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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 Journal of Historical Studies
Vol.1 No.1(2013), Article ID:12066,6 pages DOI:10.12677/OJHS.2013.11002

On Lao-Tzu’s Humanitarian Concern*

Rusong Yu

History and Culture School,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Email: rusongyu@sdu.edu.cn

Received Apr. 12th, 2013; revised: Apr. 18th, 2013; accepted: May. 22nd, 2013

Copyright © 2013 Rusong Yu. This is an open access article distribut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License, which permits unrestricted use, distribution, and reproduction in any medium, provided the original work is properly cited.

ABSTRACT:

Lao-Tzu was the first philosopher who created the humanity theory system and favored the humanitarian care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thoughts. The prime performance of Lao-Tzu’s humanitarian concern was to separate the human being from the nature in theory, established the important position of Man in the universe, who was with the ontological Tao and was as large as the Tao, and endowed human’s life with unprecedented significance and solemn. In the specific humanitarian practice, Lao-Tzu carried out his comprehensive and in-depth care of humanity, by the way of governing by non-interference in politics, returning to the original nature in self-cultivation and enjoying immortality and eternity in freeing from the life predicament.

Keywords: Lao-Tzu; Non-Interference; Humanitarian Concern; Returning to the Original Nature; Immortality and Eternity

试论《老子》的人道关怀*

宇汝松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Email: rusongyu@sdu.edu.cn

摘 要:

老子是最早建构人道理论体系和实行人道关怀的哲学家。老子人道关怀首先表现在理论上将人从自然万物中分离出来,确立人在宇宙中与本体之道等大同在的重要地位,赋予了人生从未享有的意义和庄严。在具体的人道实践中,老子通过政治上的无为而治、自身修养上的返璞归真以及解除生命困境的长生久视等途径,实现其人道的全面关怀。

收稿日期:2013年4月12日;修回日期:2013年4月18日;录用日期:2013年5月22日

关键词:老子;自然无为;人道关怀;返璞归真;长生久视

1. 引言

“究天人之际”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极为重要的学术使命和兴趣之一,作为人道问题开端的天人关系,它已日渐成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无法回避的主要论题。对此作出不同回应并形成一家之言的,则构成中国思想史上精彩纷呈的不同学派。老子作为道家学派的创始人,其立派之基就是将“道”哲学化为天道、人道系统学说,使得先秦诸家普遍使用的“道”,富含了道家思想特质而成为道家学派的标识。老子人道体系的创发亦使得人道逐渐成为独立的学说。就老子的道论体系而言,其天道是为其人道关怀服务的,即以哲理化的形上之道作为宇宙万物的本体,把过往的“主宰之天”、“神灵之天”逐步还原为“自然之天”;把浑然于自然万物之中的人分离出来,并提升至与天地等大的重要位置,形成了“天人合道”的天人关系新模式,并通过无为而治的政治关怀、返璞归真的人生关怀、长生久视的终极关怀,实现其全面而又系统的人道关怀。

2. 固本立基的义理关怀

老子以不可名状的“道”作为其宇宙最高的存在和其哲学体系的逻辑起点。《老子·第二十五章》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由此可知,老子的“道”是自有永有、独运不息、生化万物的先天超感觉存在。“道”是宇宙万物的本体和总根源,是无法超越的“母”和“大”。

在此基础上,老子建构了道是万物本根,万物生于道而又复归于道的宇宙论学说。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第四十二章》)“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老子·第十六章》)“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殆。”(《老子·第五十二章》)老子这里所言的“各复归其根”、“复命曰常”及“复守其母”都表明“道”生万物后,“复”归大道就成为万物自然而又必然的价值旨归。

