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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虽然，韩非与马基雅维里生活在两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代，又是不同的民族，然而两个人却存在着许多的相似之处。两个人生活的时代都处于急剧变革的时代，国家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而自己的国家又是诸国中较弱，有被吞并的趋势。基于这样的历史因素，两个人在政治思想上提出了同样的观点——政治功利主义，让政治与道德分家，从性恶论出发来论述政治以及如何成为一个强大、集权的君主。

2. 人性论

在孔子提出关于人性问题的讨论后，诸子百家的思想都会基于两种人性论(“性善论”与“性恶论”)来展开论述。同样的关于人性的讨论在西方的思想中也存在，它最初发生在西方最重要的一位基督教思想家奥古斯丁与诺斯替主义和贝拉基主义的争论中，对往后的基督教思想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同时也对后来的西方政治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对于韩非与马基雅维里，这二人在各自的政治思想论述中无处不透露着“性恶论”的人性思想观。

2.1. 韩非的人性论

韩氏的人性论师承荀子的人性论“‘性恶论’是以荀子为代表的，韩非是在其师荀子思想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了‘性恶论’的内容，深化了‘性恶论’的内涵^[1]。”在仔细研读《韩非子》一书中，多处都透露出韩氏对于人性恶的探讨，“人为婴儿也，父母养之简，子长而怨。子盛壮成人，其供养薄，父母怒而诮之。子父，至亲也，而或谯或怨者，皆挟相为而不周于为己也。……此其养功力，有父子之泽矣，而新调于用者，皆挟自为心也^[2]。”在这里，韩氏清楚的表述了人性是如何的“恶”，父子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理性经济人”的关系，父母抚养子女是为了防老，是一种利益交换。连父子间的关系都尚且如此，那么君臣之间的关系也就如同雇佣者于被雇佣者之间一样更是一种利益交换关系，“千金之家，其子不仁，人之急利甚也^[2]。”各取所需而已。正是基于这样的人性认识，“因此，韩非认为。利之所在，民之所凑，国家应该充分利用和引导民众好利的本性，使人的好利本性为君主专制制度所服务^[3]。”君主只有掌握了人的本性，才能利用这一个特点来驾驭臣下与统治国家。

2.2. 马基雅维里的人性论

通过细读《君主论》一书就能够得出马氏对人性所持的态度是“性恶论”。在本书中，马氏一直用很大篇幅与很多章来论述不同形式的君主国中的君主要如何保有一个国家，这当中他多次论述到了人性恶，一个君主既要从人性恶的角度出发来管理臣下与臣民，同时自身也要拥有一些所谓“恶”的特质才能够成为一个伟大的君主。他是这样来描述人性恶的“另一部分则是由于人类的不轻易信任的心理——对于新事物在没有取得牢靠经验以前，他们是不会确实相信的。因此，当那些敌人一旦有机会进攻的时候，他们就结党成帮地干起来；而另一方面，其他的人们只是半心半意地进行防御。为此君主同他们在一起是危险重重的^[3]。”这里是马氏在“论依靠自己的武力和能力获得的新君主国”新君主如何来保有他的国家中，如果采取新的制度为什么会带来困难的原因之一。在“论残酷与仁慈，被人爱戴是否比被人畏惧来得好些”中马氏直接的指出了“因为关于人类，一般地可以这样说：他们是忘恩负义、容易变形的，是伪装者、冒牌货，是逃避危难，追逐利益的。当你对他们有好处的时候，他们是整个儿属于你的……爱戴是靠恩义这条纽带维系的；然而由于人性是恶劣的，在任何时候，只要对自己有利，人们便把这条纽带一刀两断了^[4]。”从上面中的表述中不难看出，马氏已经清楚地表明他对人性持有“恶”的观点。可以这样说，在马氏的著作中人性恶几乎充满了每一章论述中，在本书中，马氏还大量的论述了一个君主要想保有自己的国家，拥有自己的军队是必要的，因为雇佣军与援军都是“恶”的。

3. 两者“术”治的比较

韩氏与马氏的思想存在着许多相同之处，其思想都建立在人性恶的基础之上，在“法、术、势”三个方面有众多相似之处，国家应该富国强兵，引证历史来解释当前的现象。虽然对于二者的比较已经有众多的学者研究过，本文主要就只从“术”治这一方面进行比较。本人认为，二者的思想有很大的相似性除了二人所处的环境相似，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二人对人性的解读都是从同一个角度出发的，那就是人性是自私自利的，要能够成为一个强大的君主就必须掌握这一点，看清人性，掌握臣下。

