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translator is required to apply pragmatics to interpret the meaning of source language in context, and then to analyze the underlying ideas of the text. At the same time, the interpretive theory shall be used to express the meaning of the original text in target language. Only in this way can a translation convey the literal and deep meaning of the text. Based on the translation practice of the novel Continuer written by a French writer Laurent Mauvignier, this paper aims at illustrating the application of pragmatics and interpretive theory in the translation activity of literary works and reflecting upon the importance of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Keywords:Literary Translation, Pragmatics, The Interpretive Theory, Synecdoche,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语用学与释意理论在文学翻译中的应用

—以罗朗·莫维尼埃的小说《继续》翻译实践为例

朱丹

厦门大学，福建 厦门

收稿日期：2017年5月13日；录用日期：2017年5月28日；发布日期：2017年5月31日

摘 要

在文学翻译中，译者需要运用语用学知识对源语言在文本语境中的意义进行解读，进而理解文本的言外之意；同时要按照释意理论的方法(比如提喻)，用目标语对源文本的意义进行阐述和表达，如此，译文才能传达出原文的字面意义和深层含义。本文以法国作家罗朗•莫维尼埃的小说《继续》部分章节的翻译实践为例，说明语用学和释意派理论在文学作品翻译中的应用，并反观文学翻译中译者主体性的重要性。

关键词 :文学翻译，语用学，释意理论，提喻，译者主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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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文学翻译实践中，经常会出现译文晦涩生硬甚至词不达意的情况，这显然是字面翻译的结果。那么，如何才能使译文准确流畅、自然生动地传达出原著的意义？我们以为，理解源文本的意义要脱离源语言外壳的形式，将原著的意义按照目标语的使用规范表达出来，是完成准确生动的译文的重要方法。译者运用语用学知识对源文本解读是译出的第一步。首先查到源文本中多义词汇的所有含义，再联系上下文，在文本的具体语境中对词汇意义进行选择和确定，从而扩展思维去理解篇章的意义；同时，根据语境领会文本的言外之意。接着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做到“信”、“达”、“雅”，需要运用释意理论，即脱离源语言外壳的形式，不拘泥于字面意义，理解源文本的深层含义，最后对文本意义进行目标语的阐述和表达。

2. 语用学理论在文学翻译中的应用

意义是语义学研究的重要对象。在Newmark (1982)看来，语义学的所有问题都与翻译理论相关 [1] 。但翻译又不仅仅是语义问题，译者还必须根据自身的认知水平在具体语境中理解源语言，这就涉及到语用学知识的应用。语用学研究具体语境中话语的具体含义，它不仅关注说话者(写作者)的言内行为，还关注其言外行为和言后行为，即不仅探讨语言结构中语言语境的形式编码表现，而且研究社会文化语境中语言的运用、理解和表述的恰当性 [2] 。因此，语用学知识可以很好地为翻译服务，帮助译者解释源语言中的含义并将其译成恰当的目的语。

在翻译中，译者运用语用学知识对文本的言外功能进行细致、深入的分析必不可少。文学文本语言与科学文本语言不同，科学文本语言的字面义和表达义总体是叠合的，而文学文本的字面义和表达义较多是分离的，二者不能叠合 [3] 。这种分离的结果就产生出文学文本语言的言外之意，即文本的言外功能。比如，简单的日常对话“今天天气如何？”“凉透了！”，若是出现在文学文本中，就可能还意味着回答者因为某事心情不好，所以“心”凉透了。这样的结论该如何得出呢？只有结合上下文理解，才能明白回答者的个人情感是否融入到了话语中。因此，译者在翻译文学作品时，不能只是简单传达字面意义，还必须结合语境分析文本的言外之意。

在对法国当代作家罗朗•莫维尼埃的小说《继续》中几个章节的翻译中，我们运用了语用学知识对源文本进行理解。如第一章中“le cercle s’est ouvert et forme une ligne flottante [4] ”，此处的flotter的字面意义为“漂浮”、“浮动”，照此翻译则不知所云。但结合语境深入理解后我们得知，此处描写的是人所骑的马儿停驻在原地，但并非完全不动，而是前前后后地迈着小步子走动，而这一队吉尔吉斯人将主人公两个法国旅行者围成一圈，就像弯曲海岸线上的浪花一样，一进一退，因此这里使用了flotter这个动词。再如，第六章中出现了吉尔吉斯斯坦的人名“Taberbek”和“Djamila” [5] ，鉴于笔者在以往的求学经历中结识了新疆的少数民族学生，其中就有柯尔克孜族¹，经请教该民族学生，直接翻译该民族常用的中文译名为“塔比尔别克”、“加米拉”。虽然译者可以参考现已出版的人名翻译手册，但也不排除译名在日常使用中发生改变的情况，因此直接请教该民族语言的使用者也是一种及时、准确的翻译方法。另外，该章介绍了吉尔吉斯人喝的一种叫做bozo [5] 的发酵米酒，按照法语读音，容易被译为“菠酢”。但按照该民族语言发音应当译为“苞酢”，通过查阅资料发现，该酒为当地人用黄米酿造的一种米酒，且笔者家乡也有用玉米酿酒的传统(当地称“苞谷酒”)，因此，在翻译中选取了有酿酒原料之意的“苞”字，而“酢”这个多音字在读作zuò时其中一个含义便是“以酒回敬主人”。因此，“苞酢”二字既在语音上大体还原了源语词汇，又使其在语义上得到了最大程度地还原。

