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vances in Psychology
Vol.06 No.03(2016), Article ID:17199,12 pages
10.12677/AP.2016.6304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sponse Styles and Personality Traits

Meng Li, Qingke Guo*

School of Psychology,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Received: Mar. 4th, 2016; accepted: Mar. 21st, 2016; published: Mar. 24th, 2016

Copyright © 201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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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sponse styles refer to respondents’ systematic tendency to answer questionnaire items on some basis other than the specific item content. The traditional opinions view response styles as a kind of system error, but the new viewpoints find that the response styles are more likely to be unique personality variables. Due to this, the present study is trying to examine the trait-like properties and the effect factors of response styles in the latter perspectives. This research adopts the Big Five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 NEO-FFI and semantic reversal of NEO-FFI measures 1200 high school students and 1200 undergraduates twice one month in between calculating the number of the same answer at each pair of items as response styles indicators in two tests. The findings were as follows: 1) The acquiescent response style is more than other response styles in Chinese respondents, then the disacquiescence response style, midpoint response style, positive extreme response style and negative extreme response style. All kinds of response styles are not independent. 2) All response styles were significantly reduced with the higher education. The main effect of gender on the acquiescent response style and midpoint response style were significant, and the interaction effect was significant on midpoint response style and positive extreme response style. 3) Each response styles were related to personality traits at different degree and direction.

Keywords:Response Style, Big Five Personality, The Level of Education, High School Students, Undergraduates

反应风格与人格特质的关系

李盟,郭庆科*

山东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山东 济南

收稿日期:2016年3月4日;录用日期:2016年3月21日;发布日期:2016年3月24日

摘 要

反应风格是指被试基于某些固定的倾向而不是基于具体的测验内容对题目做出选择。传统观点认为反应风格是一种系统的误差,而新近的观点发现反应风格很有可能是一种独特的人格变量。鉴于此,本研究在后者的视角下试图检验反应风格的类特质属性以及反应风格的影响因素。本研究采用大五人格问卷NEO-FFI以及语义反转的NEO-FFI分别对1200名高中生和1200名大学生进行了前后两次施测,时间间隔为1个月。计算两次测验中同一对题目相同答案的次数为反应风格的指标。结果发现:1) 中国被试默认肯定反应风格最多,依次是默认否定、折中、极端否定和极端肯定风格,且各种反应风格并不是独立存在的。2) 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各种反应风格均显著下降。性别在默认肯定风格和折中风格上主效应显著,性别与受教育程度在极端肯定风格以及折中风格上的交互作用显著。3) 各反应风格与人格特质的不同维度均存在不同程度和不同方向的相关。

关键词 :反应风格,大五人格,受教育程度,高中生,大学生

1. 引言

问卷测验是心理学研究中广泛流行的测验方法,研究者们通过分析被试的自我报告来了解被试的心理特质。问卷测验假定人们是完全根据测验的题目内容做出回答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研究者们发现一些与内容无关的其他因素也会影响被试的反应,例如等级量表中的反应偏差 (Cronbach, 1946; Lentz, 1938) 。大部分的问卷测验都是等级式的量表 (Moors, 2010) ,研究者通常根据被试所选择的某一等级的答案来分析被试的单个特质,或者分析被试某些特质之间的关系,问题在于被试在等级量表中的选择是否能够代表他们真正的观点,抑或是基于一种反应偏差?

Cronbach (1946) 最早提出了反应偏差的内涵,反应偏差通常包括反应定势(response set)和反应风格(response style)两类。反应定势与题目的内容有关,指反应者总是有意无意地按某种系统化的方式或模式而不是根据自己的真实情况对题目内容做出反应的倾向,包括掩饰、装坏、伪装等,其目的在于塑造特定的自我形象,例如社会期许性反应(socially desirable responding,SDR:一种使自己看起来是好人的方式回答问题)。反应风格则与题目内容相对无关 (Mick,1996; 郭庆科,王昭,韩丹,时勘,2007) Paulhus (1991) 将反应风格定义为被试基于某些固定的倾向而不是基于具体的题目内容对其做出选择。已有研究把反应风格分为单向性反应风格和双向性反应风格。单向性反应风格是指被试偏爱使用肯定、中性或者否定反应中的任意一个,包括:默认肯定反应风格(acquiescence response style,ARS:一种在命题上更加倾向于同意而不是不同意的倾向);默认否定反应风格(disacquiescence response style,DARS:一种在命题上更加倾向于不同意而不是同意的倾向);折中反应风格(midpoint response style,MRS:一种过度选择量表中间值的反应倾向)。而极端反应风格(extreme response style,ERS:一种忽视反映内容而认可最为极端的反应类别的一种倾向)被称为双向性反应风格,双向性反应风格指被试偏爱使用极端反应两极的倾向,即同时使用极端肯定反应(ERSP)和极端否定反应(ERSN)的倾向。国外研究已经发现ERSP和ERSN是极端反应的两个维度,因此对于这两种风格国外研究者是把这两种风格整合到一起来分析的。然而集体主义价值观的视角下的个体一般很少对某种观点持有极端否定的反应,因此在我国被试做出极端肯定的反应会相对比极端否定反应多,并且国内研究者已对这两种极端风格进行了区分并分别计算其各自的指标,鉴于此我们的研究也对这两种极端风格进行区分并分别计算(Baumgartner & Steenkamp,2001;Weijters,Schillewaert & Geuens,2005; 郭庆科等,2007;余益兵,邹泓,曲可佳,2008 )。

