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 Journal of Historical Studies
Vol.05 No.03(2017), Article ID:22130,10 pages
10.12677/OJHS.2017.53004

Research for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Hebei Area in Tang Dynasty

Hui Xiong

Guangzhou Close-Watching Education Information Co., Ltd., Guangzhou Guangdong

Received: Aug. 21st, 2017; accepted: Sep. 5th, 2017; published: Sep. 21st, 2017

ABSTRACT

In the early stage of Tang dynasty, the water conservancy facilities in Hebei area was the best in the country, and in the states in this area, Cangzhou, Jizhou, Zhaozhou ranked respectively the first, second and third. In eastern Mount Taihang, the post road along north-south corridor is the main way from Zhongyuan to the northeast China, and there are several outbound roads to contact with other areas. Besides, the main inland waterway for transport is the Yongji canal which is the pivot to contact Hebei with the capital. Pingzhou, Youzhou, Jizhou, Cangzhou, which are close to the Bohai Sea, take the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transport. Hebei is one of the main producing area of the staple food millet, wheat and rice. Especially the millet, before or after the An-Shi Disturbances, Hebei is the main producing area. The textile industry in Hebei area has been famous in the country since ancient times, in Boling, Weijun, Qinghe, the textile industry is most developed, and the tributes from many states and counties are just the thin or tough silk. Though gold, silver, cuprum, ferrum, stannum, plumbum, salt, and other minerals so on, are far less various and less rich than the Jiangnan and Lingnan areas, the cuprum of Dingzhou and salt of Cangzhou are one of the leading produce. In addition, Hebei area is the leading producer of porcelain in Tang dynasty, and its industry of porcelain focuses on Xingzhou. The Chinese ink of Yizhou and the brush pen of Hejian, Jingcheng, Qinghe and Boping has respectively a place in the whole country.

Keywords:Hebei Area in Tang Dynasty, Economic Development, Water Conservancy and Traffic, Agricultural and Handicraft Industry

唐代河北道的经济发展考证

熊辉

广州临观教育信息有限公司,广东 广州

收稿日期:2017年8月21日;录用日期:2017年9月5日;发布日期:2017年9月21日

摘 要

唐代前期河北道的水利设施冠于全国,在其诸州中,水利设施以沧州、冀州、赵州分居一、二、三名。太行山东路南北走廊驿道是古今中原通向东北的最主要大道,还有数条联系境外的道路,而内河航运的主要水道永济渠是联系河北与京师的枢纽;濒临渤海的平州、幽州、蓟州、沧州等在交通运输上具有重要地位;河北道是主粮粟、麦及水稻的产区之一,尤其是粟,安史之乱前或后,河北道均是主要产区;河北道的纺织业自古名闻全国,博陵、魏郡、清河等地的纺织业最为发达,许多州县的进贡物非绫即绢;金、银、铜、铁、锡、铅、盐、水银、硃砂等矿产上,虽远不及江南道与岭南道的类多与丰富,可是定州的铜、沧州的盐是国内主要来源之一;此外,河北道是唐代制瓷业的主要产地,河北道的制瓷业又集中在邢州;易州的制墨及河间、景城、清河、博平四郡的制笔在全国都具有一席之地。

关键词 :唐代河北道,经济发展,水利与交通,农作物与手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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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河北地区古为九州中的幽、冀二州,北枕燕山,南临黄河,西凭太行,东渐于海,有着十分优越的地理位置,(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十·直隶序》称其“视中原居高负险,有建瓴之势”。自汉末以来,河北成为各个权力集团争夺的焦点、治乱的关键地带,以及能否为王为霸的决定性因素。宋辽以后,中国的重心移至河北的中北部,河北更被视为控制全国的中心而受到特别的关注。