3.1. 何为“术”

读过《君主论》都能够清楚的知晓马氏的“术”是关于“君之术”，整本书基本上是在教君主如何能够成为一个有实权、有实力、能够统一国家的君主，因此可以这样说马氏的是“人君之术”。而韩非的“术”中包括了“人君之术”与“人臣之术”，在本文中比较的是“人君之术”，也就是君主如何能够成为一名合格的君主。关于“术”在《韩非子∙定法》中韩非是这样来描述的“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曹德本先生对这句话的解释是“术与法的差别就在于，法是用来统治全体人民的工具，而术的对象则是群臣、百官，是君主驾驭群臣、考察群臣的手段，因而法律的特征是公开，而术则要藏于胸中，为君主所独有^[3]。”而在蒋重跃的书中得出的是这样的几层意思：“一是‘因任而授官’，即根据能力任用官员，说的是官员的选举和任用要以能力为准。二是循名而责实，即根据臣下的言论或职务来检验他的行为或政绩，目的是要臣下严格做到言行一致、职事相当。做到的，赏；做不到的，罚^[5]。”马基雅维里虽然没有特别的指出何为“术”，但是从字里行间就透露出了，术就是君主如何驾驭臣下与统治臣民的一种手段，后世的人们都将之称为“阴谋论”。

3.2. 思想产生的背景比较

春秋战国时期的韩国是七国中较为弱势的，而地理位置又处于各国之间，每一个想要统一天下的强国都觊觎着它，时常处于乱战纷争中。“韩非的一生，正处于韩国外祸不断、国土日削的危难关头，韩王暗弱昏庸，内政混乱不堪。韩非对韩国的现状非常不满又十分忧虑，他清楚地看到，在物质利益面前，原有的伦理道义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无休无止的明争暗斗，世人为了满足一己之欲常常不择手段，而且争抢斗夺愈演愈烈，从外部的攻城掠国，到朝廷内部的尔虞我诈，无不体现了人的自私自利。这些不能不对韩非的心灵有所震撼，也不能不影响他对人的思索。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他提出了人性自利的认识，劝戒统治者应将法、术、势相结合，以达到‘霸天下’的目的^[6]。”在这个群雄割据、思想界“百家争鸣”的时代，韩非作为法家的集大成者给世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思想财富。在各种版本中对于法家思想的特点有不同的阐释，在这里本人选取的是曹德本的。法家思想的特点有四个：特点之一，是重视法律的作用；之二，主张实行极端的君主专制统治；之三，主张实行富国强兵的政策；之四，用进化的观点解释历史^[3]。韩非是属于法家在战国时期的后期代表人物，他在继承了前期法家的政治思想的前提上提出了法、术、势兼用的政治思想理论，是法家的集大成者。

潘汉典在译《君主论》^[4]一书的序文中详细的叙述了马氏的一生遭遇。马基雅维里(1469~1527年)生于意大利佛罗伦萨的贵族家庭，当时的意大利处于四分五裂状态：米兰公国、威尼斯共和国、佛罗伦萨共和国、那波利王国和教皇辖地等五个主要国家，还有许多小的封建领地。在这种状态下，意大利的人民与贵族之间、统治集团之间为着疆土的扩大利用雇佣军进行长期的征战，加之有外族的入侵，可以说马氏生活的国家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马氏出生时的意大利还是比较安定的时期，直到他开始参加政治生活后，他历经了佛罗伦萨的鼎盛时期、文艺复兴的全盛时期和佛罗伦萨没落时期。马氏的政治生活也是历经坎坷，潘汉典说“马基雅维里的政治生涯大体可以说是从1494年至1512年，即与佛罗伦萨共和国重建和再度覆灭相始终；也就是说，从原来的统治集团梅迪奇家族被宗教改革家修道士萨沃那罗拉领导人民起义驱逐之后，直到梅迪奇家族卷土重来修复其统治之日。而1494年正是法国查理八世入侵，从此使意大利进入内忧外患交并的困难时期^[4]。”马氏后半生的遭遇与意大利的软弱、混乱、腐败是《君主论》一书的产生的历史背景，他希望通过把这本书奉献给洛伦佐∙梅迪奇，让这位当时的佛罗伦萨君主能够采纳他的思想，把意大利变为一个强盛的国家，他在本书的最前面给洛伦佐∙梅迪奇的上书中这样写到：“如果你认真地考虑和诵读它，你就会从中了解到我的热切的愿望：祈望你达到命运之神和你的其他条件使你有希望达到的伟大地位^[4]。”

