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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经济民族主义是民族主义的一个衍生概念。既民族经济利益至上的民族主义诉求。所谓民族主义，其实质是一种民族利益至上主义。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历史时期，其表现方式及内容均有很大的不同。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救亡图存主义^[1]，因此，它在经济层面则表现为挽救民族经济危机，抗拒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侵略，挽回民族利权，振兴工商业，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系列主张和思想内容。

近年来有关民族主义的研究已产生了一批成果，有关经济、文化等内容均有涉及。不过，有关近代民族主义的问题较为复杂，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故每位学者讨论起来，都会有自己的视角。本文所讨论的，即为1860~1912年间经济民族主义的相关思潮及主张。也就是指在西方近代话语下的经济民族主义思潮及相关主张，兼谈其当代价值问题。

2. 晚清经济民族主义的产生

关于晚清经济民族主义的产生，我们认为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对西方工商立国的体认，甲午战后清政府出台的振兴工商业政策等内容，是其产生的基本原因。

2.1. 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催发近代经济民族主义的产生

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国家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在这些条约的桎梏下，清政府被迫为外国增开商埠，洋货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对传统社会经济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1870年至1894年的25年中，清政府有20年面临严重的贸易入超局面^[2]。对此，薛福成尖锐地指出：“此皆中国之利，有往而无来者也，无怪乎近日民穷财尽，有岌岌不终日之势也矣。”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不仅控制了我国关税、财政和经济命脉，还控制着我们的商品和原料市场。为了便于向中国输出商品和掠夺原料，他们在中国建立了一批为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服务的运输业、银行业、加工工业、租界公用事业等近代企业。

随着这些侵略势力的加强，商品输华的数量迅速增加，输入的品种也有显著变化，其中除鸦片外，棉纺织品的输入占第一位，石油和钢铁等工业品的输入也在迅速增加。中国的市场，已逐渐为洋货所占据，除棉纺织品为大宗外，药材、颜料、瓶盎、针纽、肥皂、灯烛、钟表、玩器等杂物更是“耗我资财，何可悉数”^[3]。

资本主义侵略者在向中国大量倾销商品的同时，还疯狂掠夺中国的原料。中国的出口货物，原先以生丝、茶叶为大宗；到19世纪80年代以后，茶叶市场被英国和日本抢夺而开始下降，生丝的出口却在迅速地增长。其他原料如棉、豆、毛等的输出量，也都迅速提高。在此种情势下，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日益发生变化，城乡手工业日趋没落，农产品日益商品化，越来越多的农产品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陷于破产，封建时代的耕织结合的自然经济基础已遭到了明显的破坏。“中国通商而后，彼易我银之货税益增，我易彼银之货岁益减，……于是进口货之银浮于出口货之银，岁不下三千万，积三十年，输彼之银，奚止亿万，宝藏未开，矿山久闭，如是银何不罄，民何不贫哉？”¹对于近代经济生活危机，许多思想家把民穷财尽的原因归结为中外贸易的逆差，西方工商业的强势以及中国的商业不兴，产业不昌。

晚清社会经济随着列强对华政治经济侵略的加剧而日渐步入殖民地经济的深渊，国民经济各部门渐次面临全面崩溃的局面，人民生活无比困苦。近代思想家们在承认中国落后于西方的痛苦现实的基础上，殷切期盼中国能赶上和超过西方。这种深沉而强烈的赶超意识，是晚清经济民族主义产生的内在动力。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既提出了勇于正视中国落后于西方事实的“四不如夷”，陈虬在《变法》一文中更提出“裕财用”、“兴制造”、“奖工商”、“讲懋迁”、“开新埠”、“抚华商”等六项“欲与泰西争衡”的具有经济民族主义色彩的建议。表明在面临严重社会经济危机关头，思想家们在思考经济方面的应对措施了。

2.2. 对西方工商立国的体认成为晚清经济民族主义的思想基础

晚清思想家们首先认识到西方国家立国基础在于工商，发展工商业对一个国家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较早对西方有所认识的王韬就把商业看作是西方国家生存的根本。他认为西方人“其国地小民聚，事易周知。然所恃不专在国也。属埠之在他地者非一处，皆以舟车为联络。贸迁货物，便于转输，故国易于富。然一旦生事，通商之路绝，即生财之源涸，故其贫亦易。”²马建忠也认为，英、法、德、俄及英属之印度，“无不以通商致富”，考察他们的求富之源，“一以通商为准”。³薛福成同样认为西方“平时谋国精神，专在藏富于商”，所以才能“其爱之也若子，其汲之也若水。盖其绸缪商政，所以体恤而扶植之者，无微不至，宜其厚输而无怨也。”⁴此后又有宋育仁说：“外国以工商立国，工之制器，待商而行，商之牟利，宜于远适。故其工作服用，凡以备行客所需，无不周备精良，沿为风气。”⁵

其次，晚清思想家认识到西方列强使用种种手段为其国商业利益服务。郭嵩焘亲眼看到西方国家对于本国人的商业活动“用其全力以护持之，岁记其所需，以为取民之制。大兵大役，皆百姓任之，而取裁于议政院。”国家与其人民的关系是“交相维系，并心一力，以利为程。所以为富强者，民商厚积其势，以拱卫国家。”⁶薛福成在《筹洋刍议》一文中指出西人政府为本国商业对中国的扩张大开其道，提供政策性支持，“总之洋商于已得之利，则习而忘之；未得之利，则变幻百出以图之。充其无穷之欲壑，虽尽去商税，犹未以为足也。众商日聒之领事，领事日唆之公使，公使非不知事之难行，姑肆其恫喝，以尝试中国。幸而得请，可以要誉市恩；万一中国必不能允，彼亦有辞以谢众商矣。然则应之者，在洞烛其情，始终勿为所摇而已。”^[4]而郑观应则更清楚地指出西人以商富国强国，国家政策为商服务的本质，“各国并兼，各图己利，藉商以强国，藉兵以卫商。其订盟立约，聘问往来，皆为通商而设。英之君臣又以商务开疆拓土，辟美洲，占印度，据缅甸，通中国，皆商人为之先导。彼不患我之练兵讲武，特患我之夺其利权。凡致力于商务者，在所必争。可知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安得谓商务为末务哉！”^[5]认识到西方各国的对外扩张，其本质都是为了商业扩张，“藉商以强国，藉兵以卫商”。总之，近代思想家对于西方工商立国的体认成为晚清经济民族主义的思想基础。

