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vances in Psychology
Vol.3 No.2(2013), Article ID:9614,6 pages DOI:10.12677/AP.2013.32011
The Revision and Revalidation of Core Self-Evaluations Scale Based on Chinese Indigenous Research
1Department of Management, Shandong Academy of Governance, Ji’nan
2School of Psychology,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Email: *weixqian@yahoo.com.cn
Received: Dec. 27th, 2012; revised: Jan. 18th, 2013; accepted: Feb. 3rd, 2013
ABSTRACT：
The present paper reviews the research status of core self-evaluations, and the revision status of core self-evaluations scale (CSES) in China, and investigates 2564 samples, consisting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by questionnaire in order to validate again the structure stability for use of CS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hina. The finding indicates that 11 items of CSES load in “Positive Factor” and “Negative Factor”, respectively, except for the second item.
Keywords: Core Self-Evaluations Scale; Revision of Scale; Chinese Indigenous Research
中国背景下核心自我评价量表的修订与再验证
魏祥迁1,2*，唐汉瑛2，刘三明2
1山东行政学院管理系，济南
2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武汉
Email: *weixqian@yahoo.com.cn
摘 要：
总结了目前在中国背景下有关核心自我评价的研究情况和对Judge开发的核心自我评价量表(CSES)的修订情况，并通过问卷法调查了中学生及大学生两类群体，共计2564个样本，以再次验证CSES在中国使用的结构稳定性。结果表明：除删除第2题外，CSES量表中其他的11个题目分别负荷在“正向因子”和“负向因子”上。
收稿日期：2012年12月27日；修回日期：2013年1月18日；录用日期：2013年2月3日
关键词：核心自我评价量表；量表修订；中国本土化研究
1. 引言
“核心自我评价(Core Self-Evaluations, CSE)”一词起源于工业组织心理学对工作满意度的研究，是一种潜在的、宽泛的人格结构，是个体对自我能力和价值所持有的最基本的评价和估计(黎建斌，聂衍刚，2010)。Judge、Locke和Durham于1997年在综合了哲学、临床心理学研究、临床心理学实践、工作满意度、压力、儿童发展、人格理论及社会心理学等8个领域的研究成果后，首次提出了“核心评价(Core Evaluations)”的概念。核心评价包含着面向自我、他人与现实世界的评价，可分为核心自我评价和外在核心评价(External Core Evaluations, ECE)，核心评价是评价而不是认知，是包括并影响着所有其他的更加具体评价的基本特质(Judge et al., 1998)。Judge等(1998)论证了CSE与ECE是不同的，前者是由自尊(SelfEsteem)、一般自我效能(Generalized Self-Efficacy)、非神经质(Nonneuroticism)以及控制点(Locus of Control)等四种基本特质构成(Judge et al., 1998)。
在早期的研究中，CSE的测量是间接的(Judge et al., 2003)，即先测量四种基本特质(自尊、控制点、神经质和一般自我效能)，并在此基础上抽取一个单一的、高阶的因子作为一个潜变量，然后再进行相关的研究。后来Judge等人(2003)以上述四种基本特质为依据，开发了一个可以用来直接测量CSE的工具，即核心自我评价量表(Core Self-Evaluations Scale，简称CSES)(Judge et al., 2003)。
2. 中国目前CSE的研究现状
