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vances in Philosophy
Vol. 08  No. 04 ( 2019 ), Article ID: 33234 , 6 pages
10.12677/ACPP.2019.84007

From “Material and Cultural Needs” to “Better Life Needs”

—A Research Perspective Based on Marx’s Needs Theory

Yunhai Hu

College of Marxism, University of Shanghai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Received: Nov. 6th, 2019; accepted: Nov. 25th, 2019; published: Dec. 2nd, 2019

ABSTRACT

The report of the Nineteen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clearly points out that whe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nters a new era, the main social contradictions have changed from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people’s growing material and cultural needs and backward social production” to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people’s growing need for a better life and unbalanced and inadequate development”. The theoretical origin of this transformation lies in Marx’s needs theory. Standing at the height of the new era, we can better grasp the spiritual essence of Marx’s needs theory by investigating its presence path,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and time value, which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underst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main social contradictions in the new era.

Keywords:Marx’s, Material and Cultural Needs, The Needs of a Better Life

从“物质文化需要”到“美好 生活需要”

——基于马克思需要理论的研究视域

胡运海

上海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收稿日期:2019年11月6日;录用日期:2019年11月25日;发布日期:2019年12月2日

摘 要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转化的学理渊源就在于马克思的需要理论,站在新时代的高度上通过考察马克思需要理论的出场路径、理论内涵和时代价值,从而更好的把握马克思需要理论的精神实质,这对于理解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关键词 :马克思,物质文化需要,美好生活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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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需要理论是马克思主义轨道中的不可或缺的一节,也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补充和拓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1]。“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这一提法,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代表的党中央充分吸收马克思主义需要理论的精髓并与当下物质文化需要已成为人民生活第二需要的具体国情相结合而得出的。因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之际,重新探析和梳理马克思“需要理论”的出场路径、理论内涵以及时代价值就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 马克思需要理论的出场路径

马克思在他年轻及晚年时期并没有明确将自己有关需要的论述称之为理论,但是在进行文本阅读过程中,会发现,在很早之前马克思对需要问题就已经探讨和论述过。因此,马克思需要理论并没有出现在某一专门著作或文献中。但是,埋藏在其理论“浩瀚大海”中的需要理论并不是没有路径可寻,相反,有其出场路径。

在1842~1843年,当时的马克思在《莱茵报》担任编辑,这一期间,他发表了《关于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级会议记录的辩论》和《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两篇著名文章,从这里开始,马克思开始认识到物质利益和需要的问题。1842年4月他发表了《关于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级会议记录的辩论》。在这篇文章中,他认识到重视物质利益的重要性。他指出:议会的每一个成员都是各自不同等级地位的代表着,决定这一切的正是利益。贵族和市民阶级维护的是自身的私人利益。在文章中马克思写道:“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 [2]。1842年10月,马克思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指出受压迫的贫民阶级“不仅本能的要求满足生活的需要,而且也感到需要满足自己权利的要求”正是在这场辩论中,马克思首次从精神领域跨入物质领域,开始接触客观物质利益问题;也就是从这里开始,马克思就直观地把“需要”和“利益”问题联系到一起,由此促使他转向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一般情况下,我们所称之为的“利益”是指人的需要、欲望在特定社会经济条件中的表现,因而人的“需要”问题的探讨也随之出现在马克思的相关文章之中。

