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American writer Kate Chopin is one of the forerunners of feminist authors. Chopin’s studies at home and abroad have mostly focused on the theme of marriage and women’s liberation, which greatly hinders the further interpretation of Chopin. Chopin’s stories are set mainly in Natchitoches parish but they are imbued with a global view. She deals fully with the Creole, the Cajun, and the Negro and expresses her good wishes for cultural integration.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explore Chopin’s cultural idealism via detailed text analysis.

Keywords:Kate Chopin, Global View, Text Analysis, Cultural Idealism

凯特·肖邦短篇小说中的民族融合愿景探析

王亚萍，陈爱华

华中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北 武汉

收稿日期：2017年11月13日；录用日期：2017年11月27日；发布日期：2017年12月5日

摘 要

美国作家凯特·肖邦一直被奉为美国女性主义文学创作的先驱之一，国内外对其作品的研究也多集中于婚姻、女性解放等主题，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对肖邦作品的解读。她的创作虽以南方为背景，却具有一种“国际视野”。肖邦在其作品中刻画了克里奥尔人、法人后裔、黑人与白人之间的文化混杂现象，表达了异质文化之间交流与融合的文化理想。本文拟通过文本细读对凯特·肖邦作品中的文化理想进行深入探究。

关键词 :凯特·肖邦，国际视野，文本细读，文化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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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凯特·肖邦(Kate Chopin 1851~1904)是19世纪末美国文坛杰出的小说家、诗人和评论家，被誉为美国女性主义文学的先驱之一。她的主要代表作有：《牛轭湖的人们》(BayouFolk, 1894)和《阿卡迪亚之夜》(A Night in Acadie, 1897)两部短篇小说集以及《故障》(At Fault, 1890)和《觉醒》(The Awakening, 1899)两部长篇小说。肖邦及其作品在遭遇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冷遇后，最终被重新发现和认可，学界掀起了对其人其作的研究热潮。随着女权运动的兴起，学界对肖邦的研究过多地集中于女性解放、婚姻等主题，对肖邦的种族主题关注甚少，甚至忽略了肖邦创作中的“国际视野” [1] 。肖邦的小说大多发生在美国南部路易斯安那州，除了备受压迫的黑人，还混杂了克里奥尔人、法人后裔等少数族群。“这里的少数族首先是指某个社会中在数量上少于其他群体，因而也易受占据主流的多数族势力侵害的一个群体” [2] 。奴隶制废除后，南方各州不同族群的人们混杂在一起，路易斯安那成了一个多种文化、语言、肤色交汇的地方。这些不同种族的异质文化之间充满了差异性和断裂性，通过相互碰撞、交流，形成了一种文化上的“混杂”。在这一过程中，“他们用不同的视角审视对方，甚至定义对方，产生了无尽的矛盾和冲突，导致身份的焦虑和危机” [3] ，少数族对白人文化既向往又排拒，许多黑人甚至产生了对自身的自我仇恨与抛弃的心理倾向。面对这样一种复杂的社会现实，就不难理解肖邦对种族问题及其融合的关注了。不同于其他当地特色小说家，肖邦对复兴旧文化并不感兴趣，而是聚焦当地异质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碰撞，以一种开放的“国际视野”刻画了白人、黑人、克里奥尔人、法人后裔等不同族群之间混杂、包容的理想状态。

因而，本文拟通过文本细读来探讨肖邦如何在其四个短篇小说《溪外》(1891)、《偏见》(1893)、《迪克西的德累斯顿夫人》(1894)和《奥达丽错过了弥撒》(1895)中描述异质文化之间的冲突与混杂，表达了她希望不同族群文化之间交流和融合的愿景。

2. 异质文化的混杂与冲突

“混杂”(hybridization)指的是“不同种族、种群、意识形态、文化和语言相互混合的过程” [4] 。这些异质文化之间的交流、碰撞，使得“他性”无意识地渗入“我性”之中，形成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共生状态。肖邦的两个短篇小说《溪外》(1891)和《偏见》(1893)体现了美国南方不同种族之间的文化冲突与混杂。

