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s
Vol.3 No.01(2014), Article ID:13247,5 pages
DOI:10.12677/ASS.2014.31002

Ethnic Relations Governance under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Nationalism

Zongyuan Yang

College of Public Management,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Email: 1242986463@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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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eived: Dec. 27th, 2013; revised: Jan. 17th, 2014; accepted: Feb. 11th, 2014

ABSTRACT

Ethnic relations governance under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nationalism was brought after the original governance can’t meet the long-term goal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catch the development of ethnic relations.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thnic relations governance has made some achievements and also exposed a lot of problems, which already cannot adapt to the new situation in the new period of management request of ethnic relationship. Therefore, it is particularly urgent and necessary to adjust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governance between ethnic relations to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nationalism and then apply it to the practice of ethnic relations governanc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new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situation.

Keywords:Nationalism; Ethnic Relations Governance; Value Orientation

论以“国家主义”为价值取向的 族际关系治理

杨宗源

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昆明

Email: 1242986463@qq.com

收稿日期:2013年12月27日;修回日期:2014年1月17日;录用日期:2014年2月11日

摘  要

以“国家主义”为取向的族际关系治理是在对以往的族际关系治理模式不能满足民族国家发展的长远目标以及族际关系出现了新变化而提出来的。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族际关系治理在取得了一些成绩的同时也暴露了不少的问题,已经不能适应新时期、新形势对族际关系治理提出的要求。因此,在新的国际国内形势的影响下,将族际关系治理的价值取向适时地调整到以“国家主义”为取向上来并运用到族际关系治理的实践中就显得尤为紧迫和必要。

关键词

国家主义;族际关系治理;价值取向

1. 引言

“国家主义”取向的族际关系治理是指民族国家运用权力对涉及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进行协调和控制,以维护民族国家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为出发点,提升民族国家的自觉性、整体性的政治过程。族际关系治理是事关多民族国家社会安定有序和国家繁荣稳定的大事。族际关系治理的行动都是在一定的价值取向指导下展开的。价值取向的不同自然也就导致族际治理行动的差异,最终族际关系的“治”与“乱”也就因取向而异。在回顾过去族际关系治理的价值取向的基础上,适时地将族际关系治理的价值取向转移到“国家主义”上来并用来指导族际关系治理的实践是当前以及今后极为紧迫和必要的任务。

2. 对民族国家建立以来族际关系治理的回顾和反思

只有回顾过去,才能展望未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族际关系治理为当前族际关系治理转型提供了对照,对这段时期的族际关系治理进行深刻反思,有助于我们明确当前以及今后一段时期内的族际关系治理应该选择的方向。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民族国家时代的到来,各民族间的关系也由王朝国家时代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不平等关系进入到了民族国家时代的平等、团结、互助的新型社会主义族际关系,各民族都是国家的主人,都是中华民族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为了保障少数民族的权利和利益,加快少数民族的发展,国家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民族识别工作。将各少数民族识别出来以后,冠以固定的族称,帮助少数民族创制文字,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文化,并在少数民族的人才培养、就业、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给予了大量的政策优惠。同时,为了保证各少数民族自主管理本民族的内部事务,国家还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建立了民族自治地方,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保障了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的权利。甚至为了团结少数民族,党和国家都对少数民族给予了极大的宽容和礼遇。“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大召开,年仅19岁的达赖和15岁班禅的班禅分别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主席,让他们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会见各国来宾和各界知名人士……”[1] 很遗憾,国家对达赖的极高的待遇并没有换来达赖集团对民族国家的认同与忠诚。1959年3月10日,达赖集团发动叛乱,对于达赖的叛乱,中国共产党再次表现出了不合逻辑的宽容,据此,第二届全国人大仍然选举达赖为副委员长,直到1964年还一直保留他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职务。这样一种以维护少数民族利益为取向的族际关系治理把少数民族的利益放在了突出的位置,没有置于国家的长远利益和全局的考虑之下,是“民族主义”取向的族际关系治理模式1