老子有关“道”的本体论、宇宙论思想,绝不是一种悦智玄谈,而是有其强烈的现实指向性。就人类思想的共识而言,宇宙论是与现实人生论紧密关联的。秦穆认为:“大抵人类思想,从其源头看,从其粗大处和共通处看,都逃不了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我们叫他‘宇宙论’,另一个问题我们叫他‘人生论’。凡属人类所讨论的问题,都逃不出‘宇宙’、‘人生’之外[1]。”陈鼓应认为:“老子哲学系统的发展,可以说是由宇宙论伸展到人生论,再由人生论延伸到政治论。然而,如果我们了解老子思想形成的真正动机,我们当可知道他的形而上学只是为了应和人生与政治的要求而建立的[2]。”由此可知,老子从宇宙论的高度玄谈其道,首先意在解决的是现实人生问题,即为其人道运化的实践服务。宇宙论与人生论合一不分是中国思想家特有、共通的思维模式。张岱年先生指出:“中国思想家多认为人生的准则即是宇宙之本根,宇宙之本根便是道德的表准;关于宇宙的根本原理,也即是关于人生的根本原理。所以常常一句话,既讲宇宙,亦谈人生。所以其宇宙论与人生论,实分而不分[3]。”

老子其实就是在天道、人道两个层面论说其道的。老子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老子·第七十九章》)“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繟然而善谋。天网恢恢,疏而不失。”(《老子·第七十三章》)“天之道,其犹张弓欤?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老子·第七十七章》)“功遂身退,天之道也。”(《老子·第九章》)由此可知,老子的天道自然无为、不争而善胜,始终保持一种动态公平,从不居功自恃。老子认为,人道却往往与之相反,逆道而有为:“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老子·第七十七章》)老子没有单独谈论“人之道”,其人道都是相对于天道而存在的。据此可知,老子天道就是其道的最高存在形式,即“天乃道”(《老子·第十六章》),是人道效法的对象,人道应当尊主天道“为而不争”,即“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老子·第八十一章》)此处的“圣人之道”,在帛书乙本即为“人之道”。据高明先生的观点,“今本‘圣’字乃浅人所增[4]。”庄子曾对老子之道作过明确解说:“何谓道?有天道,有人道。无为而尊者,天道也;有为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与人道也,相去远矣,不可不察也。”(《庄子·在宥》)由此可知,老子道分天人。二者的原则关系是:天道无为而尊,人道有为而累,人道当法天道而行。

在确立了天道与人道的关系之后,老子人道关怀首先解决的是人在宇宙中的地位问题,并赋予人与本体之道同“大”的地位。《老子·第二十五章》说:“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认为,宇宙中能称“大”的有道、天、地、人,而道是宇宙万物的本体,人亦因此获得了逻辑上的本体地位。在普遍信仰天命神权的蒙昧时代,在人与自然浑然不分的农耕文化背景下,人是湮没在浩瀚宇宙中臣服天命、自然的被动存在,其在宇宙中的地位和作用极为卑微和有限。老子以哲理化的形上之道取代了主宰之天,特别强调人居四大之一,赋予了人与天地等同、可以通达大道的人本思想,使人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庄严和意义。正如张岱年先生所言:“最初提出道论的是老子。老子是第一个提起本根问题的人。在老子以前,人们都以为万物之父即是天,天是生成一切物的。到老子,乃求天之所由生。老子认为有在天以前而为天之根本的,即是道。”“哲学家中,最初明白的说人有卓越位置的,是老子。老子认为,人为宇宙中四大之一,与天地同为一大,而非与物同等,实高出于物之上。”“人在宇宙中之位置的问题,也可以说便是人生之意义的问题[5]。”

老子把与自然冥合不分的人从天地万物中分离出来,作为独立的主体与当时人们所能想象的最高存在“地”、“天”、“道”相提并论,凸显了人性的光辉,创造性地建构了人道效法天道、人与道等大相通的人道关怀理论体系。一方面不仅使得人在理论上从此有了确信的起源、重要的地位和可靠的归宿,人生从此迈上了真正的意义之旅而具有了神圣的庄严。另一方面还彰显了老子对人的发现和人文关怀精神,具有重要的启蒙意义。老子人道固本立基的义理关怀亦由此得以初步实现。

