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vances in Psychology
Vol.4 No.07(2014), Article ID:14656,7 pages
DOI:10.12677/AP.2014.47126

The Effect of Moral Emotion on Moral Judgment Capacity

Shuzhi Zhou1, Chengfang Peng2

1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2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Email: 570517099@qq.com

Copyright © 2014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Received: Nov. 19th, 2014; revised: Nov. 28th, 2014; accepted: Dec. 8th, 2014

ABSTRACT

This study conducted two tests. The pretest selected apologue popular on the Internat and typical in college students’ life. After pre-post test, the apologue which could induce corresponding emotions was screened out. In the formal test, after affective priming, subjects’ emotional state was measured, and MJT was used to test the moral judgment capacity of college students. It was found that the moral judgment capacity in the positive mood condition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moral judgment capacity in the contro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negative mood group; the differences of the moral judgment capacity were not significant in different positive emotional conditions and also in different negative emotional conditions; the differences of the moral judgment capacity of males were more significant than those of females; the differences of senior students were more significant than those of freshmen, and were not significant in other grades.

Keywords:Moral Emotion, Moral Judgment Capacity, MJT

道德情绪对道德判断能力的影响

周树芝1,彭呈方2

1西南大学,重庆

2华中师范大学,武汉

Email: 570517099@qq.com

收稿日期:2014年11月19日;修回日期:2014年11月28日;录用日期:2014年12月8日

摘  要

本实验进行了两次测试,前测选取了网络热议或大学生生活中较典型的道德故事,对其进行前后测后,筛选出其中能诱发相应情绪的道德故事。正式实验中,情绪启动之后,测量被试的情绪状态,运用MJT对大学生进行道德判断能力测验。实验发现:积极情绪条件下道德判断能力显著低于控制组,控制组显著低于消极情绪组;不同的积极情绪条件下道德判断能力差异不显著;不同的消极情绪条件下差异不显著;男性的显著大于女性;大四的明显大于大一,其他年级之间差异不显著。

关键词

道德情绪,道德判断能力,MJT

1. 引言

1.1. 道德判断的情理之争

Haidt (2001)认为,道德推理不能产生直接道德判断,它常常只是在道德判断完成之后为证实这一道德判断而进行的心理加工。道德判断是一种迅速的、自动的评价的结果,是由快速的道德直觉及随后(需要的时候)缓慢的事后追溯的道德推理所产生的。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社会直觉模型。

Greene (2007)就道德判断的脑机制开展了大量研究。他在实证的基础上提出了道德的双加工理论,即道德判断是抽象推理和情绪直觉同时存在的信息加工过程。双加工理论认为:道德判断涉及两个不同的加工系统,一个是认知推理过程,另一个是相对内隐的情绪动机过程。通常情况下,这两个系统会协同作用以形成道德判断。但当社会适应的目标和遵守道德原则的目标不一致时(如道德的两难情境),这两个系统便可能会产生冲突和竞争。已有研究结果表明,强烈的情绪直觉常常在情绪和认知的相互竞争中胜出,从而主导道德判断。这可能与情绪加工的速度比认知推理的更快有关,也可能是由于情绪导向的决策更具有适应和进化的意义。

Greene和Haidt (2002)将相关的脑成像研究的结果加以整合,用元分析的方法提取了几个参与道德判断的重要脑区,并简要分析了这些脑区在道德判断过程中的主要功能。从中可以看出人类的“道德脑”是情绪脑与认知脑的复杂重叠。认知与情绪的整合形成了最终的道德判断。

在此基础上,Haidt等人(2007)提出道德判断的认知–情绪整合观(The New Synthesis in Moral Psychology),进一步阐释了道德判断中认知与情绪的加工机制。该观点认为具有情绪负荷的直觉过程影响道德判断,并贯穿整个道德判断的始终,同时也会影响随后产生的认知加工过程(如道德推理)。