这种“民族主义”价值取向的族际关系治理模式为巩固和扩大新生政权的合法性基础,争取少数民族对国家的政治认同,实现少数民族社会形态的历史性飞跃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应该客观地、历史地看待。也正是因为这种“民族主义”取向的族际关系治理模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所以被继承下来并沿用至今。这种模式固然有其合理性和有效性,但这种模式发挥作用的“此情此景”已经悄然改变,尤其是族际关系生态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仅体现出来某种不适应性,而且还助长了民族意识,使少数民族的国族认同意识和国家观念淡薄。若继续沿用以“民族主义”为取向的族际关系治理模式,必然不能适应变化了的族际环境对族际关系治理提出的新要求和新挑战,甚至还会导致始料不及的后果。因此,将族际关系治理的价值取向由“民族主义”向“国家主义”转移在当前的形势下就显得格外紧迫和必要。

3. 提出“国家主义”价值取向的时代背景及其目标要求

变化了的国际国内环境是推动族际关系治理的价值取向由“民族主义”向“国家主义”转型的最主要的影响因素。从国际形势来看,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要求确立国家利益至上的观念。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抗拒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同世界各国的交往范围不断扩大,程度也逐步加深,并成为国际社会的重要成员。随着近年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在这种激烈竞争的国际社会中,民族问题就既有可能被敌对势力用来削弱、分裂我国的工具,成为国家间博弈的筹码。当今的时代,民族国家依然是国际关系的主要行为体,国家依然是民族利益的代表和最终归宿。因此,族际关系治理就应该以“国家主义”为取向,凸显国家的整体性和重要性,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

从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和少数民族的发展来看,民族意识的觉醒呼唤“国家主义”的到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市场经济所引发的社会改革影响了和调整着族际政治治理的进一步发展。“一体化”和“科学化”是时代发展的内外部趋势。经济决定政治,由此强调“国家主义”的价值选择是比较可取的。具体来说,就是以此作为多民族国家族际政治整合的基本取向,作为制度设计和政策制定的基础和出发点,但同时也承认差异,以制度和政策维护作为差异之体现的少数民族权利,但不刻意强化差异,更不扩大差异[2] 。同时,少数民族的发展也获得了历史性的转变,但东西部发展的巨大差距以及少数民族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后要求争取更大发展的心理与民族地区发展能力不足之间的矛盾激活了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个别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还有不断膨胀的趋势。因此,将族际关系治理的价值取向迅速转移到“国家主义”上来,把国家这个各民族共同的政治屋顶作为各民族效忠的对象,维护国家的统一与稳定。

以“国家主义”为价值取向的族际关系治理要以一系列的目标作为支撑,实现了这些目标才能体现“国家主义”价值取向的价值内涵,而目标的设定应以各个阶段民族问题的特点为依据。从国家的长远发展来看,笔者以为,“国家主义”的族际关系治理应确立“三步走”的战略目标。

3.1. 阶段性目标:促进族际间的和谐与团结,维护国家的统一与稳定

目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正在迅速推进。转型期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发生的频率较高,导致社会动荡的风险较大。正如亨廷顿所言:“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3] 。”众所周知,民族分裂势力一直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面临的最大威胁。如果族际间的利益关系协调不好,矛盾冲突解决不当,就有可能被极少数极端民族分裂分子利用从而挑起族际纷争,导致民族分裂运动的发生。因此,族际关系的和谐与稳定是国家安定与团结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民族国家存在与发展的前提。人可以没有自由,但不能没有秩序。市场经济的顺利进行和各民族的幸福生活需要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离开了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个人的生命安全都难以得到保证,更何况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把族际关系治理纳入到国家统一与稳定的大局之下,促进族际间的团结与和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创造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所以,促进族际关系的和谐与维护国家的统一与稳定理应成为“国家主义”价值取向的族际关系治理的阶段性目标。