3. 无为而治的政治关怀

人道与天道的关键不同在于:天道无心,故能自然而然地法道而行;人道有心,故时常为心机所累、逆道而为。老子人道上所言的“无为”是相对于“用已而背自然”(《淮南子·泰族训》)的人道“有为”缺陷而言的。“无为”就是法道自然,没有私心嗜欲的顺性而为,为而无滞,以致无所不能为,故称“无为而无不为”(《老子·第三十七章》)。正如《韩非子·解老篇》所言:“所谓无为,私志不得入公道,嗜欲不得枉正术,循理而举事,因资而立功,权自然之事,而曲故不得容也。”老子的天道“自然”本是指不受外力干扰的内在本然运化。“无为”与“自然”因此在本质上是相同的。陈鼓应认为:“‘自然’,常是对天地的运行状态而说的;‘无为’,常是对人的活动状况而说的。‘无为’的观念,可说是‘自然’一语的‘写状’。‘自然’和‘无为’这两个名词,可说是合二而一的[6]。”人道无为是老子人道关怀的总体方法论原则。

高亨先生曾经指出:“老子之言皆为侯王而发”,书中所“言‘我’言‘吾’者凡十许处,皆侯王之自称”,“故《老子》书实侯王之宝典,《老子》哲学实侯王之哲学也[7]。”据此可知,老子人道关怀首要表现的是来自上层侯王的政治关怀。依据人道无为的原则,老子认为在上的侯王要遵循体道的圣人之治“为无为,则无不治。”(《老子·第三章》)从而实现王与民双赢的人道关怀。

首先,老子强调侯王要像圣人那样,“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老子·第四十九章》)人道无为的关键就是要像天道自然那样去掉人的心机与心累,即“无心”。“常无心”就是法道自然而没有私心、私欲;“以百姓心为心”就是让百姓亦能自然而无为,达到“为天下浑其心”(《老子·第四十九章》)。

具体而言,侯王一方面要“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老子·第二章》),端正自身,以“无为”的正能量作为百姓效仿的表率。老子说:“爱国治民,能无为乎?”(《老子·第十章》)“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老子·第七十五章》)“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天下将自正。”(《老子·第三十七章》)《老子·第五十七章》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值得一提的是,老子希望在上者通过道德修养与人格魅力去身教感召在下民众的上无为而下自化的“典范政治”,深深影响孔子的为政思想。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孔子问学于老子以及儒道在政教上的趋同,由此可窥一斑。

另一方面,侯王要“以正治国”,“以无事取天下”(《老子·第五十七章》),不诱发人的心机欲念。《老子·第三章》说:“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圣人之治的关键是“常使民无知无欲”,这样民就没有心机欲念,民心亦就不乱了。

老子在倡导无心之无为而治上,充分尊重主体的自主与自由,反对强加于人。老子特别崇尚服膺大道而呈现出的主体独立精神,即“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老子·第二十章》)。孙以楷曾给予老子这一思想以高度评价,认为:“这是春秋末期个体主体性的第一声独立宣言。凡是在这个时期及其以后出现的主体性的追求,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这第一声的影响[8]。”在上侯王之所以能无心无为而不强加于人,主要在于其体道而有“上德”与“上仁”。老子说:“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上仁为之而无以为”(《老子·第三十八章》)。即是说,真正的德行合于大道行而无迹,看似不德而实有其德。真正的仁德要符合人的自然本性、尊重人的主体与自由,无为而行之,不能强力而为,即“仁者之行道也,无为也;圣人之行道也,无强也。”(《荀子·解蔽》)侯王所能做的只是“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老子·第六十四章》)。侯王无为而治所欲得到的效果是:“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老子·第十七章》)。

其次,老子告诫道:“上之肆意有为”会带来巨大的社会危害。老子说:“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老子·第七十五章》)一旦发展到“民之轻死”,任何高压政策、死亡威胁都将无能为力,即“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老子·第七十四章》)随之而来的必将“民不畏威,则大威至”(《老子·第七十二章》),即势不可挡的民威取代王威,以及王权统治的崩溃。