《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的思想经历了革命性转变。1843年3月他辞去《莱茵报》的职务,开始思考劳动大众与剥削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问题,他开始将批判的目光转移到现实的黑暗当中并用哲学的方式来思考现实的问题。这一时期他在《德法年鉴》发表了《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标志着马克思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说明此时马克思已经重视人的现实物质利益需要问题。具体来说,在《论犹太人的问题》这篇文章中,马克思明确指出:“实际需要、利己主义是市民社会的原则” [3],马克思进一步说道:“可见,任何一种所谓的人权都没有超出利己的人,没有超出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人……把他们连接起来的唯一纽带是自然的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 [4]。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明确指出在德国实现彻底的革命是相当困难的。这种彻底的需要在当时的德国是没有任何社会基础的,每个阶层都缺乏彻底的革命精神,相反,每个阶级都受自身私人利益(物质需要)的驱使,以至于“实际生活缺乏精神活力,精神生活也无实际内容,市民社会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是由于自己的直接地位、物质需要、由于自己的锁链本身的强迫,是不会有普遍解放的需要和能力的” [5]。在这里,马克思认为,要想实现德国“彻底的革命”就必须形成“一个并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在这样一个等级或阶级之中,人们有着共同的需要诉求、利益诉求,这里的人们没有特权,惟有无产阶级能彻底解放自己,解放他人,只有他们才能担起解放的重任。“社会解体的这个结果,就是无产阶级这个特殊等级” [6],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站在唯物主义的角度提出了“物质需要”的概念,把“直接地位”和“物质需要”同人类解放联系在一起,同社会联系在一起。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于1844年4月到8月创作完成,是马克思在年轻时代总结自己的思想和弄清思考的问题而写的一个未完成的手稿。其中,马克思在第三手稿中将“私有财产和需要”作为副标题,可见马克思对需要的理解已上升了一个新的台阶。他通过对资本主义制度和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对立进行分析,强调了需要问题的重要性,并建立了需要范畴的理论体系。

1845年11月到1846年8月,马克思写下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这篇伟大著作,第一次阐述了社会意识和存在的关系,从唯物史观的角度阐述了需要的问题,将需要纳入了社会生产领域,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需要理论。在文章中,马克思提出了人的需要具有层次性,有最低需要和高级需要等。并且,马克思将人的需要与动物的需要加以区别,同时也说明了人的需要的丰富性。此外,他在这里将人的需要视为人的本性,“他们的需要即它们的本性” [7]。

在写成于1857~1858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认为由于交换和分工的存在,每个人虽然是在为自己的需要劳动,但他的产品归根到底却是为了满足其他人乃至整个社会的需要。同时,个人的需要也只能从社会或其他人那里获得满足,换言之,马克思认为个人需要的满足情况将直接影响到社会的活力与发展的动力。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需要理论进行了新的阐述。他将人的需要同生产、交换、分配、消费联系起来,提出了“必要需要”的概念,阐述了社会需要的基本含义,并且认为生产实践愈深入,需要的体系亦随之不断丰富扩大。马克思说:“新生产部门的这些创造, ……是发展各种劳动即各种生产的一个不断扩大和日益广泛的体系, 与之相适应的是需要的一个不断扩大和日益丰富的体系” [8]。马克思认为需要范畴不仅属于经济学范畴,他把需要引入了哲学领域,站在唯物史观的角度分析了需要的概念,明确了需要理论的地位。

3. 马克思需要理论的理论内涵

通过对马克思文本的考究,可以发现马克思认为需要是一个辩证发展的过程;需要的产生有其前提即社会存在;人的需要不是单一的,而是具有丰富多样性;需要也贯穿于整个社会实践之中。

