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s
Vol.03 No.04(2015), Article ID:17106,6 pages
10.12677/JC.2015.34010

A War Correspondent Who Worked with Historical Methods

—Pictorial History of China’s War Resistance-Centered Research

Sichun Qian, Yifei Wa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Donghua University, Shanghai

Received: Feb. 18th, 2016; accepted: Mar. 3rd, 2016; published: Mar. 10th, 2016

Copyright © 2015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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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ao Juren decided to put down academic researches and become a war correspondent to save the country which was in the face of national crisis. Based on years of historiography attainments and further investigation of military geographic environment, Cao had solid historian academic foundation to report the wars from the historian perspective. He was faithful to skepticism in all his life. With objective perspective and practical attitude, Cao Juren, the calm observer, would tell readers the truth which we can obviously conclude from his hardworking on seeking out facts about nonresistance policy and the efforts of communist party in Anti-Japanese War. From Cao’s book Pictorial History of China’s War Resistance, we can see that Cao presented a real and objective battlefield with plentiful firsthand information from rich sources and different perspectives. Cao is such a good model for other journalists to go after.

Keywords:Cao Juren, War Correspondent, Historian, Pictorial History of China’s War Resistance

作为史家的战地记者

—以《中国抗战画史》为中心研究

钱思纯,王亦斐

东华大学人文学院,上海

收稿日期:2016年2月18日;录用日期:2016年3月3日;发布日期:2016年3月10日

摘 要

面对民族危机,曹聚仁走出书斋,走上了战场成为了一名战地记者,以实际行动抗日救亡。他多年来源于浙东学派而积累的史学素养,以及之后在军事地理上的进一步学习考察,使得他有丰富的史学基础来进行史家视角的战地报道;他一生坚持“怀疑主义”——做冷静的观察者,以旁观者的视角,保持实事求是的求史态度,来为读者报道真相。这些从他对不抵抗政策、共产党敌后抗日等事实的考证上都能得以印证;由《中国抗战画史》可见,曹聚仁运用来源广泛、数量庞大、视角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来呈现了一个客观真实的战场,实是当代新闻工作者所应学习之典范。

关键词 :曹聚仁,战地记者,史家,《中国抗战画史》

1. 引言

在1937年,曹聚仁投身战争,跟随部队辗转各地。1947年,一部由亲历血火抗战的战地记者编著的《中国抗战画史》在国共内战白热化的时候问世。这部著作就是由曹聚仁以文字记叙,舒宗侨以图片纪实,抛弃党派之争,真实地给读者反映当年全民族抗战的史书。

《中国抗战画史》首版于1947年,因其未受党派影响,曾作为审判日本战犯的证据与材料,是我国第一部客观、公正、全面讲述中国抗日战争的史书。曹聚仁对战事史料进行分类,并对若干错误的观念加以更正,将敌方文件、敌官方公布文书、友邦人士的报导与批评、我军稳健、专家论著一一整合,只为抛弃偏见,还原历史的真相。

现今有诸多关于曹聚仁的研究,大都以政治关系(如叶永烈《国共密使曹聚仁》,赵书刚《曹聚仁为两岸和平统一穿针引线》等)和生平研究(李伟《曹聚仁的最后岁月》、《曹聚仁与胡适的一段纠葛》、《曹聚仁在“五四”前后》等)为主。

然而曹聚仁自己最重视的仍是他作为史家进行的史学研究,曹聚仁在他的自传中这么写过:“我一直以史人自期,从来不想做什么文人”([1] : p. 211),因此笔者也以他史家的角度来分析他的战地报道。其毕生致力于史学研究,笔者将从史家这一全新的视角,以《中国抗战画史》为重要探究文本,来对曹聚仁所做的战地报道进行剖析,分析曹聚仁如何以“史家态度”客观公正地写就八年战地通讯。

2. 走入战场之始

纵观曹聚仁的一生,始终力求保持其“局外人”之身份,不卷入任何政治纷争。上世纪20年代,曹聚仁定居在上海,在大夏大学等学校中任教,其中还在暨南大学教授新闻学。在革命洪流之中,也鲜少写文抨击时事,而是钻进书阁中去,潜心整理国故,研究史学。然而这样一位“最不爱行动,处处显出罗亭型性格”的人,却终于在“八·一三”事变之时,走上战场做了大量实地采访,他脱下长衫,成为了战地记者,决心以实际行动为抗日救亡做出贡献。