在上的“有为”主要是滥施智诈的结果。老子认为,人道的所谓智慧本来就是私心自造的,“智慧出,有大伪”(《老子·第十八章》),故“虽智大迷”(《老子·第二十七章》)。同时,在上的智诈还会诱导民众更多的智诈予以应对。老子说:“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老子·第六十五章》)。

此外,老子还反对巧伎淫器、繁规缛法和乐杀兵战等,主张法天道之公平,保基本之民生。《老子·第五十七章》说:“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人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反战是侯王人道关怀的重要组成部分。老子说:“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老子·第三十一章》)“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老子·第三十章》)兵战有违大道,不仅会造成恶性循环的怨报不休,而且还会直接危害民生。关怀民生是在上侯王无为而圣的基本要求和人道关怀的价值旨归。老子说:“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老子·第二十七章》)。在民生关怀上就表现为对民众的居家生活“无狎其所居,无厌其所生。”(《老子·第七十二章》)保持民生天然公平,即“民莫之令而自均焉。”(《老子·第三十二章》)老子说:“天之道,其犹张弓欤?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老子·第七十七章》)“损有余而补不足”既是民生关怀的方法,亦是其要实现的目标,是为政有道的体现,即“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老子·第七十七章》)。

最后,老子无为而治要求在上侯王要功成而弗居、衣养万物而不为主。老子说:“大道泛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以生而不辞,功成而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可名于小;万物归焉而不为主,可名为大。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老子·第三十四章》)由此可知,“功成而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的人道关怀,既是大道的基本品质,亦是大道的辩证智慧,其实现的是王与民“夫两不相伤”(《老子·第六十章》),“两者各得其所欲”(《老子·第六十一章》)的双赢人道关怀。

老子还为无为而治的人道关怀厘定了理想境界,即“善行无辙迹”(《老子·第二十七章》)。老子说:“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老子·第五十八章》)“是以圣人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其不欲见贤。”(《老子·第七十七章》)“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老子·第六十六章》)。老子认为,无为而治的在上者不仅要不张扬自己的贤能和重要,而且还要善于化政于无形,使民众根本感觉不到他的存在,即“太上,不知有之”(《老子·第十七章》)。这是在上侯王无为而治人道关怀的最高理想和终极境界。

4. 返璞归真的人生关怀

在人道无为的具体实践中,老子除了强调来自上层的无为而治的政治关怀外,还强调来自人自身返璞归真的人生关怀。老子希望人在体道过程中,享受自由与自然发展的同时,全性保真、与道同在,实现人生的意义与庄严。“反者道之动”(《老子·第四十章》)是老子天道运行的基本原则、道论体系的认识论原则,亦是其人生关怀的根本指导思想。

老子认为,人自道而生以后,在婴儿阶段尚处无为,保持大道的淳朴与自然。但在随后的成长过程中,由于受到外在环境及社会化的濡染,私欲膨胀,童心趋泯,人性的纯朴与自然日渐稀少,虚伪造作日益增多,人与其赖以存在的大道越来越疏远。人的生命成长完全是一个有为而反自然的过程,人需要归根复命的“反道之动”,即反逆社会化的发展,重新返回到淳朴质真的自然状态。因此,“反”(返)成为老子人生修养和人道关怀的必要工夫。“反”就是要按照大道的要求,在自我心性上下工夫,损欲无为,即“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致于无为”(《老子·第四十八章》),从而重返“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常德乃足,复归于朴”(《老子·第二十八章》)的合道状态。

在如何实现返璞归真的人生关怀上,老子首先要求人们要有一个“知足”的人生态度。老子说:“知足者富。”(《老子·第三十三章》)即是说,知足可以保持内在精神上的富有而不生贪欲。因为身外之物的贪求不仅最终不能常保,有时还会因此招致侮辱,甚至丧命,即“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老子·第四十四章》)因此,不知足及贪欲是人生最大的祸害。只有把不生贪欲的知足作为人生的完美追求,才是一种真正的知足,即“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老子·第四十六章》)“知足之足”就是贪念不起的“心足”。杜光庭在《道德真经广圣义》中指出:“物足者非知足;心足者乃知足也。若心知足,此足常足矣。”“贪之与足,皆出于心。心足则物常有余,心贪则物不足。贪者,虽四海万乘之广,尚欲旁求;足者,虽一箪环堵之资,不忘其乐。适分知足,惟在于心所宜勖也[9]。”因此,“知足”是老子心性修养的理论基础和和心理基础,在此基础上,老子还提出了“不争”、“寡欲”及“归朴”的人生修养工夫。

