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芊芊，阿莉塔

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浙江 杭州

收稿日期：2020年11月30日；录用日期：2021年2月23日；发布日期：2021年3月3日

摘要

中岛敦在《李陵》中描绘了李陵、司马迁、苏武三人的追求，展现出彼此不同的道路。通过分析文本，解决“对于李陵来说‘节’代表着什么”、“对于司马迁来说修史有什么意义”等问题，可以总结出三位主人公追求的原点、转折点及最终结果。三人在追求过程中的能动性和最终结果上存在的差别形成对照。深入分析后得知，苏武的追求完全成功是理想化的结果；司马迁的追求取得部分成功是由于他拥有自省的能力，从而获得了支持自己追求的坚定力量，这也正是李陵所欠缺的。通过描写三个人物追求的始与终，《李陵》揭示出在追求之路十分艰难的现实世界中，只有思考带来的力量可以支持追求走向实现。

关键词

中岛敦，《李陵》，人物形象，追求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End of the Pursuit

—On Nakajima Atsushi’s Riryo

Qianqian Zhang, Alita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Received: Nov. 30^th, 2020; accepted: Feb. 23^rd, 2021; published: Mar. 3^rd, 2021

ABSTRACT

In Riryo, Nakajima Atsushi describes the pursuits of Li Ling, Sima Qian and Su Wu, showing their different paths. By analyzing the text and solving the questions such as “what does ‘jie’ represent to Li Ling” and “what does it mean to Sima Qian to make history”, the origin, turning point and final result pursued by the three characters can be summarized. The three’s motivation and the end result contrast with each other. After in-depth analysis, we know that Su Wu’s pursuit of complete success is an idealized result; part of the success of Sima Qian’s pursuit was due to his ability of introspection, which gave him the firm strength to support his pursuit that Li Ling lacked. Through the description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end of the three characters’ pursuit, Riryo reveals that in the real world where the pursuit is very difficult, only the power brought by thinking can support the pursuit towards realization.

Keywords:Nakajima Atsushi, Riryo, Character, Pursuit

Copyright © 2021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中岛敦(1909~1942)是独具特色的日本近代作家。虽然只活了33岁便不幸离世，创作的时间并不长，但仍留下了许多名作，其中遗作《李陵》承载了中岛敦离世前的思考。迄今为止《李陵》的相关研究已从多方面展开，以佐佐木充为代表的研究考证了作品原典。此外，以命运、自我意识、不安、救济等为关键词的一系列作品主题研究也在不断展开。其中，胜又浩和木村东吉分别提出作中人物构成“三对一” [1] 及“二对二” [2] 的对照关系。通过整理可知，这种对照关系分别体现在人物追求的过程及其内在性质中。通过文本分析考察三个人物追求的原点、转折点和最终结果以及各人物的内在性质以明确对照关系的内容，可以揭示《李陵》所传达的内涵。

2. 《李陵》中三位人物的追求

2.1. 李陵的追求

文中第一行提示了李陵的官职：骑都尉( [3], p. 55)。骑都尉是九卿之一，隶属光禄勋，掌管骑兵部队。李陵为人仁爱谦逊，颇有祖父李广之风，故而受封，于酒泉、张掖一带教射练兵，防卫匈奴来袭。李陵的祖父李广被称为“飞将军”，广有名声。李陵现有的地位和名誉除他自身的军事才能之外，和这样一个祖父也不无关系。在将讨伐匈奴时，尽管无骑兵作战多有不利，李陵依旧要求以少敌多，免除了运送辎重的任务。文中有因为年龄将近四十，正值富有意气之时，运送辎重的任务未免有些太说不过去了。¹ ( [3], p. 58)的记述。李陵此时已年近四十，绝对称不上年轻，此处“意气”指的是李陵建立战功的想法。身为“飞将军”之孙，效仿祖父是情理之中，但李陵如此心急建立战功，是因为迫切地想证明自己身为飞将军之孙并非等闲之辈。根据《史记》，在讨伐匈奴前李陵没有大的战功，比起军事才能，反而是为人更受人好评 [4]。想必李陵也不愿被看做名不副实之人。运送辎重这类支援工作完成得再好也算不得一件大功，因此李陵认为运送辎重说不过去也可以理解。李陵追求的原点是他有一位名将祖父，而他追求的目标在于向他人证明身为李广之孙的自己不辱李家之名。

