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Abstract: Based on the anthropological survey, this thesis carries out the research on the Christian faith in a Miao village named Bajiaoqing in Fumin county of Kunming city, Yunnan Province.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Christianity enjoys great popularity in the village and it has already deeply rooted in the lives of the most. In Bajiaoqing, the Christian-related cultural factors are prevalent in the lives of villagers, not only their religious faith but ritual, folk culture and art and their leisure activities, which exert great influence on their outlooks on world, value and life. However, in 2007 the local Christianity is divided into two different parts with equal influence, namely the “collective church (three-self church)” and the “family church”. Under this circumstance, this thesis, using the field research and adhered to the value free principle, carries out the in-depth analysis on the separation of Christianity in Bajiaoqing so as to make clear the great influence of Christianity as a religious organization on its collective action and economic as well.

Keywords:Bajiaoqing, Collective Church, Family Church, Economy

人类学视角下的基督教教派分立问题研究

—以云南省昆明市富民县芭蕉箐苗族地区为例

于劭岩¹，白  雪²

¹保定学院，保定

²河北大学艺术学院，石家庄

Email: 291447631@qq.com

收稿日期：2014年9月2日；修回日期：2014年10月3日；录用日期：2014年10月13日

摘  要

本文是对云南昆明市富民县的一个苗族村落的基督教信仰进行的人类学调查及研究。通过调查发现，芭蕉菁几乎全民信教，基督教已经在此深深地扎根。在芭蕉菁，无论是宗教信仰还是人生礼仪、民间文艺或是闲暇生活都充满着基督教的文化因素，影响着芭蕉箐苗族同胞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但是2007年起当地的基督教分化为“集体教会(三自教会)”及“家庭教会”。两个组织分庭抗礼，本文通过田野调查等方法，坚持价值无涉的原则，对芭蕉箐基督教的分裂进行了深入调查并梳理、分析，从而明确了基督教作为一个宗教组织对芭蕉箐地区的集体行动方式及经济等方面的巨大影响。

关键词

芭蕉箐，集体教会，家庭教会，经济

1. 引言

宗教社会学的创始人德尔海姆(Del Anaheim)给宗教下的定义就是，宗教是关乎社会一体化的人对神的信仰，同样的宗教信仰，有同样的理念，所以有共同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同样的宗教信仰，有同样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便于沟通，心有灵犀，教会使教徒组织在一起，所以是调解社会关系的组织，可以对人际矛盾调解乃至仲裁，但是在芭蕉箐这个几乎全民信仰基督教的苗族村落却发生了教派分立，笔者将分析教派分立的原因及给芭蕉箐地区带来的影响。

2. 分立原因

自基督教进入芭蕉箐苗族村寨以来，它在整个村落的经济、文化、制度建设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是集结村民、促发集体行动的有利手段。以教会为核心，以教义为规范，形成了芭蕉箐利益共同性和意义共同性的局面，且随着基督教在村民中的普及和深入，人与人、家与家、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网络日益紧绷[1] ，它们既息息相关，也不可避免地越发脆弱。

在2003年左右的时候，芭蕉箐基督教出现了教派分离、人员分离的现象，即在教会内部出现了大教会和家庭教会两个派别，他们有着各自的组织层、教义规范和活动场所。在二者之间还存在着另一股势力，他们不归属二者中的任何一方，不参与他们的活动，而是选择到邻村的聚会点聚会和礼拜。通过调查，我认为导致这种分离情形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首先是教会内部集权现象的日益严重。在教派分离之前，芭蕉箐教会的组织层包括长老、传道员、执事、礼拜长等，随着人员的流动以及外界势力的介入，教会的权力逐渐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并逐渐呈某一家族完全支配的趋势。尽管教会组织层的人员选择有一定的民主性，然而熟悉教会整套操作流程的人毕竟只是少数，再加上“官官相护”的行为使得“外界”人员难以介入其中，故组织层的人员组成无多少变换与流动，掌管教会事务的权力仍集中在原班人马手中，且随着教会所能支配资源的增多，这种集权益发严重，并在整个村落内部产生更多的不良影响。