据《旧唐书·卷三十八·地理志一》,唐初贞观元年(627年),因“山河形便”分全国为十道,如图1所示。河北道位于黄河以北,太行山以东的河北地区被划为河北道,西隔太行山与河东道相邻,南以黄河为界接壤河南道。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又分天下为十五道,河北道改与河东道、都畿道、河南道相接。不含羁縻府州,《旧唐书·卷三十九·地理志二》载河北道有怀、卫、相、魏、澶、博、贝、洺、邢、赵、镇、冀、深、沧、景、德、定、祁、易、瀛、莫、幽、涿、蓟、檀、妫、平、营等28个正州并171个属县。《新唐书·卷三十九·地理志三》则有孟、怀、澶、卫、魏、博、相、邢、洺、惠、贝、冀、深、赵、镇、定、沧、景、德、瀛、莫、幽、易、涿、平、妫、坛、蓟、营等29州、安东都护府与174个县。《唐六典·卷三·尚书户部》中河北道则有怀、卫、相、洺、邢、赵、恒、定、易、幽、莫、瀛、深、冀、贝、魏、博、德、沧、棣、妫、檀、营、平、安东等25 州,但缺县名。《唐六典》虽记载25州州名,但缺县名。

自古迄今,河北道一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区,冀朝鼎视河北地区为“基本经济区”,是中国历史上各个集团争相掌控以求征服与统一中国之处 [1] 。回顾历史,河北地区自战国秦汉以后到唐代一直是一个富饶的经济单位,是一个战略所必争,国家盛衰所维系的重要区域。河北地区古为幽,冀二州,战国时期分属于燕、赵、魏、齐等国(只怀州属韩)。赵、魏、齐诸国是当时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强大

Figure 1. Map of ten area in Zhenguan period, Tang Dynasty

图1. 唐代贞观十道图

国家。西汉时为山东之地,“多鱼、盐、漆、丝、马牛羊”等,而整个北方则铜铁之利,“千里”之内,“往往山出棊置”。齐则冰纨绮绣钝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赵亦“仰机利而食,作巧奸治,多美物。”燕处“勃碣之间,南通齐、赵,东北边胡,上谷至辽东,有鱼盐枣栗之饶”。(以上引文出自《史记·卷一三九·货殖列传》。)汉光武帝据河内,因此建立东汉帝国的基础。魏晋时“冀州带甲百万,谷支十年”(《三国志·魏志·卷六·袁绍传》),永嘉之乱时,北方遍地粮荒,割据河北的王浚却“积粟五十万斛”(《晋书·卷三十九·王沈附浚传》)。魏晋以后,山东河北是破坏较重的地区,但到了北朝又被恢复起来,所以《《北史·卷十五·魏诸宗室·常山王遵附晖传》记载:“国之资储,唯籍河北。”后魏时,仅沧、瀛、幽、青、四州与邯郸(仅四灶)的盐产每年即达“二十万九千七百八斛四斗”(《通典·食货十·盐铁》),可以满足全国的军国所需。隋统一以后,河南河北人口众多,物质上则是关内和隋帝国政权的主要支援力量。

唐朝建立之后,太宗李世民对河北的经济地位的评价是:“山东人物之所,河北蚕绵之乡,而天府委输,待以成绩。”(出自《资治通鉴·卷一九〇·唐纪六》“高祖武徳五年壬申条”。)贞观年间下诏“于洛、相、幽、徐、齐、并、秦、蒲州置常平仓,粟藏九年,米藏五年,下湿之地,粟藏五年,米藏三年,皆着于令”(《新唐书·卷五十一·食货一》)。“九年”与“五年”之久的平常积蓄多少反映了此一地区农业生产的富饶情况,故唐玄宗称大河南北“人户殷繁,衣食之源,租赋尤广。”(出自《全唐文·卷三十一》“论河南河北租米折流本州诏”。)

此外,《通典·食货二‧屯田》记载,“天宝八年,天下屯收百九十一万三千九百六十石”,“河北四十万三千二百八十石”。河北屯收约为全国总产量的五分之一。《通典‧食货十二‧轻重》记载天宝八年(749年),“义仓总六千三百一十七万七千六百六十石”,“河北道千七百五四十万四千六百石”,相当关内、河东、陇右、剑南、淮南、诸道之和。河北道已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通鉴考异》引天宝十四载(755年)颜杲卿上书安禄山陈杨国忠罪状,更明确的指出:“今河北殷实,百姓富饶,衣冠礼乐,天下莫敌。”(出自《资治通鉴·卷二一七·唐纪三十三》玄宗天宝十四载条。)《全唐文·卷三一六》李华“安阳令厅壁记”内载:“天宝以来,东北隅节度位冠诸侯,按数军钲鼓,兼本道连帅,以河北贡篚征税,半乎九州。”《唐语林·卷三》“夙慧”述开元初“河北诸道租庸,充满左藏。财宝山积,不可胜计”,这些都是对河北地区的经济地位的绝佳说明。