李陵于交战中受击昏迷而被俘。再度醒来时，面对自刎和伺机而动刺杀单于两种选择。他选择了后者，但又有顾虑。就算暗杀成功，要带着单于的首级逃出匈奴也不容易。况且匈奴必然会封锁消息，那么汉大概不能知道自己的所为了。直到最后，李陵都没能付诸行动。如果李陵追求的是向汉或天子尽忠尽义，那么只要寻找机会刺杀就已足够。渡辺ルリ指出“李陵意识中的‘义’必然伴随着汉的承认才得以成立，而自身的‘节’则不被过问” [5]，鲍卉指出“据此可以看出李陵是一个对于战功非常执着的人，如果自己所做的事情不被认可，那么他宁可不做。与其说他执着于战功，不如说李陵更执着于自己的能力以及自己的才能是否被肯定” [6]。李陵的目的确实是得到汉的认可，但他也并非如此功利。李陵直到全家被错杀都未在对汉作战时提供任何建议，与单于之子左贤王间产生了好像友情的感情时也狠狠责备了自己。这时李陵仍将自己汉人，有守节的自觉，拒绝背叛行为。然而在被嫁祸导致全家被错杀之后，李陵断绝了回汉的念头，同时也舍弃了“节”。武帝身为帝王绝不可能承认自己的错误，在汉的领土上李陵已经是背叛者了。即便成功逃亡回汉，追求也无从实现了。李陵不是丝毫没有“守节”观念的人，只是他“守节”的意志并不强烈。“守节”对他来说只是与追求相称的行为，停留在较为肤浅的层面。一旦追求不能实现，“守节”便也会失去意义。

渡辺ルリ指出，之后的李陵“因为一族被错杀的切肤之痛失去了作为汉的武人应有的自我。司马迁舍弃了实际生活中只作为书中人物存活，与之相对，李陵在失去支持自我的价值后只是机械地对周围做出反应。” [5]，但考察李陵行动，可知他并非被动地对周围做出反应，而是主动地尝试了追求的转向。在杀死李绪后，李陵将事情全数向单于说明。这时的李陵像变了一个人，毫不犹豫地娶了单于的女儿。之前一言不发的他，甚至主动请求随军出战。从这些描写中可以看出李陵决心与汉划清界限，作为匈奴的一员生活下去。刚刚进行转向的李陵的十分坚决，但当行军经过浚稽山脚时，想起从前战死的部下和现在自己的身份，李陵失去了与汉军交战的勇气，只得称病返回。之后，李陵当上了匈奴的右校王，但他的内心还是不明了，对于自己是否能在匈奴安心度日也没有勇气。这都说明他心里仍然残留着从前的追求，并对与之相悖的行动感到抵抗。此时李陵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被汉看作背叛者，作为汉的一员武将的追求已经失败了，而转向之后作为匈奴的一员的追求也难以推进。他纵马驰骋在广大的天地间，感叹“管他什么汉啊胡啊的”( [3], p. 95)，但这样的自我安慰却不起作用。

这样的迷茫直到李陵被单于派去劝降苏武。一直对苏武避而不见是因为李陵仍旧以汉人的仁义道德要求自己，认为投降的自己无颜面对宁死不降的苏武。这也说明了李陵仍未摆脱过去的追求。当李陵意识到苏武宁死不降的理由是不愿输给命运后，他陷入了自我怀疑中。“苏武是义人，自己是卖国贼”( [3], p. 102)。因为苏武的出现，李陵过去的追求彻底压倒了新的追求，宣告了追求的转向完全失败。