在文本的语境中，意义蕴于文化当中并取决于作者的意图，这时译者很难完全既译出语境中的意图又译出源语言的文化含义。因此，译者在做文学翻译时需要运用语用学知识对文本的言外功能进行细致、深入地分析，这样才能尽量还原作者意图并译出源语言的文化含义，取得翻译的最佳效果。

3. 释意理论在文学翻译中的应用

法国教授赛莱斯科维奇(D. Seleskovitch)是最早研究口译的学者之一。作为一名有着近20年口译从业经验的口译专家，她于1968年发表的国家博士论文《国际会议译员——言语与交际问题》标志着释意派翻译理论的诞生。以往的翻译理论几乎都是从语言学角度探讨翻译问题，但在她看来，翻译远远超出了语言范畴，与认知有更密切的关系 [6] 。20世纪70年代，随着语言学的新流派——语用学的出现，人们才开始关注交际对象和交际人之间的关系，这为释意理论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因此，释意理论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把译者重新引入篇章翻译中。不过这里强调的依然是对口译的研究，但是从释意理论的发展进程来看，释意理论并不是只适用于口译。

塞莱斯科维奇研究的第一阶段主要围绕“意义”展开，如：意义是如何产生的？读者先前的认知对意义的建构起何种作用？一些语用学研究的先见之明由此可见。第二阶段是释意理论研究领域的纵向和横向拓宽阶段：德利尔(J. Delisle)于1978年第一个将释意模式运用到实用文本的翻译研究中，否定了“释意理论只是口译理论”的说法；接着对笔译的研究从实用文章翻译、科技翻译拓展到法律翻译，到1990年后又延伸到对文学作品翻译的研究。对文学翻译的思考是释意理论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刘和平在总结相关博士论文及专著时说道：“原文形式越重要，越需要译者的深入理解，理解后越要摆脱原文形式，从而寻找恰当的意义对等方式加以表达，这是保持文学作品特点的唯一道路” [6] 。因此，译者首先需要对原文的深入理解，这个理解过程自然也包括对语用知识的运用，然后摆脱原文形式的局限，最后寻找恰当的意义对等方式进行表达，即根据目标语读者的接受习惯和文化背景来确定译文。

在《继续》一书部分章节的翻译中，有时会出现阅读完一段没有生词的文字后却不明其意的情况，尤其是看不出跟故事情节的关系。比如第六章，作者写道：“même si on essaie de se rattraper en prétendant qu’on s’est laissé emporter par la colère, l’émotion, par ce qu’on voudra, prétendant que les mots ont dépassé la pensée [7] ”。笔者翻译为：“即使声称自己是因为被愤怒冲昏了头，是因为太过激动，是被自己所想而蒙蔽，声称自己所说超出所想，企图通过这样的努力来弥补造成的影响。”这段心理描写插叙在原文故事情节中，按照原文字面意义翻译过来显得文字生硬，难以理解。经过学者的指点和自己的思考，笔者将“是因为被愤怒冲昏了头，是因为太过激动”改译为“怒不可遏，情难以控”这种中文里特有的四字词语，将这一段形成慢叙的心理描写表达得更加简洁明了，使译文在整体上显得更加平衡 [8] 。

释意理论认为，篇章的整体意义、提喻(Synecdoche)等概念要采用意义对等(équivalence)翻译方法，单一意义的词采用语言对应(correspondance)翻译方法 [6] 。译者的任务是采用明喻或暗喻的方法实现篇章意义的对等，因此，提喻可以从理论上解释释意模式 [6] 。提喻并不是一个中文词汇，但它相当于汉语文学修辞中的借代、指代，即不直接说某一事物的名称，而是借事物的本身所呈现的各种对应的现象来表现该事物。提喻大致归纳为四种情况：(a) 部分和全体互代；(b) 以材料代替事物；(c) 抽象和具体互代；(d) 以个体代替整个类。在翻译中，提喻的理解和使用通常需要和译者的认知补充结合起来 [6] 。比如笔者将《继续》第六章中“ce qui est dit est dit [7] ”翻译成“说出去的话就是泼出去的水”，意为有些话一旦开口说了就无法收回，这里借用了中国的俗语“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这种翻译情况属于提喻的第三种，即以具体代抽象。所以，对这句话的翻译运用了“认知补充”对翻译对象进行暗喻，将已经说出去无法挽回的话语比作泼出去的水，同时考虑到了中国读者的文化背景，因此读到“泼出去的水”就能想到“嫁出去的女儿”，也就能够明白这个比喻的含义。

