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素芳

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汉藏语研究院)，云南 昆明

收稿日期：2021年10月25日；录用日期：2021年11月29日；发布日期：2021年12月6日

摘要

大同侗族家庭语言使用具有明显的代际差异特征。文章以张远灿家庭三代人的语言使用情况为个案，采取民族志方法，通过现场记录、访谈转写和档案检验三个维度，发现代际差异的特征具体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一是家庭通用语言由侗语转变为西南官话，二是多语能力呈下降趋势，三是母语水平呈下降趋势，四是语言习得顺序存在代际差异，五是语言习得过程存在代际差异，六是以语言为载体的口头传统文学的传承出现代际断裂。其成因与语言环境、学校教学用语和多方语言态度的变化有关。

关键词

大同，侗族家庭，语言使用，代际差异，张远灿家庭三代人

Inter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in Language Use of Dong Families in Datong

—A Case Study of Language Use of Three Generations of Zhang Yuancan’s Family

Sufang Yang

Institute of Sino-Tibetan Language Studies, School of Chinese and Literature,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Received: Oct. 25^th, 2021; accepted: Nov. 29^th, 2021; published: Dec. 6^th, 2021

ABSTRACT

The language use of Dong families in Datong is characterized by obvious inter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Taking the language use of three generations of Zhang Yuancan’s family as a case study, the article adopts an ethnography, using three dimensions: field notes, interview transcriptions and archival tests, and finds that inter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are characterized by the following six aspects: firstly, the change of the common language of the family from Kam language to Southwestern Mandarin; secondly, a declining trend in multilingualism; thirdly, a declining trend in the level of mother tongue; fourthly, inter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order of language acquisition; fifthly, inter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process of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sixthly, there is an intergenerational break in the transmission of oral traditional literature in the form of language. The reasons for this are related to changes in the language environment, the language used in schools and the attitudes of multiple speakers.

Keywords:Datong, Dong Families, Language Use, Inter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Three Generations of Zhang Yuancan’s 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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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家庭作为言语社区的最小组成部分，是该社区的缩影。观察家庭语言的使用情况，对于我们认识该地区的语言使用特点具有管中窥豹的特殊意义。目前，国内外家庭语言使用专题研究取得了较多成果，主要集中在家庭语言政策和规划研究领域，家庭语言使用个案研究成果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跨国瑶族家庭语言使用现状研究——以泰美刘家四代人为个案》(刘玉兰，2012)。该文采用实地调查法和问卷调查法，考察了刘家泰国和美国四代人的语言使用现状及其演变，并分析了不同国家及其社会文化对瑶族语言使用的影响 [1]。总的来看，家庭语言使用个案研究现有成果较少，这会对全面认识家庭语言使用的客观规律有所影响。

大同村隶属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锦屏县大同乡，东抵大兴和乌金村，南接解放和兴合村，西隔亮江与平阳、锦所村相望，北与三江镇银洞、乌坡村接壤。大同村辖寨池、张家湾、田坝、街上、岩咀、新寨6个自然寨 [2]。大同村是锦屏县三大侗族片区之一——大同片区的中心区，侗族是大同村的主要民族，侗族人口占大同村村民90%以上，大同侗语隶属于侗语北部方言第二土语 [3]。侗语属于有活力的语言 [4]，但是不同方言土语的语言使用情况不尽相同。通过田野调查，笔者发现大同侗族家庭语言使用情况存在明显的代际差异特征，并且岩咀寨张远灿家庭三代人的语言使用情况具有高度的代表性，因此本文选取张远灿家庭三代人的语言使用情况作为个案点，采取民族志方法，通过现场记录、访谈转写和档案检验三个维度 [5]，详细描述张远灿家庭三代人语言使用代际差异的特征，并分析其特征形成的原因，以期为家庭语言使用研究提供有价值的个案参考。

2. 张远灿家庭三代人的基本信息

岩咀寨各个家庭的三代人，其辈分可以在姓名中得到体现，主要有久字辈、远字辈和继字辈等三代。以张远灿为中心，分别对应父辈、己辈和子辈。

张远灿家庭成员有：父亲张久胜、母亲龙成妹、配偶王扬秀、长子张继焱、次子张继浩及其自己共六位。所有的家庭成员都是侗族，其基本信息见表1。

表1. 张远灿家庭三代人基本信息表

张远灿家庭三代人的语言生活构成了一个多语场¹，这个多语场主要是由侗语、汉语方言西南官话和国家通用语普通话等语言构成的。根据不同的需求，不同的家庭成员会选用其中不同的语言，进行不同的语码转换。张远灿家庭三代人的语言生活具有鲜明的代际差异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一是家庭通用语言由侗语转变为西南官话，二是多语能力呈下降趋势，三是母语水平呈下降趋势，四是语言习得顺序存在代际差异，五是语言习得过程存在代际差异，六是以语言为载体的口头传统文学的传承出现代际断裂。下面对张远灿家庭三代人语言使用代际差异的特征做具体的描写分析。