最早涉及CSE研究的国内研究者是吴超荣和甘怡群(2005)、程卫凯(2005)以及李虹(2005)。例如，吴超荣和甘怡群(2005)运用二阶验证性因素分析，证明了在中国文化背景下依然存在着高阶的CSE，并且甘怡群、王纯和胡潇潇(2007)认为中国人的CSE应该反映中国人的独特性。因此，他们尝试把对于东方文化非常重要的集体自尊纳入到CSE的自尊部分，提出中国人的CSE的理论构想包括4种核心特质，即善良、才干、处世态度和集体自尊。后来王婷等人(2009)证明了集体自尊可以包含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CSE中，而陈慧等人(2010)通过实证研究验证了甘怡群、王纯和胡潇潇(2007)提出的理论构想。
由于测量CSE关系到研究变量的操作化问题。目前国内的大部分研究依然是采用Judge曾经使用的两种重要的CSE的测量范式：直接测量和间接测量。这两种研究测量范式都有其优缺点，如Judge等人认为间接测量范式存在一些局限性：第一，间接测量会使CSE的概念产生混淆，无法验证它是一种潜在结构或是一种聚合结构；第二，四种分量表集合在一起造成测量题目过多(共有38个题目)，这可能会影响到测量的效度，尤其是在企业环境中更是如此(杜建政，张翔，赵燕，2007a)。尽管杜卫、张厚粲和朱小姝(2007)验证了CSE概念的结构效度和增益效度，认为可以使用CSE概念来表示四种人格特质，而且有利于简化研究的复杂度。但是，这并不是说这四个人格特质是完全多余的，因为他们的某些部分可能是独特的，不为CSE所能完全涵盖的(杜卫，张厚粲，朱小姝，2007)。
2.1. 间接测量范式
所谓间接测量是指先测量与CSE相关的四个基本特质，然后再以这四个基本特质作为指标变量来间接表示CSE。
1) 直接使用基本特质来代替CSE
采取这一测量范式进行CSE研究的基本思路也是来源于Judge关于CSE的思想，即CSE包含自尊、控制点、神经质和一般自我效能等4种基本特质。但是，这些研究者们在研究中仅把这4种基本特质作为CSE不同的衡量构面。例如，程卫凯(2005)研究了这4种基本特质分别与工作满意度的关系；高彩珠(2006)研究了这4种基本特质分别在校长的创业家精神对教职员组织公民行为影响中的调节效应；陈建文和廖建桥(2007)以自尊、一般自我效能和心理控制源为CSE的3个子特质成分；张丽(2007)研究了4种基本特质分别与基层民警的职业倦怠的关系；白新杰、李辉和李芸(2010a，2010b)则研究了4种基本特质分别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2) 以潜在的高价因子作为CSE
这是比较典型的CSE的间接测量方式。采用这种间接测量范式测量CSE的研究者们都发现了在四种基本特质上存在一个高阶的CSE，并在研究中以4种基本特质为指标，来提取潜在的高阶因子进行相关研究。这种研究往往要借助结构方程来检验相关变量之间的关系。例如吴超荣和甘怡群(2005)、杜卫、张厚粲和朱小姝(2007)、马利军和黎建斌(2009)、甘霖和沈馨琳(2011)、葛伟丽和陈方辉(2011)等分别验证了CSE是一个高阶因子。
2.2. 直接测量范式
所谓直接测量就是使用Judge等人(2003)编制的CSES直接测量“核心自我评价”这一心理变量。我国有些研究者考虑到Judge编制的CSES量表在中国背景下使用的文化差异性，在使用CSES时先对其进行了修订。
1) 使用直接翻译的CSES
这种直接测量范式是直接使用翻译的Judge编制的CSES量表来进行相关研究，如谢义忠和时勘等人(2007)直接使用翻译的CSES研究了CSE对经济困难和心理健康之间的调节作用；杨晓峰和李玮(2009)及杨晓峰、许思安和郑雪(2009)使用翻译的CSES研究了CSE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另外，还有曾红等(2010, 2011)、胡琳丽、于新和刘雪卿(2011)、孙健敏、王震和胡倩(2011)、黎建斌等(2012)等人以及李杰(2012)的研究均使用了直接翻译的CSES。
2) 使用修订后的CSES
对中文版CSES修订后使用的情况比较复杂，见表1。这些修订后的量表，有的已经被后来的研究者们陆续运用在不同的实证研究中。值得一提的是杜建政、张翔和赵燕(2007b)修订的CSES更具有中国文化背景，他们是在原CSES题目上加入了一些新的题目，最后从24个题目中筛选出10个题目(详见张翔(2007))。
鉴于前人在量表修订中出现的不一致现象，为了进一步检验CSES在中国背景下的结构效度，本文选取了在校的中学生和大学生作为被试，再次检验CSES本土化测量是否稳定。
3. 研究方法
3.1. 研究工具
在借鉴张翔(2007)、任志洪(2007)、林振桦(2008)及许思安和杨晓峰(2009)等人翻译的CSES的基础上，并参考英文原文而整理成初始的中文版《核心自我评价原始问卷》。原始问卷共计12个题目，其中偶数项题目是对自己的消极评价，需要反向计分。然后对12个题目的得分加总后求均值作为CSE的得分。分数越高表示CSE就越高。
3.2. 研究对象
三个研究中共涉及2564个被试，具体情况见表2。
3.3. 统计工具
使用了SPSS20.0和AMOS20.0两个统计软件分别对问卷进行了项目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
4. 研究程序与结果
由于大陆研究者多是以Likert 5点记分的方式来
Table 1. The compares of core self-evaluation (CSES) scale revis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hina