2.2. 司马迁的追求

司马氏世代为史官。司马迁之父司马谈任太史令，精通诸家学说并融会贯通，形成独一家的见解。司马迁继承了父亲聪慧的头脑和强韧的精神力。司马谈去世前，嘱咐司马迁勿忘作为太史的使命著成《史记》，司马迁发誓定不负遗命，追求的原点由此形成：聪慧、韧性和修史的使命。

然而修史并不是司马迁追求的全部。在埋头编纂的数年间，他“最擅长把论敌说得体无完肤”( [3], p. 74)，给他人留下“头脑虽好却过度自信而难以相处，在论战中绝不输给别人的怪人”( [3], p. 74)的印象。司马迁十分自信，甚至是炫耀般向他人展示自己头脑之聪明、知识之丰富。此外，他还“相信自己是个男子汉。虽然是文官，但比世上任何武人都能称得上男子汉”( [3], p. 81)。中国的“男子汉大丈夫”，出自《孟子·滕文公下》中“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7], p. 149)，指有志气、有风骨的男性。司马迁为李陵辩护，是因为他遵守了不陷于阿谀奉承这一准则，这正是“男子汉大丈夫”的体现。可以看出，这正是司马迁丈量自己和他人的准则。通过遵守这一准则，司马迁将自己与他人作比，由此满足自尊心。

在追求过程中司马迁遭遇的挫折是宫刑。他思考：“按照自己的观念，被处以车裂之刑也是可以想象的。我年近五十了，还要受到这等侮辱！”( [3], p. 80)对他来说，“就算同处逆境，慷慨之士应受激烈的痛苦，而软弱之徒则忍受缓慢而阴郁的痛苦。就算一开始看起来并非如此，之后不同的应对方式也会将他们的命运指引向相应的方向”才是符合常理的。这样一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大丈夫”却遭受了宫刑，错的究竟是？他发现从武帝身边的奸佞小人到扮老好人的大臣都不是应该怨恨的对象，最终得出了“自己的存在是错的”这一结论，彻底否定了作为“男子汉”的自己。司马迁的追求中“按照‘男子汉’的规范生存”这一点，在被拥有绝对权威的武帝以宫刑这一方式否定之后，又被司马迁自己否定。这一部分的追求已然无法实现了。

司马迁考虑了是否要自杀但未付诸行动。“他注意到，对修史无意识的关心隐隐阻止了他自杀”“在这内心样痛苦惨淡的情况下还念着修史，不只是因为父亲的遗言，而是因为修史这件事本身。也不是因为修史的魅力，或者对这件工作的热情这些使人快乐的东西。确实将修史当做了使命，但却未因此自恃。”( [3], p. 84)“‘我’虽然被彻底践踏摧毁，修史的意义却并未被怀疑。”( [3], p. 85)“他感到，那几乎是再怎么厌恶最后也无法断绝其关系的，人类间宿命的因缘一般的东西”( [3], p. 85)修史对于司马迁来说是使命。不是来自舍我其谁的自信，而是来自一种“人与人之间宿命般的因缘”，指的就是通过父亲的遗愿——修史联系起的父子之间的因缘，这是司马迁追求中无法割舍的一部分。他一直坚信的修史的意义没有被怀疑，也没有改变。作为司马家的后代和一名太史，他所追求的“著成前所未有的史书”这一目标仍是可以实现的。正是这一点追求实现的可能性挽留了他的生命。

关于宫刑之后的司马迁，文中有这样的描写：“作为一个丈夫的太史令司马迁在天汉三年死去了。在那之后继续书写他留下的历史的，只不过是没有知识、没有意识的一台书写机器——除了自己这样想别无他法。”( [3], pp. 85-86)他自行毁灭了被否定的作为“男子汉”的这一追求，并仅作为一名史官生存下去。到《史记》完成后，司马迁“如同没有了附身灵的巫者，身心都立马垮掉了”( [3], p. 110)。司马迁的追求是部分的成功。他毁灭了作为“男子汉”的追求，但也完美地完成了自己修史的天职。出现这样部分成功、部分失败的结果，被处以宫刑这一无法预料的遭遇是一大原因。尽管如此，他的追求也未像李陵一样完全失败。究其原因，是因为他有能断然舍弃无法实现的追求的勇气，这一点是李陵所没有的。

