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In the post-religious era, the moral influence of religious ethics declines significantly. With the secularization of religion, human beings gradually lose their moral belief. Literature is an important means of moral education ever since its emergence, and its function of moral education in the post-religious era matters a lot to the construction of human belief as well as to social harmony and stability. Writers and literary critics should take the initiative and responsibility of social moralization. Literature is neither the appendage of politics, nor the apparent dull preaching; its educational influence should be exerted subtly from its aesthetical aspect. While the moralizing function of literature is emphasized, it cannot be exaggerated to the extreme.

Keywords:Post-Religion, Literature, Moral Education, Morality

论后宗教时代的文学道德教化功能

李娜

北京语言大学，北京

收稿日期：2017年7月11日；录用日期：2017年7月29日；发布日期：2017年8月1日

摘 要

在后宗教时代，宗教对道德的影响明显弱化，它已变得世俗化，人类的宗教信仰迷失，导致道德上的无所适从。文学自古以来就具有道德教化功能，后宗教时代文学道德教化的发挥关乎人类信仰的建构和社会的和谐稳定，作家和批评家应主动承担起社会道德教化责任。但文学不是政治的附庸，不是说教的工具，它应该从审美的角度进行潜移默化的教育。在强调文学道德教化功能的同时，不能一味夸大其功能而走向极端。

关键词 :后宗教，文学，道德教化，道德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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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些年来，不断有国内外学者对后宗教相关话题展开论述 [1] - [6] ，但是对后宗教时代的定义和特征却很少有全面的论述，对文学在后宗教时代应如何发挥其道德教化功能更是鲜有讨论。德国古典社会学大师西美尔(1858~1918)在《现代人与宗教》 [7] 一书中阐释了后宗教的宗教理论，但是西美尔所说的后宗教与本文论述的后宗教有明显不同，它是西美尔针对当时社会所面临的一系列现代性危机所提出的一种宗教解救方案，即以宗教性代替宗教，提倡个体性的内在宗教，其实质只不过是宗教的一种变体。本文所论述的后宗教主要突出的则是宗教势力的明显衰落。

特里·伊格尔顿在《文学事件》一书第二章“什么是文学”中提到：在后宗教时代，文学已经成为了道德的典范 [8] 。伊格尔顿认为宗教在道德教化方面未能成功，而包括文学在内的艺术或文化则会替代宗教承担道德教化功能。这与清华大学教授格非的观点是一致的。格非认为，在当今社会文学虽然具有许多功能，但是其最核心的问题仍然有关信仰和真理。“从世界范围来看，现代文学兴盛于西方宗教的衰落。”他认为实际上文学一直在历史中承担重要的功能，“体现着信仰的一面、价值观的一面、道德反思的一面”(2014年11月5日《文汇报》格非答问)。

本文以后宗教时代的定义和特征为出发点，对中外文学道德教化传统进行了梳理，并在此基础上针对后宗教时代的特点论述了后宗教时代应该如何有效发挥文学道德教化功能，从而达到促进道德建构和社会和谐的目的。

2. 后宗教时代的定义和特征

随着科技进步、理性主义的盛行、现代化和世俗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多元文化的交流碰撞等多重因素，加上宗教自身逐渐暴露的一些弊端，现代人的价值取向和伦理道德基础开始由神圣向世俗转变，宗教逐渐走向衰落，人类社会进入了后宗教时代，人的精神和信仰开始被商品拜物教所支配，道德大幅滑坡，这严重阻碍人类文明积极健康的发展。

后宗教时代是相对于宗教主权时代而言的，它并没有特定的时间界限，而是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一般认为，后宗教时代的萌芽开始于文艺复兴时期反对宗教对精神的控制，而在现当代其特征表现逐渐突出。

因此，后宗教时代是指目前人类社会正在经历着的、萌芽于文艺复兴时期以来的宗教主权明显减弱、宗教伦理所发挥的作用明显衰退的时代。

后宗教时代具有如下特征：

2.1. 参加宗教活动及信仰宗教人数大幅下降

美国2008年ARIS (American Religious Identification Survey)报告指出，美国人信仰基督教的人数越来越少，近几十年来美国社会基督信仰所面临的挑战不是来自于其他宗教或新的宗教运动，而是来自于对所有组织性宗教的反对 [9] 。