河北道物产丰富,但水利是农业发展所必须,交通则影响地区经济的兴衰,而手工业则直接反应了其经济发展水平。因此,本节分别就水利、交通、物产与手工业等项加以叙述。

2. 水利

冀朝鼎在《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一书中云:“发展水利事业或者说建设水利工程,在中国,实质上是国家的一种职能,其目的在于增加农业产量以及为运输,特别是为漕运创造便利条件。诸如灌溉渠道、陂塘、排水与防洪工程以及人工水道等,多半是作为公共工程而建造的,它们同政治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各个朝代都把它们当作社会与政治斗争的重要手段和有力的武器。” [1] 说明了水利事业在农业乃至国家方面所具的重要性。

唐代的水利设施在《新唐书·地理志》里有详细的记载,但设施为数多少,各家看法不一。屈弓在冀朝鼎、邹逸麟、韩国磐、宋锡民等人的研究上提出较新的论述:“见于唐宋正史及各类史志的工程计有325项,见于清代省志及部份宋、元、明地方志,而为唐宋史志所遗漏的工程共有82项,两者相加,总计407项” [2] 。至于兴建的时间与各道的数目,并可归纳出下列几点:1) 唐代前期的水利设施多于唐代后期,与清朝顾炎武“天宝以前者,居什之柒”(语出顾炎武《日知录集释》)的论点大致相符。2) 唐代前期河北道水利设施的数额遥遥领先其余各道,唐代后期则以江南东道名列前茅。3) 唐代前期北方的水利设施远多于南方,唐代后期北方远逊于江南,显示了唐代经济重心由北转南的趋势。唐代前期河北道的水利设施冠于全国,后期却大为衰退,其原因当与安史之乱所造成破坏脱不了干系。至于河北道所辖各州的水利设施多少与兴修的时间,以《新唐书·地理志》所载29州水利设施为依据制表,河北道各州的水利设施数额如表1所示。

Table 1. Distribution and statistics of water conservancy facilities in Hebei area in Tang Dynasty

表1. 唐代河北道水利设施分布与统计表

Continued

表1可见,河北道诸州中,以沧州、冀州、赵州分居一、二、三名;唐河北道的水利设施大部份是在安史之乱前修筑的,极少数是在安史之乱后进行;唐代河北道的水利设施主要分布在沧、冀、赵、相等州,位属农耕区的河北道南部;居河北道北部畜牧区的幽、涿、冀、蓟、檀、妫、平、营等州的水利设施则付之阙如。此种分布情形似与地理环境有绝大关系。此外,河北道原本就是唐代粟、麦等粮食作物的主要生产区域,太行山东麓平原及以东的河北平原腹地是产粟区,南起相、卫,北达幽州的太行山东麓平原同时也是麦类生产区 [3] ,需要充足的水来灌溉,所以河北道南部的水利设施较多是可以理解的。

3. 交通

交通与区域的经济发展息息相关,也影响着区域内城市的兴衰荣枯,河北道的交通网络分陆路交通与水路交通,分别叙述如下。

3.1. 陆路交通

黄河流域主干山脉,在河渭以南称秦岭、崤山,踰河而北为中条山、太行山。太行山脉自黄河北岸,向东北蜿蜒,东连燕山山脉,直达山海关海滨。山脉连珠,高峰叠起,海拔多在两千公尺以上。山脉东南为河北平原,山脉西北为山西高原。平原高原间有为数甚多的陉道,较有名者即所谓的“太行八陉”,交通晋冀,为东西要道。耸峙于河北西部的太行山脉,从黄河北岸向东北延伸至拒马河,长400余公里。山地海拔1000~2000米,个别山峰超过1500米,山势陡峭,地形千姿百态,难于强攻,易于防守;地形复杂,有利于隐蔽突袭,军事地位甚为重要。而分处太行山两侧的山西与河北关系密切,严耕望有言,“欲保河北,必据山西”,“恃山西高原为屏障,河北平原为外府” [4] ,山西的军事集团居高临下,可轻易地制服河北。历史上如北魏、唐、后唐、后晋、后汉,都是兴起于山西高原,然后兼得河北平原,唐王朝还建立了长达近300年的统一局面。