2.3. 苏武的追求

苏武在第三章的后半部分登场。中岛几乎没有直接描写苏武，而是通过与李陵的交往来进行表现，这使得苏武的追求都来自李陵的所见所感，带有很强的主观性。

苏武本是中郎将，为了俘虏交换一事去往匈奴，却因为使节团的副使卷入匈奴的内部矛盾之中而被连累遭到囚禁。苏武没有投降，甚至为了不受人侮辱而自刎。被胡医救回后被发配到北海，度过十九年的持节生活。

苏武在胡地并无牵挂，也不指望自己所做的一切能为汉所知。他忍辱负重地活着，只是因为“不想就这样输给命运”( [3], p. 101)。苏武拥有历尽苦难也不放弃追求的强烈意志。李陵看到苏武得知武帝驾崩后放声痛哭时，想：“在以前被当做苏武要强的东西深处，有着无法比喻的清冽纯粹的对汉的国土的爱情(那不是义或者节这种被外界强加的东西，而是无法抑制的，不断涌现出的最为亲切自然的爱情)”( [3], p. 104)李陵认为，这就是支持苏武追求的东西。整体来看，苏武的自我追求非常单纯，不求回报，仅仅发于作为臣子对汉及天子的热爱。结果是完全成功了。

3. 《李陵》中人物追求的对照

3.1. 能动性的强弱

《李陵》中三位人物的命运拥有一定类似性。胜又浩提出了司马迁和苏武为衬托李陵而存在，即“二对一”的对照关系。木村东吉在此基础上将汉武帝并入主要人物，提出了“二对二”这一“可看做对称的对照关系”，并进一步揭示中岛创作时人物关系由“三对一”变换为“二对二”的可能性。在人物的追求方面也存在这样的对照。三人在遭遇了意想不到的挫折上是类似的。在被汉错认为背叛者而灭族后，李陵一直坚持的追求全数毁灭。尽管他在新的环境中尝试了转向，但过去的追求却成为了阻碍。新的追求停滞不前陷入困境时，苏武的出现起到了关键的提示作用，使过去的追求彻底压过了新的追求，最终以失败收场。将李陵的命运评价为“悲剧”的有很多。至于其原因，佐佐木充指出，因为踏出第一步的是他们自己(指李陵和司马迁)，所以命运发生转变的真正责任也应该由他们自己来承担 [8]。但实际上李陵的追求非常被动，很大程度上受外界影响。李陵投降前一晚的战斗，弹尽粮绝，除了全员战死别无他法。一名士兵告诉李陵，武帝没有处罚被匈奴生擒几年后才逃脱回汉的浞野侯。而李陵却回答道：“我李陵的事情暂且不谈”，并说：“若今晚能突围成功，各自作鸟兽散，也许有人可以抵达边塞，向天子报告军状”( [3], p. 68)。突围后李陵却没有回汉的想法，而是“数了数逃脱的部下，确认有百人以上后，又回到了峡谷入口的战场”( [3], p. 69)。向天子报告情况是必要的。按士兵所说，李陵就这样逃回去也不会受到惩罚。关于李陵没有这样做的原因，在第一章结尾处，有“麾下全军覆没，已无颜面对天子。他拿起了戟，又一次直冲乱军之中”( [3], p. 69)。李陵有无颜面对天子的想法，也有不得已的原因。他在说出“臣愿以少敌多”( [3], p. 58)时，就已经失去了对命运的掌控。路博德背着李陵上奏，武帝震怒，李陵不得不带领没有骑兵的部队进行北征。“不论如此少的兵力在敌地徘徊的危险，单就凭没有马的军队走这指定的数千里的行程，也是极其困难的。只要考虑一下徒步行军的速度，人力拉车的牵引力和严冬胡地的气候，谁都可以明白”( [3], p. 59)。武帝不是昏君，他知道这样定会兵败，所以在听说战报时没有表现出愤怒。而当听说李陵是投降时才大发雷霆。这与当时宫中的情况有很大关系。武帝十分信任方士，却被数次欺骗，使得他隐隐怀疑身边的臣子。李陵投降这一看似“背叛”的行动正好碰了武帝的逆鳞。李陵非常清楚自己不可能像浞野侯一样免于惩罚，所以他选择按照武帝所期望的方式，返回敌阵战死为止。由此可见，李陵的追求只能随外界变化而变化，代表了绝对权威的武帝的行为是其中之一，另外还有管敢投降、昏迷被生擒、与李绪混淆等“小概率事件”，也对他的追求造成了不可逆转的影响。李陵的追求的目标是向他人证明自己，如果得不到他人的认可就无法实现。而关键的他人的认可是无法通过自身努力控制的。从这一点来说，李陵的追求从根本上来说是被动的。