“不争”是老子“三宝”之一,即“不敢为天下先”。(《老子·六十七章》)老子“不争”的思想源于“水”的启发。老子说: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

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

夫唯不争,故无尤。”(《老子·第八章》)。

老子认为:“天之道,利而不害”(《老子·八十一章》),而“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因此“水”接近于道。人道应该像水一样,甘处众人之所恶,不与人争,就不会有人生的诸多怨咎了。天道无心,故能“不争而善胜”(《老子·第七十三章》),因此人道的关键亦在于不起争竞之心,这样别人就无法与你相争,也就无法战胜你,即“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老子·第二十二章》)。因此,老子认为人道应该像天道一样“为而不争”(《老子·第八十一章》)。

在老子人生关怀中,不争与守柔、处弱、善下等品质,具有本质上的相同价值和意义。如“弱者道之用”(《老子·第四十章》)。“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老子·第七十八章》)。“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老子·第七十六章》)。“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老子·第六十六章》)。“善用人者,为之下,是谓不争之德”(《老子·第六十八章》)。

人之所以会争都是因为贪欲使然,为此老子提出“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老子·第十九章》)的克欲修养。老子认为,人的欲望来自对自身物质存在的执着,即“吾所以有大患,为吾有身也。及吾无身,吾有何患?”(《老子·第十三章》)有了肉身的执着,就会导致贪图感官之欲。因此,老子强调要克制外在可见的感官之欲,注重内在的心神安宁:“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老子·第十二章》)。“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老子·第三章》)。

老子认为,克欲关键还是要在内心上下功夫,始终把“不起欲念”作为志行的目标,即要像圣人那样“欲不欲”。(《第六十四章》)在如何实现天下人心不起欲念的问题上,老子说要用道镇使躁动的人心归朴无欲、趋于安静,天下亦就自然归正了,即“镇之以无名之朴,夫将不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正”(《老子·第三十七章》)。“朴”表达的是质真之本,是老子“道”之别称。周波说:“‘朴’者,原质也、本色也、初始也,是万物之本源——‘道’的别名[10]。”天下自正,即天下人心自觉归道,返璞归真的人生关怀亦因此自然得以实现。

5. 长生久视的终极关怀

老子人道关怀的最高目标是长生久视、同于道母的终极关怀。老子作为“当之无愧的中国哲学之父[11]”,最早意识到人一出生就开始其死亡之旅的人生痛楚,即“出生入死。”(《老子·第五十章》)老子还对人生命的有限较早地表现出了哲人的忧患意识。老子说:“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老子·第二十三章》)老子通过对天地自然运化的风雨都不能长久,揭示逆道而为的人更是难逃短命的窘境。为了消除人生有穷的大患,给予人道无限的终极关怀,老子为人生指明了摄生勿强、死而不亡、复守道母的长生久视之道。

首先,老子指出,生命源于道所化生的冲气之和,即“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第四十二章》)生命的常道就是要知“和”守和,法道而行,不然就会过早死亡。老子说:人的生命“含德之厚,比于赤子。……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气曰强。物壮则老,谓之不道,不道早已”(《老子·第五十五章》)。“和”是生命的常道。“益生”是指为了延长生命,人为地强加于生命之气,破坏生命原有的“和”而使生命背离大道,最终适得其反而,使得生命过早衰亡。