3. 张远灿家庭三代人语言使用的代际差异

3.1. 家庭通用语言由侗语转变为西南官话

张远灿家庭三代人的家庭语言使用情况见表2。

表2. 张远灿家庭三代人家庭语言使用情况表

由表2可知，在家庭对话中，张久胜对龙成妹、张远灿、王扬秀说侗语；对张继焱、张继浩主要说西南官话，偶尔说侗语。龙成妹对张久胜、王扬秀说侗语；对张远灿有时说西南官话，有时说侗语，西南官话使用频率略高于侗语；对张继焱、张继浩说西南官话。

张远灿对张久胜、王扬秀说侗语；对龙成妹有时说西南官话，有时说侗语，西南官话使用频率略高于侗语；对张继焱、张继浩说西南官话。王扬秀对张久胜、龙成妹、张远灿说侗语；对张继焱、张继浩主要说西南官话，偶尔说侗语。

张继焱、张继浩分别对张久胜、龙成妹、张远灿说西南官话。张继焱和张继浩之间说西南官话。

父辈之间说侗语，父辈对己辈主要说侗语，父辈对子辈主要说西南官话。己辈对父辈主要说侗语，己辈之间说侗语，己辈对子辈主要说西南官话。子辈对父辈、己辈及其之间说西南官话。调查结果显示：张远灿家庭三代人的语言选择不同，其家庭通用语言由侗语转变为西南官话。

3.2. 多语能力³呈下降趋势

张远灿家庭三代人的多语能力情况见表3。

表3. 张远灿家庭三代人多语能力情况表

由表3可知，张久胜能熟练使用侗语、西南官话和普通话，能听懂苗语。龙成妹能熟练使用侗语和西南官话，能听懂普通话。侗语和西南官话熟练是父辈语言使用的一个重要特点。

张远灿能熟练使用侗语、西南官话和普通话。王扬秀能熟练使用侗语、西南官话和普通话，能听懂个别粤语词汇。侗语、西南官话和普通话熟练是己辈语言使用的一个重要特点。

张继焱能熟练使用西南官话和普通话，能听懂个别侗语和英语词汇。张继浩能熟练使用西南官话和普通话，能听懂个别侗语词汇。西南官话和普通话熟练、侗语不会是子辈语言使用的一个重要特点。

父辈掌握⁴侗语和西南官话，己辈掌握侗语、西南官话和普通话，子辈掌握西南官话和普通话。调查结果显示：张远灿家庭三代人都是多语人，都掌握两种及两种以上语言或方言。西南官话是三代人之间无障碍的交流方式。除此之外，张远灿家庭三代人的多语能力存在明显的代际差异。其多语能力与年龄大致呈正相关关系，即年龄越大，多语能力越强。目前，张远灿家庭三代人的多语能力呈下降趋势。

3.3. 母语水平呈下降趋势

通常情况下，从语言习得顺序来看，第一语言一般是自己的母语。但是张远灿家庭三代人在第一语言的习得上，有的符合这一规律，有的出现了变化。

由表3可知，父辈、己辈的第一语言都为侗语，都是自己的母语，子辈的第一语言转变为西南官话，母语为其第三语言。调查结果显示：张远灿家庭三代人的语言生活出现了第一语言转用现象，第一语言由侗语转变为西南官话。

除此之外，父辈、己辈的侗语水平为熟练，子辈的侗语水平为不会。父辈的侗语水平高于己辈，己辈的侗语水平要远远高于子辈，其侗语水平与年龄大致呈正相关关系，即年龄越大，侗语水平越高。目前，张远灿家庭三代人的母语水平呈下降趋势，大同侗语濒危程度为确有危险 [7]。

3.4. 语言习得顺序存在代际差异

由表3可知，张久胜的语言习得顺序是侗语→⁵西南官话→普通话→苗语。龙成妹的语言习得顺序是侗语→西南官话→普通话。

张远灿的语言习得顺序是侗语→西南官话→普通话。王扬秀的语言习得顺序是侗语→西南官话→普通话→粤语。

张继焱的语言习得顺序是西南官话→普通话→侗语→英语。张继浩的语言习得顺序是西南官话→普通话→侗语。

父辈和己辈的语言习得顺序相似，第一、二、三语言分别是侗语、西南官话和普通话。子辈的语言习得顺序与上不同，第一、二、三语言分别是西南官话、普通话和侗语。调查结果显示：张远灿家庭三代人的语言生活中，西南官话和普通话的习得顺序固定，西南官话的习得顺序都在普通话之前。而侗语的习得顺序出现了显著差异，侗语为父辈和己辈的第一语言，是子辈的第三语言。由此可知，张远灿家庭三代人的语言习得顺序存在代际差异。