“李陵之祸”这一事件看似偶然，但以司马迁的性格，即便没有“李陵之祸”，也会因为其他事情惹怒武帝，司马迁被处以宫刑可以说是看似偶然的必然。虽然被宫刑否定了做一名“男子汉”的部分，但他作为一名史官的追求没有被怀疑，依旧可以实现。另外，在遭遇宫刑后，司马迁自发地放弃了作为“男子汉”的自我追求，转而只作为一名史官生存下去，最终取得了这一部分的成功。司马迁的追求比李陵的拥有更强的能动性。

苏武在追求的过程中遭遇的挫折更为单纯，虽然极大地改变了他的生活，但却没有左右他的追求。而且通过与被俘这一挫折带来的现状对抗，苏武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追求。最终苏武的追求完全成功，体现出极强的能动性。

3.2. 理想与现实

在外界因素对人物追求施加影响的同时，人物的内在性质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三人中，成功实现追求的仅有苏武，然而这成功的范本却透露着不现实的气息。将三人的追求稍作比较便知，李陵为了证明自己与家族相称，司马迁要做一名“男子汉”，即李陵需要得到他人的评价，司马迁需要与他人相比较，两人的追求都无法脱离他人而独自存在。苏武追求的只是单纯地贯彻自己的信念并由此得到自我满足。与多少都会追求名誉、利益，或者像“全躯保妻子”的臣子那样追求平稳幸福不同，苏武的追求与现实世界并不相称。在中国的史书中，苏武持节十九年的义举被着重描写，成为众所周知的故事。但在苏武归国后的记录中可以发现，实际上并非如此。《汉书·李广苏武传》中，有“武年老，子前坐事死，上闵之，问左右：‘武在匈奴久，岂有子乎？’武因平恩侯自白：‘前发匈奴时，胡妇适产一子通国，有声问来，愿因使者致金帛赎之。’”( [9], p. 2468)历史上的苏武在匈奴有妻儿，他持节的十九年也不像以往认为的那样艰苦，作品中的苏武是一个被理想化的存在。姜天喜也指出，“中岛敦作品中还有一个一以贯之的特点，就是在主人公的生活中始终有另一位近乎绝对完美者的人物形象” [10]。这与其他两人的现实的追求有很大的不同。

3.3. 深入思考能力的有无

李陵没有精神层面上的支持追求的力量，而司马迁有，这一点形成了对照。李陵虽有守节的自觉，但仅停留于采取与自己的追求相应的行动这一肤浅的层面上。而司马迁的追求中，无论是身为“男子汉”的行事规范还是修史的意义都是根植于精神深处，发自内心的。正因为有这样精神上的支持，司马迁的追求才能表现出强能动性。再进一步，是否有从精神层面上支持自我追求的力量，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两人的内在性质有所不同。李陵是典型的武人，比起理性思考，更容易被感情支配。“厌恶思考”的他一直在逃避被视作自寻烦恼的思考，所以无法形成坚定的信念，自然也没有像司马迁那样的使命和准则。李陵在自我追求陷入困境时迟迟没有下决断，他能做的只有安慰自己“管他什么汉啊胡啊”。与之相反，司马迁是文人，拥有优秀的头脑，平日与史为伴。他不仅养成了思考的习惯，还会自然地追究事物的因果关系。因此，在被处以宫刑后，他思考“到底是谁的错”，最后得出“自己的存在有错”( [3], p. 83)这一结论。这也是他之后毁灭作为“男子汉”的追求，仅作为史官生存的不可缺少的准备。李陵和司马迁两人间最根本的区别，就是深入思考的能力的有无。

