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s
Vol.06 No.10(2017), Article ID:22301,6 pages
10.12677/ASS.2017.610173

The Moral Education of University Young Teachers under the Crisis of Modernity

—The Revelation of Stevenson’s Emotivism

Qin Tao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Received: Sep. 25th, 2017; accepted: Oct. 9th, 2017; published: Oct. 13th, 2017

ABSTRACT

The condition of young teacher’s morality construction is not very desirable. Of cause it has many reasons, such as the implementation of education method by th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but the crisis of modernity such as the dissipating of transcendental possibility, the fracture of traditional belief and the disappearance of authority is the fundamental impact. Stevenson’s “Emotivism” provides us with a new way of thinking and practice. We have to try to influence the attitude of young teachers to realize the real meaning of moral education, through the way of returning academic truly free space, moral education by returning to virtue world and value guiding beyond the experience world.

Keywords:Modernity Crisis, Emotivism, Morality, Moral Disagreements

现代性危机下的大学青年教师道德教育

—史蒂文森情绪主义的启示

陶勤

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收稿日期:2017年9月25日;录用日期:2017年10月9日;发布日期:2017年10月13日

摘 要

青年教师师德建设状况的不尽如人意,有教育主管部门教育方式偏颇等微观的制约,但是现代性危机造成的超验可能性消解、传统信仰断裂、既有权威消失等状况的宏观影响却是更深刻的时代根源。史蒂文森的“情绪主义”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路径和实践可能。我们只有通过还学术以真正的自由空间、回归意义世界的德性教育、超越经验世界的价值引导来影响青年教师的态度改变,才能实现道德教育的真正意义。

关键词 :现代性危机,情绪主义,道德,道德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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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无论是“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的早期确认,还是习总书记对“四有”教师的新时期界说及其教育主管部门对教师师德建设的反复要求,都充分说明师德建设之于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但不无遗憾的是,教师队伍、尤其是青年教师道德教育的整体现实状况,显然难以与国家政府“办人民满意”教育的根本要求和基本宗旨相契合。青年教师师德建设状况的不尽如人意,确有教育主管部门教育方式偏颇、青年教师个体道德自律感低迷和学生道德参照系缺失等情形的微观制约,但是现代性危机造成的超验可能性消解、传统信仰断裂、既有权威消失等状况的宏观影响却是一种更深刻的时代根源。人们充分享受到现代经济生活的丰盈和现代科学技术的便捷,然而人类对自身驾驭自然界能力的理性自豪和由此带来的不安也充斥在大学的青年精英人群中,使得大学青年教师精英的道德理念在我们的政治和经济进步这一希望的庇护下开始被一种幼稚的幻想取代。毫无疑问,在青年教师群体占教师整体队伍绝大多数和国家日益强调和重视教师队伍师德建设的今天,如何改善和有效提升青年教师道德教育水平,无疑将成为高校青年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核心关注点。那么,如何改善和有效提升青年教师的道德教育水平呢?我们认为,与既有传统道德教育理念、方式方法有所不同的是,强调“信念与态度”形塑、注重沟通与劝说手段和体现价值多元的史蒂文森“情感表达主义”元伦理学解读,无疑为我们提供和展现了一种新的思考路径和实践可能。

2. 阿伦特视角下的现代性危机

“现代性”标识的“不仅是一种事物、环境、制度的转化或是一处基本观念和艺术形态的转化,而几乎是所有规范准则的转化……一种发生在其身体、内驱、灵魂和精神中的内在结构的本质性转化” [1] 。在这个多元、剧变、动荡和变革的时代,整个社会的市场化和工业化进一步加剧,现代性危机作为一个绕不开的主题日益加剧。陈家琪先生指出阿伦特将现代性危机归纳为以下三个部分:

第一,超验的不可能。在最近几个世纪,对实现为“最大多数人取得最大幸福” [2] 的乐观和对理性驾驭世界的自豪使西方文化闻名于世。人类凭借着理性创造出一个物质世界,在历史上第一次感到征服自然不再是一种梦幻,人们感到自豪并对人类的将来充满信心,传统的、神圣的世界观不再具备合法的解释力,人们只需要相信自己,自己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内心可以没有畏惧、可以没有感恩、可以没有底线。人类凭借着理性创造出的物质世界“甚至胜过了各种神话故事和乌托邦的梦想与幻想” [3] ,但征服世界的自豪又使得他们的道德观面临一系列问题,人本主义泛滥、工具理性的嚣张和自由的扩张与误用使得他们成为“富有活跃相象力的、永不停息的漫游在茫茫人海中的孤独者” [4] 。