2.3. 甲午战后清政府出台的振兴工商业政策优化了经济民族主义的生成环境

甲午战后，中国的民族危机达到空前严重的地步。民间有关“设厂自救”、发展工商实业的社会舆论日益高涨。清朝统治集团内部的一部分人对此也深感忧虑，他们呼吁政府采取对策，认为只有保护华商，迅速发展本国的工商实业，才能有效地维护利权。清政府面对严峻的社会现实不得不在经济政策上进行一些调整，经济政策出现保商护商的成分，这是清政府对于新的社会现实做出的无奈而笨拙的应变，但在客观上优化了经济民族主义的生成环境。甲午战争以后，清政府有以下举措：

第一，建立职能机构，加强对实业的提倡与管理。从中央到地方建立起一整套的管理工商业的职能机构。1896年2月，令各省于省会设商务局；1898年8月，在京师设立农工商总局，又令各省迅速设立农工商分局，置造机器。后又在京师设立矿务铁路总局、京师及各通商口岸邮政局等工商机构。 1903年9月，光绪谕令设立商部。商部的设立，标志着对清末振兴工商业重要作用的认识的提高。1906年11月，清政府再次改革中央官制，将工部与商部合并，改为农工商部，又从商部分出邮传部，管辖轮船、铁路、电线、邮政。农工商部。清末工商管理机构的职责逐渐向为资本主义工商业者财产权利提供服务的方向转化，这也表明清政府此一时期以“重商”为主导的经济思想。

第二，制订相关法规及各项章程，改变工商业发展无法律保障的局面。为了提高工商业者社会地位。清政府制定颁行了若干奖励商人的章程，有1898年总署议定《振兴工艺给奖章程》，这是第一次从法律上提倡、保护和嘉奖从事科技及兴办各种实业。此后陆续颁布的奖励章程还有1903年商部制定《奖励公司章程》、1906年商部颁布《奖给商勋章程》、1907年农工商部颁《华商办理农工商实业爵赏章程及奖牌章程》、《改订奖励公司章程》等。此外还通过颁给“商勋”⁷的办法奖励投资实业数额较多的、对生产与工艺发展做出杰出贡献的商人。商部还于1906年制定颁行了《出洋赛会章程》，鼓励华商参加国际商品博览会，并给参展商品以免税的优惠，农工商部也在国内倡导举办展览会。

从1902年到1911年，清政府拟定的有关近代企业方面的经济法律、法规、章程、则例、办法等，约有62项。^[6]其中以企业制度类的《商人通例》、《公司律》、《商标注册试办章程》、《破产律》较为重要。1904年1月，《商人通例》和《公司律》获准颁行。《商人通例》共9条，规定了商人的身份、权利与经商规则。《公司律》从法律上确立了工商业者兴办实业受国家保护，其应得利益他人不得随意侵犯，并给予商办公司与官办、官商合办公司同等的法律地位，反映了清政府支持发展民营工商业的愿望。

为了满足广大商民的要求，清政府于1904年初颁行了《商会简明章程》，规定在各省城或通商大埠设立商务总会，府厅州县设立商务分会，镇则设立商务分所。除商会之外，清政府还曾颁行有关章程，倡导成立商船公会、农会、工会等。1910年商部拟定《工会简明章程》通令各地成立工会，任务在于调查研究原料、产品情况；在工业界内行使调节与维持的功能；集资并举办新产品生产等。

在开矿和铁路以及金融等方面，清政府也采取了许多新政策。1898年颁行《矿务铁路公共章程》22条，允许华商洋商会同集股，设立公司开采矿产，但要由华商领办。在金融方面，1904年商部颁布了《试办银行章程》，该章程共32条，仿照西方银行成例，对有关认股、设立分行、股东权限、发行纸币等，均作了具体说明和规定。1908年，度支部又定《大清银行则例》，规定大清银行改为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只限定由本国人购买，不得转售外国人。同年，还制定了《银行通行则例》15条，体现出政府允许银行独立自主经营的意识,是具有合理性的。

总之，甲午战后清政府出台的振兴工商业政策，大多体现了早期经济民族主义者提出的保商护商的建议，并在客观上优化了经济民族主义的生成环境，对于经济民族主义在现实生活中的践行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

3. 晚清经济民族主义的思想主张

鸦片战争以后，面对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先进的知识分子和士大夫们纷纷发抒对于国家命运的担忧，提出自己的经济救国方略。代表人物主要有王韬、冯桂芬、马建忠、薛福成、郑观应、梁启超、康有为、何启、胡礼垣、张謇、孙中山等等，他们可以被称为晚清中国的“经济民族主义者”，因为他们思想和行为的出发点在于抵御外国经济侵略、振兴本国工商业。“经济民族主义者”泛指所言所行以维护本民族经济利益为旨归的人。资产阶级改良派、维新派、革命派中的大部分人均可称为经济民族主义者。他们提出的较为响亮的口号有“寓兵于商”、“工商立国”、“商战”、“实业救国”等等，透过这种种的口号，我们可以看到其经济民族主义的底色。

3.1. “挽回利权”的经济民族主义之主张

晚清经济民族主义首先是外国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侵略的产物，其首要目的就在于抵制外国的经济侵略，实现经济兴国。而要迎战外国工商业的冲击，首先就要求挽回中国利权的损失，这是晚清经济民族主义者对外国资本主义的压制与掣肘所做出的最直接反应，是民族奋斗自立竞存的正确方向与重大使命。

1) 收回关税自主权的主张

随着西学知识的传入，晚清经济民族主义者形成了对关税自主权的正确认识，集中体现在对税则自定和行政自主两个问题的认识上。

19世纪中叶开始，中国被迫与列强订立了片面的关税协定，关税自主权落入到所有与中国通商的资本主义国家手中。

经济民族主义者对片面的关税协定的不平等性和危害性的认识日渐深入，他们积极主张自定税则。认为，关税税则的制定是一国的内政，他国无权干涉。郑观应谈到当时各国的关榷公例时说：“至于税则，随各国自定，而他国不能置议，欲增则增之，欲禁则禁之，以其货为内政而不妨由己订也。”^[5]陈炽也强调：“税则者，国家自主之权也，非他国所得把持而搀越者也。”⁸