而在欧洲，即使是在宗教信任度非常高的国家，每周参加教堂活动的人数也大幅减少 [10] 。罗宾·吉尔、克里斯多夫·柯克·海德威和佩妮·朗·马勒 [11] 通过收集和分析早至1926年来将近100种调查资料，对英国的宗教信仰变化进行了系统和全面的梳理研究，得出人们对上帝的信仰程度显著降低，20世纪后半叶英国信仰基督教的人越来越少。布鲁斯认为在二十世纪，特别是70年代以来英国的教堂人数大幅下降 [12] 。而他之后通过对做礼拜人数的趋势进行分析，非常有信心地预测到2025年传统基督教派在英国将会变得“悄无声息” [13] 。

2.2. 宗教伦理的道德影响弱化

宗教伦理是宗教与伦理相结合的产物，是指从宗教信仰里引申出伦理道德原则，并以此对人类社会生活进行道德建构和道德评判。世界各大宗教都将神的启示作为道德的源泉，以神圣的戒律作为道德准则。在宗教时代，宗教伦理一直承担着整个社会道德建构的重任，处于中心地位。但是在后宗教时代，科学进步、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等原因造成了现代化进程加速，人性逐渐取代了神性、理性逐渐取代了信仰，宗教伦理已经严重瓦解。虽然现代社会仍然有宗教伦理存在，它仍然是社会的一种道德资源，但是其地位和作用已经被边缘化，其发挥的道德教化功能也随着后宗教时代的发展明显减弱。

2.3. 宗教与政权分离

教权与政权实为两套不同的权力体系，但是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教权曾一度压倒政权，政权只有依靠教权的庇护才能获得其合法性。如受基督教统治的罗马帝国和受伊斯兰教统治的阿拉伯帝国都曾经是政教合一的政权。后宗教时代，随着启蒙主义思潮的发展，宗教神权和世俗政权的斗争愈演愈烈，政教合一的政权模式无法维系下去，政教开始逐渐分离。王秀哲通过对168个国家成文宪法的形式和实质政教关系进行考察，发现占统计数量2/3的国家政权与教权各自独立，并在宪法层面明确提出了政教分离的原则，而在这些国家当中的多数都把政权不干涉教权作为国家的具体政教关系内容 [14] 。

2.4. 宗教走向世俗化

世俗化这个词最初用于宗教战争结束之时，表示原被教会控制的领土或财产从教会手中的转移。迪克·赫特曼、保罗·希勒思和史代夫·欧博莱斯在其论文中把世俗化定义为有神论基督教的衰退，一个与传统道德观衰退密切相关的过程，传统道德观包括性别、家庭和性等一系列问题 [15] 。世俗化是人类发展史上一个漫长的过程，它始于文艺复兴的人本主义思潮，从一定意义上说，世俗化进程与后宗教时代几乎是同步进行的。正是世俗化进程的加速以及宗教自身的神秘主义才最终导致了后宗教时代的不断发展深化。马晓军曾经将宗教世俗化表现归为三类，即：宗教教义阐释现实化，宗教活动形式简约化，宗教活动场所和教职人员管理松散化 [16] 。在当今的后宗教时代，世俗化已不仅局限于宗教领域，而是已经渗透到了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

2.5. 道德信仰迷失

在中世纪以前的历史上，虽然也曾有过诸多文化信仰之间的冲突，但是都是由一种信仰代替另一种信仰，如从自然神学到英雄史诗，从多神教到一神教，而信仰本身作为社会生活的共同理想，一直发挥着维持社会稳定的道德构建功能，并构成过严重的社会文化问题。但是在后宗教时代，科学理性占据上风，宗教势力的衰退，宗教伦理的道德教化功能明显减弱，各种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交流碰撞，导致了道德信仰的迷失。可以说人们在借助启蒙力量摒弃了宗教，却找不到一个可以像宗教一样行使道德信仰建构功能的替代物，因此也丧失了信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中叶发表《共产主义宣言》时声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残酷逻辑最终将把“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消除”，导致的结果是“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所有新的时尚和思想“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在当前的后宗教时代，人的信仰和追求被商品拜物教所支配，很多人把权力和金钱当做自己信奉的对象，功利主义盛行，道德大幅滑坡。信仰的迷失已经严重阻碍了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

道德信仰危机是后宗教时代面临的最严峻的课题，这一课题已经引起全球社会各界的重视。德国著名哲学家西美尔曾在解决现代文化危机的问题上提出了宗教和审美的双重救赎的解决方案 [17] 。而在宗教力量本身就不够强大的中国，蔡元培当年曾经倡议“以美育代替宗教”。西美尔和蔡元培所提出的“美”主要指的是文学和艺术。英国杰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文化批评家和文学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认为宗教在道德教化方面未能成功，而包括文学在内的艺术或文化则会替代宗教承担道德教化功能 [8] 。本文主要对文学的道德教化功能进行论述。