1.2. 情绪在道德判断的作用

从2001年来Haidt提出道德的社会直觉模型以后,有大量研究发现,情绪对个体的道德判断有重要影响。Pizarro (2000)提出情绪性道德判断的理论模型,其认为情绪尤其是移情在道德判断过程中不可或缺。Nichols和Mallon (2006)认为:“道德判断包含了规则表征、情绪反应和利益评估等一系列复杂的心理过程。”Greene等人(2001)的fMRI研究发现,不同的道德情境,引发了个体不同的情绪反应,从而影响其道德判断。

情绪对道德判断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其判断过程当中,还体现在道德判断能力上。Fataneh等人(2000)的研究发现,快乐情绪状态下的道德判断能力低于中性情绪和悲伤情绪。快乐情绪状态下,被试倾向采用更为简单的概念进行推理,认知水平比中性状态和悲伤状态下低,道德判断能力较低;悲伤状态下,被试的认知加工更系统,倾向于采用更为复杂的概念,道德判断能力相对较高。Van Den Bos (2003)认为积极情绪能提高认知加工水平,个体思维能力会增强,决策质量会提高,道德判断能力也因此显著改善。

1.3. 道德情绪

道德情绪是个体根据一定的道德标准评价自己或他人的行为和思想时所产生的一种情绪体验(周详等,2007)。道德情绪是一种复合情绪,从内涵上说,个体违背道德规范时产生的情绪(如内疚)或遵守道德规范时所产生的情绪(如自豪)都可被称为道德情绪(Haidt, 2003)。

道德情绪是道德形成机制的重要组成成分,它在个体的道德准则和道德行为之间起着核心调节作用。不道德行为会导致个体产生羞耻、愤怒或厌恶等消极道德情绪(Nichols, 2002);个体能根据预期的情绪反应来调整自己的行为,因此道德情绪有一定的道德行为预见性,这种预见性主要来自于个体自身过去类似事件的经验积累。神经科学的相关研究也显示了类似的证据(Greene, Sommerville, Nystrom, Darley, & Cohen, 2001)。

目前心理学研究比较多的道德情绪主要有以下几种:1) 厌恶,而道德厌恶体现在人际互动中,是由道德违反者的行为及特质所引起的一种反感体验。2) 内疚,是一个人的作为对他人产生了伤害性的影响,并认为自己对此应负有个人责任时产生的带有痛苦、自责体验的情绪(施承孙,钱铭怡,1999)。另一些人认为“内疚是个体出现危害了别人的行为或违反了道德准则而产生的良心上的反省,是个体对行为负有责任的一种负性体验”(张晓贤,徐琴美,2010)。3) 自豪。道德情绪的自豪主要指个体在自己的行为达到或超过一定的道德标准后产生的一种积极情绪体验,可促进个体符合社会道德标准的利他行为的出现(Tangney et al., 2007)。本质上说,自豪具有强化利他行为的功能。4) 感激,从道德角度来看,感激主要有3个方面的功能:a) 个体对他人所提供的帮助是否满意的一种情绪反应;b) 增加受惠者出现更多对施惠者或他人的亲社会行为;c) 表达感激有助于促进施惠者日后做出更多的道德行为(McCullough et al., 2001)。

1.4. 研究假设

本研究将测量积极道德情绪(包括自豪和感激),消极道德情绪(包括内疚和厌恶),其中自豪和内疚是和子我相关的,感激和厌恶是和他人相关的。

Van Den Bos (2003)认为积极情绪能提高认知加工水平,个体思维能力会增强,决策质量会提高,道德判断能力也因此显著改善。王云强(2007)认为:与负性情感状态相比,正性情感状态下人们的公正判断更为积极。据此,提出假设为:H0:积极情绪条件下被试的道德判断能力大于平静条件下的,平静条件下的大于消极情绪条件下的。

又因研究自我相关条件下被试的情绪反应更为强烈,Fataneh等(2000)Greene (2001)曾提出,在自我相关的道德任务中,自我卷入会导致道德情绪的增加。因此,道德情境的自我相关性会影响被试的道德情绪,进而影响道德判断能力。因此在同类型不同情绪条件下假设为:H1:自豪条件下被试的道德判断能力大于感激条件下的;厌恶条件下被试的道德判断能力大于内疚条件下的。