第二,传统的断裂。随着社会的剧烈变动与生活节奏的不断加速,曾承载鲜明符号色彩和深刻文化隐喻的传统文化正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虽然千百年来,中国人并没有直接把宗教当作自己的信仰,虽然相当多人怀着一种临时抱佛脚的态度,但中国人一直又不缺乏信仰,我们的信仰一直杂糅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藏在爷爷奶奶讲给我们的故事里,藏在唐诗和宋词中,藏在人们日常的行为礼仪之中。传统的中国人也曾经敬畏自然,追求天人合一,尊重教育,懂得适可而止,那是中国人才会明白的一种执著 [5] 。”当下中国社会转型与重构,正猛烈冲击着传统文化的根基,传统的价值观念正在被打破,适应市民社会现代性观念多元价值观念的复杂共存又进一步增加了变动的不确定性,共同解构着传统的文化意义,导致文化价值的虚无漂泊。

第三,权威的丧失。当人类统一和征服自然的思想不再是一种梦幻,大学青年教师们拥有的各种物质能力,为他们获得有尊严的存在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也使人们摆脱了对传统权威力量的依赖,人被抛到自主的顶峰,却又陷入无所归依的孤独中,获得独立自由的同时也要承担责任与风险。虽然近代以来的巨大成就使人相信“自己可以认识善与恶”,然而人们在有着充分的理由对人类的将来充满信心的同时,却越来越感到不安与困惑,他们虽然在不停的奋斗着,但隐隐约约地却感觉这些动并没有什么意义。他们一面创造着支配自然界的手段,“一面却陷入了那些手段的罗网之中;他们一面在成为自然界的主人,一面却成了自己创造出来的机器的奴隶” [6] 。关于人应该怎样存在、怎样才能把自身蕴藏的潜能释放出来,人类目前却无法探知,对人的自主性不断增长着的怀疑,造成了青年处于一种既无天启也无理性指导的道德混乱状态。

3. 现代性危机下青年教师道德问题成因

教师是高校建设与发展的主力军,高校的教师师德情况,不仅影响高校的学风校风建设、影响高校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而且关系到高校人才培养的质量、关系到未来建设者的素质。现代性危机使大学青年教师们遭遇到前所未有的价值冲突,道德选择从未像现在这样充满不确定性。面对现代性最核心的理念“自由选择”,青年教师们陷入了道德选择的困境,在失去标准的时代里不再有绝对的善与正当,一切价值都是相对的,都是个人选择的结果。“而人追求快乐的本性,注定了大众必然会走向娱乐化和庸俗化” [7] ,导致人性的迷失。

第一,道德信仰的缺失。传统社会的道德以目的性的宇宙观为立论基础,在一个庞大的存在链中每个事态都有自己既定的角色和功能,做为系统中唯一的理性存在,人之为人的价值就体现在扮演好自己在存在链中的角色。现代性的开启就始于对这种目的论宇宙观的消解,并使得世界变的只有纯粹机械的秩序、每一个存在都是无价值的事态。“道德行为者从传统道德的外在权威中解放出来的代价是,新的自律行为者的任何所谓的道德言辞都失去了全部权威性内容” [8] ,人类传统道德律令的失效导致了道德标准的丧失,道德相对主义盛行,唯一的道德标准就是没有绝对的道德标准,道德语言处于无序的状态,人们失去了对道德的明辨力,缺乏信仰的人在缺乏信仰社会里更是无所畏惧。于是,道德底线不断的被冲破,心浮气燥、学术造假、道德失范现象在牙塔中屡见不鲜。

第二,人生意义的迷茫。目的论宇宙观的消解使得世界不再蕴藏任何意义,休谟“将事实与价值的区分开来” [9] ,事实与价值之间不具有逻辑上的推理关系,“世界彻底丧失了其精神的外观,没有任何事情是值得做的” [10] 。现代性伦理的主特征就是在价值上不作任何限定,所有人都可以根据个人的意愿选择自己的生活目标和终极意义,价值已成为主观化、私人化的东西,“没有任何外在的权威为个体提供既定的道德知识,没有任何外在力量来干涉个人对生活意义的阐释和对生活方式的选择” [11] 。青年教师们一面拥有许多关于物质的知识,一面丢失了人本身这一最重要和最基本的问题:人是什么、人存在理由是什么、人生的目标是什么?当神圣的世界观无法为变幻莫测的人生提供解释、无法为短暂易逝的生命赋予永恒的意义时,没有信仰的心灵便放肆地奔腾着。