在1937年至1945年期间,曹聚仁以一名战地记者的身份,从采访四行仓库的淞沪战役开始,进入军部随军走遍大江南北,历经了台儿庄大战等大小战役,先后为《大晚报》、《立报》、《东南日报》、中央社等报刊新闻社写下大量战时军事通讯。在这八年的战地记者生涯中,曹聚仁始终坚持着自己的治史初心,他与高级将领探讨军事战略的同时,还实地考察战迹,留心记取史料并收集一手材料。曹聚仁在其回忆录《我与我的世界》中写道:“战场生活是我一生所梦想不到的生活;在我的一生,这是最有意义的活的课程,比走上讲台有趣得多” ([2] : p. 679)。

3. 曹聚仁自身之素养

作为著名的记者、学者,曹聚仁自身具有优秀深厚的文学、史学、新闻素养,在《中国抗战画史》的文字中感受到曹聚仁积累多年的学识。而这其中,最重要且最为曹聚仁自己所重视的乃是作为史家的素养。

曹聚仁基本的史家知识来源于浙东学派,生在金华浦江,童年时期的他就深受浙东学派的影响,在自传《我与我的世界》中他自叙:“浙东学派,有章实斋这么一位大师,我却变成了章实斋的信徒” ([1] : p. 68)。由此我们可见他年幼之时已打下史学基础。

除了一般的史学知识,曹聚仁通晓军事地理。他在早年熟读清代沿革地理学家顾祖禹的军事地理著作《读史方舆纪要》,“我随军前期,所携带的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他也是‘舟车所经,亦必览城郭,按山川,稽里道’”([2] : p. 729)。除此之外,还有顾炎武所写的历史地理著作《天下郡国利病书》。这些书中所载,均是清初学者对山川要塞、风土民情的实地考察,并且着重论述州域形势、山川险隘、关塞攻守,引证史事,推论成败得失,详细记载了历代王朝兴亡成败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都是甚有价值的军事地理论文。曹聚仁正是能够熟稔地运用这些军事地理的材料来分析当时的战局、敌我军事战术以及未来战事的发展。此外,曹聚仁认为,一个战地记者不仅要懂得现代战略、现代战术,还要了解现代战争的本质,更为关键的是要把实地情势印证书本记载。曹聚仁从蒋百里先生了解我军的防御线的轮廓,从依孛尼兹的小说《四骑士》了解战争的意义,又从德军统帅的军事性传记《兴登堡自传》懂得军事通讯的法门,他几乎读遍了军事评论家威尔纳的军事论著以及相关文字。

在《中国抗战画史》中,每当曹聚仁在真正叙述详细战争经过前,我们往往能看到他这样的叙述:“笔者于叙述战事变化之先,约略勾画东战场之军事地理、敌军实力及其进攻路向,我军防御计划及兵力配置……”([3] : p. 204)。 如《中国抗战画史》中记叙湘鄂皖诸战役之中关于日军对常德的攻击,曹聚仁引用清代学者顾栋高对常德之山川险要的考证来分析敌我战局。“顾栋高:常德左包洞庭之险,右控五溪之要,不特荆湖之唇齿,亦滇黔之喉隘也欤!”([4] : p. 608)。结合当时水陆交通,曹聚仁作出如此分析:“常德位于沅水下流,下通岳阳、湘潭、长沙,逆流而上,可达贵州的铜仁、镇远,又有公路和长沙相联络,自然形成湘西的门户,为沅水北岸极雄伟之重镇。” ([4] : p. 608)。由此可知常德之要,我军据守不可懈怠。“敌军来攻常德,其主力经沛县南窜,直趋常德;右翼慈利进据桃源,左翼扰汉寿、沧港、牛鼻滩侵陷德山,以钳形攻势夹击常德侧背……”([4] : p. 610)。日军三面来袭,攻势猛烈,曹聚仁将敌军的侵犯路向清晰的记叙下来,以此明了敌军战法,把握战斗动向。若是不具备深厚的军事地理学识,是无法将敌军进攻路向如此详细的记录下来的。

《中国抗战画史》中也有许多地方体现了曹聚仁客观公正的史学观念,即史家直笔精神,实事求是的求史态度,具体后文将进行阐释。

4. 求史之态度

曹聚仁先生一生都坚持着史家直笔的精神,而在《中国抗战画史》中,更是处处体现着一个新闻工作者、一个治史之人遵守客观、实事求是的精神。

4.1. “不抵抗政策”