从上面的论述中不难看出，韩氏与马氏虽然生在不同的国度、不同的时代，但是两人所处的历史背景是极其相似的，这也是两人的政治思想有众多相同的历史原因。

3.3. “术”治的根基

两者生活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但是基于相同的生活背景与同样的人性观——“性恶论”——使二者的“术”治思想也是有了很大的相似性，可以说两个人在“阴谋论”中是不遑多让的。在一些研究中有这样一种观点就是韩氏与马氏“术”的根基是一样的，都是基于权势，这就是为什么两个人的思想中都强调一个君主一定要有实权，而不是一个被架空的“空壳”，“没有权势就没有术治，离开权势，术治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所以二者在强调术治的同时，一刻也没有忘记提醒君主必须要牢牢地握住权势^[7]。”

很多研究韩非思想的学者有一个共同的认同，韩非的法、术、势是他政治思想的核心范畴，同时三者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循环的。韩非认为：“势者，胜众之资也^[2]”“今势重者，人主之爪牙也^[2]”“凡明主之治国也，任其势^[2]”帝王之所以是帝王，首先便是有权势，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来掌管着天下，而要获得这种势要通过一定的权术，这就是韩非的“术”。“势”是能够用“术”的一个前提条件，而“术”又使“势”能够更壮大，本人也同意二者之间是一个循环与互为前提的关系。

马氏“术”的前提或者说是根基是权势，这个在他的《君主论》的很多篇章中都毫无保留的表现了出来。他一直在探讨的一个问题就是君主要如何获得这个国家，得到后又要如何来统治它，这是一个权势得到的探讨，而在具体的措施中，其中的权术与“阴谋论”就是君主驾驭臣下或者是对待敌人的手段。“马基雅维利主张国家的根本问题是统治权，统治者应以夺取和保持权力为目的，这是他政治思想的核心。他认为，国家的产生根源于人的邪恶本性而导致的战争状态……统治者的一切活动都应以夺取、扩大、保有权力为目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可以不择手段^[7]。”

3.4. 二者“术”的侧重点不同

虽说两者都是让君主如何用“术”来统治一个国家，但是二者的侧重点有所不同。研究韩非的一些学者把他的“术”分为很多种，张觉在《韩非术治思想新探》^[8]中把“术”分为：刑名术——考核臣下的术，主要的是用臣下的言论去衡量他所做的事及所取得的功效，用臣下的职位去追究他的职权与实绩，用赏罚来实现其价值。用人术——必须严格掌握用人标准，任用德才兼备的人；不显好恶，不叽毁誉，以法择人；贵贱平等，听无门户，量功授官；专职专事，不兼官兼事；逐级提升；君主必须掌握用人大权。治奸术——要治奸，掌握察奸之术是第一步，第二步便是将这察奸术付诸实践，了解各种奸臣与奸术。从韩非的这三种“术”中可以看出韩非主张君主重术是为了驾驭臣子，具体的说是要君主把臣子治得服服帖帖，心甘情愿地为自己服务。

马氏的“术”却更多的是关于君主与敌人之间的斗争，这就是马氏在《君主论》中最主要的核心思想——即君主如何获得国家，获得后又如何能够长久统治。他在开篇中就把君主国分为世袭的和新的，在本书中探讨的主要是新的君主国如何产生，而在建立了一个新的君主国后要如何来统治。新的君主国有这样两种：一个是全新的，一个是世袭君主国占领的附庸国。他认为要依靠自己的军队而不是雇佣军来获得国家与守卫自己的国家，雇佣军的背叛与不守信用是马氏对人性持恶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在整本书从头至尾，马氏一直在强调君主建立自己军队的重要性。在不管是依靠自己的武力获得国家还是借助他人武力获得国家，不管统治的是一个全新的国家还是附属国，君主要能够达到治世目的就必须不择手段“为了确保他的新的王国领土安全免遭敌人侵害，有必要争取朋友，依靠武力或者讹诈制胜，使人民对自己又爱戴又畏惧，使军队既服从又尊敬自己，把那些能够或者势必加害自己的人们消灭掉，采用新的办法把旧制度加以革新，既有严峻的一面又能使人感恩，要宽宏大量且慷慨好施，要摧毁不忠诚的军队，创建新的军队，要同各国国王和君主们保持友好，使他们不得不殷勤地帮助自己，或者诚惶诚恐地不敢得罪自己^[4]。”