太行山不仅是军事屏障,与河北的交通也有关联。河北道的陆路交通首推太行山东麓的南北交通大道 [4] 。这条大道南自东都洛阳,北达幽州,是河北陆路交通的主干道。此一太行山东麓南北走廊驿道是古今中原通向东北最主要大道,据严耕望的考证:“太行以东之南北主要交通惟赖靠太近太行山脉东麓之一线,此为自远古以来之形势,故唐道如此,唐以前亦如此,可称为太行以东之南北走廊,古代立国建都亦往往在此走廊上。……中国古代国都丛于一条路线者,未有如此道之多也,尤见此一路线在古代南北交通上居于特殊重要之地位” [4] 。在太行山东麓南北走廊之东,也有两条南北向的陆上交通大道,一条是沿永济渠开展,由魏州、博州、徳州、棣州、沧州、幽州、平州。一条自贝州起,经冀州、深州、瀛州、莫州直到幽州,介于太行山东路南北走廊和永济渠之间,可称作河北平原之中部纵贯线 [4] 。三条南北向大道之间,还有若干横向的联络支线或平行的辅助支线。与境外的联系上,有自镇州西出娘子关至山西,自易州西经紫荆关、飞狐线至今山西,自磁州西经滏口至今山西等道路;自幽州向东北、西北和东有如居庸关北出塞外道、古北口通奚王衙帐道、卢龙塞道、榆关通柳城契丹辽东道等数条交通道路。

3.2. 水路交通

水陆交通可以分为内河航运与海运。

内河航运方面,隋代修筑的大运河是沟通中国南北的交通大动脉,其畅通与滞塞影响着国运的兴隆和衰替。虽然大运河的开凿与隋炀帝醉心于江都的繁华有关,但其是在隋唐大一统帝国的新的客观形势下产生出来的,目的是在联系留在北方的军事政治重心和南移的经济重心。既是时代必然的产物,所以即使没有隋炀帝,一定有其他的人出来开辟一条联系南北的新的河道。大运河中,隋炀帝大业四年(608年)开凿的永济渠是隋代河北地区最大的水利工程。《隋书·卷三·炀帝纪上》云:“四年春正月乙巳,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海,北通涿郡。”永济渠是隋大运河的北段,南起黄河,北迄涿郡,主要流经河北地区。到了唐代,永济渠仍然流经河北地区,南通江淮,北达幽燕,纵贯河北境内,沟通海河水系,是南北运输的主要航运通道。永济渠由淇水入黄河,经洛水能达洛阳,沿渭水可达长安,既是河北内河运输的主要渠道,也是联系河北与京师的纽带。

永济渠是当时河北内河航运的主要水道,而漳水在当时也发挥着重要的航运作用。自古以来漳水一直是河北地区重要的水道,汉魏之际最重要的政治都会和经济都会邺城即位于漳水上。《唐六典·卷七》“尚书工部、水部郎中”载:“若渭、洛、汾、济、漳、淇、淮、汉,皆亘达方域,通济舳舻,徙有之无,利于生人者矣。”说明了漳水也还是一条重要的航运水道。永济渠、漳水之外,河北地区还有不少由地方官府兴建的漕运支渠,如瀛洲在开元二十一年(733年)由刺史朱潭开凿长丰渠,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刺史卢晖“自东城、平舒引滹沱东入淇通漕”;沧州有开元十六年(728年)开的无棣河与阳通河。(以上引自《新唐书·卷三十九·地理志三》。)开元二十八年(740年)魏州刺史卢晖“徙永济渠,自石灰窠引流至州城西,都注魏桥,夹州制楼百余间,以贮江淮之货。”(出自《唐会要·卷八十七·漕运》。)这些支渠多与永济渠或漳水相通,构成了一个以永济渠为主干的水上交通网络。