合理税则对一国经济发展意义重大。郑观应认为关税可为本国商贸服务，作为调节贸易活动的杠杆，他说，“各国之税，无不随时变通。大约本国所必需之物，其税必轻，或免税以招徕之。夺本国土产之利者，其税必重，所以保本国之利。凡无益于日用之物者，其税必重，以其靡费于无用之地，欲民间恶而绝之。凡物有害于民生，如鸦片之类，不准入口。”^[5]陈炽也强调合理的税则对一个国家发展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税则者，商务盛衰之根本也。均是物也，我之税重而人之税轻，则我之成本昂而人之成本贱矣。其价均也，则人之获利多而我之获利少矣。其价不均也，则人之货销路畅而我之货销路滞矣。此亦自然之理，必然之情，不得不然之势也。”⁹

基于以上的认识，经济民族主义者们纷纷提出修改税则，收回利权的建议。马建忠主张修改税则，轻征出口税，重征进口税，以保护本国商品：“外洋恤商之策，首在于重征进口货，而轻征出口货。中国之税反是。是宜及时按茶身之高下，以科税则之轻重。厘金亦视此递减。税轻厘减，则价贱，贱则出口货增，出口货增，则税厘更旺。盖日计不足，月计有余。初若少收而见绌，终必多报而见盈。”¹⁰系统地提出了利用税收为杠杆，调节进出口货的比率，限制外国商品的输入，刺激国内工商业发展的主张。他把实行保护关税政策看成是“中国转亏为盈，转弱为强之基”，认为采取了这种关税政策，则中国“商民可富,饷源可充”。¹¹

关于海关行政自主权，郑观应分析了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各口海关税务司、帮办都由外国人担任，洋员“假手他人，袒护彼族”^[5]的状况，指出：政府应采取措施，使这些职务“皆渐易华人”，才能实现“千万巨款，权自我操”，强调此乃“国体所保全者为尤大也!”^[5]陈炽也对总税务司及海关由洋员把持痛心疾首。他说，“天下事，利之所在，即权之所在，不可轻以假人者也。乃有非我族类，久假不归，盘踞要津，根深蒂固，海关厘税，岁入三千万，仰其鼻息以为盈虚，引党类数百人，糜工资二百万，渐而阴持朝议，显绾邦交，偶或侵之，颠蹶立至……阻挠税则，左袒西商……”¹²并提出建议，“宜令使臣商其政府，总税务司之任，添派一清正之大臣，显予褒封，阴收其柄。各关税司扦手，选派华员之稳练而西文精熟者，共事其间，恩赏工俸三年，俾资教习。一年而后，概易华人。惟彼则颁给俸糈，宠以名爵，衡情据理，期在必成。”¹³谭嗣同也明确提出废除协定关税，夺回海关行政权，实行“出口免税，入口重税”的保护关税政策，并呼吁“废除协定关税，夺回税务司包办海关之权”。¹⁴

上述观点虽表述方式不同，但主张国家关税自主，要求收回关税自主权却是共同的。

2) 坚决废除“片面最惠国”条款的主张

清政府与各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对中国经济造成极大威胁的还有最惠国条款。由于中国长期积弱不振，不平等条约中的最惠国待遇对中国的危害是极其严重的，这种危害体现在政治和经济等各个方面。从经济上说，中国如欲提高关税收入则已受协定关税的限制，若中国或主动或被动地给某国以某种优惠，列强均可一体均沾。中国近代的最惠国待遇还制约了中国与各国单独“协定”关税的权利和活动。这些都给中国的外贸和经济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害。晚清经济民族主义者对此有较深的体会，故纷纷从商利的角度谴责其对中国的巨大危害，主张尽早修约，取消此类“利益均沾”条款。

湖广监察御史李璠在1878年发表议论认为，“利益均沾”使各国获得交纳同样低的关税税额的权利，严重影响国家赋税的征收和本国工商业的发展。“今中外税则已定，不能骤变，条约又有‘各国均沾’等语。于是日用之需，及奇技淫巧之物，纷至沓来。下则工贾吃其亏，上则税厘受其害。今日求开口岸，明日求免厘金，一国既去，一国又来，循环无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将有不胜其扰者矣。此中国通商受害之实情也。”¹⁵

郑观应对不平等条款有本质的认识：“各国初订通商条约，措辞皆言彼此均沾利益，其实皆利己以损人也。骤观之几莫能辨，惟强与强遇，则熟审两国所获之利益足以相当，而后允准。否则不从。若一强一弱，则利必归强，而害则归弱，甚至有不谙他国强弱之势，而误以弱为强，甘受其制，而因受其害者。故洋务不可不明也。”^[5]认为最惠国条款的制订应依据双方的国力，以有利于本国商业发展为宜，弱国与强国签订此条款只能自取其害。

“利益均沾”只能使列强受惠，中国受损，而且中国无法实现对等的权利，郑观应对这种情况有清醒的认识：“我国之货到彼国，则任彼重征；我国之人到彼国，则任彼抽税。较之日本与外国更修条约诚有天渊之隔。”^[5]认为列强虽然享受最惠国待遇，但其对中国商人却并不以对等之礼相待。

鉴于当时的中国无力废除不平等条款，只能采取渐进变通的方式，为此，薛福成建议“今欲顿弃前约，彼必不肯从也，是莫如存其名而去其实，使彼相忘于不觉”，主张采纳总税务司赫德的建议，拟定各国通行的约本，另设一个汉文条约模式，凡有外国订约者，就按照通行的条约处理。薛福成认为，“此诚省事之良法也，‘利益均沾’之文不必去，而此弊自去矣”。¹⁶

3) 废除外国沿海及内河自由航行停泊权利的主张

列强获得的在华沿海及内河自由航行停泊的权利也是中国丧失的利权中至为重要的一项。“凡一国沿海甲口岸与乙口岸间之航行，如上海天津间航行，名曰沿海贸易，其深入内江内河者，名曰内河航行。依照国际惯例，凡本国沿海贸易及内河航行，向归本国船支专利，外国商船，不得加入。”¹⁷在华列强依据这个特权，全面攫取中国江海航运的利益，这主要体现在：原来航行于江海的沙宁帆船因不能与迅速安全且取价较廉的外轮竞争而停业，我国沿海内河航行权逐渐沦于洋商之手；原为中国沙船、钓船所得的水脚¹⁸，日益增多地流入洋商的腰包。在中国的土地上，中国商船反而必须费尽心力地与洋船竞争。