至今,上述反应风格的心理意义还是不明确的。在已有的研究中对反应风格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传统的观点认为反应风格作为一种系统的误差对真正的目标变量造成了效度的威胁,即它是一种令人厌恶的因素,会影响目标变量的真实分数,并且应该尽可能的被排除掉 (Cronbach, 1950; Hui & Triandis, 1989) 。而新近的观点则认为反应风格和人格特质有着共同的特质变异,在这种情况下反应风格被认为是一种独特的人格变量。反应风格的根源植于被试的价值观、人格以及他们的文化 (Gibbons, Zellner, & Rudek, 1999; Smith, 2004, 2011) Smith (2004) 认为在不同形式研究中的反应风格不能仅被当作一种测量的误差,而应该被看作是个体与他人交流过程中习惯方式的一个图式。他还发现高默认风格的民族会有一个特定的形象,他们支持宏观集体主义价值观,并且他们的实践活动反映了内群体的集体主义;Chen,Lee & Stevenson(1995)也发现MRS和个人主义之间的负相关; Van Herk, Poortinga, & Verhallen (2004) 发现地中海地区的国家(希腊,意大利和西班牙)比西欧国家(英国,德国和法国)有更高的ARS和ERS,进而他们做出这样的推论:ARS和ERS会随着个人主义(Hofstede价值维度之一)的降低而增高。 Smith (2011) 也发现了以集体主义为特征的东亚国家与折中交流风格是高度聚合的。近年来不少学者开始把反应风格作为一种类特质来进行研究,如果反应风格真的具有某种实质性的意义,它的类特质性、来源以及影响因素都将是我们研究的重点。尽管在跨文化的对比研究中已证实了我国国家层面的反应风格确实深受其传统文化的影响,但是被试的取样却存在代表性的问题(已有研究多在台湾以及香港地区进行过取样分析),并且没有研究涉及到我国被试反应风格的类特质属性及其影响因素,为此我们在新近观点的视角下研究大陆群体样本反应风格的特点、类特质性及其影响因素。

关于反应风格的来源, Weijters (2006) 发现反应风格的来源主要有两大范畴:刺激物水平和被试的水平。在刺激物水平上,反应风格被视为被试受研究工具等的影响而产生的附属品。在被试水平上,反应风格被视为个人特征的反映。反应风格作为被试某种稳定的特点与被试的人格特质有关,并受被试受教育程度,性别,年龄等的影响(Vaerenbergh & Thomas, 2013)。本文中我们将重点放在被试人口统计资料以及人格特征对反应风格的影响上。

关于被试性别对各种反应风格的影响没有一个普适性的结论: Austin, Deary, & Egan (2006) Weijters, Geuens, & Schillewaert (2010) 报告女性比男性更多的运用ARS;而在 He, Bartram, Inceoglu, & van de Vijver (2014a) He, van de Vijver, Espinosa, & Mui (2014b) 的研究中却发现男性在ARS上的得分高于女性;也有研究报告了不同性别的个体在运用ARS上是没有显著差异的 (Light, Zax, & Gardiner, 1965; Marin, Gamba, & Marin, 1992) 对于DARS,Crandall (1973)没有发现不同性别个体的差异;对于ERS, De Jong, Steenkamp, & Baumgartner (2008) Weijters et al. (2010) 发现女性比男性更多的运用ERS; Harzing (2006) Meisenberg & Williams (2008) 却发现了与此相反的结果,当然也有研究发现ERS的性别差异不显著(Grimm & Church, 1999; Light et al., 1965; Marin et al., 1992; Moors, 2008 );对于MRS, Harzing (2006) 发现女性被试比男性被试使用的要多,但是 Light et al. (1965) 和Grimm et al. (1999)却没有发现在这两种风格运用上性别的差异。总体来讲,反应风格性别差异的研究结果是不一致的,并且效应量非常的弱小 (Van Vaerenbergh & Thomas, 2013)

