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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关于情态动词人际意义的研究大多数是在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框架下针对具体语类展开，如：吴静(2006)^[1]追述了系统功能语言学对情态动词研究的历史；何咏梅(2009)^[2]和孙静(2011)^[3]等均从系统功能语言学角度研究了政治语言中的情态动词的人际意义。该类研究强调了话语生产者对人际关系的调控性，或多或少忽视了对话语接受者情感认同的考量。本文认为新修辞学的创始人肯尼斯∙伯克提出的“认同理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完善我们对于人际意义效果的理解。

2. 情态及情态助动词

2.1. 情态

情态以及情态助动词是传统语法、哲学、逻辑学和系统功能语法共同关注的话题。在传统语法中，情态被认为是由一系列情态助动词表达的意义，没有从本质上阐述情态意义产生的由来。哲学探究情态的本源，认为情态源于无限客观世界与人类有限认识之间的矛盾，当人类对客观世界的有限认识存在不确定时，需要借助情态来表达其模糊性。逻辑学则从可能性与必要性之间的逻辑关系考察情态的本质，主张情态是由逻辑模态词表达的意义(李杰，钟永平，2002)^[4]。哲学和逻辑学在理论层面对于情态给予了合理的解释，但是对于情态在一定社会文化语境中的语言体现涉略不足。

在系统功能语法中，“语言除了具有表达讲话者的亲身经历和内心活动的功能外，还具有表达讲话者的身份、地位、态度、动机和他对事物的推断等功能”(胡壮麟，2001)^[5]。这一功能在语言上表现为人际意义，而情态意义是对事物可能性、必要性或频率的推测与判断，因而情态归属于人际功能研究范畴。情态系统表达讲话者对自己所讲命题的成功性和有效性所作的判断，或在命令中要求承担义务，或在建议中表达个人意愿(封宗信，2011)^[6]。

2.2. 情态动词及情态范畴的分类

夸克(1998)^[7]提出了9个主要的情态助动词，包括can, could, may, might, must, shall, should, will, would。对于这些情态助动词，目前主要存在两种分类方法与标准。其中之一是根据情态意义进行分类，主要有认识情态意义、道义情态意义和动力情态意义：认识情态意义又分为可能性(can, could, may, might)、推测/推断(will, would, shall)和必然性(must)三种；道义情态意义又分为许可(can, may, could, might)和义务/必要(must, should)两种；动力情态意义又分为能力(can, could)和意愿(will, would, shall)两种(何咏梅，2009)，充分体现了情态意义与情态助动词的多对多的交叉关系。

这种情态助动词的划分方法与福勒(Fowler)提出的情态的五个范畴有很大的相通之处。福勒(1985)^[8]提出的五个情态范畴有：有效性(validity)，表达说话者对命题真实性的信心程度；可预测性(predictability)，表达未来事件发生的可能性的大小；意愿性(desirability)，表达实际、道德、或审美判断；责任性(obligation)，表达说话人判断另一个人有责任采取某一行动；权限性(permission)，表达说话人允许受话人采取某一行动。

从以上分类可以看出情态助动词的意义并不是绝对“是与不是”或“做与不做”的两级意义，而是成连续体的渐变情态意义。

韩礼德(2000)^[9]提出了情态值的高、中、低划分，情态助动词及其否定形式因而可分为高值、中值和低值之分(表1)。情态值表明说话人对命题或提议有效性的较高或较低的肯定(Thompson, 2004/2008)^[10]，从较低到较高的渐变体现了情态意义的连续体性质，是“否认到断言”和“禁止到规定”的连续(图1)。

这种以情态值为标准的划分方法不仅包括了情态助动词的肯定与否定形式，而且明确了情态意义的层进性与阶梯性，完善了情态助动词情态意义，同时也指示出了情态助动词人际意义的连续体性质与层进性，有助于不同语境下情态助动词的研究与使用。

综合夸克提出的情态意义分类和韩礼德提出的量值分类，可以看出一个情态动词的分类并不是唯一确定的；同样，情态动词在人际交往中体现出的情态意义也是多对多的对应关系，即一个情态动词可表达多个人际意义，反之亦然，如表2。

表1. 情态动词的三种量值

图1. 情态意义的连续体

表2. 情态动词及分类与人际意义

3. 新修辞学及伯克的认同理论

新修辞学是本世纪30年代在欧洲大陆及美国产生并在60年代盛行的修辞哲学。它是从古典修辞学发展而来并弥补了传统修辞学的不足。“新修辞学”汇聚了众多修辞学派别，形成了百花齐放的景象，代表学者有Kenneth Burk (1969)、I. A. Richards (1936)和Henry Johnstone Jr (1978)等。