2. 实验与结果

2.1. 前测

选取西南大学本科生四个年级的学生共155人(男41,女144),大一48人,大二32人,大三42人,大四33人,随机分配到每个情绪启动组。采用单因素五变量实验设计,五变量分别为五种不同的情绪变量,分别为自豪,感激,内疚,厌恶以及平静的。

国内外研究表明,情境故事能够引发被试特定的情绪反应,具体的情境因素(如,行为特点)不同,其引发的情绪反应也就不同;且这些情境与被试的生活越接近,其诱发效果就越好(王云强,乔建中,2006)。由于实验材料的特殊性,本实验材料选择更多来自网络事件,为大多数人所知晓。网络上选取近三年来网络热评道德事件作为材料共7个,分别为助学红娘、送水哥、最美妈妈、让座门、小悦悦事件、拾荒母亲被弃、捏捏族;学生日常生活常见的志愿服务活动;网络上描写风景的两段文字。材料选择以后,根据网络上引用最多的能表示事件过程的新闻或者博文。将其删减到两百字左右,形成一个完整的故事。

选择事件以后,将材料分成自我相关和他人相关个部分。并将可能发生在大学生身边的网络事件,改成与自我相关的。其中,他人相关的积极事件:助学红娘、送水哥、最美妈妈;他人相关的消极事件:座门、小悦悦事件、拾荒母亲被弃;个人相关的积极事件:志愿者支教、最美妈妈改版;个人相关的消极事件:小悦悦事件改版、捏捏族。

2.1.1. 实验程序

随机选取155名大学生(男41,女114)作为预测被试(预测被试不作为正式施测的被试),采用里克特5点量表对所编制故事情境的代表性及被试对故事情节的理解进行评定与检验。

2.1.2. 实验结果

删除明显不符合实验要求的几段材料后,对其余材料进行配对样本T检验。组后选择了其中五个分别能启动五种不同的情绪的五个材料。得到结果为:感激条件下:t(29) = −3.064,p < 0.05,即感激材料学习组前后测存在显著差异;自豪条件下:t(29) = −4.782,p < 0.05,即自豪材料学习组前后测存在显著差异;平静条件下:t(29) = 0.451,p < 0.05,即平静材料学习组前后测差异不显著;内疚条件下:t(31) = −9.054,p < 0.05,即内疚材料学习组前后测存在显著差异;厌恶条件下,t(36) = −8.956,p < 0.05,即厌恶材料学习组前后测存在显著差异。根据上述结果可以看出,以上实验材料的选取是有效的,可投入正式实验中。

2.2. 正式施测

2.2.1. 被试

西南大学本科生四个年级的学生共161人(男62,女99),随机分配到每个情绪启动组。

2.2.2. 实验设计

单因素组间变量,共五个水平。自变量为道德情绪(自豪的,感激的,内疚的,厌恶的)以及一个对照组(平静的),因变量为衡量道德判断能力的C分数。

2.2.3. 实验材料

情绪启动材料:从前测中,选取五个成功诱发相应情绪的五段材料,包括:送水哥(他人相关、积极),让座门(他人相关、消极),志愿者(自我相关、积极),小悦悦(自我相关、消极),风景(对照)。

MJT (Mora1 Judgment Test,道德判断测验量表,中文版):根据乔治∙林德(George Lind)所编制的道德判断测验量表(MJT)翻译过来的中文版。MJT对理论效度的验证主要体现在,对其重要的道德能力指标C分数的效度验证上。MJT是根据柯尔伯格道德发展的六阶段论编制的,是实验性问卷,将测验设计成单个被试内的多变量6 × 2 × 2实验设计(6:指科尔伯格的道德发展6阶段;2:被试观点的一致与否;2:两个道德两难故事)。标准的MJT包括两个故事:“工厂风波”和“医生的困境”。被试先要判断每个故事中的主人公行为的对错,从“绝对错误”(−4分)到“绝对正确”(+4分),共9点计分。然后针对两难问题后给出的同意或者不同意工人(或者医生)做法的6个论点作出判断,论点总计24个,从“绝对不同意”(−4分)到“绝对同意”(+4分),共9点计分。MJT把C分数作为衡量道德判断能力的有效指标,它反映了一个人根据论点的道德品质(而不是自身观点一致或其它因素)对其进行判断的能力。C分数的范围从1到100,按照C分数的高低,通常将道德判断能力划分为6个等级:非常低(l~9分),低(10~19分),中等(20~29分),高(30~39分),非常高(40~49分)和极其高(50以上)。C分数所考察的不是个体孤立的态度,而是个体整个反应模式,能有效的反映个体所有反应间的关系和结构。