因此,老子反对“心使气强”的益生、贵生、厚生等,并把它作为人不能尽天年的深刻教训:“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将以为教父”(《老子·第四十二章》)。老子说:“夫唯无以生为者,是贤于贵生”。(《老子·第七十五章》)“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动之于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之厚”(《老子·第五十章》)。“贵生”、“生之厚”都是人为益生,使人陷入了死地,而“无以生为”就是不自益其生的不自生,这是“天长地久”的秘密,即“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老子·第七章》);亦是老子所谓“无死地”的“善摄生”,即“盖闻善摄生者,路行不遇兕虎,入军不被甲兵;兕无所投其角,虎无所用其爪,兵无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无死地”(《老子·第五十章》)。

老子最早直观地意识到人的生命是外在自然生命和内在精神生命的合一,即“载营魄抱一”(《老子·第十章》)。人的自然生命终究是有限的,最终难逃一死,这是天道运行的规律,人不能逆规律而妄作。老子认为,人的一生无论怎么轰烈,最终都要归于虚静,虚静是万物最终的归所,即“致虚极,守静笃。……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老子·第十六章》)。为此,老子希望人尽可能地保养内在精神,并使其充实饱满,即“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老子·第十二章》);“虚其心,实其腹”(《老子·第三章》),从而实现“不失其所”、“死而不亡”的精神生命的久寿。

在如何保养内在精神上,老子说:“治人事天,莫若啬。夫为啬,是谓早服;早服谓之重积德;重积德则无不克;无不克则莫知其极;……可以长久,是谓深根固蒂,长生久视之道也。”(《老子·第五十九章》)“啬”就是爱惜、保养精神,而精神可以通达莫知其极的长生久视之道。因此,人若能使其精神不失其所,就可以实现“死而不亡”的人生关怀了,即“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老子·第三十三章》)。

老子认为,生养万物的大道是长生不死的,即“谷神不死。”(《老子·第六章》)人生的最高境界在于对大道的体认和效仿,实现复守道母、与道合一的终极关怀。老子说:“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殆”(《老子·第五十二章》)。万物的开始就是万物之母。作为子之万物如果能与母同在,就会终身安泰。“母”就是道,人生于道,也只有在复归道中得到常保,即“复命曰常”(《第十六章》)。南怀瑾说:“‘复命曰常’,找到生命的根源,便能‘不生不死’,永远常在,永远存在[12]。”“复命曰常”就是人道合一,人不仅消除了死亡、有限等人性固有缺陷的顾虑,而且还因与道本的合一,人生从此有了意义和庄严,人道的终极关怀也因此得以最终实现。

6. 结束语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史记·报任安书》),是中国古代思想家的最大历史使命和学术梦想。在天人关系的探讨中,老子通过建构其天道、人道系统学说,最早关注、提升人在宇宙中的特殊地位,首次在理论上解决了萦绕人生的有关生命起源与归宿以及长生久视等涉及人生庄严与意义的重大哲学问题,而在人道关怀上终成一家之言。

在人道实践中,老子看到人在强大政治面前的重新失落,而倡行无为而治的政治关怀。老子希望在上的为政者能率身践道垂范,使在下民众自主而又自由地自化、自正、自富与自朴。老子反对在上者滥施权谋智诈,认为这是激起民欲荡漾,导致民生疾苦、社会难治的根源。老子还特别强调在上者的上德与上仁,认为这是政治关怀的关键。

在人性自我关怀上,老子发现人自道而生以后就因心机欲累而开始了伤生害性的逆道之旅,人需要加强心性的朴真修养,重返大道。老子认为,心性修养首先要有一颗知足的心态,内心知足就不会起与人争竞的心念,争心不起,就不会有伤生害性的贪欲,贪欲不起,人性自然可以返璞归真,趋于道合了。

在人道的生命关怀上,老子把人的生命分化为“出生入死”的外在自然生命和“莫知其极”的内在精神生命。在自然生命的关怀上,老子认为法道摄生即可使其尽享天年;而逆道益生反而会加速其过早殒命。老子生命关怀的重心是精神生命,希望人通过保养精神,使其合于道母、不失其所而实现“死而不亡”、长生久视的终极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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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S

*基金项目:山东大学自主创新基金项目“单子论内蕴的老学思想研究”(IFW09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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