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This paper deals with the discussion of Confucius and Mencius to a person’s words by which we can really understand this person. We can understand this person is good or bad only when we can understand that his words are right or wrong. And we can guide this person according to his goodness or badness and then make friends with him only when we can understand he is good or bad. How to “understand a person” by “understanding his words” is the main purpose. This paper will be based on the discussion of Confucius and Mencius to people’s words and we will analyze them one by one to achieve the certainty of “understanding a person” by the process of “understanding his words”.

Keywords:Confucianism, Confucius, Mencius, Understanding the Words, Understanding the Person

由知言而知人

—以孔、孟为论

胡顺萍

元智大学中国语文学系，台湾

收稿日期：2016年2月18日；录用日期：2016年3月3日；发布日期：2016年3月9日

摘 要

本论文是以孔、孟对于他人之言说，依之以求确实地了解其人，唯能知言之是非，才能知人之善恶，能知人之善恶，才能因其善恶而引导他人，并与之交往。如何由“知言”以达“知人”，是孔、孟论言说之主要目的。本论文举孔、孟对于有关言说之论述为主要依据，以逐一剖析之，以透显在知其言之过程中，以达知其人之确实。

关键词 :儒家，孔子，孟子，知言，知人

1. 前言

儒家以孔、孟为代表，儒学精神在成就德行，以成圣为最终目标，所谓“圣”即人格之完美。既身为人，则不得不面对人生包罗万象之课题。在孔子之学说中，特别强调实践的重要性，曾言：“行有余力，则以学文”([1] , p. 7)。然“行”之范围涵盖甚广，在与人交往沟通上[2] ¹，“知言”是辨别人之善恶一重要关键，《论语》有言：

子曰：不知言，无以知人也。([1] , p. 180)

宋·邢昺疏中引《论语正义》曰：

言君子立身知人也。听人之言，当别其是非，若不能别其是非，则无以知人之善恶也。([1] , p. 180)

能知言之是非，才能知人之善恶，能知人之善恶，才能因其善恶而引导他人，并与之交往。在儒学强调内圣外王之精神下，必由修身以达兼善天下，则如何引人之恶而入善，引人之善而达至善，则“知言”显然是一重要德目。

2. 孔子之“知言”论

孔子是集人文主义之大成，其思想以“人”为本；重视人，轻忽天，是其思想之一大特色。由于人所要面对之人事物庞杂，故孔学内容可谓千端万绪。惟孔子之“仁”是众德之总目，任何人皆仅能达到仁之一部分，而在践履仁之过程中，如何言？言之对象、地点、内容是否恰当？皆是行仁之一部分。孔子重实践，因此孔子于言注重是否能行，换言之，言行一致是孔子所要求的，如《论语》所言：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1] , p. 38)

子曰：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1] , p. 128)

言之所以不妄出，在耻于身不能行之，且言过于行亦是君子所耻之。孔子在责宰予昼寝之事上，实勉人要言行相符，故曰：

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1] , p. 43)

由于常人之通病是言而不能行，故孔子对于言与有德之间曾有论说：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1] , p. 123)

有德必有言，是由内而外，起于心必落于行，反之；若由外而内，徒能言则未必有德，故孔子强调于言要慎、要讷、要忠等，如：

子曰：君子敏于事而慎于言。([1] , p. 8)

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1] , p. 38)

中国造字以人言为“信”，孔子知言于人之德行上关系重大，要求言要“慎”与“讷”，即勉人不可信口开河，故有：

子曰：其言之不怍，则为之也难！([1] , p. 127)

一个大言不惭者，要落实于行上则更难矣！由于对言之要求必落于行，故孔子提出之“九思”中，于“言”有关者是：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言思忠。([1] , p. 149)

君子当用心思虑所“言”是否“忠”实，唯言而忠实才能合于礼义。([3] , p. 268)²孔子要求“言思忠”，故厌恶“巧言”，曾言：

巧言令色，鲜矣仁。([1] , p. 6)

常人皆能言，亦常言，然所言是否皆恰当？于此孔子举出于言上，常人易犯之三愆：

孔子曰：侍于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1] , p. 149)

言要看时机，需得时而言，否则亦犯“躁、隐、瞽”之病。更由于所处之环境不同，则言亦应有所调整，《论语》曾记载孔子因地点、对象之不同，在言上亦有不同之表现：

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唯谨尔。

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君在，踧踖如也，与与如也。([1] , p. 86)

孔子在乡党、宗庙、朝廷上之言貌各不同，于朝廷中，事上或接下所展现之态度亦不同，此证明孔子未犯前所言之“三愆”，孔子确实是一位言而能行之君子。孔子虽一再强调言适时恰当之重要性，然在言与人之关系上，有如下之论说：

子曰：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1] , p. 138)

子曰：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1] , p. 140)