2.2.4. 实验程序

用Inquist编写实验程序,所有被试上机实验。采用单因素多变量设计,同时控制性别、年级等人口学变量。被试首先进行情绪前测、阅读道德事件文字(或者描述风景的文字)、情绪后测、道德判断能力测验。

2.2.5. 实验结果

删除情绪诱发不成功的数据,以及极端数据后,实验分析数据一共128个。

1) 情绪状态诱发的效度

各种情绪条件下,情绪状态的平均得分见表1。ANOVA分析表明,情绪条件对状态具有显著的影响:自豪(F(4,123) = 2.695, p = 0.034),感激(F(4,123) = 12.56, p = 0.000),平静(F(4,123) = 8.772, p = 0.000),内疚(F(4,123) = 7.257, p = 0.000),厌恶(F(4,123) = 9.849, p = 0.000)。进一步分析显示,自豪条件下,被试的自豪显著高于其他情绪,p = 0.000;感激条件下,被试的感激显著高于其他情绪,p = 0.000;中性条件下,被试的平静情绪显著高于其它情绪,p = 0.000;内疚条件下,试的内疚显著高于其他情绪,p = 0.000;厌恶条件下,被试的厌恶显著高于其他情绪,p = 0.000。这表明情绪条件对被试情绪状态的诱发是相对较为成功的。

2) 情绪状态对大学生道德判断能力的影响

各组C分数做方差分析,得到F(4,123) = 19.027,p = 0.000各组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表2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各种情绪条件(积极情绪,消极情绪及控制组情绪)下,被试积极情绪的道德判断能力得分都显著高于控制组;消极情绪的道德判断能力得分都显著低于控制组。虽然,总体组间差异明显,但经过事后分析,积极情绪(自豪和感激)和控制组(平静)及消极情绪条件(内疚和厌恶)下的C分数,差异显著,但自豪和感激之间差异不显著;同样,在消极情绪条件(内疚和厌恶)下和积极情绪条件下差异显著,但内疚和厌恶之间差异不显著。总体得分从高到低依次是:厌恶 > 悲伤 > 平静 > 自豪感激。

3) 情绪对大学生道德判断能力影响的性别差异

各组C分数做方差分析(见表3),得到F(4,126) = 4.749,p = 0.031 < 0.05,两组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4) 情绪对大学生道德判断能力影响的年级差异

各组C分数做方差分析(见表4),得到F(4,123) = 4.020,p = 0.009 < 0.05,各组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进行事后检验,结果发现,只有大一和大四两组之间显著,p = 0.005,其它各组均不显著。

2.3. 结论

本研究通过对不同情绪条件下大学生道德判断能力的测量得到以下结果:首先,积极情绪条件下道德判断能力显著低于控制组,控制组显著低于消极情绪组。不同的积极情绪条件下和消极情绪条件下,道德判断能力差异不显著。其次,男性的道德判断能力显著大于女性。最后,大四的道德判断能力显著大于大一的,其他年级之间差异不显著。

Table 1. The induction of different moods (M ± SD)

表1. 大学生的情绪诱发状况(M ± SD)

Table 2. The score of moral judgment capacity in different mood conditions

表2. 不同情绪状态下大学生道德能力判断得分(C分数)

Table 3. The score of moral judgment capacity between different genders

表3. 不同性别大学生道德能力判断得分(C分数)

Table 4. The score of moral judgment capacity of different classes

表4. 不同年级大学生道德能力判断得分(C分数)