3.2. 中长期目标:增加族际间的同质性,逐步实现国民文化同质化

族际关系中的矛盾与冲突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各民族的风俗习惯、语言文化、宗教信仰等异质性因素导致的。可以这样认为,族际间的异质性程度越高,发生摩擦的几率相对就越大,民族与国家间的离心力就越大;相反,民族间的趋同性程度越高,各民族间相互尊重、理解、容忍乃至融合的可能性就越大,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向心力自然就会增强。“在民族国家的制度框架内,建设巩固、稳定和强大的国族是多民族国家避免分裂和瓦解的最有效的途径”[4] ,而国族的形成、发展和壮大都是以一定的国族文化为精神纽带和基本动力的。所以,在增加族际间的趋同性、逐步实现国民文化同质化的过程也就创造了相应的国族文化,培养了坚定的国族品质和精神,增强民族国家的凝聚力、创造了生命力。

3.3. 终极目标:完成中华民族的高度整合,实现中华民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族一国”

将国内56个作为历史文化共同体的文化民族整合为一个高度一体化的民族共同体是当代中国族际关系治理的最终目标,是民族国家建成的标志,也是族际关系治理的终点。完成中华民族的高度整合,意味着创造出了极具包容性的中华民族文化,培养了具有极大号召力的中华民族精神,构筑了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文化家园,中华民族已经成长为一个全新的民族共同体,民族间的界限都已淡化乃至消失,民族与国家已融为一个高度统一的集合体。作为民族国家制度基础的民族是中华民族,而作为中华民族政治外壳的国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上述以“国家主义”为价值取向的族际关系治理的三个目标是环环相扣、层层递进的关系。其中,作为阶段性的目标,促进族际关系和谐发展,维护国家的统一与稳定是基础和前提,也是族际关系治理的逻辑起点。在多民族国家统一与稳定的基础上,通过社会、经济、文化等的发展,促进国民文化同质性的增加,发展壮大作为支撑民族国家制度基础的强大的国族,这是关键。在民族与国家不断结合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中华民族的自觉性,完成中华民族精神的升华和族格的超越,完成民族与国家的重新熔铸,这是族际关系治理的动力,也是族际关系治理的终点。在这个以“国家主义”为取向族际关系治理过程中,国家利益是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各个目标相互促进,构成了一个动态且完整的“三位一体”的族际关系治理过程。

4. 以“国家主义”为价值取向的族际关系治理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族际关系治理的价值取向从“民族主义”向“国家主义”的转型,是在认真总结和深刻反思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族际关系治理的基础上,结合当前国际国内形势以及我国民族问题的现状而做出的判断。族际关系治理的活动都是在一定的价值取向指导下展开的,作为族际关系治理的价值底蕴,“国家主义”的价值取向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从理论上看,族际政治整合对于多民族国家的意义主要表现在:第一,巩固和提升多民族国家的合法性;第二,构建和保持良性的族际政治互动;第三,抑制和消除民族的政治分离。因此,多民族国家的族际政治整合是多民族国家最重要的政治机制,族际政治整合是否充分有效发挥作用,直接关系到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多民族国家的族际政治整合的目标是维系国家政治共同体的统一,采取的具体行动却是多种多样的,不同历史条件下的族际政治整合行动有很大的差别。但是,族际政治整合中所蕴涵的价值取向却具有稳定性。它作为族际政治整合的价值底蕴,决定着族际政治整合的基本走向。因此,讨论族际政治整合问题必须涉及价值取向的问题,也只有从价值取向上讨论问题,才能抓住问题的根本。“国家主义”的取向,强调国家的整体利益,始终把国家利益置于至上地位,始终以国家利益作为政策的出发点和追求的目标,从有利于国家治理的角度来看待和处理民族关系及其问题。另外,从可预见的结果来看,“民族主义”政策存在的问题和造成的消极后果,都可以通过国家主义的民族政策加以克服和解决。因此,“国家主义”的族际关系治理思路为我们认识民族问题、分析和解释民族现象以及预测民族发展演变规律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工具,为族际关系治理活动提供方法和思路上的指导。“国家主义”族际关系治理以国家的整体利益和长远目标为出发点,以民族国家本质属性和发展规律作为要求,符合我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