郑观应从主权的高度认识到丧失此项权利的极大危害，大声疾呼收购外轮以争回内河航行权。他说：“宜俟中西约满之时，更换新约，凡西人之长江轮船，一概给价收回，所有载货水脚，因争载而递减者，酌复其旧，则西人罔敢异词，更于长江上下游间，日开轮以报市价。庶长江商船之利，悉归中国。”¹⁹从而收回内河航行权。

除此之外，近代经济民族主义者还强烈主张收回资本主义各国从中国攫取的所有的政治和经济特权。如商埠与领事裁判权、租界权、鸦片贸易合法权、“苦力”贸易权、投资设厂权、筑路开矿权、租借地权、财政借款权、关税使用保管权等。维护国家主权和人民的切身利益。

3.2. 振兴国家工商业的主张

经济民族主义者深刻反思中国社会积贫积弱的现实，认识到只有学习西方，振兴工商业，实现本国经济的振兴，才能有效抵制外国的侵略。为此，他们从各个层面发表了对民族经济振兴的观点和看法。

1) “商业立国”主张

王韬比较明确地提出“商富即国富”，须“恃商为国本”的观点，认为通商的益处有三方面：“工匠之娴于技术者得以自食其力；游手好闲之徒得有所归；商富即国富，一旦有事，可以供输糈饟。此西国所以恃商为国本欤？”²⁰他最早从立国路线角度考察西方诸国，把对外贸易看作是富国的唯一途径。认为中国如要富强，必须师法泰西，将商业作为国家的根本。

马建忠的思想更趋于理论化，他认为金银即货币是最理想的财富，西方国家经济发达的原因完全是由于货币这种理想财富发挥作用的结果。通商即对外贸易是一国的“求富之源”，他说，“尝居其邦而考其求富之源，一以通商为准。通商而出口货溢于进口者利，通商而出口货等于进口者亦利，通商而进口货溢于出口者不利。”²¹因此，“欲中国之富，莫若使出口货多，进口货少。出口货多则已散之财可复聚，进口货少则永散之财不复散。”²²他具有十分清晰的贸易顺差思想。

郑观应则提出“商战”这一响亮的经济民族主义口号，认为外洋以商立国，以商富国，商居于握四民之纲的重要战略地位。“商战”是西方列强对外侵略的重要战略手段，比“兵战”更为隐蔽，危险性更大。他说：“彼之谋我，噬膏血匪噬皮毛，攻资财不攻兵阵，方且以聘盟为阴谋，借和约为兵刃。迨至精华销竭，已成枯腊，则举之如发蒙耳。故兵之并吞祸人易觉，商之掊克敝国无形。我之商务一日不兴，则彼之贪谋亦一日不辍。纵令猛将如云，舟师林立，而彼族谈笑而来，鼓舞而去，称心厌欲，孰得而谁何之哉？吾故得以一言断之曰：‘习兵战，不如习商战’。”

中国要抵制外国侵略，必须确立“商战”的战略方针，要采取各种积极的战略措施，为此，郑观应具体十大商战策略：“商务之纲目，首在振兴丝茶二业，裁减厘税，多设缫丝局，以争印日之权；驰令广种烟土，免征厘捐，徐分毒饵之焰，此与鸦片战者，一也。广购新机，自织各色布疋，一省办妥，推之各省，此与洋布战者，二也。购机器，织绒、毡、呢、纱、羽毛、洋衫裤、洋袜、洋伞等物；炼湖沙，造玻璃器皿，炼精铜，仿制钟表，惟妙惟肖，既坚且廉，此与诸用物战者，三也。上海造纸，关东卷烟，南洋广蔗糖之植，中洲开萄之园，酿酒制糖，此与诸食物战者，四也。加之制山东野蚕之丝茧，收江北土棉，以纺纱，种植玫瑰等香花，制造香水、洋胰等物，此与各种零星货物战者，五也。六在遍开五金、煤矿、铜铁之来源，可一战而祛。七在广制煤油，自造火柴，日用之取求，可一战而定。整顿磁器厂，务以景德之细窑，摹洋磁之款式，工绘五彩，运销欧洲，此足以战其玩好奇珍者八。以杭甯之机法，仿织外国绉绸，料坚致而价廉平，运往各国，投其奢靡之好，此足以战其零星杂货者九。更有无上妙著，则莫如各关鼓铸金银钱也，分两成色，悉与外来逼肖无二，铸成分布，乃下令尽收民间宝银、各色银锭，自不得不通用钱币，我既能办理一律，彼讵能势不从同，则又可战彼洋钱，而与之工力悉敌者，十也。”^[5]可以说，郑观应提出的十大商战策略，是近代最系统的商战思想，具有代表性。

薛福成提出商业的宗旨在于“彼此可共获之利，则从而分之；中国所自有之利，则从而扩之；外洋所独擅之利，则从而夺之。”^[3]明确了中国近代商业的发展方向与国家强盛的关系。

2) “实业救国”主张

陈炽在经济思想不限于重商，他更“重工”，强调实业的重要。首先，他认为商业的发展以农矿工等的发展为基础和前提，“商之本在农，农事兴则百物蕃，而利源可浚也；商之源在矿，矿务开则五金旺，而财用可丰也；商之体用在工，工艺盛则万物殷阗，而转运流通可以周行四海也。”²³其次，他认为，农矿工商的全面发展为养民之道和富国之源，“若生财之道，则必地上本无是物，人间本无是财，而今忽有之。农也，矿也，工也，商也。为华民广一分生计，即为薄海塞一分漏卮；为闾阎开一分利源，即为国家多一分赋税；为中国增一分物业，即为外国减一分利权。此伊古圣王生众食寡、为疾用舒之大道也。”²⁴第三，流通领域并不增殖财富,只有生产才创造财富。这一看法，意味着他的经济思想已转为深刻。第四，针对顽固守旧分子的机器“夺贫民生计”的论调，他指出机器可以增加就业机会。

甲午战后经济民族主义的代表人物如康有为、严复、谭嗣同、梁启超、张謇等，在产业立国思想上迈进了一大步，开始从以商为中心向以大工业为中心的振兴实业思想转变。康有为1898年正式提出了“兴实业”的口号，并且明确地把发展大工业看作振兴实业的主要内容，主张“成大工厂以兴实业”。他还要求清朝廷把“定为工国”作为自己的“国是”。^[7]这是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的国家工业化口号。“皇上诚讲万国之大势，审古今之时变，知非讲明国是，移易民心，去愚尚智，弃守旧，尚日新，定为工国，而讲求物质，不能为国，则所以导民为治，自有在矣。”^[7]