3.5. 语言习得过程存在代际差异

张远灿家庭三代人的语言习得过程见表4。

表4. 张远灿家庭三代人语言习得过程表

由表4可知，张久胜、龙成妹在家庭和村寨自然习得侗语，在学校习得西南官话和普通话。张久胜的苗语是小时候在外婆家自然习得的。

张远灿、王扬秀在家庭和村寨自然习得侗语。张远灿在家庭和学校习得西南官话，在学校习得普通话。王扬秀在夫家村寨习得西南官话，在学校和外出广东打工时习得普通话。

张继焱、张继浩在家庭和村寨自然习得西南官话，在学校习得普通话，在家庭和学校习得侗语。

父辈、己辈与子辈的侗语、西南官话习得途径发生改变。父辈和己辈在家庭和村寨习得侗语，子辈在家庭和学校习得侗语；父辈和己辈主要在学校习得西南官话，子辈在家庭和村寨习得西南官话。调查结果显示：张远灿家庭三代人语言习得过程存在代际差异。

3.6. 以语言为载体的口头传统文学的传承出现代际断裂

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批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侗族大歌具有非常崇高的价值。在侗族人民聚居生活的地方，素有“饭养身，歌养心”之说。侗族人民将“歌”与“饭”并举，由此可见侗族人民对于歌唱的重视。

笔者通过与张远灿家庭三代人的深度访谈发现，张久胜虽然不会唱侗歌，但也不排斥侗歌；龙成妹喜爱并且熟练唱侗歌；张远灿、王扬秀不会唱侗歌，也无意学侗歌；张继焱、张继浩会唱几首侗歌并且有意学侗歌。

父辈喜爱和熟练侗歌程度较高，己辈喜爱和熟练侗歌程度较低，子辈喜爱和熟练侗歌程度远不如父辈，但是要高于己辈。调查结果显示：张远灿家庭三代人以语言为载体的口头传统文学的传承出现代际断裂。

3.7. 大同侗族语言使用正由侗语转向西南官话

综上所述，在不同的代际，不同语言的力量发展是不均衡的。

侗语水平与年龄呈正相关关系。父辈的侗语水平普遍比己辈高，己辈的侗语水平普遍比子辈高，父辈的侗语水平远远高于子辈。西南官话和普通话水平与年龄呈负相关关系。父辈的西南官话和普通话水平普遍比己辈低，己辈的西南官话和普通话水平普遍比子辈低，父辈的西南官话和普通话水平远远低于子辈。由此得知，侗语的力量在代际减弱，而西南官话和普通话的力量在代际增长。大同侗族出现了语言转用现象，正由侗语转向西南官话。

4. 张远灿家庭三代人语言使用代际差异的成因

张远灿家庭三代人语言使用代际差异现象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主要包括语言环境、学校教学用语和多方语言态度的变化等因素。

4.1. 语言环境的变化是张远灿家庭三代人语言使用代际差异形成的现实因素

张久胜和龙成妹大致出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成长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局限于当时封闭的环境以及落后的交通方式，父辈的生活区域比较狭窄，主要在大同村和锦屏县内活动。大同村的侗族人口占绝对多数，全村通行侗语。锦屏县以侗、苗、汉为主要民族，全县通行西南官话。

张远灿和王扬秀大致出生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成长于新旧世纪交替之际。当时，锦屏县交通网络已初步建立，交通方式由原来的步行转变为单车出行，这些进步极大方便了人们的外出。同时，改革开放政策已经吸引大批大同村村民外出到广东打工，全国的交流更加频繁。己辈的生活区域较父辈更大，成年前主要在大同乡和锦屏县活动，成年后外出到沿海城市打工。限于国内各地语言之间的差异，全国通行普通话。经国务院批准，自1998年起，每年9月第三周为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简称推普周)。交流的需求加上国家政策对普通话的重视，学好普通话的意识深入人心。

张继焱和张继浩大致出生于二十一世纪头一个十年，与目前时代共同成长。网络的发展是该时期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信息交流非常频繁，方便快捷的沟通方式推动了普通话的推广，极大加快了子辈普通话习得的进程。