4. 从《山月记》到《李陵》

实际上，追求是贯穿中岛敦作品的一条线索。《山月记》的主人公李徵生于名门“陇西李氏”，追求以诗扬名却郁郁不得志。李徵自己总结，他“怯懦的自尊心和自大的羞耻心”( [11], p. 34)，使他“因为惧怕自己并非美玉而不敢下功夫刻苦琢磨，又因为相信自己多半是块美玉而不甘碌碌无为与瓦砾为伍”( [11], p. 34)，因而难以压抑狂悖之性而化为猛虎。李徵这一人物具备深入思考的能力，但正因他的思考顾忌自己的自尊心和羞耻心，未能及时采取实际行动磨炼诗才，最终不堪重负，追求也再也无从实现。而在《悟净出世》中，主人公悟净也具有相同的特质。他耽于思考，被不安与后悔所裹挟。一路上，他师从黑卵道人、沙虹隐士、坐忘先生等大妖，但仅仅听从他们的教诲依然无法解开心结。最终，悟净遇到玄奘法师，与其踏上西行取经之路。摆脱了被动地思考，真正开始行动的悟净终于觉得自己得到了救赎。《悟净出世》中推崇的是“行动”，即只有行动能拯救人于思考的囚笼。在《悟净叹异》中也是相同。去往西天途中，悟净深深叹服于孙悟空极致的行动力。而在《弟子》中，子路的形象一反《山月记》中李徵的形象，本为游侠之徒的子路拥有很强的行动力和纯粹的非功利性，他为孔子的学识和气魄所折服，拜入孔门。在长达三十年的学习过程中，出于对孔子纯粹的敬爱之情而在其左右护其周全。每当被孔子指出不足，他定会立马改正。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从《山月记》到《悟净出世》、《悟净叹异》与《弟子》，主人公都脱去了由于优渥的出身而带来的附加之物。这样的悟净耽于过度的思考直到遇见玄奘法师才获得救赎，而孔子于子路并非救赎而是指引，子路的追求不同于悟净，是由自己一步步实现的。这也正体现了子路的强行动力。

到了《李陵》，被脱去的主人公的出身所带来的附加之物又重新回到了视线中，但重要的却已不是如何对待由于出身而生出的自尊心。追求完全失败的李陵，和毁灭作为“男子汉大丈夫”的自尊，著成史家之绝唱《史记》的司马迁展现出的是晚年的中岛敦最后的思考——出身不可改变，现实世界中的追求是艰难的。但只有思考，因此而生的信念才可以支持追求走向实现。

5. 结语

从以上人物追求深入到其原因，三位人物间的对照关系逐渐明了。首先，苏武的追求拥有绝对的能动性，且得以完美地实现，与李陵和司马迁形成理想与现实的对照。同样在现实的层面上进行追求的李陵和司马迁之间，由有无深入思考能力这一区别，产生了有无能够在精神上支撑他们追求的力量的差别。这也是司马迁的追求取得了部分成功而李陵的追求完全失败的原因。结合中岛敦的其他作品，可知：《李陵》通过描写三个人物的追求之路的始与终，揭示了在现实生活中追求很难完全成功，但只有思考而生的信念才可以支持追求走向实现。

文章引用

张芊芊,阿莉塔. 追求之路的始与终——论中岛敦《李陵》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End of the Pursuit—On Nakajima Atsushi’s Riryo[J]. 世界文学研究, 2021, 09(01): 1-7. https://doi.org/10.12677/WLS.2021.91001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