人的需要是一个辩证发展的过程。马克思以科学的唯物史观为根本指导,从人的实践的、社会的本质出发,对人的需要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探讨,揭示并阐明了人的需要所具有的辩证法性质。其一,通过考察需要与生产、劳动、社会关系等概念的关系来分析和论证需要的产生和发展。马克思指出,在社会生产实践中,人改造了自己的自然需要即“社会的自然需要”,同时产生了新的历史需要即“历史的发生变化了的自然需要”。通过对马克思经典著作的研读,发现马克思在对待人的需要这一问题时,并不主张需要的不变性,他也否认把人的需要看成是一成不变的、毫不发展和前进的。马克思唯物辩证法强调事物都是不断变化、发展的,万事万物不会停滞不前,相反,是一种不断向前发展的过程。马克思提出“人的需要本身充满辩证法”,明确指出人的需要暗含的这种辩证性质。其二,人的需要的目标是在矛盾运动过程中实现和发展的。马克思认为人的需要目标的实现是一个能动性与受动性相互矛盾运动的过程。一方面,人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马克思说:“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 [9] : 209)。“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自己的自然界,就不是自然存在物,就不能参加自然界的生活”( [10] : 210)。换句话说,马克思强调人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主要体现在人对自然界的实践中。人的需要目标的实现亦如此,在与自然界不间断的能动过程中,人的需要的层次不断上升,人的需要的目标不断扩大,人的需要目标的实现也就扩大。另一方面,“受动性”在马克思看来,意味着周围环境、外部世界对人发生作用的表现,“只有受动的和需要的存在物才是必然的存在的”。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每个人往往都会受到外部限制,或是压力,或是焦虑,或是不安,都会感受到主体本性与客体存在的复杂关系。通常情况下,这种外部限制会激起人奋力拓展精神世界的空间,进而丰富着人的精神世界的内容,同时也会丰富人自身。因此会进一步激起能动与受动的矛盾运动,加速着人的需要目标的实现。

社会存在是人的需要的根本前提。马克思认为,人们的需要总是受其社会地位、生活方式等制约,不存在抽象的“一般人的需要”。马克思在批判瓦格纳泛泛谈论“人的需要”时说:“‘人’?如果这里指的是‘一般的人’这个范畴,那末他根本没有‘任何’需要;如果指的是孤立地站在自然面前的人,那末他应该被看做是一种非群居的动物;如果这是一个生活在不论哪种社会形式中的人,……那末出发点就是,应该具有社会人的一定性质,即他所生活的那个社会的一定性质,因为在这里,生产,即他获取生活资料的过程,已经具有这样或那样的社会性质” [11]。倘若从离开了人的“对象性活动”,离开了人的感性世界的角度来谈论需要,需要始终还是没有“越过意识的范围”,还只是“局限于主体意欲”。唯物主义社会历史观认为:社会存在是指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总和,它包括地理环境、人口因素和生产方式。马克思曾经说过:“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响。他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 [12]。

人的需要具有丰富多样性。马克思认为,人的需要不是单一的、某个的或某种的。相反,他认为人的需要是多种多样的。他在《手稿》中这样说道:“我们已经看到,在社会主义的前提下,人的需要的丰富性具有什么样的意义,从而某种新的生产方式和某种新的生产对象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13] : 223)。在《手稿》中,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提到过多种需要。例如,“考究的需要”、“和同类交往的需要”、“对货币的需要”、“粗陋的需要”、“一般的需要”、“感性的需要”、“自然的需要”、“社会的需要”、“利己的需要”等等。一般情况下,人有诸多需要,但是并非存在于人身上的需要都是合理的。真正的人的需要是指那些符合并能反映人的本质属性的需要,有利于促进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需要。对于不符合人性的需要,党和国家应倡导社会和人民群众自觉抵制和抛弃诸如金钱至上、穷奢极欲、追求虚名、嗜酒如命、沉迷网络、迷信宗教、吸毒赌博等具有“非人的”性质的畸形需要和不健康生活需要。

需要贯穿于生产实践的各个环节。首先,人们在进行生产实践时并没有随意选择劳动对象,而是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去取舍,把那些有利于人类利用的当成劳动对象,从原始社会到现代,人们选择的都是可利用的,而没有盲目的把那些不可食的去吃,不可用的拿去使用。可见,人们的劳动都是根据自身需要进行的。其次,在生产实践的具体环节中同样离不开需要的指导,做任何事首先得有一个好的目标和思想才能有可能达到预期的想法。否则将会影响实践活动终目标的效果。最后,人们进行劳动的目的是追求其劳动产品,假如劳动产品不是人们所需要的,我们知道商品是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统一体,没有使用价值的东西是卖不出去的,这样的生产是无意义的,因而在生产实践的过程中必须注重需要的满足。