到了二十世纪初，晚清经济民族主义思想中的振兴实业的内容，达到了比较完备、比较成熟的阶段，对振兴实业的有关问题的探讨越来越多，较为系统的要数张謇的“棉铁主义”和“振兴实业”思想。在各种工业中，张謇尤其重视棉(纺织)和(钢)铁两种工业，提倡以棉铁两种工业为出发点和中心，逐步实现国家工业化。并且主要在践行方面，身体力行地推进近代中国的实业救国主张。

粗略地看，晚清经济民族主义思想对立国方针的认识大致经历了“商业立国”到“工业立国”两个阶段，体现了经济民族主义思想随着社会经济和时代的进步而有所发展的现实。

3) “进口替代”与“出口替代”主张

近代经济民族主义者们还提出了振兴工商业的具体办法。考察他们的具体言论，可以用一句当今使用的经济学术语“进口替代”与“出口替代”。²⁵来进行概括。

李鸿章在19世纪60年代就提出购置机器，改造土货的意义。他上奏说：“臣维古今国势，必先富而后能强，尤必富在民生，而国本乃可益固。溯自各国通商以来，进口洋货，日增月盛，核计近年销数价值已至七千九百余万两之多；出口土货，年减一年，往往不能相敌。推原其故，由于各国制造均用机器，较中国土货成于人工者，省费倍蓰，售价既廉，行销愈广。自非逐渐设法仿造，自为运销，不足以分其利权。盖土货多销一分，即洋货少销一分，庶漏卮可期渐塞。”^[3]

李鸿章在1865年奏设铁厂时指出，目前英国每年运到中国的呢布，多在3000多万银元，铜铁铅锡也达到数百万银元，侵夺了中国手工业者的不少利益。我们既然无法阻止洋货涌入，又不能禁止中国民众不用洋货，那么，“曷若亦设机器，自为制造，轮船铁路，自为转运？”^[3]李鸿章在这里实质上提出了类似“进口替代”现代化的策略。清朝末年，提出类似“进口替代”现代化设想的还有不少人。1878年，湖广监察御史李璠提出了更为全面的“进口替代”和“出口替代”有机结合的思想。他奏称，根据目前的情况，中国不可能重新关闭国门，与外国断绝来往。唯一的办法是“以商敌商”，鼓励沿海老百姓依照外国的做法，集资筹设公司，“前往贸易，收回利权”。李璠认为，“以商制敌，大要两端：外国所需于中国者，自行贩运；中国所需于外国者，自行制造，如是而已。”²⁶李璠的这句话，可以说是“出口替代”和“进口替代”现代化战略的最简略概括。

1879年贵州候补道罗应旒在给光绪皇帝的奏折中，也提出了与李璠相同的思想。他指出，中国要自操利权，必须采取两条对策。其一，“中国地土之利，西人之所垂涎者，吾自开之”。也就是要自行开采金银煤铁各矿，这样一方面可使国家收富强之效，一方面足以弭西人觊觎之心，侵夺之势，异日之患。其二，“中国所需于外洋者，吾自制造之，外国所需于中国者，吾自运贩之”。他认为“进口替代”的好处是“将来我增一物，彼即少一物之利，则漏卮自然可塞，国与民自然可富”；“出口替代”的好处是“使我之利不为彼夺”。²⁷所以，他强调，对于外国所需于中国的丝茶、大黄等物，应当自行加工，招商自运于外洋。

张之洞在1889年筹设炼铁厂折中主张用机器，制土货，他说：“窃惟通商以来，凡华民需用之物，外洋莫不仿造，穷极精巧，充塞土货。彼所需于中国者，向只丝、茶两种，近来外洋皆讲求种茶养蚕之法，出洋丝茶渐减，愈不足以相敌。土货日少，漏卮日多，贫弱之患，何所底止？近来各省虽间有制造等局，然所造皆系军火，于民间日用之物，尚属阙如。臣愚以为华民所需外洋之物，必应悉行仿造；虽不尽断来源，亦可渐开风气。洋布、洋米而外，洋铁最为大宗，在我多出一分之货，即少漏一分之财，积之日久，强弱之势必有转移于无形者。是以虽当竭蹶之时，亦不得不勉力筹办。至于开采铁矿，尤须机器西法，始能钧深致远，取精日旺。臣现已分向英、德两国聘募矿师来粤勘验，以便购机精采。倘物力稍纾，尚拟将民间需用各铁器及煤油火柴等物，悉行自造。”^[3]

1890年，马建忠指出，“治国以富强为本，而求强以致富为先”。并提出了三条致富办法，一是扩大出口，“精求中国固有之货，令其畅销”^[3]；二是减少进口，“仿造外洋之货，敌其销路”^[3]；三是自开矿山，“欲财常聚而不虞其或散”。这是对“进口替代”和“出口替代”思想的很好总结。

“进口替代”和“出口替代”的观念，确实是健全自身工商力量的有效而实际的思考。具体应该如何发展有利于出口的项目和替代外国商品进口的项目呢？首先，无论是实现“进口替代”还是“出口替代”均需要购置机器，改造土货。故经济民族主义者们一再提出要用西方新的技术、新的设备改造中国的传统行业。

陈炽指出：“西人当谓中国出口者皆系生货，生货者，材料土产是也……西洋进口者，皆系熟货，熟货者，货物是也。皆经工作所成，佳美精良，便于行用……中国出口之生货，皆以箱计，以石计，以包计，以百斤千斤万斤计，取值至贱，获利至微，盈舟溢屋，捆载而去。西人入口熟货，则以件计，以匹计，以瓶计，以盒计，以尺寸铢两、数目多寡计，一物之值贵至万千，一船之载总计至亿兆金钱而未已。”²⁸陈炽在这里实际上提出了通过改进技术，增加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的思想。

其次，经济民族主义者认识到只有国民经济各部门生产都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才能实现“出口替代”和“进口替代”。薛福成主张优先发展造船工业和交通运输业，更应该重点发展开矿、炼铁、炼钢以及军火等重工业部门。主张用“彼国开挖之器，兴中国永远之利”^[4]，郑观应更主张“宜设专厂制造机器，择现在已经用过之各机器，先行仿造；然后向外洋置备各种未经购用之机器，一一仿造。……各种机器自能制造，则各种货物亦自能制造。所造之物既便自用，且可外售于人，不致全以利权授外洋矣。”^[5]没有这些产业部门，就无法保证机械工业、轻纺工业的稳步、有力地发展。