关于受教育程度这一影响因素, Meisenberg et al. (2008) 发现受教育程度与反应风格负向相关,这对于ARS和ERS是一个近似世界范围内的现象,但已有研究结果并不尽一致,如 Weijters et al. (2010) 把焦点集中在ARS,DARS,ERS和MRS上,发现除了DARS外其余的反应风格都和受教育程度具有负向联系。然而, Moors (2008) De Jonget et al. (2008) 发现教育程度对ERS并没有影响。总体来讲,受教育程度一般情况下负向预测反应风格的使用。

已有研究发现反应风格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表明他们的类特质属性,甚至这种类特质属性是与人格特质相联系的 (Weijters et al., 2010) He et al. (2014a) 用四种不同形式测量人格特质的量表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已有研究发现ERS与大五人格特质的外倾性以及责任心是正相关的 (Austin et al., 2006) ,此外ERS和反转的MRS与外倾性正相关(e.g., Austin et al., 2006 ),ARS与宜人性呈正相关(e.g., Graziano & Tobin, 2002 ),ARS与冲动以及外倾性的正性相关也被发现 (Couch & Keniston, 1960) He et al. (2014a) 用包含大五人格特质的职业调查问卷OPQ32也得出了与之相似且更具有说服力的结论,这种OPQ2是一种迫选式的问卷,相比于李克特的问卷更能减少反应风格与人格特质之间的共同方法偏差。

基于上述,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如下:第一,综合研究中国被试各种反应风格的一般趋势;第二,研究性别和受教育程度对反应风格的影响;第三研究反应风格与人格特质之间的关系,并以此确定反应风格是否具有类特质的属性。国外关于反应风格操作化定义一般为被试选择异质内容的量表中某一选项的比例作为各个反应风格的指标,例如选择某一李克特式量表中极端的认可项的比例作为ERS的指标,若要计算MRS就应当用不同于之前测量ERS量表内容的量表来计算选择折中项的比例 (Paulhus, 1991) ,然而鉴于此种研究方法不能把被试的反应风格从被试对项目内容的真实想法中分离出来,本研究采用 郭庆科等人(2007) 的研究中使用的方法来更准确地估计反应风格。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从某东部省份的某大学高校和某高中采取随机抽样的方法共选取被试1200名,剔除作答不完整和不认真的被试问卷,得到有效问卷1170份,有效回收率97.5%。其中男生439名,女生731名。高中生585名,大学生585名。

2.2. 研究工具

本研究的人格测量工具为五因素问卷NEO-FFI (Costa & McCrae, 1992) 。NEO-FFI (NEO Five Factor Inventory,以下简称FFI)是大五人格测验NEO-PI的简化版,特点是简明而有效,包括神经质N、外倾性E、经验开放性O、宜人性A和责任心C五个维度。FFI共60个项目,每个维度12题,采用5级评分(1十分不同意,5十分同意)。FFI已在中国得到应用。本研究中的信度系数前测分别为0.808,0.733,0.594,0.748,0.809;后测分别为0.779,0.699,0.524,0.508,0.668。

为了有效的构建反应风格的指标,由专业人士把NEO原量表的所有题目进行语义反转构成复本测验,分别对被试进行两次测验时间间隔1个月。这样我们得到每个被试的正反两份FFI,正向陈述与反向陈述问卷题目完全一样,但陈述方向相反。

2.3. 施测方法

由经过专业培训的心理学研究者担当主试,采用集体施测的方式对被试进行前后两次施测,问卷当场发放当场回收。

2.4. 反应风格各指标的确定

2.4.1. 反应风格指标确定的原理

根据已有文献我们用两份问卷的原始数据确定反应风格的指标 (郭庆科等人,2007) 。具体原理如下:原量表为FFI,经过对题干语义反转且选项排序不变的量表我们暂且称之为FFI’,在这两份量表中分别含有正向陈述的题干和反向陈述的题干,针对某一题来说如果FFI中的题干为正向陈述,那么复本量表FFI’中对应题目的陈述方向就为反向陈述。因此我们可以得到所有被试对某一题正反向陈述两次的选择,如果被试是基于自己真实的反应回答的时候,那么被试两次的选择应该完全相反,例如在正向陈述题(你很喜欢与别人交谈)上选择了同意,在反向陈述题目(你不喜欢与别人交谈)上就应该选择不同意;如果被试不是基于题干的内容而是基于某种特定的系统的倾向作答,如喜爱选择同意的被试,那么被试就会在这一对正反向题目上都选择同意;用这种方法我们就可以鉴别出被试是基于某种特定的系统做答的还是基于问卷题干的内容作答的。