4. 马克思需要理论的时代价值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1]。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党的八大第一次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做出明确表述:“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仅仅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当然,八大提出的主要矛盾是符合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的,但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人民生活水平的快速提高,主要矛盾也发生了变化,必须对主要矛盾做出修改。党的十九大报告所做出的修改,其依据之一便是马克思需要理论。

第一,马克思需要理论有助于人们健康消费,进一步推动生态环境保护。随着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人们持有的“异化”消费观念往往麻痹了人们的真实需要。首先,在商品经济社会,任何可以商品化的东西都可以到市场上来购买,人们淹没在日益盛行的消费主义浪潮中。而随之而来的后果可想而知:导致人类对自然的消费增多,伴随而来的浪费也日益增多。其次,由于消费对于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便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形:许多生产出来的消费品得不到消费者的青睐,更为严重的是,即便没有消费需要,商品生产者也会不断生产这些商品,以刺激消费。久而久之,人们进一步加大对自然资源的“索取”,便会造成生态环境破坏,自然资源枯竭,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愈加紧张等。一言以蔽之,人们的过度需求以及人的需求膨胀导致生态环境的失衡。

充分探讨马克思需要理论的价值意蕴,我们会发现它将人的需要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既不会越过生态破坏这条“鸿沟”,也不会越过过度消费这条“红线”。它将有助于倡导人们形成正确消费理念,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绿色发展需要。马克思的需要理论不仅引导着人们健康消费,还引导着人们在生活中遵循需要规律,把握需要“尺度”,一定程度上保护了生态环境。

第二,马克思需要理论为当前我国“精准扶贫”工作提供理论指导,最终有利于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从扶贫工作开发的内容看,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内容集中体现在四个核心问题上,即“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和“如何退”。正确处理好这四个核心问题,需要充分汲取马克思需要理论精髓,立足于每个贫困区域的发展需要程度,掌握每个需要被扶贫地区人民大众的精神需要发展状况,做到对贫困区域进行适度脱贫,即对于扶贫程度不能超过该区域的需求承受程度。因此,在精准扶贫实际行动中,必须充分致力于“需要的精致化”,为广大贫困地区的人民大众提供能够“满足需要的资料的精致化”的生活产品,切忌“造成需要的牲畜般的野蛮化和彻底的、粗陋的、抽象的简单化” [14] 从这一意义来说,精准扶贫的开展离不开马克思需要理论的指导。

第三,马克思需要理论有助于人们形成正确的价值观,进一步推动社会文明程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伴随而来的享乐主义、拜金主义、金钱和利益至上等理念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等扭曲的价值观方兴未艾,人的享受性需要逐渐开始“异化”。人们虽然能够说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但其随口而来的态度与对此价值观的深入理解并没有在人们的意识形态领域内出现过,最终没有停留于这种科学的意识形态。后果可想而知: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思想境界却逐渐下滑;人民收入不断上涨,社会基本规范却渐渐遗忘;人民幸福感日益上升,社会文明程度却日渐下滑;仁、义、礼、智、信渐渐消逝,不仁、不义、不礼、不智、不信渐渐显现……马克思主张要尊重人的合理的享受性需要,满足其需要的合理性,尊重人身心发展的正常需要。当前的价值观需要以马克思需要理论为基础,不断深化对需要的科学理解,逐渐形成正确的价值观。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需要理论意蕴深刻,需要不断挖掘。通过概述马克思需要理论的路径、内涵、价值,这将有助于我们寻找马克思需要理论的理论品质,填补对马克思需要理论的认识空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由“物质文化需要”到“美好生活需要”的转变进一步彰显了马克思需要理论在当代社会的时代价值,同时,也进一步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在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实践中的使命自觉。

文章引用

胡运海. 从“物质文化需要”到“美好生活需要”——基于马克思需要理论的研究视域
From “Material and Cultural Needs” to “Better Life Needs”—A Research Perspective Based on Marx’s Needs Theory[J]. 哲学进展, 2019, 08(04): 53-58.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19.84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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