3. 文学的道德教化传统

在中西方文学批评史上，文学道德教化功能一直是哲学家和文学评论家一直关注的中心。柏拉图说“教益是文学的目的” [18] ，亚里士多德也曾在《诗学》中提到“在一切科学和艺术里，其目的都是为了善” [19] 。贺拉斯在《诗艺》中则明确提出了“寓教于乐”的观点 [20] ，强调读者在审美体验和感受中得到陶冶、教化。在中国，从“诗言志”到“美刺说”再到后来的“文以明道”、“文以载道”，无一不强调文学的道德教化功能和社会功用。

从中西方文学史来看，文学一直坚持着道德建构的传统。各国文学史上都不乏有歌颂优良人文传统和优秀人类品质的文学作品出现。早在希腊神话、荷马史诗中就已经蕴含了大量伦理道德内容，为西方人的道德观念立下了典范。到中世纪的欧洲，虽然文学成为了神学的附庸，但是其仍然以宗教伦理为基础发挥着道德教化功能。而到文艺复兴时代，人类思想获得解放，逐渐摆脱了宗教的束缚，而文学巨匠们进一步发展了文学的道德教化功能。文艺复兴的先驱但丁在《神曲》中对人类伦理道德进行思考，堪称一部形象的伦理学巨著。莎士比亚在其第105首十四行诗中写道：“美善真，概括我全部的诗魂” [21] 。世界近现代时期的文学虽然受到世俗化的攻击，但也一直延续道德教化的传统，德国的歌德，俄国的列夫·托尔斯泰，法国的雨果，其作品中无一不体现出丰富的伦理思想，感染着一代代读者。

英国文学中不乏道德训导的作品。18世纪英国文学的衡量标准之一便是文本能否增进道德教益，因此笛福、理查逊、菲尔丁等小说中的道德说教意图很强烈。笛福在《鲁宾逊漂流记》的序言中明确指出要让读者明白其中的教化作用；理查生在《帕梅拉》中通过对帕梅拉贞女形象的塑造，歌颂了主人公贞洁、高尚的美德。亨利·菲尔丁在其作品《约瑟夫·安德鲁传》中通过对人性弱点和恶性的批判，颂扬主人公帕森·亚当斯仁爱、真实和正直的品质，从而实现道德说教的目的。19世纪英国小说家继续展开对伦理道德的探讨，他们强调文学的道德力量，注重道德感化和劝善说教。萨克雷在其代表作《名利场》中通过对极端利己主义者蓓基·夏泼的形象刻画，告诫人们为了达到一己私利而不择手段，最后只会落得身败名裂。狄更斯在其作品中注重道德的弘扬和人性的探索，《大卫·科波菲尔》、《远大前程》等作品中无不渗透着作家的道德劝诫和说教。而乔治·艾略特在《亚当·贝德》、《弗洛斯河上的磨坊》和《织工马南传》中则表现出人民之间的爱与和谐以及向善的本质，这些作品都对读者产生着潜移默化的道德影响。20世纪威廉·戈尔丁和爱丽斯·默多克等英国作家同样关注对生存哲理和道德人性的探索。戈尔丁的《蝇王》被称为“英国当代文学的典范”，而默多克的小说《大海，大海》所包含的真与善的理念则引起当代读者对道德的反省和沉思。另外，托马斯·斯特尔那斯·艾略特的诗歌《荒原》中通过描写一个没有爱、没有信仰、没有精神依托的荒原景象，揭示了当代人类精神世界的空虚和落寞，以此来唤起人们对道德和灵魂的专注，呼唤传统价值观和宗教信仰的回归。虽然艾略特所提倡的宗教信仰之光并未指引人类从精神荒原走出，但是这首诗歌的道德教化功能却不可否认。

有史以来，文学道德教化功能一直作为一支不可替代的力量，对社会的和谐健康发展做出着重要贡献。在当今的后宗教时代，由于宗教信仰在道德教化方面的功能明显弱化，文学的道德教化功能显得更为重要。