2.4.2. FFI具体反应指标的确定

数出量表中所有在同一对正向题–反向题上两次都选择1的总次数作为ERSN(极端否定反应风格)的指标;数出量表中所有在同一对正向题–反向题上两次都选择5的总次数作为ERSP(极端肯定反应风格)的指标;数出量表中所有在同一对正向题–反向题上两次都选择2的总次数作为DARS(默认否定反应风格)的指标;数出量表中所有在同一对正向题–反向题上两次都选择4的总次数作为ARS(默认肯定反应风格)的指标;数出量表中所有在同一正向题–反向题上两次都选择3的总次数作MRS(折中反应风格)的指标。

2.5. 统计处理

运用SPSS 16软件进行资料录入并做同质性分析、t检验、积差相关和多元方差分析。

3. 结果

3.1. 复本测验可靠性检验

同质性信度也叫内部一致性系数,是指测验内部所有题目间的一致性程度。即所有题目测的都是同一种心理特质。从表1中可以看出前后测(正反向)题目分测验的同质性信度都在0.6以上可以说明我们对题目语义的反向是合理的,因此我们可以进行下述结果的推断。

3.2. 原量表与复本量表测量同一被试人格特质的差异检验

人格特质是一种稳定的特质,如果被试完全基于自己的真实情况作答那么同一被试两次测验各人格特质得分之间的差异不应该显著,相关样本的t检验表明只有宜人性(a)这一特质维度前测后测的结果差异不显著,其余各人格特质的两次测量结果差异均达到显著水平,如神经质(t = 2.00 p < 0.005)、外倾性(t = −17.46 p < 0.0001)、开放性(t = −2.63 p < 0.0001)和责任心(t = 5.81 p < 0.0001)从上述结果中我们可以推断出被试在回答问卷的时候确实受到了反应风格的影响。

3.3. 各种反应风格的描述统计

表2中可以看出被试的默认反应风格最高,其次是默认否定反应风格、折中反应风格、极端否定和极端肯定反应风格。无论是极端肯定风格还是极端否定风格次数都比较低,这与我国传统的中庸之道密切吻合。

3.4. 各种反应风格之间的相关

为了探讨各反应风格内部之间的联系,我们对所有的反应风格进行了零阶相关分析,结果表明所有的反应风格都不是独立存在的,彼此具有相关,见表3

Table 1. Homogeneity reliability analysis with each personality traits measured by pre-test and post test of FFI

表1. 前后测FFI各人格特质同质性信度分析

Table 2. The mean and standard deviation of different response style

表2. 不同反应风格的平均数和标准差

Table 3. Zero order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various response styles

表3. 各种反应风格之间的零阶相关分析

(注*p < 0.05,**p < 0.01。以下相同)

3.5. 反应风格的性别和受教育程度(年级)的差异

为了检验性别、受教育程度以及他们两者之间的交互作用对这五种反应风格的影响我们做了一个两因素的多元方差分析,2(性别) × 2(受教育程度)非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表明在上性别主效应显著;受教育程度在这五种不同的反应风格上主效应显著,即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各反应风格的指标得分是明显下降的,并且被试运用各种反应风格的一般趋势大致不变如图1所示。性别与受教育程度的交互作用在以及上被发现。

进一步的简单效应分析表明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男生ERSN以及MRS减少的要比女生减少的多,从高中时期男女ERSN显著差异到大学时期的男女差异不显著,如图2所示;MRS也是如此,如图3所示。

3.6. 反应风格与人格特质之间的相关

表4中可以看出:神经质n维度与这些反应风格是显著正相关的,而像外倾性e、开放性o、宜人性a、责任心c与这些反应风格是显著负相关的。由于我们对反应风格操作化的定义不同,本研究的结果

Table 4. The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the response styles and personality traits

表4. 反应风格与人格特质之间的相关分析

Figure 1. The general trend of response styles with different level of education subjects

图1. 不同受教育程度被试反应风格的一般趋势

Figure 2. The interaction effect with gender and level of education on ERSN

图2. 性别以及受教育程度的交互作用项对ERSN的影响

与国外的研究结果有些许差异,我们将在讨论中解释。

4. 讨论

本研究主要的创新在于运用了一种新的研究反应风格指标的方法,在解释研究结果的时候我们必须考虑到不同的计算方式对研究结果所造成的影响。从本研究计算反应风格指标的原理分析上来看本研究中各种风格指标之间的关系相当于总量表中的各个分量表,因此它们之间允许存在不同程度的正向相关,且除了默认肯定与默认否定以及极端肯定和极端否定这两者相关系数分别较高外,其他反应风格的指标