其次，教会内部事务的独裁与隐秘。随着教会内部集权现象的严重，教会的组织层便以权谋私，随意支配属于集体的资源，对于教会的事务也不进行民主决议，全凭“当权者”的意愿而行为。对教会事务的独断专行以及对教会财物特别是对大笔钱财使用明细的不公开，使得教会成员对组织层心有芥蒂，长此以往，这种隔阂便越裂越宽，最终导致了教派和人员的分离。

再有，村民之间的个人矛盾也导致了一部分人从大教会中分离出去。据了解，村民ZXZ¹曾觊觎村民ZHC的妻子，并试图侵犯她，这使得双方反目。ZXZ是掌握教会权力家族中的一员，村里人原本对其家族的做法就有很多非议，该事件更是直接促成了两个家庭的决裂，于是，ZHC和他的父亲以及兄弟便从大教会中分离出去，而加入到邻村的教会中，成为大教会和家庭教会之外的第三股势力。

综上我们可知，导致芭蕉箐基督教教会教派分离的最主要原因是教会内部的矛盾，这些冲突所营造的是一个不安全的环境，人们在其中无法确认自身可拥有和可支配的资源，无法给自身确定的安全感，于是，便发挥自己的能动性去寻求安全的资源，为自己创造更多可确定的边界，以营造能够保证安全与尊严的生存环境，从而使人得以存在和存活下去[2] 。

集体教会的公共资源基本都处于长老的掌控范围里包括云南大学赠与芭蕉箐教会的电脑，打印机，都放在了长老儿子张学德的家中，外界赠与芭蕉箐教会的钱物也都由长老负责分配，这也曾引起教会内部的一些不满情绪，从而加速了教会内部的分裂。

3. 分立表现

芭蕉箐村寨由于自然、历史、社会、文化等多种原因的影响，经济发展相对落后。随着改革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竞争机制在促进民族发展的同时，也必然会给各民族的生产、生活、心理、行为、思想观念及人际关系带来巨大的冲击。于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芭蕉箐村寨也在发生着变化，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芭蕉箐的基督教出现了分裂[3] 。2003年6月11日，芭蕉箐基督徒当中想要从教堂教会分离出去的人决定正式召开一个会议以宣布脱离三自教会，并组织自己的教会。他们汇集芭蕉箐中心教堂所属的其他自然村有同样想法的村民数十人在麻栎树村集会点开会。这次会议虽然明确了他们要离开教会的行动纲领，但是在接下来的一年时间里，家庭教会的活动组织的并不成功，人们还大都在教堂参加宗教仪式和活动。面对这种情况，家庭教会于2004年6月13日再次召集会议，地点在芭蕉箐村的一户村民家里。据调查，当晚进行了类似宗教仪式的活动，宣讲说：“吃米吃饭是伤胃，我们要到迦南去吃奶与蜜就不伤胃了。”长老解释说，这话的意思是说要专门讲预言和启示、异梦。“我们要脱离埃及进入迦南吃奶与蜜”，即意味着要脱离三自教会[4] 。

在调查期间，笔者分别参加了家庭教会与集体教会的礼拜，发现两个教会的模式有明显不同：

在集体教会礼拜时，所有人循规蹈矩，比如在调查家庭教会时ZXD说：“在分出来之前去集体教会在聚会的时候，男女分开坐，这是苗族教会的一个传统，之前提过一次可以不要这样分，现在想改成不要分开坐，但是这个不习惯，要慢慢来。比如我和我妻子一起进去，坐在一起会害羞。所有的人必须是男左女右的坐好，不能有一些‘过激’的行动。”

在家庭教会礼拜时，表现出了极大地主动性和创造性，在聚会时大家自由落座，而且家庭教会鼓励参加者能够在祷告的时候宣泄自己的情绪，所以在聚会时偶尔可以见到号啕大哭的情况。