第三,“现实主义”的滥觞。道德信仰的缺失、人生意义的迷茫,曾从童年就伴随着青年教师们成长的“共产主义”信念逐渐作为一种“幼稚的幻想”而被有摧毁我们的文化根基之虞的“现实主义”所取代,这个完全缺乏对人的信任的新词使“钱和权”越来越变成是一种“信仰”。虽然每一代人的青春都不容易,但当今时代的青春却异常艰难,因为现在的成功更多的等同于房子、车子、票子。为了给自己带来好处或起码可以避免坏处,原本因学术自由而应独立不羁青年才俊们,也在领导面前变得唯唯诺诺、没有主见。太多心智用来顺应领导的话语、太多的智慧用来争夺资源,使原本单纯的青春变得更加聪明和功利。理想在青年中成为一个被嘲笑的词汇。如果青年们放弃了理想,那我们这个时代的未来能在哪里?

4. 史蒂文森情绪主义的启示

我国的高校普遍重视加强师德建设,采取了许多措施以加强师德教育力度、优化师德建设环境、完善师德评价体系。然而面对80后的青年精英们,以主义式、灌输式的自上而下的道德教育方式收效甚微,且以牺牲青年精英们的自主性、创造性的道德分歧统一最终是得不偿失的。既然“价值只是一种可能性,而不是一种确定性,任何以某种价值的定义为规范的标准都是对价值的真实本义的偏离。因为对价值所下的任何定义都不可能符合被定义的价值的情感内容” [12] 。在价值多元的当下,如何确定规范标准、如何统一道德上的分歧呢?史蒂文森的情绪主义认为规范不是制定出来的只能处于形成的过程之中,在某种程度上否定建立伦理学规范的可能性,适应了现代性倡导的价值多元化。

美国著名伦理学家查尔斯·L·史蒂文森(Charles. Leslie. Stevenson)是情感表达主义的集大成者。情感主义经过以罗素和维特根斯坦为代表的形成期和以维也纳学派和艾耶尔为代表的发展期这两个阶段的锤炼,到史蒂文森时期理论已日趋成熟。史蒂文森继续秉承情感主义的基本观点的同时,对艾耶尔的激进的情绪主义(radical emotivism)进行了修正,主张道德判断不仅仅是情感的表达,也是对事实的成分陈述。他一方面不否认价值对事实存在一定的依赖,另一方面又认为价值本质上不是建立于事实基础上的;一方面在似乎解构事实决定价值的传统规范伦理学,另一方面又表现出了折中调和的特征。所以他的情感表达主义又被认为是一种温和的情感表达主义(moderate emotivism)。史蒂文森从日常道德语言实际用法的语义分析入手,放弃了西方哲学传统上将一个词的意义只看成是它的所指的意义这一理论,认为西方传统的意义理论无法解释语言的祈使句或情感表达等其他的意义,而语言有传达信念和影响他人两种用法,“意义”也有描述意义和情绪意义两种作用。所以他采纳了“用法即意义”的语用学理论(pragmatics),认为事实判断与道德判断、道德分歧与科学分歧、价值问题与事实问题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并且前者无法还原为后者,因为科学论证依赖于概念真假的有效性,而道德判断的准祈使成分无法用真假评价 [13] 。按照史蒂文森的观点,道德分歧既涉及态度分歧,也涉及信念分歧,人们的态度分歧往往和信念分歧交织在一起,但态度分歧总是起支配作用,将伦理问题同纯科学问题区别开来的主要是态度分歧。虽然,语言的两种用法难以截然分开,语词的两种意义也相互依存,但是,道德论证的目的是为了解决道德分歧,道德分歧主要是态度分歧,而不是信念分歧。由于态度分歧本质上不是由于事实信念逻辑上的不自洽引起的,所以无法通过逻辑或经验的理性的方法加以解决,所以只能依靠语言的情绪力量去打动对方。因为其情绪意义无法定义,所以“好”等价值概念也是无法定义的,“好”只能被暗示或形容,所以既具有描述意义,也具有情绪意义,它们不仅描述了情绪或兴趣,而且还表达了某种试图影响或改变他人兴趣、态度和动机的意向。