Figure 3. The interaction effect with gender and level of education on MRS

图3. 性别以及受教育程度的交互作用项对MRS的影响

相关不是很强,再次证明我们这种指标的有效性。本研究结果部分支持了反应风格具有某种实质性的意义:即反应风格在很大程度上和稳定的人格特征有关联的。

4.1. 对各个反应风格分布趋势的分析

本研究关于反应风格一般趋势的结果重复了已有研究的报告结果:中国被试默认反应风格和折中反应风格占主导地位 (Harzing, 2006; 郭庆科等人,2007;余益兵等人,2008) ,这种结果也符合 Smith (2004) 提出的关于反应风格可能是文化交流反射的观点。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的被试经常被教育要对自己的文化遗产更加的忠诚,并且拥护、忠心于自己的团体,因此为了证明我们对团体的忠心我们可能展示出更多温和的交流风格如ARS和MRS (He & van de Vijver, 2013) 。这种结果还可能与我国重要的传统文化——儒家思想有关,儒家文化的核心思想为“中庸之道”,中庸并不是我们所误解的不偏不倚没有任何想法的调和的折中主义,研究者们把孔子的中庸也解读为中和,即把所有的事物和谐地统一起来,达到理想的状态 (郑湘萍,2003) ,因此我们表现出更多的默认肯定的风格。DARS也被被试相对较多的使用并不意外,早在1984年 Bachman & O’Malley (1984) 就已经预测到这种模式的出现,并且 Harzing (2006) 的研究也发现了类似的结果。对此,可能的解释是被试为了减少所必需的认知资源而采取的一种策略 (Weijters et al., 2010)

4.2. 反应风格的性别以及受教育程度的差异分析

本研究发现性别对默认反应风格以及折中反应风格有显著的影响。对于ARS,从图1中我们明显的可以看出男生ARS的运用要多于女生ARS的运用,这与国外某些研究不一致 (Austin et al., 2006; Weijters et al., 2010) ,国外也有研究表明性别对ARS的主效应并不是很显著 (Light et al., 1965; Marin et al., 1992) 。对于MRS我们的结果也和国外不一致, Harzing (2006) 发现了女性更频繁的使用了MRS。虽然我们研究出的结果与国外相反,但是这种差异并不是很大,原因可能在于我们把题目进行了反向,在做题的时候就需要消耗更多的认知资源,此时,男生可能就不如女生那样细心,在忽视内容的情况下两次测试都选择了“是”或者“无意见”这两个选项,因此这可能仅仅是一种随机误差的表现。对于ERSP和ERSN这两种极端反应风格的性别差异不显著,国外与之类似的研究极少把极端反应细分为极端肯定和极端否定这两种风格,并且从本研究中两种风格的相关来看,他们应该是一种风格的两个维度,因此ERSN以及ERSP的讨论就可以用下述对ERS的讨论来代替。ERS的研究结果与国外多数的研究一致(Grimm et al., 1999; Light et al., 1965; Marin et al., 1992; Moors, 2008 )。但 Harzing (2006),Meisenberg et al. (2008) 以及 余益兵等人(2008) 的研究结果却都发现了男性比女性更喜欢运用ERS,本研究中极端风格在性别上的差异虽然不显著但从图1的折线图上来看男生比女生极端风格多一些,这可能是因为男生具有更高的开放性和外倾性 (He et al., 2013) 。国外也有研究发现了女性比男性更喜欢运用ERS (De Jong et al., 2008; Weijters et al., 2010) 对于DARS本次研究中并没有发现不同性别被试运用上的显著差异,同Crandall(1973)的结果一致。总的来说从国内外已有的文献来看,目前还不能确定性别对反应风格调节作用的一致性模式,这可能是由于对反应风格不同的操作化定义所造成的,因此还需要更多的研究去探讨这类问题。