《溪外》(1891)讲述的是一位黑人大妈杰奎琳，小时候因精神受了刺激，不敢迈出溪外，却以令人敬佩的勇气和毅力把一位负伤的白人男孩安全送到了家，因此克服了自己多年来不敢走过贝游河的心理障碍。更深一层来看，故事中的贝游河正是阻隔了两个种族之间交流的障碍，河这边是以黑人大妈杰奎琳为代表的黑人文化，而河的另一边是以少主人为代表的白人社会。在奴隶制盛行的年代，白人掌控着黑人奴隶的生杀大权，年幼的杰奎琳对少主人只是一种黑人对白人主人的服从、畏惧的心理。美国内战时期，“在一个黄昏，此地的少主人带着满身乌黑的火药粉和深红的鲜血，跌跌撞撞地躲进了杰奎琳母亲的木屋” [5] ，被吓得丢了魂的杰奎琳也只能选择默默忍受。多年后，在老主人去世，奴隶制也已废除，“当年的少主人如今掌管了贝丽西美” [5] ，杰奎琳的回忆依然停留在过去，对溪对岸的恐惧也是与日俱增，这种恐惧源于对河岸那头种族的未知。疯姑惧怕河对岸除了小男孩以外的其他白人，而疯姑代表的黑人文明在河对岸的白人看来也代表着落后、迷信和野蛮，小说的后半部分详述了这种族群间的偏见与冲突。当疯姑跨过贝游河，“睁开眼睛的时候浑身一颤”，“紧紧闭上了双眼” [5] 。面对着未知的世界与白人主人的社会，疯姑选择了闭眼逃避，极度的恐惧导致了她“面目扭曲”、“双眼血红，黝黑的嘴唇泛起了白沫” [5] 。“她眼中本来一片血红的世界变得漆黑，正如见到火药与鲜血的那一天” [5] 。肖邦采用了选择性全知视角，将目光聚集在了描写疯姑的外貌和内心活动，拉近了读者与人物的心理距离，让读者真切地感受到了疯姑内心的恐惧，唤起了读者的情感共鸣。而河对岸白人的种族偏见更是根深蒂固，下至玩耍的小孩“惊得大叫”，上至“老人们，还有抱着婴儿的年轻人们，都一窝蜂地涌到门口窗边，争着看这不可思议的奇景。不少迷信的人觉得这可能是个凶兆，害怕得发起抖来” [5] 。在河对岸的白人眼里，黑人大妈跨越贝游河，仿佛是野人、魔鬼进入了他们的世界，黑白异质的两种文化发生交流、碰撞，白人文化本身的意义将变得具有混杂性，从而使白人丧失了原先优越的地位。