面对某些当时矛盾尖锐的事件,为了握直手中的笔,曹聚仁查找各种史料与文献,客观真实地叙述,公正地做出评价。

曹聚仁直言,“不抵抗政策”是史家永久争论的话题。这不仅是最终引发的1936年“七君子案”的导火索之一,还加深了民众对蒋介石的误解[5] 。

直至今日,人们仍抨击当年的“不抵抗政策”,认为背后支持该命令的国民政府软弱无能,姑息纵容日军的侵犯。政府的无作为不仅让日军侵略之气焰更加嚣张,侵犯之手段更加残暴,东北三省的人民更是比之其他地区人民多受6年苦楚。民族的骨气,领土的完整,国人的生命都因这一姑息忍让的政策而遭到无尽的打击和毁灭。然而,曹聚仁在翻阅了各种史料后,这样写道:“我们从种种文件中,知道蒋委员长有重整军备的决心,他要争取时间来完成他的计划。因此,国民政府面对东北局势,支持张学良将军的‘不抵抗政策’”([3] : p. 61);“直到抗战以后,我们才看见种种文件,知道当时蒋委员长对于对日作战,确已下了决心,做了种种切实准备:苏嘉路、浙赣路的修筑,东南各省公路网的布成,事后证明都和军事有密切关系,在当时却未为一般民众所了解” ([3] : p. 104)。士大夫始终无法比之军事家对于战场的了解,就当时中日两军的军事装备实力,将领士兵素质,经济实力,现代化战争水准等等诸多方面来考察,我军可取胜的几率实是很低,蒋介石确是只能争取时间来整顿军务,训练军队。这一场战争必定是持久战而非闪电战,时间越久,对我军越有利,然而当时的民众对于政府有此长远计划都不知晓,而产生了巨大的隔阂。

4.2. “黄河决口”

关于黄河决口的两种相反又自相矛盾的电讯,敌方宣传的是“黄河的决口,乃是华方所破坏,一片汪洋,导致灾民万千,形容中国政府如何残酷不仁”([3] : pp. 289-290),而我方宣传的是“黄河决口,乃是敌机轰炸河堤所造成的,河流泛滥,曾淹死了成万敌军,浸没了敌军无数战车重炮” ([3] : pp. 289-290)。然经曹聚仁具体考察发现,对此矛盾之报道进行指正:“事过境迁,我们要传之信使,该说这两种宣传都是不合事实的” ([3] : pp. 289-290)。

战时之黄河正处于旱期,“赵口、花园口两处决口,水流速每小时不过三公里,泛滥所及,水深不及一公尺,徒涉往来,居民并未受其害。可是泥沙冲积地区,水浸泥污,对于敌军重兵器之运动确为极大障碍” ([3] : pp. 289-290)。 黄河的汛期其实是在战后才到来,“黄泛洪涛挟巨流入贾鲁河,那是七月下旬的事,距决口时一个半月,不能并未一谈” ([3] : pp. 289-290)。

4.3. “杨慧敏事件”

说起淞沪会战当年的抗战往事,至今仍有人相信一名叫做杨慧敏的女童军,带了一面国旗,游水过苏州河,冲入前门进去献旗,这位英勇的少女和这面鼓舞人心的国旗一直为人们传颂。但曹聚仁当时就在四行仓库,亲历战场的他对当时所发生的情况非常清楚。稍微细想一下,我们都会对这个少女到底有没有能力游过苏州河,有没有可能冲入前门这些细节产生疑问,而曹聚仁在他的文章里告诉我们杨慧敏实际上并非游过苏州河去献旗,而是与曹聚仁一同坐汽车前去的,“杨慧敏这位十七岁女童军,带了一面国旗,和我这个小记者,一同趁了汽车,过了桥,便从那家杂货店后壁,爬了过去,先后不过十来分钟,便到了仓库和孤军相见。杨小姐献了那面鼓舞人心的国旗,陈参谋长视察了防务,我们便和受伤的杨营长,从原路回到青年会来”([2] : p. 714)。这一经过,因为杨慧敏要表现她的英勇,虚构了一番故事,经众人口耳相传以后,故事也变了样。

虽说这样的故事可以鼓舞士气,鼓舞民心,就算是误传也会起正面的影响,然而曹聚仁本着探求历史真相的态度,无关乎自己的文章对世人观点有多少影响,只是凭着客观的笔者立场,要将真相还原于公众。

无论是面对华北战线游击战的各种矛盾分歧的史料,还是在叙述抗战后期国共两党的政治斗争,曹聚仁自始至终都坚持着史家直笔的治史态度。我们在他《中国抗战画史》中多次看到这样的表述:“一个史人站在这矛盾的政治漩涡的前面,叹息唏嘘之余,依然想保持着我们的直笔……我们要对得起底下的战士,对得起永久的读者,尽可能地保持着正直之笔” ([3] : p. 367)。

5. 抗战报道中第一手资料的支持

曹聚仁八年战地通讯之所以能保持客观公正的立场,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运用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来支持。