关于受教育程度负向预测反应风格的结果,与国外多数研究一致。本研究中设计的反应风格比较全面,与 Weijters et al. (2010) 的研究类似,他们的研究涉及到了ARS,DARS,ERS以及MRS,除了DARS其余所有的反应风格均和受教育程度呈负相关,这和我们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除了极少数的研究得出相反的结果,大多数研究都表明受教育程度和反应风格呈负向相关关系 (He et al., 2013) 。根据 Tourangeau, Rips, & Rasinski (2000) 认为被试对测验问卷进行反应时主要包括理解、提取,判断和反应这四种认知过程这一推理,我们认为反应风格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下降的原因可能在于高中学生理解能力较差,对题意不能正确的理解或是对自己的人格特质了解甚少不能从五个等级选项中做出正确的判断,因此他们更多的借助反应风格来完成测验,而当被试为大学生时,他们理解能力以及对自己的判断均明显的好于高中生,所以他们更能基于自己的真实情况对问卷做出反应。从上述多元方差分析的结果来看,受教育程度的主效应在ERSN和DARS上更为显著,造成这两种否定风格下降大于肯定风格的原因可能是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我们对集体主义的文化更加认同,在这种导向下我们变得更加的谦虚、更具有合作精神以及对团体更加的依赖,因此不愿意做出易伤害其他成员的否定反应。 Kim (1994) 也提到了关于类似的一种谈话约束的象征论:她认为东亚文化会约束交谈者不去伤害他人的感情,并且不愿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别人; Kim, Hunter, Miyahara, Horvath, Bresnahanv, & Yoon (1996) 进一步的研究也表明了这种谈话约束象征论能够预测被试在自我建构的测量中是独立性的还是相互依赖性的,东亚文化认同下的被试在等级量表中的表现可能就是被试会选择更多同意的和温和的反应较少使用不同意的反应。 He et al. (2014a) 也认为受教育程度高的被试更喜欢用细腻、温和的方式去表达自己的感情,因此极端反应风格就会被尽量避免使用。

性别与受教育程度的交互作用在ERSN以及MRS上被发现,对于性别以及受教育程度这一交互作用对反应风格的影响国外很少有研究进行检验,因此我们只对本文结果进行推断性的解释。根据简单效应的分析图2图3来看,随着被试受教育程度的提高,男生ERSN以及MRS减少的要比女生减少的多,从高中时期男女ERSN显著差异(F = 8.53, p = 0.004 =0.007)到大学时期的男女差异不显著,MRS也是如此(F = 11.92, P = 0.001 = 0.01)。这可能是由于言语能力的性别差异造成的, Halpern (1997)和Hedges & Nowell (1995) 发现在整个童年期以及青少年期,女孩在阅读理解测验上比男孩有微小但持续的优势,因此高中阶段的男生在测验中因为对题意的理解相对女生较差一些,他们更易基于自己的一种反应风格回答测验,尤其是当我们把题目进行反向之后进行第二次测验时,较女生而言,男生更不易对反向的题目进行加工,所以就造成高中时期男女在使用反应风格上的差异;虽然这种言语理解性别差异可能持续存在于大学生中,但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男大学生在理解本测验内容上应该和女生差异不显著,因此到了大学时期男生女生在反应风格的运用上差异就不显著。

4.3. 反应风格与大五人格特质的关系分析

我们的研究结果发现神经质与这些反应风格是正相关的,外倾性、开放性、宜人性以及责任心都和这些反应风格是负相关的。与已有研究结果部分一致,例如 He et al. (2014a) 发现MRS与责任心负相关,ERS与开放性、宜人性负相关; Austin et al. (2006) 发现MRS与外倾负相关等;由于本研究中计算反应风格指标的方式不同于以往研究,因此本研究不能完全重复已有的关于反应风格与人格特质关系研究的结果,比如 Austin et al. (2006) 发现ERS与外倾性以及责任心呈正相关, Harzing (2006) 发现ERS以及MRS和外倾性正相关;需要说明的是用不同的计算方式以及运用不同的量表确实可以对反应风格与人格特质的关系造成影响 (He et al., 2014a) 。对本研究结果的解释作出如下推断,首先反应风格与神经质的关系:个体神经质的得分越高,说明被试情绪稳定性越差。在测验中被试易受到情绪状态的影响进而激发被试运用更多的反应风格作答,因此反应风格会受到神经质的正性影响;其次是反应风格与责任心的关系:我们认为责任心越强的个体回答问题时越认真,会更加的基于内容作答,因此责任心与反应风格是呈显著负相关的。对于外倾性、开放性、以及宜人性与各反应风格的负性关系我们暂时还不能做出原理性的阐述,这可能需要我们更进一步的研究来探讨这些原因。

我们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为反应风格具有实质性意义提供了证据,通过检验从量表内容中分离出来的反应风格与人格特质之间的相关,我们发现了反应风格确实部分地类似于人格特质。因此,对于某些目标变量我们不能轻易通过统计的方式把反应风格从中剔除出去,例如态度测验等,反应风格可能是一种真实的目标变量 (Fischer, 2004) ;而且对东西方被试同种特质的比较时也应注意到文化差异造成的不同反应风格在其对比中的影响。

5. 结论及启示

1) 中国被试的默认反应风格和折中风格较多,这与我国传统的中庸之道以及集体主义文化相吻合。

2) 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各种反应风格均显著下降。性别在默认肯定反应风格及折中反应风格上主效应显著,性别与受教育程度在极端肯定反应风格以及折中反应风格上的交互作用显著。具体来说,随受教育程度提高男生极端肯定以及折中反应风格下降程度要大于女生。