3.3. 晚清经济民族主义之保商护商观念的滥觞

晚清经济民族主义的另一重要内容就是要求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随着列强对中国侵略的加深，经济民族主义者逐渐认识到，列强的侵略主要是以先进的工商业技术为主的经济侵略，获得最大化的经济利益是他们的最终目的。因此，他们以武力为侵略的后盾，外交上逼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为其经济侵略铺路。他们的政府对他们的工商界来说，是一个保护者的角色。中国面对此等情况，必须发挥政府的作用，对工商业实行保护性措施，才能发展民族经济，抵制外国的工商业入侵。如郑观应就提出国家政权应革除“困商之政”，实行“保商之法”，像“西人”那样“士农工为商助也，公使为商遣也，领事为商立也，兵船为商置也”。^[5]

具体应该怎样“保商”、“护商”呢？首先，他们主张政府应解除对工商业的垄断，实现“藏富于商”。他们首先指明了洋务企业弊端丛生的根子，郑观应概括为，“但有困商之虐政，并无护商之良法”，^[5]“官不能护商，而反能病商”。^[5]为此，他提出了在中国官商地位“相去悬绝”的情况下，立商部以保商，定商律以护商的极端重要性，即“仿西法颁定各商公司章程，俾臣民有所遵守，务使官不能剥商，而商总商董亦不能假公以济私，奸商默吏均不敢任性妄为，庶商务可以振兴也。”总之，“撤厘订税、恤商惠工诸政，为当今致富之急务，非此不足以补救万一也。”^[5]陈炽则强调定商律以护商的极端重要性。他说：“泰西各国皆设商部，另有商律，专主护商”，因为“国用出于关税，关税出于商人。无商是无税也，无税是无国也。”²⁹这实际上就是要求民族资产阶级取得自由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权利。

其次，他们要求国家政权对工商业活动及工商业者提供直接的保护，提出了奖励工商、官为之维持、裁厘金、改税则、设商部、定商律等等，主张全面推行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制度。

在制度层面上具体表现在，他们鼓吹设议院，兴商学，重奖励，设商部、商局、商务公所，以实现“上下之情通，官商之势合”^[5]。郑观应说：“今朝廷欲振兴商务，各督抚大臣果能上体宸衷，下体商情，莫若奏请朝廷增设商部，以熟识商务、曾环游地球、兼通中西言语文字之大臣，总司其事；并准各直省创设商务总局，总局设于省会，分局即令各处行商择地自设，总局则令各处行商，每年公举老成练达有声望之殷商一人为总办，由总办聘一公正廉明熟识商务之绅士常川住局，一切商情，准其面商当道，随时保护，如有要务，亦准其迳达商部大臣代奏，请旨准行，而后商情自不壅于上闻矣。”认为这样就能实现“胥吏无阻挠之弊，官宦无侵夺之权，厘剔弊端，百废可举，商人亦得仿照西例，承办要务，必将争自濯磨，使货物翻新，销流畅旺，上以仰承国家之要需，下以杜绝外洋之卮漏，安见商富而国不富耶？”^[5]陈炽认为面对中国官商隔膜的现实，如“不设专官以隶之，不设专律以防之，不定地方官吏之考成功罪以警之”，而要达到“恤商情”、“振商务”、“保商权”的目的，这无异于“缘木求鱼”。³⁰这些思想反映出民族资产阶级自发地要求必须变革封建上层建筑以适应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愿望。

康有为认为要惠商“宜特设通商院，派廉洁大臣长于理财者，经营其事。令各直省设立商会、商学、比较厂，而以商务大臣统之，上下通气，通同商办，庶几振兴。”^[7]康有为还论及专利一法劝工的可行性，“宜令各州县咸设考工院，译外国制造之书，选通测算学童，分门肄习，入制造厂阅历数年。工院既多，图器渐广，见闻日辟，制造日新，凡有新制绘图贴说，呈之有司，验其有用，给以执照，旌以功牌，许其专利，工人自为身名，必殚精竭虑，以求新制。”^[7]同时提及参加赛会对提高本国产品质量，以敌洋货的意义，“泰西赛会，非骋游乐以广见闻，发心思，辨良楛。凡物有比较，优劣易见，则劣者滞销，而优者必行。彼之货物流行中土，良由此法。今我并宜设立此厂，于是广纺织以敌洋布，造用物以敌洋货。”^[7]

金融财政层面上具体表现在，他们之中不少人都主张效法西方建立银行，发行货币，解决市场金融问题，以促进民族工商业的发展。黄遵宪肯定日本的私人银行和发行纸币的经验，认为：“盖货财以流通为贵，设银行以资周转，俾之无壅务匮，亦裕国便民之一事也……政府给以纸币，听之通行，其十分之四为真金，储之银行，名预备金。所发纸币，听人便宜随时交换，盖政府之意，增民间银行纸币，则减少国家纸币云。”³¹梁启超同样十分看重银行的作用，“善夫西人之政也，国家设银行，借国债，民有财贷之于官，官借之以兴工程，拓商务，以流通之于民，而国之富强遂莫与京。”^[8]

郑观应也提出设立银行的建议，并认为：“今之为计者，非筹集巨款，创设银行，不能以挽救商情，而维持市面也。”³²他还具体举出十个方面的银行之利，“聚通国之财，收通国之利，国家有大兴作，如造铁路，设船厂，种种工程，可以代筹”；可缓国家之急需，“随时通融”；国家借款“无经手中饱之弊”；国家“支应不敷，可以他处汇通”；金融界一时周转不灵，“银行可为转移，不至败坏市面，商务藉可扩充”；公款可以“寄存银行”，可以“岁计入息”；“官积”“民蓄”，可以“存款生息”，“出洋华商可以汇兑”，不被“洋人掣肘”；“市面银根短绌，可借本行汇票流通以资挹注”³³。

