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vances in Psychology
Vol. 09  No. 04 ( 2019 ), Article ID: 29934 , 9 pages
10.12677/AP.2019.94088

An Experimental Study on the Effect of Emotional Activation on Self-Deception

Yuzhou Wu, Huiying Shi

Faculty of Psychology,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Received: Apr. 2nd, 2019; accepted: Apr. 19th, 2019; published: Apr. 26th, 2019

ABSTRACT

Self-deception is a common phenomenon in life. It can reduce the cognitive load when people lie and help individuals to resist negative emotions and negative self-cognition to a certain extent. However, on the other hand, individuals’ high level of self-deception is often associated with low self-esteem.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self-perception, individuals hope to reduce self-deception. The original intention of this paper is to explore an effective way to reduce the level of individuals’ self-deception. Previous studies have pointed out that emotions affect an individual’s cognitive process, so it is assumed that self-deception in the cognitive process may be affected by emotional state, and self-deception occurs in order to adjust the psychological state. Therefore, this study uses video fragment to activate individuals’ emotions and adopts the dot-tracking experiment paradigm to study their self-deception level, aiming to investigate the changes of individual self-deception level under the emotional arousal state. The final conclusion that individuals under the emotional arousal state (sadness, fear and happiness) have a higher level of self-deception than those in the neutral emotional group provides empirical support for psychological workers.

Keywords:Self-Deception, Emotional Activation, Dot-Tracking Task

情绪激活对个体自欺水平影响的实验研究

邬雨洲,史慧颖

西南大学心理学部,重庆

收稿日期:2019年4月2日;录用日期:2019年4月19日;发布日期:2019年4月26日

摘 要

自欺现象在生活中非常普遍,它可以减少人们说谎时的认知负荷,并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个体抵御负面情绪和负性的自我认知。但另一方面,个体的高自欺水平往往与低自尊联系在一起,随着自我洞察力提升,个体会希望减少自欺。本文的初衷是探究降低个体自欺水平的有效的途径。前人研究指出情绪影响着个体的认知过程,于是猜想个体在认知过程中产生自欺可能受到情绪状态的影响,个体为了调节心理状态而发生自我欺骗。所以本研究运用了视频片段激活个体情绪并采用点追踪实验范式对其自欺水平进行研究,旨在考察个体在情绪唤起状态下自我欺骗水平的变化情况。最终的结论——处于情绪(悲伤、恐惧、快乐)唤起状态的个体相较于中性情绪组有更高的自欺水平——为心理工作者提供了实证支持。

关键词 :自我欺骗,情绪激活,点追踪任务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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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欺骗行为指的是一个人使用不真实的迹象故意导致另一个人产生一个错误的信念(Thummes, 2013),在备受道德规范谴责的同时,它也成为了个体获取重要资源的一种有效策略。欺骗行为本身又可以分为“欺骗他人”和“自我欺骗”,相对于“欺骗他人”,“自我欺骗”则带来了更多的争议和困惑(Mele, 1997)。目前在众多界定自我欺骗概念的定义中具代表性且使用最广泛的一类定义认为,自欺表现为一种有意识的动机性错误信念,同时持有一种与之相冲突的无意识真实信念(Pinker, 2011; Gur & Sackeim, 1979; Audi, 1982)。自我欺骗的人出于心理获益而持有这种相互矛盾的信念,并不是无缘无故。其中提出自欺的充要条件:1) 个体持有两种矛盾的信念(即p和非p)。2) 这两个相互矛盾的信念同时存在。3) 个体没有意识到持有其中一种信念。4) 个体的动机决定了何种信念能够被意识所觉察到。之前的研究中测量自我欺骗常使用问卷法和实验法,常用Paulhus的平衡反应量表(BIDR, Paulhus & Reid, 1991)的20项自我欺骗量表,本研究中采用操作性较高的点追踪任务范式(Sloman, Fernbach, & Hagmayer, 2010)来测量个体的自欺水平。