由于安史之乱前唐朝的财赋重心在北方,尤其倚重河北、河南与河东三道,因此永济渠在唐代前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些作用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将山东河北的租米转运入关至京师。第二,将军用物资转运至北部边防。第三,在荒歉年份从江淮转粮赈济河北地区。第四,商业用途的交通运输 [5] 。唐代后期,因为永济渠沿岸经常成为战场,使得原来的多种运输功能逐渐丧失,于是永济渠作为河北道南北交通大动脉的的地位开始衰落。

与永济渠相关的城市里,邺城的繁荣得力于漳水和白沟,自曹魏至北朝、东魏、北齐一直是北方地区的中心城市,后赵、冉魏、前燕、东燕、北齐各代先后以邺为都,直到北周灭北齐后才降为相州治所。魏州、贝州与幽州亦因位于永济渠沿岸而得利。魏州当永济渠南北水运中心,自唐代前期已是河北道一大城市。安史乱后,魏州成为魏博节度使治所,更是重要,与定州、恒(镇)州同为唐朝后期形成的华北地区中心城市。位于永济渠中途的贝州,天宝年间称清河郡,地当水陆交通要冲,户口众多,都市繁荣,也是相当重要的都会。由于在军事上居重要地位,所以唐代前期聚集大批财物军械于此,以备河北军用,号“天下北库”(出自《新唐书·卷一五三·颜真卿传》)。据《旧唐书·卷三十七·五行志》,唐代后期,河北三镇割据,“清河北库”难得复存,不过魏博节度使虽治魏州,却仍集军储于贝州,备受重视。幽州是北陲的重镇,东北防御体系的重心,通往奚、契丹与东方诸国的起点,也是东北各族互相交往汇集的中心。永济渠北达幽州,来自太行山东各州的货物运输到幽州,再由幽州输往域外,域外的货物也汇集于此再南运内地,促使幽州繁荣富庶起来。安史之乱起自幽州,之后的卢龙镇便以此为基地,联合成徳镇、魏博镇共同对抗唐廷。

海运方面,渤海海运历史已久,唐代河北道之平州、幽州、蓟州、沧州等州因濒临渤海,且有良港,在交通运输上具重要地位。如沧州为渤海湾头之海运中心,舟航甚甚。《旧唐书·卷三十七·五行志》记开元十四年七月“沧州大风,海运船没者十之一二,失平卢军粮五千余石,舟人皆死。”尤见沧州为河北通辽碣之海运中心。

海运除负担山东半岛与南方海上交通的任务外,主要是负担对渤海北岸军用物资地供应。隋末唐初对高丽长期用兵,海运就扮演着吃重的角色。唐高宗总章元年(668年)设置安东都护府前后,唐朝开始在平州、营州、幽州一线陆续驻军,形成以范阳节度使和平卢节度使为中心的东北边军,河北海运又担负起供应范阳、平卢两镇军用物资的任务。海运已成为河北不可缺少的运输路线。

4. 粮食作物

粟(谷子)、麦及稻是唐代河北道大多数人口的主粮,粟居第一,麦其次、稻居第三 [3] 。在唐代实施的均田制与租庸调制中,政府规定“每丁岁入租粟二石”(出自《旧唐书·卷四十八·食货志上》),“若无粟之乡,输稻、麦”(出自《通典·食货六》),“租出榖,庸出绢,调出缯、纩、布、麻”(出自《新唐书·卷五十二·食货志二》),可见粟、麦与稻除作为粮食之外,也是人民缴税之物。

关于粟,据《新唐书·卷五十一·食货志一》,唐太宗时曾在洛、相、幽、徐、齐、并、秦、蒲州置常平仓,粟藏九年,相、幽二州隶属河北道,而河北道在唐代是粟的的主要产区之一。粟是喜温耐旱的作物,华北平原的气候属半湿润性质,极适宜于粟的生长,是全国产粟最多的地区。河北道位于华北平原,因此,河北道中无论是太行山东麓平原,还是河北平原腹地,南起黄河、北抵燕山山脉,都是粟盛产之地,且具有多而集中的特点 [6] 。安史之乱前,河北道是粟的主要产区之一,据《通典·食货志十二》所载天宝八载正仓、义仓、常平仓数额,如表2所示,河北道均居前三位,论总额则次于河东道与河南道,居全国第三位。安史乱后原河北道分由魏博、成德、幽州……等藩镇统治,但仍然是粟的主要产区。