然而作者并不认为不同文化的融合是凶兆，反而着重刻画了文化“混杂”给这两个种族所带来的意想不到的益处。疯姑杰奎琳对少主人的儿子特殊对待，甚至最后为了这个白人小男孩而克服恐惧、获得个人成长。“疯姑宠他宠得视如己出” [5] 。白人小男孩有着一头“黑色的卷发”，而这属于黑人的典型特征。也许正因此，疯姑把小男孩看成自己种族的一员，顿觉无比亲近并给予了小男孩自己的爱。这种爱不是简单的黑人对白人的盲目崇拜，而是一种母亲对孩子的平等、崇高的爱。作者花了不少笔墨来刻画这种爱。“她专门给他烤了形状最漂亮最诱人的小蛋糕。”“小乖乖总能抚着她黝黑的双手，或是安心地躺在她的膝头，又或是在她的怀抱中酣然入梦。”“他的口袋鼓鼓囊囊，塞满了杏仁、葡萄干，还有一个橘子，这都是他从父亲的家宴上弄来给疯姑的” [5] 。甚至白人小男孩的受伤也是为了给疯姑多打几只猎物。这种跨越种族的爱已经超越了过去黑人与白人之间的主仆关系，给予了疯姑克服恐惧的动力与力量。当白人小男孩受伤时，疯姑虽然“眼神绝望”，却还是选择了“闭上眼睛，从溪流的浅滩上猛冲下去，一步不停，一直爬上对岸” [5] 。除此之外，跨河时，疯姑一直呢喃着：“上帝，可怜可怜疯姑吧！上帝啊，可怜可怜我吧” [5] ！宗教，此刻既是一种动力，也是一种心理安慰。和殖民时代所不同的是，基督教不再作为帝国主义话语帮助白人殖民者控制殖民地人民，并使他们的殖民掠夺“师出有名”。如今，不同文化的混杂，反而使得以基督教为核心意识形态的帝国主义话语在流传过程中遭遇了改写和变形，促进了黑白异质文化的混杂。借助爱与宗教的力量，疯姑打破了这道文化隔阂，救了小男孩，也进一步消除了河两岸人们的种族偏见。当疯姑又一次跨越贝游河，开始欣赏这错过了很多年的无比美好的新世界。“只有篱笆那边的鸟儿醒了，飞来飞去，唱着它们的晨歌。大宅周围有一片广阔的草地，像天鹅绒一般柔软。”“这一切映在露珠熠熠的光彩里，令人如此喜不自胜 [5] 。”贝游河此时仿佛“一道银色的彩虹”，连接了黑人和白人社会，寄托了肖邦打破种族隔阂的美好愿望。

《溪外》(1891)讲述的是黑、白种族之间的文化冲突，肖邦的另一个故事《偏见》(1893)则讲述了另一个少数族克里奥尔人和美国人之间的文化冲突。故事的主人公老卡拉姆比夫人是一个克里奥尔寡妇，在儿子娶了一个美国人并定居后拒绝任何往来。当卡拉姆比夫人偶然遇见生病的孙女并短暂接触后抛弃了所有的偏见，主动和儿子缓和关系。小说一开始便交待，“老卡拉姆比夫人是一个有着很多偏见的人”，“她讨厌美国人，德国人以及所有和自己信仰不同的人。除了法国人，其他人在她看来都没有生存的权利” [6] 。有着如此根深蒂固的偏见，在儿子娶了美国人后，卡拉姆比夫人十年没和儿子来往就很容易理解了，同时也和下文偏见的突然消除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当老卡拉姆比夫人的女儿，塞西尔夫人，为自己的小儿子举办聚会时，两个误入的奔跑嬉戏的小孩子打破了卡拉姆比夫人的安静时光。“前一个孩子，是一个漂亮的小女孩，激动地跳到卡拉姆比夫人的膝盖上，胳膊搂着老太太的脖子 [6] 。”美国小孩亲昵的举动引起了卡拉姆比夫人本能的厌恶。在一顿呵斥后，身为护士的卡拉姆比夫人察觉到小女孩生病了，职业本能让她暂且摒弃偏见。“她为自己的天赋而自豪，从不放过任何机会去展示自己的才华 [6] 。”在照顾小女孩期间，卡拉姆比夫人仍然没放弃对美国人的偏见，“那些美国人！他们有权利生孩子吗？他们一点也不懂得照顾孩子！”“跟我说说这样的父母！愚蠢到都察觉不到像这样的发烧，但是他们一定要把孩子穿的像个猴子，跟着街头音乐家跳舞” [6] 。在小女孩的父母派人来接时，卡拉姆比夫人以“爱尔兰口音让病人更痛苦”为由拒绝他们见小女孩。甚至对于生病的小女孩，卡拉姆比夫人都觉得美国小孩是如此地令人不快(objectionable)。