唯智者能不失人，亦不失言([3] , p. 203)。常人虽易犯言不当之事，但孔子亦强调不可因人之行为不当而轻视其言，反之；亦不可因其人之善言而用之，此正明示孔子是一个善观察者，是十分注重为人之各种德行，不偏颇固执于单一方面。言是表达思想之最直接方式，然言又因语气之不同，亦将产生不同之功效，于此《论语》有论述：

子曰：法语之言，能无从乎！改之为贵。巽与之言，能无悦乎？绎之为贵。([1] , p. 80)

“法语之言”义谓严正告诫之辞，“巽与之言”为委婉劝导之语。不同之语气，听者有不同之感受，严正之辞，有若当下棒喝之效，使人产生警觉而听从；委婉劝导之语，往往能令人心悦诚服，当然孔子之目的，是要听者能从他人之言中而寻思并改过。人因应不同之身分与立场，则所言亦将有所不同，故孔子提出在言之前，必先确定“名”之定位，《论语》有：

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1] , p. 115)

名分先确定，则所言才能合理，所言能合理，则事情才能办得圆满。孔子强调名先于言，即是要人依不同身分、场合而说恰当之言，故君子不任意而言，于每一言皆不可苟且轻率。孔子知言，且善言，更了解言之重要性并能拿捏得宜，但孔子最终之赞叹竟是“无言”，《论语》有记载：

子曰：予欲无言……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1] , p. 157)

孔子由观察天体运转而领悟：四季递行而万物生生不息，此不待言而自然有序。孔子由天之无言，而返求唯有“行不言之教”([4] , p. 123)³，才是最佳之教育典范，此亦是孔子终身奉行身教重于言教之教育方向。

3. 孟子之“知言”论

孔子为儒家之代表人物，而在孔子思想之承继与发扬上，则孟子可谓是第一功臣。孟子所处之时代，正值战国中期，是百家争鸣之局面，他活跃于列国间，与各国之政治人物多有交谈。孟子一方面要面对各家之不同理论，另一方面又要推行自己之主张，则论辩已成为不得不采取之措施，《孟子》有云：

公都子曰：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

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5] , p. 117)

孟子为发展儒学，面对诸子之论，其态度是好批评，且批评之言词毫不留情[6] ⁴，如批评农家许行：

从许子之道，相率而为伪者也，恶能治国家？([5] , p. 99)

评墨者夷之：

以所贱事亲也。([5] , p. 101)

评纵横家公孙衍、张仪：

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5] , p. 108)

对墨翟、杨朱之批评：

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5] , p. 117)

对于陈仲子避兄离母而行廉洁之看法，孟子斥为：

蚓而后充其操者也。([5] , p. 119)

孟子与诸子之思想无一相合，可谓一直皆处于敌对论辩之立场，然由于孟子始终对其所主张之思想理论保持积极态度，故孟子于己之“知言”特长亦总是充满信心。于《孟子》有叙述：

公孙丑问曰：敢问夫子恶乎长？

曰：我知言。

何谓知言？

曰：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圣人复起，必从吾言矣。([5] , p. 55)

孟子是善论辩之人，其所举之“诐辞，知其所蔽”，诐辞为偏执一端之言论，孟子听到诐辞即能判断其不明事理之地方，有关诐辞之内容举例，宋‧孙奭疏：“若告子言仁内、义外是也。”([5] , p. 58)如《孟子》有云：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5] , p. 198)

孟子斥告子“仁内义外”是诐辞，其主旨在说明行事虽表现在外，然所行其事者必发自内心，所谓“诚于中则形于外”，仁义必由内心而发，非由外入，告子将仁义强分内与外，是蔽于一端之说法，故孟子斥之甚烈。

“淫辞”即自恣放荡之言，亦是过而不当之言。孟子听人之淫辞，即知他人之心陷溺不拔。有关淫辞之内容举例，宋‧孙奭疏：“若杨墨无父无君之言也。” ([5] , p. 58)孟子拒杨、墨甚严，曾言：

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着，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5] , p. 118)

孟子斥杨朱但爱己身，拔一毛利天下不为，此为极端之个人主义，毫无致身利民之义，故以“无君”判之。斥墨子爱无差等，将至亲与众人等同视之，故以“无父”喻之。孟子摒斥杨、墨之主张过犹不及，背离中道，且不知权变，不合人情，远离圣道；孟子所言之道是以“中”为贵，而中又以“权”为贵，曾言：

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子莫执中，执中为近之；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5] , p. 239)

孟子拒异端，以“中”为贵，但仍需视事情而通“权”达变，此正是表现儒家思想之活泼与圆融。[7] ⁵

“邪辞”为邪僻之言，亦为淆乱是非之言辞。孟子听到“邪辞”即能知言邪辞者之心叛离正道。有关“邪辞”之内容举例，宋‧孙奭疏：“若陈贾谓周公未尽仁智而况于齐王之言也。” ([5] , p. 58)于《孟子》中曾记载齐大夫陈贾谓周公未尽仁智之论：