从实践上看,首先,以“国家主义”为价值取向的族际关系治理要求在民族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以及在开展民族工作的过程中要突出国家利益的重要性,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与稳定。民族政策是族际关系治理活动最主要、最具权威性的依据,而民族工作又是我国族际关系治理所普遍采取的形式,是对民族政策的具体实施和解释。因此,在以“国家主义”为价值取向的族际关系治理过程中就要做到民族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以民族国家的整体利益和长远目标为出发点,民族工作的开展要有利于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在中国,党和国家在开展族际政治整合的实践中,构建了一套完整的族际政治整合机制。譬如,党的领导体制、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民族政策、民族工作。这一整合模式中,执政党和国家政权有机结合的权力体系是族际政治整合的根本主体甚至唯一主体,而国家主要通过高度集中的政治权力进行族际政治整合。民族政策和民族工作,则依赖于这个权力体系而发挥作用。

其次,以“国家主义”为取向的族际关系治理要求在族际政治实践中培养少数民族对民族国家的认同感、忠诚感和义务感,淡化民族意识和民族界限。民族国家政治体系的正常和有效运转需要各少数民族源源不断的支持的输入,这样政治体系才具有合法性。政治体系的合法性越高,少数民族对政治体系的认同度就越高,越能表现出对政治体系的支持与热情,把政治体系看作是自我实现和个人价值的体现并主动承担起对于民族国家的责任和义务。国民教育机制则是培养少数民族对民族国家的认同感最为主要的一种族际政治整合的实现机制。国民教育是随着民族国家的建立而逐步构建起来的,现代国民教育实质上就是一种制度式的教育,也是一种同质性的教育。在多民族国家,可以通过学校教育向学生灌输国家意识形态观念、传播主流政治文化、培养支持现行国家政治体系的政治人格的社会责任,充分利用这一渠道灌输主流社会价值观和人格塑造的方式,促进族际政治整合目标的实现。

再次,以“国家主义”为取向的族际关系治理要求在社会实践中培育中华民族文化的新的生长点,并以中华民族文化来推动中华民族的自觉性和能动性。在实践中,这就要求党和国家主动承担起顶层设计的任务,结合民族国家建设和发展的需要以及族际关系的现状和发展规律,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成长量身打造一套文化发展与繁荣的方案。在国家的积极主张、倡导和大力支持下,充分发挥各社会团体、社会人士的优势,挖掘、整理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提炼中华民族精神,开发和创新文化形式,为民族国家的政治体系注入文化动力。在多民族国家的族际政治整合实现中,“国族”是典型的政治民族,也是由民族国家构建起来的新型族体。但它作为一个特定的人群共同体,也具有文化民族的某些特质。通过民族国家这个制度框架与塑造强有力的国族文化是增强国族凝聚程度的重要途径。在中国,“中华民族”这个国族是由56个民族凝聚而成的“多元一体”,虽然中华民族建立在多个民族的交往和交融的基础上因而具有相当的凝聚力和稳定性。然而,中华民族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仍然遇到各个传统民族的民族文化快速发展而形成的结构性力量冲击。因此,在“国家主义”这一价值取向的指导下,加强中华民族文化的建设,并通过中华民族文化的建设来推动中华民族的发展是多民族国家族际政治整合目标实现的正确选择。

在国家政治共同体中,迄今为止,民族构成最为复杂、民族–国家关系最为重要、认同问题最为突出的当属“多民族国家”[5] 。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处于民族国家形态的多民族国家,族际关系治理是维持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统一与稳定的一项重要治理工程。它的最终目标是指向是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高度统一,因而在实践中也应该以“国家主义”为价值取向。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1. [1]  王希恩 (2012) 问题与和谐——中国民族问题寻解.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北京, 262.

  2. [2]  周平 (2012) 多民族国家的族际政治整合. 中央编译出版社, 北京, 102.

  3. [3]  [美]塞缪尔. P. 亨廷顿 (2008)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年版, 上海.

  4. [4]  周平 (2012) 多民族国家的族际政治整合. 中央编译出版社, 北京, 104.

NOTES

1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价值取向及其调整问题,周平教授在《民族政策的价值取向及我国民族价值取向的调整》、《中国民族政策价值取向分析》、《中国族际政治整合价值取向分析》等文章中做出了详细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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