然而，当小女孩身体恢复回家后，卡拉姆比夫人开始想念和小女孩相处的朝朝夕夕。“小宝贝的爱抚；夜里小女孩柔软的小身体的压力；说话声音的语调以及小女孩亲吻她那热乎乎的嘴唇，让她以为自己是她的妈妈，所有的这些印象都穿透了她的偏见，留在她的心上 [6] 。”显然，小女孩的一举一动都唤起了卡拉姆比夫人内心沉睡许久的母爱。对于文化偏见，比起疯姑的糊里糊涂与被迫无奈，卡拉姆比夫人没有感到恐惧，反而开始积极思考，先是从内心里感到“怀疑”、“不安”，最后从内而外彻底清醒了。面对着同样的种族、文化冲突，疯姑的改变是被迫无奈，而卡拉姆比夫人的改变是心甘情愿、更加彻底的。可以看出，肖邦通过卡拉姆比夫人这个人的形象，表达了只有主动接受文化差异才能更好地促进各族群的共处。圣诞节那天，卡拉姆比夫人排除偏见，去了美国人的教堂做祷告。不同于其他人的不适应，“卡拉姆比夫人，相反，仿佛她一生一直来的是圣帕特里克教堂。她平静地坐着听那冗长的英语布道，尽管她一个字也听不懂” [6] 。肖邦通篇都采用第三人称全知视角，此刻却有意隐瞒卡拉姆比夫人的心理活动，给读者留下了无限的想象空白。有着根深蒂固偏见的卡拉姆比夫人，平静的表面下是波澜起伏的内心，形成了强烈的对比。经受了异族宗教的洗礼，卡拉姆比夫人决定去看望儿子。这里的宗教和上文一样，也成为了异质文化融合的推动力。虽然做好了心理准备，面对着陌生的城市、陌生的面孔、陌生的文化，卡拉姆比夫人还是难掩紧张，清晨虽美，玫瑰虽香，“夫人似乎没有注意到”，“她拿着一瓶嗅盐放在鼻边，似乎她路过的不是新奥尔良最美的街道，而是最令人厌恶的地方” [6] 。甚至见到白人女仆开门，卡拉姆比夫人也没有表现出以往的厌恶，似乎毫不介意。“她没有一次表现出怯懦 [6] 。”卡拉姆比夫人把这一切都归结于“上帝的旨意”。得知儿子亨利对自己的法语文化也有偏见并阻止孙女学习法语，卡拉姆比夫人表现得毫不介意，反而说，“祖母会教她说法语，她也会教祖母说英语” [6] 。她相信尊重差异的文化混杂是大势所趋，与其被动改变，不如主动接受。

20世纪上半叶著名黑人学者杜波伊斯说过：“在现代社会，用垂直的隔板将人们分开是不可能的”，他在 1929 年这样写道，“是谁在现代方式下使得这种群体的和种族的分离成为不可能？是谁使得一千五百万黑人漂洋过海？……世界走到了一起，其体制使它无法分开，就像面对炒好的鸡蛋，我们无法分开蛋清和蛋黄一样” [7] 。无论是过去的被殖民者，还是当今时代的美国各个族群，迫于无奈或者心甘情愿，都只能居住于一个两种或多种文化混杂的世界，于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冲突中重新铸造自己的身份认同。肖邦在上述两个短篇故事中，重点突出了异质文化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以及文化混杂的必然性。