马氏有一个最著名的论断就是君主既要像狮子一样凶猛还要像狐狸一样的狡猾，他说：“君主既然必须懂得善于运用野兽的方法，他就应当同时效法狐狸和狮子。由于狮子不能够防止自己落入陷阱，而狐狸则不能够抵御豺狼。因此，君主必须是一头狐狸以便认识陷阱，同时又必须是一头狮子，以便使豺狼惊骇^[4]。”这个是既针对臣下也针对敌人的“术”。对于臣民的“术”马氏涉及的虽不是很多，但他也提到了君主对于内部的臣民也不得不多防范“君主使人们对自己抱有这种见解，就会深受尊敬，而阴谋反对一个受到敬重的人是困难的。如果大家都认为他卓越非凡而且受到他的臣民尊敬，要攻击他也是困难的。因此，君主必须注意两件事：其一是内部的，它来自臣民方面；其二是外部的，它来自外国势力……关于臣民的问题，当没有外患的时候，君主不得不害怕的只是他们秘密地搞阴谋^[4]。”

韩非强调的是君主如何对臣子玩弄权术，驾驭臣下，从而能够达到自己掌握所有的臣子对自己的忠诚与畏惧；而马氏强调的是君主如何对敌人使用权术，让自己的领土得以安全，国家得以统一。二者“术”的侧重点虽有不同，但不能否认的是二者的“术”是根据人性恶得来的。在“性恶论”的基础之上人们之间是没有信任可言的，也没有道义可讲的，人与人之间是相互的算计与互使阴谋诡计。

4. 结语

对韩氏与马氏的思想，在后人的评价中是褒贬不一，而对于二人的人性论与“术”的评价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批判，认为这是一种极致的“功利主义”思想，这种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倾轧与算计会把整个社会带到一种阴暗面。但本人认为，在通过上面大篇幅的比较二者的思想，我对其人性论与“术”持有的是一种比较认同的态度。首先，二人的论述基本上是针对君主这个比较特殊的角色而言的。试想要很好的统治一个国家，如果这个君主是一个软弱的、过于仁慈的、不懂权术之人，那这个国家也就离混乱不远了。“两权相利取其重，两权相害取其轻”如果只用运用一些阴谋、权术能够使这个国家得以安定发展，那为何又要因这会让一些人遭诟病而让一个国家进入到混乱与民不聊生的境地呢？其二，二人对于人性的“性恶论”的探讨是有其现实意义的。有些学者持“性善论”的假设，认为人的天性是善的，只是后天的原因导致其恶，但是本人更偏向“性恶论”假设，因为在有“恶”这样一个前提假设，可以把各种恶进行探讨后制定出各种法来对其牵制与规束，不要在事发后才发现漏洞已存在许久。当然，在这里不得不说的是，韩氏与马氏的“性恶论”是有一些值得深思的地方的，难道一个人真的是恶到这种六亲不认，父子互利，阴暗吗？人与人之间就真没有信任与道义可言？其实在当今的中国法制不健全，法制建设还处于摸索阶段来说，韩氏与马氏的“性恶论”还是有其存在的意义。其三，在当今这个风云际会、变换莫测的国际形势当中，二人的“术”治有很多地方是值得借鉴的。在与别国的交往与处理国际问题时要有一定的权术的，就像马基雅维里所说的，一个君主既要像狮子一样的凶猛但也要像狐狸一样的狡猾，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也应当如此。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1]       金东瑞. 韩非与法家思想[M].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11.

[2]       韩非 著, 陈奇猷 校注. 韩非子新校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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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蒋重跃. 韩非子的政治思想[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6]       王珍愚, 李睿, 周晶. 试比较韩非和马基雅维里的人性论政治思想[J]. 学术界, 2005, 4: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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