代宗大历八年(773年),相卫节度使薛嵩卒,田承嗣派卢子期攻取之,“李宝臣攻洺州……复徇瀛州,瀛州亦降,得兵万人,粟二十万石,献子期京师,斩之。”(出自《新唐书·卷210·藩镇魏博·田承嗣传》。)《新唐书·卷二一〇·藩镇魏博·田悦传》记有唐德宗诏王武俊出恒冀粟三十万赐朱滔一事。上述二例证明了藩镇体制下的原河北道依旧是产粟的主要区域,不因政治体制的更动而有所变化。

麦是仅次于粟的唐代第二大主要粮食作物,唐朝麦类的主要生产区,分布在都畿、河南、河北、京畿、关内、河东诸道,集中产于华北平原和黄土高原上。就河北道来说,麦类则呈带状集中产于南起相、卫,北达幽州的太行山东麓沿线冲积扇平原上。安史乱后,粟的产量明显下降,而麦子产量急骤上升,唐代各地区水利事业的兴盛,除与水稻的广泛种植息息相关外,与麦子生产的增长也不无关联 [6] 。

自古以来,稻米就是中国南方人民的主粮,与粟、麦同是唐代人民生活不可缺少的粮食。唐代水稻

Table 2. The amount table of the main warehouse, righteous warehouse and ordinary warehouse in 8th of Tianbao Period

表2. 天宝八载正仓、义仓、常平仓数额表(据《通典·食货志十二》)

的生产分布在幽州–并州、绛州–同州–雍州(京兆府)–陇州–渭州–兰州一线以南地区,淮河以南、南岭以北、三峡以东至海的大片土地(不含福建)是全国最主要的水稻生产区 [5] ,黄河流域北起幽、并,南达秦岭–淮河,西起兰州,东极大海的广大地区生产水稻,地域虽然辽阔,但分布稀疏。区内的水稻生产主要集中在关中平原、伊洛河流域、相卫怀和汴陈许地区。相州、卫州、怀州位于漳、淇、沁水流域,是河北道水稻生产区,自战国以来即以生产水稻闻名 [5] 。

5. 手工业

5.1. 纺织业

河北地区的手工业生产自古以来便是极其有名的,纺织业中的丝织业具有“产地多、产量大;质量高,品种繁多”的特点 [5] 。对此,严耕望的解释是“大河南北自古为蚕桑区域,丝纺织工业之发达,亦以此区为盛。汉世丝纺织业最盛之地为齐梁地区,在大河之南。南北朝末年,丝纺织业最盛之区在大河以北。”并指出南北朝末期及隋朝的纺织工业以河北之博陵、魏郡、清河为最发达 [7] 。据黄冕堂的研究,唐天宝时全国纺织业贡品总数以河北为第一,江南第二,山南第三;开元时各道纺织品贡赋州郡之数以河南为第一,江南第二,河北第三;唐代各道纺织品贡赋州郡之数以江南为第一,山南第二,河南第三,河北第四;开天时各道纺织品贡赋种类以河北剑南与江南为第一,山南第二,河南第三;综合纺织品贡赋种类之数,其总数则以江南为第一,剑南第二,河南与山南第三,淮南第四,而河北列于第五 [8] 。河北地区不仅纺织品的生产种类和数量特别多,而且生产出许多为时人所欣慕的珍贵产品。《唐六典·卷二十·太府寺》记载:“凡绢、布出有方土,类有精粗。绢分为八等,布分为九等,所以迁有无,和利用也。”此外,还可知唐代河北地区的绢产质料在二等到五等之间,而且将近一半列于二三等。

河北绫的生产尤其有名,如定州年贡绫1575疋,种类有细绫、瑞绫、两窠绫、独窠绫、二包绫、熟线陵等。(出自《通典·食货六·赋税下》。)由于定州有着特别好的绫织品生产基础,因此中唐以后便出现了大规模的生产手工业,出现了像何明远那样的“赀财巨万,家有绫机五百张”(出自(唐)张鷟《朝野佥载》)的大手工业企业主。