认同理论(identification theory)是其新修辞学理论的核心内容，主要实现方式是说话人/作者和受话人/读者之间达成的认同。伯克提出了认同的三种方式：“同情认同”(identification by sympathy)、“对立认同”(identification by antithesis)和“误同”(identification by inaccuracy)。

3.1. 同情认同

“同情认同”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共同情感：共同情感可以是“天下父母心”或“老乡情谊”。

但是，系统功能语法强调的情态意义取向为说话人涉及命题的程度，重点在说话人，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受话人对所提出的命题的参与程度。强调社会意义潜式就应当考虑参与话语活动的双方以及双方的态度与观点。然而，以上两种划分方法很少考虑到话语接受者。因此，有必要从话语参与双方互动的角度分析情态动词的人际意义。

正如伯克(1969)^[11]中提出的两个例子：政客亲小孩和他乡遇故知。政客亲小孩目的在于使父母在情感上认同自己，投自己一票；他乡遇故知会产生暂时的友好感，自然地在情感上认同彼此。共同情感还可以是话语参与双方公共的价值观和利益、共同的情感或共享的文化背景。这一点对于某些语篇类型如政治演讲实现其人际功能具有重要意义。演讲者通过一定语言手段获如情态动词取听众的同情认同，其理念更容易被接受或被认可。同情认同的语言体现形式主要有认识情态动词如will，和道义情态动词如could。如例1：

1) “America’s belief in human dignity will guide our policies, yet rights must be more than the grudging concessions of dictators.”

(George W. Bush: Second Inaugural Address, 2005-01-20)

在例1中运用了情态动词“will”，此处是认识情态动词同时也是中值情态动词。例1体现的共同情感是话语参与双方公共的价值观与利益——美国对人类尊严的重视。将共同情感和推测认识情态动词连用，布什意在说明不是他个人也不是政府决定政策，而是由全民的共同利益指引的，达到了说服的人际功能，使政策更易被接受。

3.2. 对立认同

“对立认同”指两者因共享某种对立面而形成联合，这个共同的对立面可能是人，也可能是物，更可能是人的生存环境。对立认同的凝聚力是通过分裂而达成的凝聚(Burke, 1969)^[11]，伯克的例子是战争时期的临时联盟，如二战时期的美苏等国的联盟：显然，外部敌人是使与之对立的各个元素(这些元素甚至原本也是对立的)联合起来的凝聚力量。基于话语参与双方共同的敌对势力达成这种“逆向”的认同。对立认同的语言体现形式主要为认识情态动词或其否定形式，如can；动力情态动词或其否定形式，如will；或者中高值情态动词或其否定形式，如must。对立认同在某些语篇如政治演讲语篇中的作用尤为明显，恰当地使用传达对立认同的情态动词可以帮助演讲者与听众建立起同盟战线，拉近双方的距离。如例2：

2) “While America rebuilds at home, we will not shrink from the challenges, nor fail to seize the opportunities, of this new world.”

(First Inaugural Address of William J. Clinton, 1993-01-20)

在例2中运用了情态动词“will”且是否定形式，此处是动力情态动词同时也是中值情态动词。例2体现的共同对立面是话语参与双方公共反对的状态——在困难与挑战面前退缩或与机会擦肩而过。将共同对立面和意愿动力情态动词连用，克林顿意在鼓舞人民与困难与挑战作斗争并抓住机会，达到了警醒与鼓舞的人际功能，争取民心。

3.3. 偏误认同

“偏误认同”经常的表现形式是人对自己所处的处境的误同上。如果说同情认同与对立认同是显性的主观意愿和对外界认识的体现，那么偏误认同就是隐性的外界认知，是一种无意识的且是不确切的认知。当说话人的意象与听话人已知的意象有共同之处时，听话人就会将两个意象结合起来，产生偏误认同：它是一种形象的影射，比如美国总统竞选者均致力于将自身树立成“美国梦”的象征，使听众产生偏误认同，认为他/她就是“美国梦”，感染听众，从而获得选票。偏误认同也可以借助情态动词如动力情态助动词来实现，如can和will。如例3：

3) “We will again be the exemplar of freedom and a beacon of hope for those who do not now have freedom.”