3) 各反应风格与人格特质的不同维度均存在不同程度和不同方向的相关,例如反应风格受到神经质的正性影响,责任心与反应风格呈负相关等。因此不可贸然剔除某些目标变量中反应风格。

尽管国外有研究认为用标准化的分数就可以降低反应风格的影响,但是如果反应风格与测验变量相关性较高时,那么排除了这些反应风格就会降低测验的效度。目前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建立独立的反应风格的测量指标,本研究采用了一种较新的方法估计反应风格指标,希望能够推动研究的发展。在已有研究中不管是把反应风格当作测量误差来研究还是当作有实质意义的变量来研究,研究的意义都是为了测量者们未来能够在问卷测验中侦测出这些反应风格,并且尽可能的区分哪些变量需要排除反应风格的影响,哪些不需要;用较为恰当的方式尽可能把反应风格对目标变量的影响降到最低,这也是研究者们未来应该重点研究的方向。

文章引用

李 盟,郭庆科. 反应风格与人格特质的关系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sponse Styles and Personality Traits[J]. 心理学进展, 2016, 06(03): 320-331. http://dx.doi.org/10.12677/AP.2016.63042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1. 1. 郭庆科, 王昭, 韩丹, 时勘(2007). 中国高中学生中的反应风格及其效应. 心理学报, 39(1), 176-183.

  2. 2. 余益兵, 邹泓, 曲可佳(2008). 中学生反应风格的特点及其在人格与自尊关系中的效应.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16, 544-546.

  3. 3. 郑湘萍(2003). 论儒家中庸观及其现代意义. 桂海论丛, 19(2), 62-65.

  4. 4. Austin, E. J., Deary, I. J., & Egan, V. (2006).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Response Scale Use: Mixed Rasch Modelling of Responses to NEO-FFI Item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40, 1235-1245. http://dx.doi.org/10.1016/j.paid.2005.10.018

  5. 5. Bachman, J. G., & O’Malley, P. M. (1984). Yea-Saying, Nay-Saying, and Going to Extremes: Black-White Differences in Response Style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48, 491-509. http://dx.doi.org/10.1086/268845

  6. 6. Costa, P. T., & McCrae, R. R. (1992). Revised Neo Personality Inventory (NEO-PI-R) and NEO Five-Factor Inventory (NEO-FFI).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Resources.

  7. 7. Couch, A., & Ke-niston, K. (1960). Yea-Sayers and Nay-Sayers: Agreeing Response Set as a Personality Variable.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60, 151-172. http://dx.doi.org/10.1037/h0040372

  8. 8. Cronbach, L. J. (1946). Response Sets and Test Validity. Educa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Measurement, 6, 475-494.

  9. 9. Cronbach, L. J. (1950). Further Evidence on Response Sets and Test Design. Educa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Measurement, 10, 3-31. http://dx.doi.org/10.1177/001316445001000101

  10. 10. De Jong, M. G., Steenkamp, J. B., Fox, J. P., & Baumgartner, H. (2008). Using Item Response Theory to Measure Extreme Response Style in Marketing Research: A Global Investigation.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45, 104-115. http://dx.doi.org/10.1509/jmkr.45.1.104

  11. 11. Fischer, R. (2004). Standardization to Account for Cross-Cultural Re-sponse Bias: A Classification of Score Adjustment Procedures and Review of Research in JCCP.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35, 263-282. http://dx.doi.org/10.1177/0022022104264122

  12. 12. Gibbons, J. L., Zellner, J. A. and Rudek, D. J. (1999) Effects of Language and Meaningfulness on the Use of Extreme Response Style by Spanish-English Bilinguals. Cross-Cultural Re-search, 33, 369-381. http://dx.doi.org/10.1177/106939719903300404

  13. 13. Graziano, W. G., & Tobin, R. M. (2002). Agreeableness: Di-mension of Personality or Social Desirability Artifac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70, 695-728. http://dx.doi.org/10.1111/1467-6494.05021

  14. 14. Halpern, D. F. (1997). Sex Differences in Intelligence. Implications for Education. American Psychologist, 52, 1091-1102. http://dx.doi.org/10.1037/0003-066X.52.10.1091

  15. 15. Harzing, A.-W. (2006). Response Styles in Cross-National Survey Research: A 26-Country Stud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Management, 6, 243-266. http://dx.doi.org/10.1177/1470595806066332

  16. 16. He, J., & van de Vijver, F. J. R. (2013). A General Response Style Factor: Evidence from a Multi-Ethnic Study in the Netherland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55, 794-800. http://dx.doi.org/10.1016/j.paid.2013.06.017