在财政方面，早期经济民族主义者提出仿效西方把财源中心移到工商业上，同时改革财政制度，采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财政原则和管理制度。王韬在1861年《理财》一文中就已提出“辟五金之矿，开炉鼓铸金、银、铜三品之钱，流通民间，以裕国用。”³⁴黄遵宪、薛福成都一反中国传统“量入以为出”的财政观念，介绍西方资产阶级“量出为入”的财政原则，黄遵宪介绍“西人治国”理财之道的六条原则中，便有：“权一岁入，量入为出；权一岁出，量出为入，多所非盈，寡取出绌，上下流通，无壅无积，是在筹国计。”³⁵又说：“泰西诸国必预计一岁出入之欵，量出为入，无所蓄积。”³⁶薛福成也说：“盖西国通例，量出为入，一岁中有额外用度，辄加派于各项中。”^[4]他们认为“量出为入”“民不甚以为病”，关键在“以其取之于民，而仍用之于民也”。正因为是“举一国之财，治一国之事，仍散之一国之民”，所以要学“泰西理财之制”，“预算之法”，“取之于民，布之于民，既工且明，上下孚信”，把财政从为封建君主所私的轨道，转到主要为发展资本主义服务的轨道上来。

在经营管理上，他们充分肯定西方民办公司的形式。王韬说：“中国商贾之道，实鲜善法。莫如仿西国法，设立公司，流通有无，以贱征贵，以近贩远，俾不至于有亏，而财源可以不竭。”³⁷“若开掘煤铁五金诸矿，皆许民间自立公司，视其所出繁旺与否，计分征抽，而不使官吏得掣其肘。”³⁸

由上述可知，中国近代思想家们对于涉及经济民生的重大问题都进行了思考，并提出了相关的解决办法，可以称得上是关乎国富民强的近代经济民族主义思想。主要表现为至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这一时段内的民族主义思潮，此后，规模宏大的群众性经济民族主义运动可以看成是此一阶段经济民族主义继承和发展。

4. 晚清经济民族主义之评价

晚清经济民族主义是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入侵而产生的关于发展本民族经济的一系列思想和行为的综合体，对它的评价可以从进步性和局限性两方面着眼。

4.1. 晚清经济民族主义的进步性

首先，晚清经济民族主义是正义的防守型的经济民族主义，它产生西方列强把中国卷入世界大潮并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之下。民族矛盾和社会危机日益激化，从而决定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必须在抵制西方商品倾销，保护国内市场，力图保持金银不致外流以缓和金融危机的基础上才能发展。因此，晚清经济民族主义思想带有明显的反对西方军事、经济侵略的特征。

如果说西欧经济民族主义天然富有向外扩张和掠夺的狂热，那么，晚清经济民族主义则有着强烈的反对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爱国主义的精神，致力于本民族的发展，根本目的在于抵制外国的经济侵略。晚清经济民族主义的特点是内敛性，而不是扩张性，是在自己的生存与发展遇到重重危机时的近乎于本能的反映，与西方经济民族主义的扩张性有着本质的区别。晚清经济民族主义所要求的，是对民族利益的正当保护，区别于西方试图用强权和损人利己方式来增进本国利益的经济民族主义。因此，具有鲜明的正义性，是民族竞存的正义的思想和行为。

其次，晚清经济民族主义的进步性体现在它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上。晚清经济民族主义理论颠覆了传统的“重农”思想，“重商”思想成为社会的普遍观念。它在社会经济上要向西方学习，接受了现代西方文明的洗礼，要求政府支持、干预，发展近代工商业。对社会重商观念的产生起到启蒙作用，从而为本国的经济现代化进程提供了持久的文化动力。晚清经济民族主义作为一种进步的社会思潮，在它的影响下，发展工商业逐渐成为晚清社会的普遍观念，资本主义成为合法的生产方式，并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承认了资产阶级的正式地位。晚清经济民族主义还促使人们时时关注国际社会形势发展，追赶世界资本主义发展潮流，寻求适合中国发展的道路。

再次，晚清经济民族主义的实践推动了中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过渡，对清王朝由传统的自然经济结构向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发展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我国被卷入了世界商品市场，国内自然经济开始解体，与此同时，对外抵制外国经济入侵，对内振兴本国经济的经济民族主义思想兴起。在此思想的主导下，从政府到民间展开了一系列经济民族主义的实践，如洋务派创办了军事、民用工业。特别是甲午战争之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抵制外货、收回利权等运动的作用下，也有了初步发展。种种行动，促使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结构逐渐解体，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融入了更多的资本主义因素。

4.2．晚清经济民族主义的局限性

晚清经济民族主义产生于列强侵略、近代工业刚刚出现之时，它同当时中国民族资本发展的微弱状态相适应，时间短，观点零碎。这就决定了晚清经济民族主义思想的不成熟性和局限性。晚清经济民族主义的局限性还体现在它没有坚强的实践主体。晚清经济民族主义的实践主体是广大的人民群众，清政府虽然也先后出台了一些经济民族主义的政策，但主要是迫于形势而做出的被动选择，且政策主要集中在对内方面，通过对内的些许保护措施来迂回地达到抵制外国的目的。这是由清政府的软弱性也是由当时中国的国情所决定的。两次鸦片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以及列强由此所逐步确立的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体系，牢固地束缚了清政府的手脚,政府没有实力也没有勇力对外国在中国的贸易设置关税壁垒、实施限制进口等直接的抵制措施。单纯依靠对本国商业贸易的一些优惠且大多数时候是空头支票，而不是从根本上制约外国强大的商业入侵。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更是采取资本、技术控制等手段抑制落后国家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不能成为经济民族主义的有力实施者或做群众经济民族主义运动的坚强后盾，晚清政府的封建性决定其不能扛起经济民族主义的大旗。而作为经济民族主义的主力军的群众信息有限、识见有限，导致其行为往往受到单纯的爱国情感的左右，而不能理智地衡量民族经济利益之所在。所有这些，使晚清经济民族主义仅仅停留在思潮阶段，难以形成对于振兴民族经济巨有具大指导作用的系统的经济指导理论。

4.3. 研究晚清经济民族主义的当代价值

研究晚清经济民族主义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当今世界，政治民族主义因为常常变态为宗教原教旨主义和种族分离主义而给世界造成太多的创伤，文化民族主义则因为几乎抵挡不了全球性的消费主义和没有边界的大众传媒而显得有些虚弱和矫情，只有以追逐和保障可见的经济利益为主题的经济民族主义处处可见，并自然地成为民族主义浪潮中的主流和常态。尽管在世界各地由于发展的程度和阶段不同，但以考虑经济发展利益为主要特征的民族主义已开始在世界各国上升为一种主导型的意识形态，经济民族主义已逐步成为民族主义的主要形态，而政治民族主义则开始退居次要的地位。当然，由于政治与经济的密切关系，各种政治手段也可以调用来为经济目的服务，而这更突出了以经济为中心的特点。经济民族主义虽然也会引起某些冲突，但联合与互利将会成为其主要的特征。在市场机制作用下的全球化时代，经济民族主义是当代民族主义的集中表现之一。