陈贾曰：周公使管叔监殷，管叔以殷叛。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尽也；而况于王乎？贾请见而解之。([5] , p. 81)

陈贾以周公之德之才，尚未能尽到仁与智之地步([4] , p. 59)，要齐宣王不要因未采纳孟子之劝而攻占燕，后又为燕人所叛之事而感到惭愧，并要求替宣王去面见孟子，以解说此事，然为孟子所斥：

孟子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过，不亦宜乎？且古之君子，过则改之；今之君子，过则顺之。古之君子，其过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见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岂徒顺之，又从为之辞。([5] , pp. 81-82)

孟子旨在要人有过则改之，不要为饰过而强为之辩辞。

“遁辞”即因屈于理而言辞闪烁支吾。孟子听到遁辞即能知其人将因理屈而穷于应对。有关遁辞之内容举例，宋·孙奭疏：“若夷子与孟子相胜以辩，卒以受教是也。” ([5] , p. 58)于《孟子》书中曾记载孟子与夷子(墨家信仰者)论说有关“薄葬”之说：

孟子曰：吾闻夷子墨者，墨之治葬也，以薄为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岂以为非是而不贵也？然而夷子葬其亲厚，则是以所贱事亲也。([5] , p. 101)

孟子批评墨家主张“薄葬”是“以所贱事亲”，然“夷子葬其亲厚”，而夷子之理由是“施由亲始”([5] , p. 102)。夷子既同意薄葬，又要由自己之父母开始，则夷子理应薄葬自己之亲，然事实并非如此，则显然夷子并未完全实行墨家之主张，其内心之矛盾显而易见。孟子举上古之时，有不葬其亲者，任亲者之尸身暴露于山野，狐狸、蝇蚋争食，为人子者他日再经过时，于心不忍，于是将尸身掩埋，故孟子言：

掩之诚是也，则孝子仁人之掩其亲，亦必有道矣。([5] , p. 102)

人有人情，更何况是己亲，圣人制礼不外乎顺人情、应人伦，后世之孝子仁人厚葬其亲亦必有其道理之所在。孟子主要在强调掩其亲为理所当然，并非一定要以薄为贵。

孟子一生为护孔子思想而论辩不已，其真可谓是孔子之知音。且为应对各家之杂音，孟子之论辩言辞可谓毫不留情，其对不同之“言”，皆能有明确之“知”以对，在知言之论说上，孟子诚是一位智勇者。

4. 结语

孔子教学有四科，言语是仅次于德行之后，足见其受重视之地位。于个人而言，孔子首重言行合一，不言过于实，若能言而不能行，此为君子之所耻。在与他人之相处过程中，要谨慎于言，不巧言令色，言而忠实、木讷少言则为孔子所称赞，且要能依不同对象与不同场合而有洽如其分之表现，更要避免犯言说上之错误，如：不当言而言，或当言而不言，乃至不能观他人脸色而言等。在言与人之关系上，孔子更强调因于不同之言，皆将对他人产生影响，或告诫、或劝说，总之，希望能由言说之中以达导正他人为目的。且在听他人之言中，能辨是非，知其善恶，并要能观其人之行，如是种种，皆是孔子由知言以达知人为目的。

孟子立于百家争鸣之时代，为推展儒家之学说理论，与当是时各家皆有所论辩，在面对各家所持有之立场与态度上，孟子皆能对其有明确之批评主张，且能确实掌握言论中之偏执、自恣、远离正道与不合常理等，故孟子即或与各家多有所论争，但仍对自己所护卫之理论有绝对之信心，并总是保持着积极之态度，虽不否认自己是不得已而好辩，但却仍以能“知言”为自己之优点。孟子在与他人之论辩中，其最主要方向在以合乎人情与义理为主，因此，其仍是由知他人之言中，以分别其是非，知其人之善恶，以引导不同学派，同臻至善之境。

在百家并陈之世，孔、孟皆强调知言，在知言上亦皆有所论述，由知言而知人并以为引导之，此为儒家积极入世之必然态度。即或在现今科技文明进步、知识爆炸、人之思虑亦趋于复杂之时代里，唯如何与他人相处时，能不失言又不失人，仍是一门重要之课题。自古至今，人类皆有一共同之目标，即建设一和谐、和睦、和乐之国土世间，唯此中，最重要之事莫过于能遵行全世界最大之共识；亦可言，能知对方之立场、理念，并与之诚信沟通协调，在互信、互惠、共存、共荣之下，才能真实促成全世界之和平早日实现。

文章引用

胡顺萍. 由知言而知人—以孔、孟为论
From “Understanding the Words” to “Understanding the Person”—Based on the Discussion of Confucius and Mencius[J]. 国学, 2016, 04(01): 1-7. http://dx.doi.org/10.12677/CnC.2016.41001

参考文献 (Referen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