两种教会在对待“讲经”的态度上也有明显的不同，集体教会“讲经”一般会由长老来主持并主讲，当提到集体教会在讲道方面有没有想过要吸引年轻人？长老表示“这个不可能，不仅是年轻人，就是老年人也不可能，因为他们听这些话语是不理解的，能够理解的很少。那提高讲道水平也不会吸引他们了。他们没有文化，有障碍。比如讲词语他们都不理解了。必须要慢慢讲，通过漫长的年代，慢慢地改进”家庭教会在提及“讲经”的问题是张学道作为家庭教会的领导者，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谦卑，他说“我本身也什么都不懂，需要向你们学习，我们因为什么都不懂，所以我们每读完一段经以后，每个人都会说一说自己的感受，是不是有了新的领悟”并且在我们离开之时，张学道还极其诚恳的向我们索求关于解读圣经的一类书籍。

家庭教会对占用公共资源的态度：反对这种行为，如果有这样的行为，作为带领人可以个人找他商量一下。应该要有惩罚措施，但是现在还没有形成这样的纪律。在家庭教会内部，最担心发生不好的男女关系这方面。现在正在准备产生一部纪律，关于钱财管理、男女关系，还有一些教规教义方面。现在还没有商量出来。可以参考其他教会的规定。而关于男女关系，长老表示“圣经里要求我们不能淫乱，上帝只创造了一个亚当一个夏娃，所以我们也应该是一夫一妻，才能符合神的旨意，我们芭蕉箐没有离婚和我们信仰基督教有很大的关系”[5] 。

4. 宗教选择

宗教信仰的选择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信仰选择，即在信教与不信教之间的选择；一种是宗教选择，即在信什么宗教之间的选择，根据选择差异又可以进一步区分改教和改宗。改教是在不同宗教之间进行选择，改宗则是在同一宗教的不同宗派之间进行选择，例如：由加尔文宗改为路德宗等。很明显，芭蕉箐地区教会分离属于改宗[6] 。

芭蕉箐苗族地区基督教会的分裂除去表面矛盾之外更深层的原因则是对于芭蕉箐地区宗教产品即服务供给者的努力程度低下的不满的具体表现。虽然宗教和其他的人类精神文化形态有着先天的差别，但是，各种宗教所倡导的伦理并不是悬于公众的清规戒律，在对人的现世生活产生作用这一点上与其他的人类精神文化形态是一致的。因为，无论宗教的奥义多么玄奥，其实都与人的生活密切相关，都需要进入人的世俗生活，否则宗教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宗教的发展也就失去了生命力。所以对宗教的研究应划入宗教市场的研究。宗教市场的理论组最早可以追溯的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他来看，宗教与很多其他的世俗的社会组织一样，教会组织的有效运行也离不开市场力量的约束。亚当·斯密在其著作中指出“教会的牧师……与其他世俗学校的教师一样，其生计要么依赖于倾听者的捐赠，要么来自于国家的财政补贴……在前一种情况下，他们的努力程度要远远高于后一种情况。因此新建教会的牧师在抨击原有和现有制度是总是有很大的优势，在这些制度下，那些安于享用圣俸的神职人员会缺乏热心和激情。”

在宗教市场理论来看，相对而言，在芭蕉箐地区，因为全民信教，所以宗教需求是不变量，宗教供给则是波动的变量，二宗教参与的总量是符合宗教供给差异性和能力的函数关系，即f(宗教需求) = f(宗教供给)/f(宗教市场)。二者之中影响宗教供给的主要因素是宗教的市场结构。宗教供给与宗教市场形成了增函数的关系，即当某种宗教处于可以完全竞争的时候，宗教供给水平会持续提高，且在宗教需求保持恒定的情况下宗教参与水平逐步提高；相反当出现宗教市场因宗教管制或宗教补贴不再有完全竞争而出现垄断宗教的时候，宗教的供给水平和宗教参与的总体水平都会出现大幅度降低。

宗教管制是指政府限制某个或者所有宗教组织从事相关的宗教活动。就像芭蕉箐地区的“三自教会”，宗教管制的一个直接作用就是导致宗教供给的减少，所以宗教管制虽然会导致“合法”²宗教供给的减少，但在需求恒定的情况下，也会导致“非法”宗教的滋生，因此宗教供给总体水平未必减少。但是，有一点必须着重指出，相对于“合法”宗教来说，“非法”宗教在提供宗教产品和服务方面必然会有更高的成本。如果宗教供给也符合理性消费的话，那么，在其余客观条件相同的时候，其宗教供给水平肯定要低于“合法”宗教的供给水平。