经济民族主义随着时代的发展，到了现代有了新的内涵。当代经济民族主义的概念与过去的经济民族主义不同，可以说是在一个更加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体系中最大限度地维护民族国家的利益的思想与行为的总称。经济民族主义总是包含或者隐含在民族国家与国际体系之中，当代的经济民族主义是历史上经济民族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实际上在任何一个世界不发达问题当中均有经济民族主义因素，而且经济民族主义在发达的与发展中的国家之间的关系，在所有国家之间关系中都是一个重要问题。

当前，经济实力的强弱是衡量一国竞争力强弱的关键，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和相互依赖关系的不对称性使得各国民族主义情绪也日趋强烈，经济民族主义已上升为民族主义的主流。发展中国家需要经济民族主义，经济民族主义的复兴表达了他们一种无奈和抗争的复杂心态，既介入全球化进程，又试图保持一定的距离,通过某种程度上的阻挡，赢得宝贵的经济结构调整时间，以保护国家经济安全。发达国家为保持和扩大国家的经济优势或竞争力、最大程度获得国际收益也需要经济民族主义。

分析中国近代民族经济民族主义的基本诉求，有助于理解当代中国经济民族主义的根基所在。当代中国的经济民族主义在一定意义上是历史的同题演绎，在一定程度上是近代经济民族主义的当代体现。尽管中国当代的经济民族主义面对的国家、民族的具体问题不同于晚清中国，但主题的实质都是民族、国家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对于中国来说，19世纪60、70年代以后，主要追求国民经济的独立和自主，以使国家在国际体系中更有力地行使国家主权，然而当代经济民族主义在追求经济独立的同时，还要追求本民族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国际竞争力。今天的中国，主权独立，经济发展，军力强盛，国际地位日益提升。无论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实力中哪个方面来看，都不是晚清政府时期的中国可同日而语的。但当今世界仍然存在着强国与弱国，发达与不发达等现象，因此，在当代国际经济秩序中能否获得更多强势的话语权和支配权，则决定了某一国在世界中的相应地位。因此借鉴近代的思想精华，研究当代世界各国的关系，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出发点，争取更多国家在世界中的权利，实现国家强盛和人民的富裕显得尤为重要。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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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赵靖, 易梦虹. 中国近代经济思想资料选辑, 中册[M]. 上海: 中华书局, 1982: 32, 34, 58, 60, 90, 263, 377, 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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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郑观应. 盛世危言[M]. 张岱年. 中国启蒙思想文库[M].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4: 39, 130, 212, 214, 215, 219, 238, 241, 242, 244, 251, 255, 257, 263,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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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汤志钧. 康有为政论集, 上册[M]. 上海: 中华书局, 1981: 127, 128, 290.

[8]       梁启超. 饮冰室合集, 文集3[M]. 上海: 中华书局, 1989: 44.

NOTES

¹马建忠：《适可斋记言》，《富民说》，清光绪23年文瑞楼石印本，第1页。

²王韬：《弢园尺牍》卷四，清光绪12年大文书局石印本，第20页。

³马建忠：《适可斋记言》，《富民说》，清光绪23年文瑞楼石印本，第1页。

⁴薛福成：《庸庵海外文编》卷三，光绪乙未刊本，第18页。

⁵宋育仁：《采风记》卷三，袖海山房1895年版，第6页。

⁶郭嵩焘：《养知书屋文集》卷十三，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5年3月，第17~18页。

⁷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为奖励工商业发展而颁布《奖给商勋章程》，规定商勋共分五等，顶戴二品至六品，按等级依言奖给。其中一至六条规定奖励标的与方式，第七条规定主管机关，第八条规定商勋与执照之制作与核发。参见《大清光绪新法令》第16册，第10类，“实业”。

⁸陈炽：《税则》，《陈炽集》，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81页。

⁹陈炽：《续富国策》，《陈炽集》，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51页。

¹⁰马建忠：《适可斋记言》卷一，清光绪23年文瑞楼石印本，第4页。

¹¹马建忠：《适可斋记言》卷四，《覆李伯相札议中外官交涉仪式洋货入内地免釐禀》，清光绪23年文瑞楼石印本，第10页。

¹²陈炽：《税司》，《陈炽集》，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96页。

¹³陈炽：《税司》，《陈炽集》，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97页。

¹⁴谭嗣同：《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81页。

¹⁵中国史学会编：《洋务运动》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65页。

¹⁶薛福成：《筹洋刍议》，《薛福成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27~529页。

¹⁷钱泰：《中国不平等条约之缘起及其废除》，国防研究院1961年版，第76页。

¹⁸“水脚”，粤语中路费的意思，旧指坐船的路费，后泛指所有交通工具。

¹⁹郑观应：《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97页。

²⁰王韬：《代上广州府冯太守书》，《弢文录外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248页。

²¹马建忠：《适可斋记言记行·富民说》，中国近代史料丛刊《洋务运动》(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03页。

²²马建忠：《适可斋记言记行·富民说》，《洋务运动》(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04页。

²³陈炽：《创立商部说》，《陈炽集》，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32页。

²⁴陈炽：《续富国策》自叙，《陈炽集》，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49页。

²⁵进口替代贸易政策：指为保证替代进口的实现，达到保护、扶持和促进本国工业发展的目标而采取的贸易政策。

²⁶中国史学会编：《洋务运动》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66~167页。

²⁷中国史学会编：《洋务运动》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79页。

²⁸陈炽：《续富国策》，《陈炽集》，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18~219页。

²⁹陈炽：《续富国策》，《陈炽集》，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33页。

³⁰陈炽：《续富国策》，《陈炽集》，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34页。

³¹黄遵宪：《日本国志》，清光绪24年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石印本，卷十九。

³²郑观应：《盛世危言》卷四，《银行上》，光绪22年刊，第23页。

³³郑观应：《盛世危言》卷四，《银行上》，光绪22年刊，第21页。

³⁴王韬：《理财》，《弢文录外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311页。

³⁵黄遵宪：《日本国志》卷十五，清光绪24年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石印本，第1页。

³⁶黄遵宪：《日本国志》卷十八，清光绪24年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石印本，第18页。

³⁷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七，《平贼议》，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159页。

³⁸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一，《重民中》，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