4. 后宗教时代文学的道德教化功能

在当今的后宗教时代，世俗化已经渗透到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文学也难以逃脱此命运。当前一些文学作品已经走向低俗化，表现出低级趣味，身体写作盛行，在市场经济下，文学甚至已经成为一种产业，其在道德教化方面的功能也明显减弱。那么，在后宗教时代，文学能否继续担当起人类道德教化的功能呢？答案是肯定的，因为虽然现时代有一些低俗的文学作品存在，但是给人以启迪的文学作品的也在不断涌现，它们像一盏盏明灯，给迷茫的人们指明着前进方向。如前面提到的爱尔兰小说家艾丽斯·默多克在其大量作品中审视自由、爱、性、道德以及命运之间的关系，给读者以深刻的启迪。

聂珍钊教授在2004年提出的文学伦理学批评，引起了国内外学界的不断关注，这与后宗教时代人类对道德伦理的强烈需求不无关系。聂教授认为“教诲是文学的基本功能，文学正是借助教诲的功能发挥自己的作用，实现文学的伦理价值” [22] ，并指出“文学的审美功能则只是文学教诲功能的衍生产物，是为教诲功能服务的” [23] 。

后宗教时代发展到今天，文学又应该如何发挥其道德教化的功能呢?

首先，作家在进行文学创作时要清楚自己的社会道德责任，作品要避免道德的世俗化。

聂珍钊教授在《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中提出：“任何创作与批评都必须承担道德责任” [23] 。桫椤也认为“作家应该自觉肩负心灵构建和道德教化的责任，让读者通过阅读作品受到熏陶和教育，从而引导社会风气” [24] 。

作家有创作自由，但是这种自由要以履行自己的社会道德责任为前提。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在创作文学作品时，作家应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明白自己身上所肩负的社会道德责任。不能凭空想象，任意虚构，而应当在作品中塑造人物形象、再现人类生活的同时，揭示出人类生活的本质，表达高尚、健康和符合人性的情感，展现出真善美的一面，做到寓教于乐，为社会传递正能量，这样才能使读者在欣赏高雅艺术的同时，陶冶高尚的道德情操。

目前，文学界有的作家已经被严重的世俗化了。他们唯利是图，为了追求作品的销量和实现作品商业价值最大化，一味迎合读者的低级趣味，在作品中充满了性、暴力和淫秽的描写，逃避甚至是抛弃自己所肩负的社会道德责任，这些作品犹如人类社会文明的蛀虫，为社会道德的发展产生极其消极的影响。这些摒弃道德教化的作家和作品理应受到文学界和社会各界的一致批判和摒弃。

其次，文学道德教化的发挥不能成为政治的附庸和工具。

纵观中外文学发展史，可以看出，文学自古以来就与政治和意识形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各时期文学不管是形式还是内容都会受到当时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伊格尔顿一直强调文学理论的政治性，他说“文学理论一直是同政治信仰与意识形态价值密切联系在一起” [25] 。在中国，儒家一向重视文学的道德教化功能，并以此为基础达到为政治服务的目的。汉代的《毛诗序》第一次用“教化”的概念阐释了文学的政治功能。

但是，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文学与政治绝对不是从属关系，文学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成为政治的附庸，否则文学会失去其独立性，最终丧失其话语权。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判断文学好坏的唯一标准就是其政治性，文学一度成为政治的附庸和工具，处于从属政治的地位。而带来的后果是这段时期几乎没有真正有价值的文学作品出现。

对于文学和政治的关系，应该辩证地看待。张开焱认为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是“一种召唤—应答的双向互渗互动关系”，即一种“对话关系”。文学在应答政治的召唤时不能一味地认同，否则便成为政治的附庸，还可以采取抵制或视而不见、避而不谈的态度。文学不光对政治的召唤进行应答，同时也会对政治做出召唤，通过对现实的鞭挞和对美好的追求，督促政治进行自我反省和检讨，从而加以改进，这种召唤功能有时候会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甚至引起社会变革。如雪莱诗歌中的革命精神激励和鼓舞着被压迫人民，几乎成为当时英国工人运动的号角和旗帜。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作家莫言在接受采访时也曾说：“我对社会黑暗面的批判，是非常凌厉和严肃的。80年代写的《天堂蒜苔之歌》、《酒国》、《十三步》、《丰乳肥臀》都是站在人的立场上，对社会上的不公正现象，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并直言这次获奖是文学的胜利。

再次，文学道德教化不能有明显的说教性质。

好的文学作品能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般的熏陶和感化读者。文学的道德教化与道德说教有着明显的区别。文学的道德教化功能是读者在与作者的情感共鸣中实现的，因此更容易被读者接受和内化。而道德说教却有明显的将硬性道德规范强加于人的意味，具有一定的强制性，这种强制说教不一定会得到人们发自内心的认同。