政府补贴是指政府对某一宗教组织进行福利或者支持。从短期来看，政府对某宗教或教派进行补贴会使其能以更低的成本向其信徒提供宗教产品和宗教服务，进而使得宗教供给增加。在其他教派为调整的情况下总体供给水平增加，但是此方法不可持续，伴随着政府的长期补贴很容易发生一种教派消灭其他竞争对手形成宗教垄断，且垄断形成后亚当·斯密所描述的宗教产品级服务供给者的努力程度会下降的现象就会出现，进而使宗教供给下降，导致宗教参与水平下降。

宗教市场竞争影响了信仰选择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质量效应，宗教竞争使宗教产品及宗教服务质量上升，从而提高个体消费宗教产品水平，可以增加非信仰者转为信仰者的概率；二是区位效应，宗教竞争导致了宗教产品多样化，增加了信仰者自主选择宗教服务的机会，导致信仰转型的概率的增加。

5. 分立危害

教会分立在芭蕉箐地区带来了很多影响，下面笔者进行具体分析：

经济方面：教会分裂阻碍了生产技术的推广，在调查中，笔者发现，在芭蕉箐地区集体教会收入普遍要比家庭教会高，例如从集体教会分出来到家庭教会的村民杨天光家种了20棵核桃树苗，但只活了8棵。因为没有掌握核桃树的嫁接技术，所以这8棵现在接的果很少。他自己表示种核桃苗的主要动机是看到长老家的核桃收成很好，知道他们家掌握了核桃嫁接技术。但当被问到为什么不去向长老请教时，他情绪忽然激动起来。表示自己三年前就是因为对长老的某些做事方式不满而从教堂教会离开到家庭教会来的，他认为长老没那么好心不会愿意教的，自己也不情愿去向长老请教。由此可见，这些掌握了技术的人往往都只是将自己的技术传授给与自己在统一教派的村民，不愿意向对方教会的村民透漏任何信息。与此相对应的，那些苦于技术问题的村民宁愿看着自己的苗子死掉，也不愿意开口去向对方教会成功掌握了技术的人去请教。所以教会分裂导致了芭蕉箐地区生产技术的推广的困难，从而加剧了该地区的经济问题[7] 。

人际关系：教会分裂表面上缓和了该地区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因为不用天天在一个教会里面做礼拜，减少了见面的机会，从而减少了矛盾激化的可能，但是教派的分裂导致的见面机会的减少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只是将矛盾隐藏化，目前，芭蕉箐的人际关系表面达到了一个平衡点，两个教会的教众都有着自己的特色典型的行动目标级实现目标内容的典型方式，在同一教会内，基督教依然扮演着调节者甚至仲裁者的角色，但是因为分裂芭蕉箐地区已经实质上形成了两个几乎互不干涉的团体。

村内政务处理：现任长老ZZW已在村里担任了三十多年的长老职务，在村民中的威信比村长要高，长老常自发充当村民利益的代言人，并以这样的身份监督村长的日常工作。从有关教堂教务人员的身份不难发现，长老一家在教堂的教务组织中占有很高的地位，出现了一种既非民主又异于不民主的专制[1] 。到2006年开始到现在长老的两个儿子接连担任了村长的职务，可以说也正是在这一段时期家庭教会开始发展了起来，而其中一个主要成员便是2006年辞去村长职务的杨天有。正是这样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使得村里出现了许多矛盾，而这些甚至影响到了村里正常的事务，如分裂为两个教会之后，村长及基督教神职人员对全村的号召力减弱了，许多村民集体活动都很难再组织起来了。

当教会分裂以后基督教对芭蕉箐的凝聚力减弱，有的村民表示：“现在做什么事情，基本都是你做你的，我做我的，都不想管。原来还想着村里发展得好，那么我们也就受益好了，现在大家因为这个教会不团结的原因，也都想着，管不了那么多了，自己好就行了。”

所以，基督教的分裂削弱了当地村民的凝聚力，影响了村政府团结村民搞建设的号召力，也影响了村民齐心协力共同建设本村经济建设的向心力。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NOTES

¹依照人类学规定，本文所有人名均为化名。

²所谓的合法与非法主要是指官方是否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