3. 异质文化的融合与共生

肖邦的小说大多是关于奴隶制废除后的美国社会。与前两个故事里强烈的文化冲突所不同的是，以下两则故事描述了不同族群文化融合与共生的情形。在肖邦的笔下，不同种族的人们从怀有偏见到学会了和睦共处。《迪克西的德累斯顿夫人》(1894)讲述的是一个老黑人帕杰夫(Pa-Jeff)为了保护一个法裔女孩，编造了自己受到魔鬼的诱惑偷了白人种植园主家的陶瓷的故事，并最终连自己也相信了这个故事。开篇刻画了白人农场主、黑人帕杰夫与法人后裔波多家(Bedaut)三种不同的文化互相交杂，三个不同的族群相互依存，融洽相处。当失窃发生前，有两个人去过瓦图尔夫人的家。第一个是从小跟随种植园老主人并尽心服侍其家人直至老去的黑人帕杰夫，因他的正直、诚实在农场有着良好的名声。第二个是瓦图尔夫人的邻居，法人后裔小女孩艾德，来给瓦图尔夫人家送了自产的鸡蛋，这个小女孩经常表示想要一个陶瓷。当瓦图尔夫人(Madame Valtour)发现家中失窃，并没有怀疑黑人帕杰夫，而认为是波多家的小女孩艾德(Agapie)贪玩无心打碎，因为害怕而藏起来了。作者特地强调，“瓦图尔夫人并不认为艾德偷了这个纪念物” [6] 。白人种植园主瓦图尔夫人不再像过去的白人种族主义者那样，以野蛮、邪恶、具有种族劣根性的刻板形象看待黑人。相反，她十分信任黑人帕杰夫(Pa-Jeff)。对于另一个法人后裔小女孩，瓦图尔夫人也不像上文的卡拉姆比夫人一样抱有任何偏见，仅仅认为失窃是小女孩贪玩的无心之失。彼此尊重、相互信任是不同种族和平共处的前提。在失窃发生之前，法人后裔波多家和白人瓦图尔夫人家一直友好往来、相处愉快。在事情真相大白后，对待小女孩的妈妈，瓦图尔夫人并没有恶语相对，恰恰相反，“看到这个女人如此激动，感到很痛心” [6] 。瓦图尔夫人并没有怀有恶意，却无意地伤害了对方。为了消除塞拉菲娜的后顾之忧，也为了保护小女孩艾德的名声，瓦图尔夫人说道：“我不会让任何人知道这件事” [6] 。懂得换位思考，这种发自内心的关心有利于解决各种族之间的矛盾。

除了与白人种植园主之间的睦邻友好，波多家对老黑人邻居帕杰夫更是关心备至。因为年纪大了，帕杰夫很少出门，而邻居小女孩经常关注着老人家的情况。“帕杰夫什么时候生病，波多家似乎立马就知道了。”“不一会儿，小女孩就会提着一小桶汤，或咖啡，或任何现有的她认为老黑人可能需要的东西去了 [6] 。”显然，小女孩艾德把黑人邻居当成自己的亲人一般，也经常向帕杰夫倾诉着自己的心事。当艾德告诉了帕杰夫自己的苦恼后，老黑人立刻明白了事情的真相。在艾德离开后，帕杰夫开始自言自语：“她是白人，我是黑人”，“她还年轻，而我已经老了；她对我这么好，像对待自己的同胞一般 [6] 。”从小跟随种植园老主人、经历了战争的老黑人，仍然摆脱不了奴隶制的影响。但经过一番长长的思考之后，老黑人的种族偏见便消失了，与小女孩间就只有年龄与好坏之分了，“我老了，她对老帕杰夫很好” [6] 。仅仅以一种爱护幼辈的心态，老帕杰夫做出了保护小女孩、牺牲自己名誉的决定。

同样，正因为从小跟随种植园老主人并尽心服侍其家人，当黑人帕杰夫去见瓦图尔夫人一家时，种植园主一家都很尊重他，“诚挚地给他倒了一杯酒”，考虑到他体力不支，还“给了他一把椅子” [6] 。老帕杰夫声称偷窃的事是受到了魔鬼撒旦的诱惑和堕落，把一切责任都揽到了自己的身上。读者都知道，这是一种“善意的谎言”。老黑人并非有罪需要通过忏悔来消除罪恶，而是借助宗教的力量达到自己善意的目的。宗教又一次被用来解决种族间的矛盾并促进其融合。“艾德长大了，值得拥有瓦图尔夫人家的信任和喜爱 [6] 。”艾德的善良感动了老黑人帕杰夫；而老黑人也用善良保护了幼小的艾德，并赢得了她的尊重。我们都相信，艾德再也不会偷窃了。白人种植园主与法人后裔波多家的睦邻友好，波多家与老黑人帕杰夫之间的互帮互助，以及白人种植园主与老黑人之间的相互尊重，肖邦在小说中描绘了一种不同文化互相交杂、不同族群彼此尊重、相互依存的状态。