表1. 中国背景下核心自我评价(CSES)量表的修订对照
Table 2. Descriptive analysis of the samples
表2. 被试基本情况一览表
使用CSES，而台湾则用了6点记分的CSES，而本文尝试对7点记分的CSES进行结构验证。因此，本文分别验证了5点和7点两种Likert记分方式下的CSES在中国背景下结构效度。
4.1. 研究一：Likert 5点记分的CSES的验证分析
4.1.1. 研究被试
以武汉某高校在校大学生为被试，共发放问卷1400份，回收1265份，回收率90.4%；其中有效问卷1105份，有效率87.4%。根据被试的编号进行排序，然后利用SPSS20.0的程序随机选取一半被试(558人)的数据用于探索性因素分析，另一半被试(547人)的数据用于验证性因素分析。
4.1.2. 研究工具
以Likert 5点记分的中文版《核心自我评价原始问卷》为研究工具，其中1~5分别代表从“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研究1使用的CSES的内部一致性系数是0.808。
4.1.3. 探索性因素分析
1) 项目分析
首先，求决断值。以27%的高低分组法，计算每个项目的临界比。结果发现12个题目在高低分组上差异显著(p < 0.001)，最小的t值是6.34。故保留原量表中的12个题目。
其次，信度分析。整个量表的信度系数是0.828，除了第2题外，其余11个题的删除该题后的信度系数都低于0.828，而第2题的结果是0.832。故可剔除第2题。然后再计算信度，这时信度系数是0.832，且删除该题后的信度系数都低于0.832(介于0.809~ 0.831)。所以可保留除第2题之外的其余11个题目。
2) 探索性因素分析
首先进行KMO和Bartlett球形检验，KMO值为0.890，Bartlett球形检验的值为1627.952，df = 55，显著性水平为0.000，说明该样本数据适合用以探索性因素分析。然后，采用主成分分析和最大方差法，以特征值大于1为标准，可以得到比较清晰的两个因子，两因子的累积解释率是50.65%。如果取因子负荷值0.4作为取舍标准，11个题目都没有出现双重负荷的情况，且题目3、5、1、9、11、7等6个题目负荷在第一个因子上，称为“正向因子”，负荷值介于0.611~ 0.712。而4、6、12、8、10等5个题目负荷在第二个因子上，称为“负向因子”，负荷值介于0.619~ 0.732。但是两个因子间存在着中等高相关(r = 0.514, p < 0.001)。
4.1.4. 验证性因素分析
利用随机选取的另一半被试(547人)的数据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模型1是单因子模型，即11个题目都负荷在一个因子上，模型2是两因子模型，即探因结果的两个因子。根据林振桦(2008)的思想，两个因子间具有中等高相关，11个题目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是0.811，两个因子间可能存在一个高阶因子，于是做了模型3高阶因子的验证分析。
对表3中的三个模型进行比较，χ2值越小越好，而df值越大越好；χ2/df在2.0到5.0之间时，可以接受模型，若χ2/df小于2，则可以认为模型拟合较好；RMSEA在0.08以下，越小越好，低于0.1表示好的拟合，低于0.05表示非常好的拟合，低于0.01表示非常出色的拟合；TLI(NNFI)、CFI和GFI的取值0~1之间，NNFI超过0.9认为模型可以接受；CFI在0.9及其以上的取值表示模型拟合程度较好；GFI与CFI类似，大于0.9时，则认为模型拟合观测数据(侯杰泰，温忠麟，成子娟，2004)。从表3的结果来看，高阶因子模型的拟合指标都较好，且优于模型1和模型2的拟合指标。故可选择高阶因子模型3。
Table 3. Study one: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of college students’ CSES
表3. 研究一：大学生群体的CSES验证性因素分析
4.2. Likert 7点记分的CSES的验证分析
4.2.1. 研究被试
以武汉某三所高校在校大学生和湖北武汉、广西南宁、广东中山三市的中学生(初中和高中)为被试。发放问卷2000份，回收1732份，回收率86.6%；有效问卷1459份，有效率84.2%。分别对大学生和中学生被试随机选取一半被试的数据用于探索性因素分析，另一半被试的数据用于验证性因素分析。
4.2.2. 研究工具
以Likert 7点记分的中文版《核心自我评价原始问卷》为研究工具，其中1~7分别代表从“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以大学生为被试的CSES的内部一致性系数是0.790，以中学生为被试的CSES的内部一致性系数是0.798。
4.2.3. 研究二：大学生样本的探因和验因的结果
利用4.1.3.的判断标准，临界比的分析结果是保留12个题目，而信度分析的结果是删除第2题。因此，删除第2题，保留11个题目用于探因。
