认知下意识的重要特点。譬如，它是自动的、下意识的，操作速度极快而无法聚焦；认知下意识是直接的、有意识的内省无法直接通达的思维领域，而这恰恰是认知科学研究的第一焦点；认知下意识活动多且结构复杂，它不仅包括我们自动的认知操作，还包括我们所有的隐含知识；大部分的概念系统也都存在于这一思维领域，包括基本层次概念的“客观实体”和较高层次的“抽象实体”，前者如树木、桌椅，后者如自豪、痛苦等。认知下意识在日常生活中真正起认知功效，同时在概念化和推理中起中心作用，具有目的性、表征性和命题性的特点，如概念框架、空间关系概念等。认知下意识具有概念和神经两个层面的结构。总之，认知下意识是唯体验可通达的认知活动的地下基地。

对认知下意识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有关语言的深层次问题。例如，国内有学者认为用转换生成语法理论体系研究汉语问题显得很生硬。从认知科学的角度来看，我们认为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因为用直接的、意识到的规则来解释许多认知下意识领域的语言现象不适合，关键是人类对认知下意识并无直接通达路径。通过研究认知下意识，认知科学在我们如何概念化和思维两个方面得出了全新的结论：“我们只有一小部分范畴是通过有意识的范畴化活动形成的，但大多数是自动的、下意识形成的，是器官对外界作用的结果”(Lakoff & Johnson, 1999: 18)^[9]。此为“感同身受”源头之二。

3.3. 体验的思维

不同于西方传统哲学的“自动理性能力”观，体验哲学基于认知科学的发现提出了“体验理性”观，认为思维首先是体验的(embodied)。

锡伦(Thelen)对“体验”(embodiment)是这样定义的：“认知是体验的意思是认知产生于身体与世界的互动。从这个观点来看，认知取决于各种体验，而体验来自于我们身体特定的感知和运动能力；这些能力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和推理、记忆、情感、语言以及心智的其它方面形成网状的母体。”(Thelen et al., 2001: 1)^[13]认知科学研究发现人类的理性是动物理性，和我们的身体及大脑特点紧密相连。这是由人类的生活环境、人体和人脑结构所决定的。我们的身体、大脑和与环境的互动提供了大部分认知下意识判断的基础。架在外界事物和思维之间的两座体验桥梁分别是感知系统(perceptual system)和运动系统(motor system)。

莱柯夫说：“每一种生物都范畴化”(Lakoff & Johnson, 1999: 17)^[9]。为了生存和繁荣，从简单的阿米虫到最复杂的人类，动物各个层面都要进行范畴化(categorization)。范畴化的过程就是把人类的经验区分成可识别种类结构的过程。范畴化是思维的前提，它具有自己的特征：首先，在大多数情况下范畴化不是有意识理性活动的产物，而是我们体验方式带来的结果，也是由我们的身体和大脑结构以及与外界互动的方式决定的；其次，人体和大脑的结构决定了我们拥有范畴的种类和结构，例如我们的肌肉和运用力量方式产生了致使概念系统；再次，范畴、概念和经验具有不可分割性，因为人类是有神经系统的高级生物，所以我们的范畴实质上是我们经验的一部分。认知科学已经证明具有神经系统生物的范畴一般是无法超越其经验的。俄里根(O’Regan & Noe, 2001)^[27]认为经验本身是感觉运动事件知识的运用。

体验哲学称作的概念是“允许我们在大脑中呈现范畴的特点并对范畴进行推理的神经结构”(Lakoff &Johnson, 1999: 19)^[9]。人类概念化范畴的方式不止一种，最典型的莫过于“原型”。每一种原型都是一种神经结构，它允许我们的大脑进行和某个范畴有关的推理和想象活动。基于原型的推理构成了我们实际推理的一大部分。

范畴是我们日常经验的一部分，而概念是有关范畴和范畴推理的神经结构。人类形成了异常丰富的概念结构，它们来源于日常生活经验，同时对日常生活又极其重要。所以，概念是体验的；但绝不仅仅如此，更重要的是概念借助于体验方式的推理能力。例如，概念“控制”是我们掌控某一物体(如猎物)的感知运动经验的体验，其蕴涵是物体是被动的、弱势的、处于施事者的掌控中，而这一系统的体验结构可投射到抽象概念“局面”上，几乎所有适合“猎物”的经验结构都可以用来描述“局面”。例如，我们可以说“猎物凶猛，一旦失控，后果严重”，同样“局面严峻，一旦失控，后果严重”等等，这就是体验性概念的强大威力。换句话说，基本层次范畴加上与它们捆绑在一起的感觉运动经验投射到抽象概念是我们产生推理的主要方式，这就是体验性概念的第二点重要含义。此外，体验的概念在哲学上也动摇了西方传统先验哲学的基础。