18世纪文学普遍带有明显的道德说教成分，如18世纪笛福、理查逊、菲尔丁等作家在作品中毫不掩饰自己的道德说教目的。这种道德说教文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确实发挥了积极作用，却不一定适合当今的时代。在21世纪的今天，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进步，全球多元文化和意识形态互相交流碰撞，信息爆炸，人们的思想史无前例地获得了解放，以往那种道德说教不但不能达到其育人的目的，反而会引起读者的反感和排斥。因此，后宗教时代的文学若要成功地发挥其道德教化的功能，就不能有明显的强制性道德说教成分，一定要强调“教化”范畴中“化”之作用，让读者在耳濡目染的审美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受到感染和教育，使外在的“他律”转化为内在的“自律”，从而使其道德素养逐步获得提升。

另外，文学道德教化关乎人类信仰建构和社会稳定。

在19世纪末期的英国，宗教在道德教化方面就表现出明显的失败。维多利亚时期著名诗人和评论家马修·阿诺德敏锐的察觉到人们信仰缺失问题，并试图用文学的道德教化功能加以解决。文学表现的是人类普通的价值观，追求的是真善美这些永恒的真理，因此，文学可以并且应当承担起人类道德信仰建构的任务。马修·阿诺德的文学道德观对后来的英国小说家托·斯·艾略特和文学评论家利维斯均产生了重要影响。

人类信仰的缺失会产生一系列社会问题，道德衰败，精神空虚，心理脆弱，缺乏诚信，拜金主义盛行，极端行为上升，这些问题严重阻碍了社会和谐稳定和人类健康发展。而文学的道德教化力量则可以引导人们主动去追求人性中的真善美，从而使人们在社会和谐进程中自觉发挥个人的力量，共建美好世界。早期牛津大学英国文学教授乔治·戈登(Gorge Gordon)在他的就职讲演中说“英国生病了……英国文学必须拯救她。(我认为)教会在这方面已经失败了，社会补救措施又太缓慢，英国文学现在有三重功能：我认为除了继续愉悦和教育我们之外，还有最重要的，那就是拯救我们的灵魂和治愈这个国家” [26] 。可见，文学的道德教化功能关乎人类信仰建构和灵魂拯救，绝不容轻视。

最后，在强调文学在道德教化重要性的同时，不要夸大文学的道德教化功能。

在谈论后宗教时代文学道德教化功能重要性的同时，也要警惕一味夸大文学教化功能的极左思想。这主要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方面，文学作品本身除了具有道德教化功能外，还有美育功能、智育功能等许多其他功能，作品的价值绝非仅仅因为其具备道德意义。另一方面，虽然在后宗教时代文学可以成为道德教化的重要力量，但是整个社会道德教化的实现除了通过文学手段之外，还有行政、法律、宗教、说教等一系列手段和措施。即使在宗教时代，宗教也不可是实现道德教化的唯一手段。

晚清和“五四”运动时期的中国文人为了应对当时的民族危机和政治危机，曾一味夸大文学的教化功能，并企图用文学来醒世救国，改良社会。这些文人们自觉担当历史使命的精神值得学习，此时期的文学也对无产阶级革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这时期的文人们一味夸大了当时文学的教化功能，并将文学“神”化的观点却不值得借鉴。

5. 结论

本文在提出后宗教时代的定义并对其特征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结合中西方文学道德教化的传统，对后宗教时代文学道德教化功能应如何发挥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后宗教时代，世俗化已经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宗教伦理的道德影响已明显弱化，人类道德信仰迷失，而文学自古以来的道德教化传统为文学在后信仰时代承担起伦理教化任务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依据。与宗教时代不同，后信仰时代文学道德教化功能的发挥有其特殊之处。文学道德教化的发挥关乎人类信仰的建构和社会的稳定，作家应该主动承担社会道德责任，自觉抵制世俗化的消极影响。作品道德教化功能的发挥不要被政治左右，也不能带有明显的说教性质。在强调文学道德教化功能的同时，不要犯左倾主义错误一味夸大其功能。在后宗教时代和商品拜物教盛行的今天，文学不失为一种重要的道德信仰建构手段，为社会的和谐与文明发展服务。而当今文学如何在正确发挥其道德教化功能的同时又保持其审美价值，以及后宗教时代的文学应该倡导怎样的伦理道德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文章引用

李 娜. 论后宗教时代的文学道德教化功能
Moralizing Function of Literature in Post-Religious Era[J]. 世界文学研究, 2017, 05(03): 81-88. http://dx.doi.org/10.12677/WLS.2017.53012

参考文献 (Referen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