首先进行KMO和Bartlett球形检验，KMO值为0.840，Bartlett球形检验的值为613.481，df = 55，显著性水平为0.000，说明该样本数据适合用以探索性因素分析。探因的结果是得到两个因子，可累积解释54.84%的变异。如果取因子负荷值0.4作为取舍标准，11个题目都没有出现双重负荷的情况。第11、9、7、5、3等6题负荷在第一个因子上，称为“正向因子”，负荷值介于0.652~0.769；第10、8、6、12、4等5题负荷在第二个因子上，称为“负向因子”，负荷值介于0.712~0.813。
利用4.1.4.的方式进行验因，其结果如表4所示。由表4的结果显示高阶因子模型3的数据拟合指标比较理想。
4.2.4. 研究三：中学生样本的探因和验因的结果
利用4.1.3.的判断标准，临界比的分析结果是保留12个题目，而信度分析的结果是删除第2题。因此，删除第2题，保留11个题目用于探因。
首先进行KMO和Bartlett球形检验，KMO值为0.849，Bartlett球形检验的值为1663.182，df = 55，显著性水平为0.000，说明该样本数据适合用以探索性因素分析。探因的结果是得到两个因子，可累积解释52.11%的变异。如果取因子负荷值0.4作为取舍标准，11个题目都没有出现双重负荷的情况。第1、3、11、9、5、7等6题负荷在第一个因子上，称为“正向因子”，负荷值介于0.644~0.777；第4、12、6、8、10等5题负荷在第二个因子上，称为“负向因子”，负荷值介于0.658~0.772。
利用4.1.4.的方式进行验因，其结果如表5所示。由表5的结果显示高阶因子模型3的数据拟合指标比较理想。
5. 分析与讨论
综合上述三个研究，不管是5点记分还是7点记分的中文版《核心自我评价原始问卷》的最后修订的结果都是删除第2题，而保留其余11个题目。这11
Table 4. Study two: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of college students’ CSES
表4. 研究二：大学生群体的CSES验证性因素分析
Table 5. Study three: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CSES
表5. 研究三：中学生群体的CSES验证性因素分析
个题目分别负荷在“正向因子”和“负向因子”上，且有一个共同的高阶因子，即CSE。虽然第二个研究的高阶因子模型3的拟合指标不是很理想，这可能与样本量少有关系。但是第二个研究中模型3的拟合指标还是要好于模型1和模型2的各项拟合指标，可以接受研究二的模型3。总之，从本研究的三个研究的结果来看，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采用11个题目之和的平均值作为CSE的测量指标。
纵观目前中国研究者已修订CSES的结果来看，本文的修订结果除了删除了第2题外，基本与林振桦(2008)的修订结果是一致的。林振桦(2008)把CSES中的12题中的6个正向题目与6个负向题目分别落在不同的因素上，故可将两因素命名为“正向题因子”与“负向题因子”。尽管姚琼、黄卫明、马庆玲(2010)及许思安和杨晓峰(2009)等两个研究团队也是保留11个题目，但是，由于姚琼等人的文献中没有具体说明11个题目在“正向评价”与“负向评价”两个纬度上的具体分布，而许思安等的结果是11个题目分属三个不同的因子，且删除的是第9题。而其他的研究者修订的结果不管保留多少题目都是负荷在一个因子上。
鉴于目前中国研究者对CSES的修订结果的不一致性来看，可能存在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1) 东西文化差异
这一问题与CSE理论以及CSES的跨文化研究有关。已有研究初步表明中国人也存在CSE的高阶结构(杜卫，张厚粲，朱小姝，2007；马利军，黎建斌，2009；王婷，等，2009)，也确实发现了中国背景下CSE结构的独特性(甘怡群，王纯，胡潇潇，2007)。Heine和Lehman等人认为东西方两种文化下的自我评价是不同的，西方文化(以美国为代表)趋向于追求积极的自我评价，而东方文化(以日本为代表)则存在一种自我批评的倾向(杜建政，张翔，赵燕，2007a)。因此，研究CSE的本土化理论和CSES测量跨文化的适用性可作为跨文化研究的下一议题。
2) 量表修订问题
这一问题既可能与东西方文化对同一题目含义的理解上存在差异，也可能在研究中对原始问卷的翻译或表述上存在差异造成的。这就要求研究者应该采用科学的态度，按照规范的问卷翻译和修订程序来进行相关研究工作，不能为研究而研究，更不能为修订而修订。如有可能，应该成立全国相关机构来统一管理和修订相关量表，把测量量表的修订放在一个更大的更广泛的中国被试群体中做相关研究，以改变目前小而零散的量表修订和研究工作范式。而这种小而散的研究范式，由于采用的测量工具的不统一，其获得的研究结果也不利于未来的研究比较。
3) 施测过程问题
施测过程的不标准是任何一个成熟的测量量表在使用中经常遇到的问题，也是很难避免的问题。这就要求研究者在使用量表时，应加强施测过程的管理，按照标准化的程序来进行施测，以避免污染测量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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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