巴雷拉(Varela)反对把认知看成计算而不是表征的传统观点，而是把认知看作“体验的行为”(embodied action)：“通过使用‘体验的’的这个词我们想突出两点：第一，认知取决于各种各样的经验，而这些经验来源于我们拥有各种感觉运动能力的身体；第二，这些个体的感觉运动能力本身内嵌于一个包括生理、心理和文化的宏大语境。通过使用‘行为’我们想再一次强调感觉和运动过程、感知和行动在我们已经形成的认知中是基本的、不可分割的。”(Varela, Thompson & Rosch, 1991: 72)^[26]。

体验的概念是一种神经结构，这种结构事实上是我们大脑感觉运动系统的一部分，因此许多概念推理都是感觉运动推理，例如，浇灌爱情、抗争命运、扩大影响等。其中，“浇灌”“抗争”“扩大”是感觉运动经验，是已经在大脑中建立了神经联系的结构，这种结构又被投射到抽象经验领域，在多次刺激下形成了相对固定的神经联系。所以，基本层次范畴的概念和抽象层次的概念都是体验性的。思维的直接体验性解释了为什么人类拥有独特的概念，而概念又有独特的结构，如空间概念的拓扑性和方向性、事件类型概念的运动控制结构，等等。德莱弗斯(Dreyfus)认为背景不仅仅是有技巧的身体活动条件，而且是思想的条件(Dreyfus, 2012)^[19]。

体验是理解真理的关键。如果没有理解，对于我们而言就没有真理。任何一个真理，它必须是用人类的方式概念化并采用人类所理解的形式，否则就没有意义。概念的体验性决定了真理也是体验性的，相对的。体验的真理要求我们放弃对任何情景都存在着一个独一无二的、正确的描写这样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因此，语言的理解是根植于生物体的身体特征的。一个句子对于生物体X是一个意思，对于生物体Y是另外一个意思，而对于生物体Z则什么也不是，取决于它们的身体带给它们的相应语言处理能力(Shapiro, 2011)^[17]。此为“感同身受”源头之三。

3.4. 体验的跨域映射——隐喻性思想

尽管我们的主观经验内容丰富，范围大，但是对它们的概念化、推理和形象化还需要借助于其它领域的、特别是感觉运动领域(sensorimotor domains)的经验(Gallese & Lakoff, 2005)^[28]。这种概念化的认知机制就是概念隐喻(conceptual metaphor)。概念隐喻使我们能够用感觉运动领域的物理逻辑来推理主观领域的经验，例如“抓住机会”就是用“抓住某物体”的物理体验和逻辑来推理主观抽象的“机会”，该感觉运动领域的系列结构和逻辑都可以用来描写“机会”，诸如“抓住机会”“失去机会”“抢走机会”“珍惜机会”“凭借机会”“机会得而复失”，等等。概念隐喻的实质是体验经验的跨概念域映射(梅德明，高文成，2006)^[29]。吉布森(Gibson)指出，在感官刺激中存在着比我们通常认识到要多得多、潜在可使用的信息，然而他更强调个体环境中的运动在感知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Eysench, 2001)^[30]。

“概念隐喻在思维和语言中都是很普遍的，如果不使用常规隐喻来概念化，我们就很难思考常见的主观经验。”(Lakoff & Johnson, 1999: 45)^[9]概念隐喻是跨概念域的映射，而概念域又是建构我们的推理、经验和日常语言的手段(Lakoff & Johnson, 1980)^[8]。概念隐喻中存在着一种“体验的背景映射”，例如“少就是低”，这种数量和垂直高度之间的对应关系来自于我们的生活经验，玻璃杯的水越少高度就越低。海德格尔(Heidegger, 1955)^[31]认为，作为背景的背景是整体的氛围、无处不在的光，或者是我们已然身在其中的世界，而且为了使我们能与客体打交道它必须参与。