因与孙元良将军结缘,曹聚仁意外得到了清朝湘军将军鲍超的原始史料。对鲍超的研究激起了曹聚仁对整个湘军淮军以及太平军的研究兴趣。他重读湘军、淮军以及太平军史事,并与鲍超的史料作对照,尤其关注当时的军制、军风纪,明白“唯武器论”是错误的,武器的进步同样不可忽略。通过这些阅读与探索,使曹聚仁对于近代中国的轮廓更为明确。“从太平军战役看湘、淮军对东战场的进退,借以了解第三战区的抗日情势” ([4] : p. 690)。丰富的军事知识储备能让曹聚仁把战时状况看得更为清楚。

在叙述中国伪满洲国的实情时,曹聚仁用了溥仪在东京远东国际法庭上的供词,“伪满国成立之经过,以及日本人控制‘满洲’之实情,由幕中人溥仪自己来叙述,自是最可信的直接史料” ([3] : p. 86)。

抗战胜利以后,曹聚仁进入收复区,对于敌军在最后阶段如何延长中国大陆的战事做了实地调查,看到了残存的痕迹,“我们可以从杭州西湖宝椒塔附近的岩穴阵地看到,那是大规模的野战阵地,有确实证据可以证明一部分的关东军到过杭州” ([4] : p. 673)。又从沪杭路与运河之间的战迹中发现,日军退守内地欲再次作战的计划。

1938年后,因外汇率在上海的暗市,曹聚仁尤为关注经济对战时农村的影响。因为抗战的基本力量在于农村,外汇涨落对于农村有何种影响,比一切更值得注意。他多次走访农村,并且亲自统计农民的家庭经济明细。曹聚仁在《我与我的世界》中详细列出一家自耕农二年来家庭经济统计表来作证明,结果发现,外汇的暴跌最后家庭账目上并未有赤字,甚至略有盈余。“外汇暴跌,既未使农村主要用品价格暴涨,而农村物品的平衡涨价,又未影响农民生活,使陷于困顿不能支持,此即支持长期抗战力量的总测度” ([4] : p. 854)。最后他得出这样的结论,外汇币对农村生活毫无影响,造成了敌方经济阴谋的失败,因为土地才是中国农民的经济基础。稳定农村经济才是决定持久抗战的力量。

6. 结语

战争伊始,新闻记者对军事新闻都不熟悉,对于如何做好军事报道,作为战地记者所应具备的基本条件是什么等等这些问题也都尚不明了。曹聚仁本在大学讲台上,谈论新闻写作,多半处之与史学研究,并没有采访的实际经验。然而他一进入采访圈来工作,立刻就担任军事采访的重大工作,并且进行得如此优秀与成功。

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因归功于他多年来史学素养的积累。年幼时受到浙东学派的影响,在一师的老师的教导下,获得了丰富的史学积累。而后又在军事地理上进一步学习考察,各种书籍让曹聚仁对军事地理、防御、战略有了深刻的了解,因此,在战争到来的时候,他自然地将这些知识与战地旅行的实地情势结合起来考察,久而久之,便懂得了军事攻守的策略。

第二,曹聚仁丰富的史学积累,以及他一生所坚持的“怀疑主义”使得他能够一直坚持实事求是的求实态度。他始终力求不卷入政治纷争,力图以冷静观察的旁观者视角来阐释真相。

第三,曹聚仁所有的报道与记录都有大量第一手资料的支持。由《中国抗战画史》可见,第一手资料来源之广泛,数量之庞大,视角之丰富,足以呈现一个客观真实的战场。

在抗战八年中曹聚仁随军而行,运用多年史学之积累,以客观公正之立场,还原了一个真实的中日战场,并在抗战结束以后,仍不惧国共的斗争而发表。如曹聚仁这般坚定自我立场,洁身自好,手握直笔,为民众报道真实,不偏不倚,力求真实的“史家”精神,实是当代新闻工作者所应学习之典范。

致谢

在此,我们要感谢国家教育部和东华大学人文学院给予我们一定的资金补助,使我们得以顺利进行前期的文献和资料收集。此外,也非常感谢教授们对我们研究的指导。

文章引用

钱思纯,王亦斐. 作为史家的战地记者—以《中国抗战画史》为中心研究
A War Correspondent Who Worked with Historical Methods—Pictorial History of China’s War Resistance-Centered Research[J]. 新闻传播科学, 2015, 03(04): 63-68. http://dx.doi.org/10.12677/JC.2015.34010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1. 1. 曹聚仁. 我与我的世界•曹聚仁回忆录: 上册[M].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1.

  2. 2. 曹聚仁. 我与我的世界•曹聚仁回忆录: 下册[M].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1.

  3. 3. 曹聚仁, 舒宗侨. 中国抗战画史: 上册[M].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1.

  4. 4. 曹聚仁, 舒宗侨. 中国抗战画史: 下册[M].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1.

  5. 5. 杨天石. 寻找真实的蒋介石[M].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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