因此,史蒂文森得出结论:伦理学的目标是改变人的态度,属于行动的范筹,道德判断虽然总是包含某种描述的成分,但“主要用法不是指示事实,而是制造影响” [14] ,价值判断主要是情感的表达,不是以理性要求对方的遵循,而是以情感打动对方、赢取对方的支持。史蒂文森的情感表达主义告诉我们科学方法在解决道德分歧中发挥的作用是间接的、有限的,只有当信念的改变引起态度的改变时,双方才有可能达成一致。“态度的改变”或许会为我们走入瓶颈的大学青年教师道德教育找到了一种现实的可能性。

5. 改变青年教师道德态度的路径选择

面对物化、技术化和世俗化的危机与挑战,大学青年教师的道德状况成为许多大学内涵提升的掣肘。然而,高校青年教师思维活跃、创新意识强,用传统的灌输式、运动式德育方式来改变对征服自然信心满满的精英们的思想发展路径道德,无疑是一种梦幻。所以,我们在加大人才引进力度,加强绩效考核,加快学科建设的同时,不能忽视的是如何在现代性危机的冲击下加强师德建设。史蒂文森关于道德判断的“非自然特性可以用非认知的情感意义加以解释” [15] 理论,在为西方伦理学研究道德论说的动态特征提供新的生长点的同时,也为现代性危机下的大学青年教师道德教育开辟了解决路径。

1) 超越经验世界的价值引导。既然自由选择是现代人无法逃避的事实,那么如何保证每个人道德选择都具有道德性就成为消解现代性危机的重要问题。只有那些选择向善的人才可能在实践中选择道德、选择在向善的生活中追问生命的意义和生活的真正价值。对青年教师的价值引导不能只停留在信念的改变上,更应该做的是改变他们的态度,激发其内心深处的向善、激怒其灵魂中的最优秀、最美好的一面,使他们具有善的品质和善的德性。只有这种态度的改变才能保证其道德选择的道德性、才能使其树立健康向上的人生理想和价值目标,并在面对无限复杂时选择永不止步。

2) 回归意义世界的德性教育。在知识的理性化和客观化、普遍化的今天,教育探寻生活意义的功能遭到放逐,教育成为无意义的教育,然而,根植于意义世界的道德教育才能具有生命力。知识的获得虽然重要,但不能成为教育的根本,教育的本质还在于建构受教育者的意义世界,远离了意义世界的教育就远离了生活。对高校青年教师的道德教育回归意义世界就是为了从根本上回归他们的生活世界,回到他们的价值世界,建构他们的精神家园。鲁洁老师认为“道德就是对于生活方式、生命实践的理解和选择,它是生活的解释系统,它所要破解的是人的生活意义” [16] 。通过回归意义世界的德性教育,使青年教师们重新审视人生的价值、生命的意义,从而引起态度的改变,解决现代性危机带来的迷茫。

3) 还学术以真正的自由空间。自由分为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消极自由是指在一定的限度内,某个主体可以做他所能作的事,或成为他所能成为的角色。比如别惹我,比如只要我不侵犯法律规定,其他人都无权干涉我,在这个意义上自由是免于什么的自由(freedom from)。积极的自由是有权控制或决定某人应该去做某事或成为什么样的人,在这种意义下自由是去做某事的自由(freedom to)。霍布斯说过消极的自由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仅仅是关于个人权利的理论,人性中不好的因素单纯依靠消极自由是没有办法克服的。查尔斯·泰勒说消极自由只是一种机会概念,而积极自由才是自由的应有概念。积极自由不仅仅意味着摆脱必然性,更意味着人的自我选择、自我实现,指向自我的不断完善与超越、不断发挥潜力。给老师们积极的自由,要求大学有完善管理机制,开放的学术氛围。通过给予青年教师充分自由的学术空间,改变他们对立漠然的态度,增强他们的主体意识,激发他们的学术创造力。

上帝再无法惩罚西西弗斯,所以放他回天庭。面对时代的无限复杂,需要学校以真诚去打动青年教师们、去改变他们的态度,无论现实怎样,都要以安然的态度接受,依然要带着梦想,依然要积极行动。

基金项目

本文是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13 MLD018)研究成果。

文章引用

陶 勤. 现代性危机下的大学青年教师道德教育—史蒂文森情绪主义的启示
The Moral Education of University Young Teachers under the Crisis of Modernity—The Revelation of Stevenson’s Emotivism[J]. 社会科学前沿, 2017, 06(10): 1217-1222. http://dx.doi.org/10.12677/ASS.2017.610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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