概念隐喻又分为原隐喻(primary metaphor)和复合隐喻(complex metaphor)。原隐喻类似于“原子”，是构成“分子”复合隐喻的最小结构。原隐喻的形成往往经过最初的“混合”(conflation)阶段和后来的“区分”(differentiation)阶段(Johnson, 1997)^[32]。在婴幼儿时期，主观经验、判断和感觉运动经验通常混合在一起，无法区分，例如，爱就是被紧紧抱起的温暖。这样，两个概念域的联系就自动建立起来了，到了后来的区分阶段孩子们能够区分不同的概念域，但是跨概念域的联系却长期存在，概念隐喻映射机制就是这样形成的。所以说，原隐喻的产生过程是自然的、自动的和下意识的。概念域的神经联系使概念域之间的映射成为了大脑的功能之一。人类早期的生活经验的混合自动形成了数以百计的原隐喻。

原隐喻具有体验性、不可避免性和思维不可或缺性。体验性和不可避免性由原隐喻是认知下意识的一部分所决定的。认知下意识决定了原隐喻的自然性和自动性，通过神经网络的正常学习过程获得原隐喻，对此我们可能意识不到，但是我们没有选择。如果没有隐喻，我们很难思考主观经验和判断；关于主观经验的非隐喻思维，偶尔发生是可能的，但是它从来没有发生过(Lakoff & Johnson, 1999)^[9]。

福科尼尔和特纳(Fauconnier & Turner, 1994)^[33]提出了概念合成(conceptual blends)机制，这种合成的概念或是常规的或是原创的。格兰蒂(Grandy, 1997)^[34]认为每一个原隐喻都是简单的，是复合隐喻分子结构的原子组成部分。常规合成是两个或更多原隐喻放在一起形成更大复合隐喻的机制。例如，“合法婚姻是一座围城”这一复合隐喻是由“婚姻是一座城”“合法性是围墙”“夫妻双方是城中的人”“夫妻双方以外的人是城外的人”“婚姻的建立是进城检查”“婚姻的解除是出城检查”等原隐喻构成的。

隐喻具有神经解剖学基础，而这种基础又构成了隐喻的蕴涵。Narayanan认为(Narayanan, 1997)^[35]所谓隐喻蕴涵就是指神经层面的激活与结果。概念域甲和乙相连，而概念域乙又和神经簇丙相连，甲会导致乙激活，而乙将导致丙激活，其中前一段是字面蕴涵，后一段就是隐喻蕴涵。隐喻蕴涵所在的神经簇有多条通道和不同的概念相连，例如，“吃饭”会激活“饭碗”，而“饭碗”会激活“金饭碗”“银饭碗”“保饭碗”“打破饭碗”，等等。

概念隐喻是连接我们认知下意识和思想的核心机制。它具有三个重要作用：第一，概念隐喻可以构成更大的复合隐喻，形成一个等级系统，构成我们整个概念系统很大的一部分，时刻影响我们的思考和关注焦点；第二，概念隐喻不仅仅是用来谈论某个主题，而且用来推理，当它和其它概念结合会产生更形象、更广泛的映射推论。例如，“在办公室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要时刻小心中弹”，就是从“战场”的角度来概念化“职场”的，会产生很多有趣的映射推论，这也是概念隐喻强大和有魅力之处；第三，概念隐喻虽构成概念系统，但远远超越概念，它会带来物质文化的后果，例如“简历”就是“人生是旅程”这一概念隐喻给我们带来的重要人生记载和物质文化成果。“没有隐喻，抽象思维最终是不可能的。”(Lakoff & Johnson, 1999: 59)^[16]原隐喻是认知下意识的一部分，认知下意识决定了原隐喻的自动性和自然性。此为“感同身受”源头之四。

4. 结语

眼睛作为感知系统的主要器官之一，是和我们人体密不可分的，它的高度、位置、视网膜的神经结构以及人脑的神经结构都决定了“眼睛”和“身体”形成了人类独特的认知方式。“眼体合一”的生理事实决定了认知语言学的心理真实性和解释自然性密不可分，是一个在进化中形成的高度融合的匹配体。“眼体合一”决定了“心同所感”和“感同身受”的有机统一，无论是认知科学的成果还是体验哲学，其实质就是存在于认知下意识的概念系统的感知运动体验性，而概念的体验性也决定了隐喻性思想的自然性和真理的体验性。心理真实性是基础，解释自然性是升华，二者不可分割。正如同克拉克(Clark, 2008)^[3]所指出的，人体不仅仅是思维的容器，而是大脑产生认知的伙伴。人体和大脑在认知活动中既有分工又共享它们不能独自完成的过程。人体可综合感受被动力学，构建信息，并决定独一无二的感觉确认；而感觉确认又帮助创造感知经验。

5. 致谢

感谢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建设性修改意见。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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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S

^*本文是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项目“基于语料库的英汉语认知对比创新研究”(11YS163)的部分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