在另一个故事《奥达丽错过了弥撒》(1895)中，这种相互依存的状态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故事主要讲述了一个十三岁的白人小女孩为了陪伴自己的黑人朋友老品基婶婶而放弃了盛装打扮将要参加的节日弥撒，老品基婶婶也安详地去世了。当肖泰尔(Chotard)一家盛装装扮要去参加节日盛宴时，“奥达丽(Adalie)坚持停下来要去向老朋友品基婶婶‘展示自己’”，“奥达丽径直走向老夫人并亲了她的脸颊” [6] 。看到了奥达丽，老夫人很愉快地笑了。细心的奥达丽发现了身体不好的老夫人被独自一人留在家，“圆圆的脸颊愤怒地颤动着，生气地直跺脚” [6] 。当被催着出发时，奥达丽说道，“我不能把品基婶婶扔在这不管，万一她从椅子上掉了下来，就像以前一样” [6] 。出于对老朋友真真切切的担心，奥达丽最终选择了自己留下来照顾品瑶阿姨。而这段跨越年龄、种族的友谊得到了大家的尊重与理解。刚开始，为了让她来看望品基婶婶，“她的母亲、姐姐和哥哥在门前马车上坐着等着她 [6] ”，当她选择留下来，母亲也并没有反对，而是尊重她的决定。“品基婶婶似乎把她的返回当成理所当然的” [6] ，因为了解自己的小朋友奥达丽，并不惊讶。这也表明了两个不同种族的人之间深厚的友谊。接下来故事讲述的都是这一老一少的对话与回忆，而奥达丽也从刚开始错过弥撒而“沮丧、几乎要哭了”，甚至“坐得离老夫人有一点距离”，转而开始唱歌，“摇椅渐渐靠近老夫人”、“椅子离老夫人的膝盖很近” [6] 。虽有矛盾，但很快就恢复了亲密的关系。

像其他老朋友一样，两个人谈天说地，从过去说到未来，分享着彼此的秘密和心事，直至两个人都困了，“品基婶婶用她那黑黝黝、骨瘦如柴的手.......抚摸着女孩肉乎乎的脖子和肩膀”，小女孩则“把脸颊靠在老夫人的膝盖上” [6] 。“除了你，没有人回来看我。”“别担心，品基婶婶，我会一直陪着你 [6] 。”这份不分种族、不分年龄的情谊，无比珍贵。小说结尾处，黑人品基婶婶在奥达丽的熟睡中去世，也许是肖邦有意为之，希望这种美好的关系能够就此凝固。奥达丽的白人妈妈，为了表达对死者的尊重，“轻声说话，缓缓离去，就像所有有着温柔的灵魂的女人所做的那样” [6] 。如此以来，不同种族之间接受差异，产生了一种文化共存感，从而发展出了这样一种“生存的伦理”：能够将“他性”的存在含纳进自己的日常生活和语言实践中，从而建立一种能够应对种族多样性的、具有包容性的世界主义文化 [2] 。