  17. 17. He, J., Bartram, D., Inceoglu, I., & van de Vijver, F. J. (2014a). Response Styles and Personality Traits: A Multilevel Analysis.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45, 1028-1045. http://dx.doi.org/10.1177/0022022114534773

  18. 18. He, J., Vijver, F. J. R. V. D., Espinosa, A. D., & Mui, P. H. C. (2014b). Toward a Unification of Acquiescent, Extreme, and Midpoint Response Styles a Multilevel Stud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ross Cultural Management. http://dx.doi.org/10.1177/1470595814541424

  19. 19. Hedges, L. V., & Nowell, A. (1995). Sex Differences in Mental Test Scores, Variability, and Numbers of High-Scoring Individuals. Science, 269, 41-45. http://dx.doi.org/10.1126/science.7604277

  20. 20. Hui, C. H., & Triandis, H. C. (1989). Effects of Culture and Response Format on Extreme Response Style.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20, 296-309. http://dx.doi.org/10.1177/0022022189203004

  21. 21. Kim, M. S. (1994).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s of the Perceived Importance of Interactive Constraints.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1, 128-151. http://dx.doi.org/10.1111/j.1468-2958.1994.tb00343.x

  22. 22. Kim, M. S., Hunter, J. E., Miyahara, A., Horvath, A. M., Bresnahan, M., & Yoon, H. J. (1996). Individual versus Culture-Level Dimensions of 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 Effects on Preferred Conversational Styles.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 63, 29-49. http://dx.doi.org/10.1080/03637759609376373

  23. 23. Lentz, T. F. (1938). Acquiescence as a Factor in the Measurement of Personality. Psychological Bulletin, 35, 659.

  24. 24. Light, C. S., Zax, M., & Gardiner, D. H. (1965). Relationship of Age, Sex, and Intelligence Level to Extreme Response Styl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 907-909. http://dx.doi.org/10.1037/h0022746

  25. 25. Marin, G., Gamba, R. J., & Marin, B. V. (1992). Extreme Response Style and Acquiescence among Hispanics.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23, 498-509. http://dx.doi.org/10.1177/0022022192234006

  26. 26. Meisenberg, G., & Williams, A. (2008). Are Acquiescent and Extreme Response Styles Related to Low Intelligence and Education?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44, 1539-1550. http://dx.doi.org/10.1016/j.paid.2008.01.010

  27. 27. Mick, D. G. (1996). Are Studies of Dark Side Variables Confounded by Socially Desirable Responding? The Case of Materialism.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23, 106-119. http://dx.doi.org/10.1086/209470

  28. 28. Moors, G. (2008). Exploring the Effect of a Middle Response Category on Response Style in Attitude Measurement. Quality & Quantity, 42, 779-794. http://dx.doi.org/10.1007/s11135-006-9067-x

  29. 29. Moors, G. (2010). Ranking the Ratings: A Latent-Class Regression Model to Control for Overall Agreement in Opinion Researc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22, 93-119. http://dx.doi.org/10.1093/ijpor/edp036

  30. 30. Paulhus, D. L. (1991). Measurement and Control of Response Biases. In J. Robinson, P. Shaver, & L. Wrightsman (Eds.), Measures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ical Attitudes (Vol. 1, pp. 17-59). San Diego, CA: Academic Press. http://dx.doi.org/10.1016/B978-0-12-590241-0.50006-X

  31. 31. Smith, P. B. (2004). Acquiescent Response Bias as an Aspect of 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yle.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35, 50-61. http://dx.doi.org/10.1177/0022022103260380

  32. 32. Smith, P. B. (2011). Communication Styles as Dimensions of Na-tional Culture.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42, 216-233. http://dx.doi.org/10.1177/0022022110396866

  33. 33. Tourangeau, R., Rips, L. J., & Rasinski, K. (2000). The Psychology of Survey Respons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ttp://dx.doi.org/10.1017/CBO9780511819322

  34. 34. Van Herk, H., Poortinga, Y. H., & Verhallen, T. M. (2004). Response Styles in Rating Scales Evidence of Method Bias in Data from Six EU Countries.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35, 346-360. http://dx.doi.org/10.1177/0022022104264126

  35. 35. Van Vaerenbergh, Y., & Thomas, T. D. (2013). Response Styles in Survey Research: A Literature Review of Antecedents, Consequences, and Remed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25, 195-217. http://dx.doi.org/10.1093/ijpor/eds021

  36. 36. Weijters, B. (2006). Response Styles in Consumer Research. Doctoral Dissertation, Ghent: Facul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Ghent University.

  37. 37. Weijters, B., Geuens, M., & Schillewaert, N. (2010). The Stability of Individual Response Styles. Psychological Methods, 15, 96-110. http://dx.doi.org/10.1037/a0018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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