因此，语言环境的变化是张远灿家庭三代人语言使用代际差异形成的现实因素。

4.2. 学校教学用语的变化加速张远灿家庭三代人语言使用代际差异进程

张远灿家庭三代人接受学校教育的层次上存在明显的代际差异。父辈主要接受小学教育；己辈主要接受中学教育，其中学习能力差的上到初中，学习能力强的人上到高中；子辈主要接受本专科教育。

除此之外，张远灿家庭三代人在接受学校教育时教师教学用语存在明显的代际差异。父辈上学时，老师采用侗语和西南官话授课；己辈上学时，老师采用西南官话和普通话授课；子辈上学时，老师采用普通话授课。学生相应地回应相同的语言或方言。

因此，学校教学用语的变化加速张远灿家庭三代人语言使用代际差异进程。

4.3. 多方语言态度的变化是张远灿家庭三代人语言使用代际差异形成的心理因素

各种交流需求影响各方语言态度，因此，人们倾向于选择其中最经济的语言。侗族是一个开放、包容的民族，这也体现在其语言选择的态度上。

4.3.1. 家长的语言态度深刻影响孩子的语言使用

张久胜、龙成妹和王扬秀的母亲认为侗家人生活在侗寨，自然要讲侗语，因此他们的第一语言侗语靠自然习得。

张远灿小时候跟着其奶奶长大，奶奶对他说侗语。奶奶去世后，张远灿与母亲龙成妹一起生活。母亲龙成妹很重视读书，认为汉语水平好有助于读书，为了能让张远灿取得更好的成绩，在张远灿上五六年级的时候，开始用西南官话跟他交流。

母亲王扬秀在张继焱和张继浩幼时就外出广东打工，因此张继焱和张继浩跟着龙成妹长大，龙成妹与张继焱和张继浩一直用西南官话交流。

4.3.2. 周围人的语言态度直接影响自身的语言使用

岩咀寨久字辈心理上高度认可侗语是本民族的根，但又限于锦屏县城交流的需要，其内心倾向先学好侗语，其次是西南官话。

远字辈外出打工人数增多，外出打工时间较长，不同语言之间存在差异，为了更顺利地沟通以及消除潜在的侗语习惯带来的自卑心理，他们必须学习西南官话和普通话。当节假日或者有事等暂时回到家庭或者村寨，他们又习惯用侗语交流，因此他们对侗语和西南官话给予同等重视，其次是普通话。

继字辈对于侗语的认可程度比较低，认为大同村整体语言态度就是提倡西南官话，对于侗语的要求不是强制性的。因此，他们的西南官话水平要远高于侗语。

相应地，父辈、己辈和子辈受到了周边环境的影响，与大同村整体语言态度看齐，从而影响自身的语言使用。

4.3.3. 自身的语言态度决定自身的语言使用

父辈的寻根意识明显强于己辈，大大强于子辈，因此他们的侗语水平也高于己辈，远高于子辈。

因此可知，多方语言态度的变化是张远灿家庭三代人语言使用代际差异形成的心理因素。

4.4. 不同代际的语言需求形成张远灿家庭三代人语言使用的代际差异

综上所述，在不同的代际，语言需求的情况是不同的。

父辈的语言需求优先是侗语，其次是西南官话，最后是普通话。己辈的侗语和西南官话需求相当，其次是普通话需求。子辈的语言需求优先是西南官话，其次是普通话，最后是侗语。这也就形成了张远灿家庭三代人语言使用的代际差异。

5. 结语

张远灿家庭三代人的语言使用情况微观呈现大同侗族家庭语言使用的代际差异特征。张远灿家庭三代人语言使用的代际差异表现了大同侗族语言使用正由侗语转向西南官话，其原因与不同代际的语言需求有关。这体现了我国普通话推广取得实际成果，同时，侗语对于侗族文化的留存具有重要作用，需要重视侗语功能的下降现象。普通话的推广普及并不是要消灭民族语言，普通话与民族语之间不是对立关系，而是互补关系。大同侗族家庭语言使用的代际差异是大同侗族自然顺应社会整体语言流向的表现，提倡尊重侗族语言选择的意愿，保障其语言使用的权利，从而创造一个和谐的多语环境，充分发挥当地的语言功能。

基金项目

云南师范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项目“大同侗语塞音韵尾演变研究”(YJSJJ21-B39)。

文章引用

杨素芳. 大同侗族家庭语言使用的代际差异——以张远灿家庭三代人的语言使用情况为个案
Inter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in Language Use of Dong Families in Datong—A Case Study of Language Use of Three Generations of Zhang Yuancan’s Family[J]. 现代语言学, 2021, 09(06): 1379-1386. https://doi.org/10.12677/ML.2021.96188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