4. 肖邦的国际视野

以美国南方为背景，肖邦在她的短篇小说中刻画了很多不同种族的人，除了曾备受压迫的黑人，还包括克里奥尔人、法人后裔等。这些不同族群的人，由于奴隶制、移民等种种历史原因，只能居住于一个多种文化混杂、充满了差异性和断裂性的社会里。如何处理文化差异以及如何在这种多元文化社会中共存，肖邦在其小说中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首先，尊重文化差异，促进各种族的沟通与交流。语言控制一直是白人殖民者过去实施文化霸权、建立殖民话语的重要手段。“标准”的语言往往使得本土语言被边缘化，因此，“语言是基本的斗争场所，因为殖民的过程本身是从语言开始的” [8] 。对于美国人来说，标准的英语一直是官方语言，而黑人英语、土语等都被认为是低级的、原始的，克里奥尔语、法语等被较少人使用，更不会作为书面语来使用。如此一来，除了英语以外其他种族的语言很多都被同化或边缘化了，失去了自己的民族特色。为了使各民族和平共处实现文化的“混杂”与融合，首先要尊重他们的语言和文化。肖邦在作品中借语言的“混杂”表达了其种族融合的愿景。“混杂是在话语实践上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它与泾渭分明的本质主义者和极端论者的二元对立模式相对立” [8] 。肖邦在这几部小说中，不仅使用了官方语言英语，还使用了法语、克里奥尔语以及黑人的土语等，甚至有的小说中主人公的对话全部采用“混杂”的语言，例如黑人车夫名叫“弗朗索瓦(François)”，黑人帕杰夫的土语，品基婶婶的不标准英语“你要结婚了吗？(You gwinegitmar’ ied?)”“除了你没人回来(No pussun come back’ cep’ you.)。”从小说人物的名字到人物的对话，肖邦都保留了其原汁原味的民族语言。如此以来，占统治地位的标准英语就被改写了，从语言上形成一种白人社会与各种群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共生状态。“在这一统治过程中，主子的语言变得混杂了” [9] 。文化的“混杂”使得曾经失语的少数族找回了他们消弭的声音，真正做到了尊重文化差异。

其次，借助宗教的力量。肖邦还在很多短篇小说中都提到了宗教的力量。在肖邦的笔下，宗教是跨越种族的，是不带有任何歧视的。疯姑在“上帝”的指引下过了河，卡拉姆比夫人把这一切都归结于“上帝的旨意”，老帕杰夫声称偷窃的事是受到了魔鬼撒旦的诱惑和堕落，奥达丽盛装打扮要去参加的圣母升天日弥撒，无论对于白人还是其他少数族人，宗教都是神圣的。但宗教曾经被作为殖民手段来控制被殖民者与被压迫者。殖民事业正是借用宗教的力量，在殖民地一步步扎下根来，为进一步的殖民扩张奠定了基础。在肖邦在小说中，一反常规，宗教不再是高高在上、具有优越性的统治阶级用以控制和隔离其他种族的工具了，反而成为了异质文化之间实现“混杂”与融合的途径。借助宗教的力量，真正实现了各种族信仰的平等。

最后，肖邦不排斥异族之间的通婚与融合，血缘的“混杂”更是打破了白人至上主义的审美观，从根本上尊重了少数族的文化，表明了肖邦先进的种族观。混血儿成为了连接各种族的天然纽带。在上述四篇故事中，都包含了对可爱的孩子形象的刻画，有着一头“黑色的卷发”的乖乖，卡拉姆比夫人的混血孙女以及法人后裔小女孩艾德和白人小女孩奥达丽。没有偏见的往往是孩子，小说中刻画的混血儿以及那种不分种族、不分年龄的情谊，对促进种族融合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5. 结语

《溪外》(1891)、《偏见》(1893)、《迪克西的德累斯顿夫人》(1894)和《奥达丽错过了弥撒》(1895)，肖邦陆续发表了这四个短篇故事，故事中表现出来的从最初的文化冲突到异质文化的和平共处，表明了肖邦对种族冲突问题越来越深入的认识。通过文本细读，我们看到了肖邦在短篇小说中以一种“国际视野”刻画了白人、黑人、克里奥尔人、法人后裔之间“混杂”的理想状态，表达了她对异质文化之间交流与融合的文化理想。

文章引用

王亚萍,陈爱华. 凯特•肖邦短篇小说中的民族融合愿景探析
On the National Integration Ideal of Kate Chopin’s Short Stories[J]. 世界文学研究, 2017, 05(04): 110-116. http://dx.doi.org/10.12677/WLS.2017.54016

参考文献 (Referen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