3. 讨论

3.1. 本实验结果分析

3.1.1. 不同情绪条件下道德判断能力的比较

1) 总体比较

从结果中可以看出,被试的道德判断能力在负性情绪条件下高于正性情绪条件下(内疚组和厌恶组的C分数都显著高于自豪组和感激组)。这和王云强等(2007)等人的研究结果正好相反,同时与Fataneh等人(2000)的研究结果相对一致。

悲伤情绪条件下,两种消极情绪下的C分数不存在显著型差异。这说明,不同的消极情绪状态,被试的道德判断能力是相同的,这和之前的假设不一致。

大量的实验说明,积极情绪能够促进思维的灵活性。积极情绪状态下,人的操作比中性情绪状态下更顺利,他们的思维中得到了更多的信息,可更多的进行联系,感知知觉相似性和发现差异(王新,2009)。另一些实验说明,在积极情绪下,个体倾向于采用自上而下的加工方式,更多地依赖个体原有的知识结构,较少地付出认知努力及注意加工材料的细节;在消极情绪状态下,个体倾向于采用系统加工策略,即自下而上的加工方式,较少依赖个体原有的知识结构而将个体的注意力集中在当前材料的细节方面(庄锦英,2003)。因此,在积极情绪(自豪及感激)条件下,个体付出的认知努力少于厌恶和内疚情绪条件下的,对于实验材料细节的加工也没有消极情绪条件下那么精致,这或许能够解释积极情绪下,个体的道德判断能力水平低于消极情绪状态下的道德能力水平的原因。

2) 积极情绪(及消极情绪)条件下的道德判断能力的比较

从实验结果看出,积极条件(自豪和感激)下,被试的道德判断能力之间没有显著差异,同样,消极条件(内疚和厌恶)下也没有显著差异。

虽然自豪和感激是两种不同的情绪,但它们同属于积极情绪,但自豪是自我相关的。Fataneh等(2000)和Greene (2001)提出,在自我相关的道德任务中,自我卷入会导致道德情绪的增加。据此,实验结果应是自豪情绪条件下,被试的道德判断能力应大于感激条件下的。但本实验中,由于被试都是大学生,他们的移情能力的发展大都已相对成熟,在他人相关的道德判断任务中能换位思考,体验他人的认知冲突及相似的情绪活动,因此道德判断任务是否自我相关不影响大学生的道德判断能力。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自豪和感激,及内疚与厌恶之间的差异不显著的原因。

3.1.2. 不同性别的道德判断能力差异比较

本实验中不同性别的被试在C分数上存在显著差异。这和以往研究非常不同,一般研究中C分数没有表现出性别差异(杨韶刚,吴慧红,2006)。

这可能与本研究中的材料选择有关。本材料选择网络上热评的网络事件,即便有些材料所有改编,但不可避免的是有很大的相似性。相对女生而言,男生更可能更多的关注网络新闻,并对进行更多的探索和讨论。所选取的网络事件对于男生而言,是更为熟悉或者对此已有一定的了解的。这样,材料本身给他人减少了认知加工的难度,较女生而言,情绪反应活动较少,这样增加了他们的判断能力会有所不一样。

3.1.3. 不同年级的道德判断能力差异比较

从本实验的结果可以看到,C分数的平均数有一定的变化,大四 > 大二 > 大三 > 大一。这跟国内外以往的研究有一定的出入,在以往研究中,一般是大一 > 大二 > 大三,即从大一开始学生的道德判断能力逐年下降,到大四突然增高。但本研究中只是在大三有一定的倒退现象。

高校对大学生道德发展的教育有两条途径:一是通过促进认知发展,二是让学生有较多机会置身于可引起认知冲突和自我反省的不同道德观点之中(王云强,郭本禹,吴慧红,2007)。因此,本实验中出现不同年级的道德判断能力,可能是因为两种原因:一是因为认知上的提高;二是近几年道德事件发生的比较多,大学生接触不同道德观点的机会较多,有较多的机会面临认知冲突和进行自我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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