4. 文学翻译中的译者主体性——语用学与释意理论应用之路径

在文学翻译中，译者的主体性凸显其重要性。这种主体性主要体现在译者“脱离原语语言外壳”并对源文本的言外功能的理解的这个过程，同时也表明译者可以在译文中有一定程度的发挥和再创作。

分析源文本的言外功能是语用学应用范畴。翻译过程中的语用分析，就是借助于语用学的理论和方法，对翻译中所涉及的语言使用问题进行交际意义上的综合分析 [1] 。文学翻译自然离不开文学理论的运用。20世纪70年代，语用学和文学结合起来形成一门新兴学科——文学语用学(Literary Pragmatics)，它是用语用的方法和原则阐释文学语言，并非停留在对语言的形式结构的思考，而是寻求解释文学作品中语言的形式结构怎样由作者和读者在特定语境中通过其交际行为而被实际使用和体验 [9] 。可见，文学翻译同样离不开交际问题。交际翻译相对于语义翻译来说，更加注重译文的社会性，注重读者的反应。因此，在文学翻译中，译者需要发挥主体性的作用，首先以读者的身份，结合语境，分析和理解源文本中作者所表达的意义，再以作者的角度，用目标语言对作者的意图进行表达，尤其是注重译文在读者中得到理解和引起共鸣的效果，也就是译文的社会性。同时要注重文化含义在源语言和目标语之间的转换，而这个过程就需要释意理论的运用。

释意理论的模式是指“理解——脱离原语语言外壳——重新表达”三个过程，强调“脱离原语语言外壳”，就是忘记讲话使用的字词，头脑中只剩下对意义的意识形式，自发地表达自己的理解。这个过程便突出了译者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其实它包括了理解原文和重新表达两个步骤。所以说“脱离原语语言外壳”是理解原文的一个重要阶段，与语用学所强调的注重语言在使用中的意义是一脉相承的。

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文学翻译中要同时运用语用学理论和释意理论，使两者相互协作，互为补充。在《继续》的翻译中，译者既注重在理解源文本时结合上下文、前后章节进行语境中文学语言的分析，又注意在翻译时运用释意理论，将理解后的原文按照中文表达习惯来表述。当然，不能为了刻意追求译文的流畅性而进行任意发挥，因为文学翻译并非文学创作，前者最终还是要以源文本意义的传达为主要目标。在《继续》第四十一章中，原文有一段是“Mais ni Samuel ni Sibylle n’ont envie de rester dans ce village sinistre aux chemins poussiéreux – des particules grises qui ne flottent pas dans l’air, parce que rien ne bouge [10] ”，笔者将此句翻译为：“然而，萨缪埃尔和茜玻尔都不想待在这个灾难现场一般的村子，这里的路面都是灰——这些灰色的颗粒并没有漂浮在空气中，因为什么都动弹不了”，这里将sinistre翻译成“灾难现场一般”而没有用其字面含义“凄凉的，悲惨的”，是站在文中主人公母子俩的角度，从他们对当地环境的感受以及并不想在当地歇息的意愿来选择译出语词汇。尤其是关于儿子萨缪埃尔，从下文中他独自一人在小商店外等他母亲购物时的动作和心理描写中，可以感受到他对当地环境的抵触情绪，而且此章末一直着墨于萨缪埃尔认为当地“贫穷”的感受，更与“灾难现场一般”所要表达的环境的“脏乱差”相契合。

5. 结论

文学翻译要准确生动地传达出原著的意义，需要译者综合运用语用学知识和释意理论并发挥主体性作用。语用学的出现为释意理论的产生奠定了基础，释意理论是对语用学在翻译实践中的发展。释意理论不仅仅以口译为研究对象和应用范围，它在笔译尤其是文学翻译中同样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语用学理论的运用有助于更好地深入分析和理解源文本；囊括了“理解——脱离原语语言外壳——重新表达”三个过程的释意理论在源文本的解读中同样具有重要作用，而“脱离原语语言外壳”这个过程，实际上包含了理解和重新表达的两个过程。在文本的翻译中，追求意义对等的提喻可以从理论上解释释意模式。文学翻译中运用语用学和释意理论，都需要关注和强调译者的主体性。分析源文本的言外之意，理解原文时“脱离原语语言外壳”，都是不可替代的主体行为。译者主体性不仅表现在理解原文，还表现在用目标语重新表达的过程中。另外，在重新表达时，译者要注意再创作的“度”，要置于文本既定框架和历史文化范畴之内，符合文本语境，以传达源文本的意义为基本目标，不能任意发挥。因此，充分发挥译者主体性作用，综合运用语用学和释意理论，同时掌握好译者再创作的“度”，才能使我们更好地完成文学翻译任务。

文章引用

朱 丹. 语用学与释意理论在文学翻译中的应用—以罗朗·莫维尼埃的小说《继续》翻译实践为例
The Application of Pragmatics and Interpretive Theory of Translation in Literary Translation—A Case Study of Continuer in the Novel of Laurent Mauvignier[J]. 现代语言学, 2017, 05(02): 192-196. http://dx.doi.org/10.12677/ML.2017.52026

参考文献 (Referen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