(Ronald Reagan: First Inaugural Address, 1981-01-20)

在例3中运用了情态动词“will”，此处是认识情态动词同时也是中值情态动词。例3体现的形象投射或重合是美国人的信念之一——自由。里根提出美国政府要做自由的实例与代言，这就将政府与自由两个形象等同；并与意愿认识情态动词连用，里根意在表明政府追求自由而且就是自由，跟随政府有助于实现自由，达到了规劝的人际功能，使政府更值得信任。

4. 认同理论视角下政治演讲语篇中情态动词的人际意义

4.1. 政治演讲语篇

政治演讲是政治家针对某一政治事件，阐述自己的观点，宣扬自己政治主张的一种活动，其目的是说服听众支持自己的政治主张，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政治演讲体现着丰富的人际意义。政治演讲是一种特殊的文体，有自身的特点，如劝诫性、针对性、明确性、逻辑性和感染性等，这些特点都影响着情态助动词的选用、情态意义的表达以及效果。

作为政治语篇，存在两种基本模式，即劝说性(persuasion)和宣传性(propaganda)。劝说性话语模式和宣传性话语模式都以受话人为研究中心：劝说性话语的发话人有意让受话人和其观点保持一致，而不是取代受话人的利益；宣传性话语在于维护发话人的利益，而不管其是否与受话人利益相一致^[5]。劝说与宣传都是重要的人际意义，情态动词在这一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4.2. 实例分析

下面以希拉里演讲中的情态动词为例，从新修辞学视角对其人际功能加以分析阐释。

4) “…the new START treaty will make our country more secure… This is a treaty that, if ratified, will provide stability, transparency, and predictability… A treaty that will help us track remaining weapons with an extensive verification regime.”

(New START and Implications for National Security Programs, 2010-06-17)

5) “At the same time, we will do our part to support their aspirations for a Syria that is democratic, just, and inclusive. And we will stand up for their universal rights and dignity… We will take steps to mitigate any unintended effects of the sanctions on the Syrian people. We will also continue to work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We will continue to work to achieve.”

(Remarks on the Situation in Syria, 2011-08-18)

例4频繁使用助动词“will”，此处是推断认识情态动词同时为中值情态动词，借以传达削减战略武器会谈新协议的功能与益处，如安全性、稳定性等，同时是美俄双方共同利益所在。“will”表达了希拉里对协议效果的推断与预测，是对维护同共利益这一事件的有效性较高的肯定。使用中值情态助动词，避免把事情绝对化，使信息更容易被接受，从而有利于调节演讲者和听者的人际关系，有利于听者接受演讲者的观点，并付诸行动。用“will”对共同利益进行较高的预测，引起了基于共同利益的同情认同，达到了呼吁、鼓舞等人际功能。

在例5中，“will”的含义不同于例4。这里“will”用法属于动力情态意义中的能力与意愿。对叙利亚问题，希拉里借助5个“will”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与意愿，基于双方为影响国际安全的重要成员，为了实现和平与安全的共同目标。用“will”明确地表达愿望，表明自己的能力，从而向听众传达自信，感染听者，得到听众支持，从而完成交际任务。“will”的愿望与能力指向双方的共同利益与价值，引起同情认同，同样达到了鼓舞的人际功能。

在例5中，“We will take steps to mitigate any unintended effects of the sanctions on the Syrian people”，论及反对制裁的不良后果，这既可以理解为基于共同价值观的同情认同，也可以理解为反对共同敌人的对立认同，达到了警醒并鼓舞的人际功能。

以上实例分析说明，伯克提出的同一理论可以结合情态动词的传统划分对政治演讲类语篇进行分析。政治演讲的目的在于说服听众支持自己的政治主张，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具有很强的人际意义。在政治演讲的语篇中，情态助动词被大量用来传递人际意义。

5. 结论

肯尼斯∙伯克提出的同一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经典情态研究的不足，但与传统的系统功能分析方法并不冲突，可以相互结合对文本中的情态助动词进行分析。实例分析表明政治演讲者通过情态动词，建立与听众之间的认同，使听众更易接受演讲者的劝说，促使民众采取行动服务于国家与政府。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1]       吴静. 对系统功能语法情态意义研究的历史追溯[J]. 宜春学院学报, 2006, 28(3): 137-139.

[2]       何咏梅. 英语政治演讲语篇中情态动词的人际功能分析[J]. 长江大学学报, 2009, 32(5): 80-82.

[3]       孙静. 英语政治演讲中情态动词的人际意义研究[J]. 中国民航飞行学院学报, 2011, 22(6): 66-68.

[4]       李杰, 钟永平. 论英语的情态系统及其功能[J]. 外语教学, 2002, 23(1): 9-15.

[5]       胡壮麟等. 系统功能语法概论[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1: 187.

[6]       封宗信. 系统功能语言学中的情态系统: 逻辑语义语用[J]. 外语教学, 2011, 32(6): 1-5, 10.

[7]       伦道夫, 夸克等. 朗文英语语法大全[M]. 王国富等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

[8]       R. Fowler, et al. Language and Control. London: Routkedge, 1985: 199-200.

[9]    M. A. K. Halliday.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London: Edward Arnold, 2000: 88-92.

[10]    G. Thompson. Introducing functional grammar. 2nd Edition, London: Arnold, 2004: 63.

[11]    K. Burke. A rhetoric of motives.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9: 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