5.2. 矿产

唐代的矿物在《新唐书‧地理志》中记载甚多,杨远辅以其他文献查考金、银、铜、铁、锡、铅、盐、水银汗珠砂等九种矿物的产地,共考有604处产地,矿产分布在231府州中。就矿产种类和产地一项论,各道中属江南道和岭南道两道的矿产种类和产地最全、最多,河北道的矿产与各道相比是较差的地区。从矿产的府州产地来看,岭南道64州、江南道44州、剑南道29州、山南道22州、河南道17州、关内道15州、河东道13州、陇右道13州、河北道8州、淮南道6州。岭南道、江南道、剑南道分居一二三名,南方共158府州,北方73州,南方为北方的2.2倍。这表明唐代的工业,甚至经济中心已从北方转移到了南方。唐代矿产的主要产地有86处,分布在54州府中 [9] 。河北道定州是铜的主要产地,沧州是盐的主要产地,如邢州的铁也是唐时的主要产地,河北道各府州的矿产以盐产为主。

有了铜矿和铁矿,河北的金属手工业便相对发达,杜牧《战论》云:“天下无河北则不可,河北既虏,则精甲锐卒利刀良弓健马无有也。”足见河北的军器制造和生产是相当有名的,这种军用的生产技术对于维持藩镇割据有着更直接的影响。

制盐也是河北手工业生产的一项内容。唐代的盐概分为池盐、井盐、海盐三大类型。幽州、棣州及沧州是河北道的产盐区。《新唐书·卷五十四·食货志四》记载:“唐有盐池十八,井六百四十,……幽州、大同横野军有盐屯,每屯有丁有兵,岁得盐二千八百斛,下者千五百斛。”《通典‧食货典十·盐铁》说明得比较详细:“幽州盐屯,每屯配丁五十人,一年收率满二千八百石以上,准营田第二等,二千四百石以上准第三等,二千石以上准第四等。”

5.3. 瓷器与笔墨

唐代制瓷业的主要产地在河北道,河北道制瓷业又主要集中在邢州。邢州白瓷与越窑青瓷、河南府白瓷并称天下精品,为定期进贡皇室的贡品。相关邢州瓷器的史料如《唐六典·卷三》“户部郎中员外郎”条载河北道土贡,有“邢州瓷器”、“邢州丝布”;河南道有“河南府瓷器”;《新唐书·卷三十九‧地理志三》亦记河北道邢州土贡为“丝布、瓷器、刀、文石”;又《元和郡县图志·卷五》“河南道一‧河南府”条记“开元贡:白瓷器,绫”。《唐六典》条自注的时间是在开元二十五年(737年),《新唐书·卷三十九‧地理志三》条的时间在代宗永泰元年(765年)之后,第三条追记开元时期的土贡种类,由此得知邢州贡瓷的时间最久,其数量也应是最多。

易州以制墨出名,《新唐书·卷三十九‧地理志三》载易州土贡“紬、绵、墨”,《通典‧食货六‧赋税下》载易州贡“墨两百梃”,唐朝以墨为贡品者唯有易州,可见易州墨品在全国的地位。

河北除了制墨有名外,造纸业也相当发达。《新唐书‧卷五十七·艺文志一》记载唐玄宗在大明宫光顺门外、东都明福门外,皆创集贤书院,“太府月给蜀郡麻纸五千番,季给上谷墨三百三十六丸,岁给河间、景城、清河、博平四郡兔五千五百皮为笔材。”河北四郡为笔材的原产地,河北大量造笔提供社会使用,有着发达的制笔业应是毫无疑问的。

综合上述,河北道在安史之乱以前一直是一个农业生产极为发达的地区,产品资储在盛唐时期驾乎全国各道之上,在租赋上是支援唐帝国的重要区域。安史之乱之后,河北地区经历了长期的战争,生产和经济大不如前;但由于地理环境的优越,过去有着较好的生产基础,再加上当地的节帅们为了维护他们各自的政权,在政治上也不是只有破坏,毫无建设,所以生产潜力基本上仍然被保存着,而此经济实力也就成为魏博、成徳、幽州等割据政权赖以长存的主要力量。

文章引用

熊辉. 唐代河北道的经济发展考证
Research for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Hebei Area in Tang Dynasty[J]. 历史学研究, 2017, 05(03): 22-31. http://dx.doi.org/10.12677/OJHS.2017.53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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