自我欺骗广泛地存在于生活中,一定程度上不仅有利于个体,而且有利于物种的生存(Rorty, 1994; Von Hippel & Trivers, 2011)。从个人角度来说,自我欺骗通常是为了避免痛苦或获得好处,如增强自我形象。比如通过在考试中作弊,而相信夸大了的表现反映了他们的真实能力。我们把成功归功于自身能力,却否认失败的责任(Zuckerman, Koestner, & Alton, 1984),不加批判地接受赞扬,但怀疑地接受批评,并寻找理由予以驳斥(Kunda, 1990)。根据Von Hippel和Trivers (2011)的观点,自我欺骗不仅仅使自我感觉更好,而且能够让别人相信自我比实际情况更好,因为更好的自我可以达到领导地位,求得伴侣等等。一部分研究者更强调回避策略(Freud, 1950; Fingarette, 2000; Sackeim, 1983),另外的研究者则关注于获得利益的作用(Campbell, 1986; Starek & Keating, 1991)。

有趣的是,人们最初探索自欺是为了找到克服它的方法,而这亦是本文的初衷。因为事实上有很多研究讨论自欺的代价,不仅对自欺的个人,而且对涉及其中的其他人。关于自欺代价的第一个警告可以追溯到弗洛伊德,他说对压抑的惩罚是重复。对于许多其他作者(Funder, 2011; Preti & Miotto, 2006),包括Von Hippel和Trivers (2011)在内,信息完整性的丧失似乎是自欺的主要代价。一些研究表明,随着个体自我意识的增强和自我洞察力提升,人们希望少欺骗自己(Cook-Greuter, 1999)。如此新的问题出现了——希望尽量减少自欺的个体可以做些什么?或者说通过何种方式他们才能获得帮助而减少自欺?

从心理动力学的角度而言,自我欺骗是一种适应性较低的防御机制,当个体遭遇负性情绪时,自我欺骗倾向较高的个体更容易否认和过滤掉威胁到自身的想法和感受,从而使个体能够维持内心的平衡状态。故猜想个体在认知过程中产生自欺可能受到情绪状态的影响,目的是调节心理状态。所以本文旨在探究个体的不同的情绪唤醒状态对个体自欺水平有何影响,以便为期望减少自欺的个体提供行之有效的工作路径。基本的研究假设为:

1) 悲伤、恐惧情绪唤起组的自我欺骗的水平会显著高于中性情绪组。

2) 悲伤、恐惧情绪唤起组的自我欺骗水平会显著高于快乐情绪唤起组。

3) 悲伤情绪唤起组的自我欺骗水平会显著高于恐惧情绪唤起组。

4) 快乐情绪唤起组和中性情绪组个体自我欺骗水平无显著差异。

2. 对象与方法

实验采取点追踪任务范式对个体的自我欺骗进行测量。点追踪实验分为两个阶段,基本实验程序为:第一阶段中,在电脑屏幕左侧固定位置会有一个十字光标,在屏幕右侧会有一个空白的屏幕,点击左侧十字光标右侧屏幕中就会出现位置随机的红点,如图1所示,被试需要以最快的速度点击右侧红点,本阶段无速度反馈。在实验的测验阶段中,先呈现点位移动速度与智商关系的假设(假设移动速度越快则个体的智商越高),再完成点追踪实验。假设在第一阶段与测试阶段的移动速度表现差异是来自于测试阶前给出的背景信息:被试在测试阶段中则会发生自我欺骗而提高移动速度,以达到服务自我的目的——确认自身拥有更高的智力水平。

Figure 1. A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dot-tracking task

图1. 点追踪任务示意图

2.1. 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考察不同情绪唤起状态对个体自我欺骗的影响,研究个体在情绪唤起条件下(悲伤、恐惧、快乐)的自我欺骗水平变化,以及同没有情绪唤起的个体(中性情绪对照组)相比较,在自我欺骗水平上是否存在差异。本研究通过影像刺激情绪诱导任务后的主观报告测量个体的情绪唤起水平,通过点追踪实验中的反应时差异,探究情绪唤起状态是否影响个体的自我欺骗水平。

2.2. 研究方法

2.2.1. 被试

在大学内发布招募,共招募被试73名被,其中男生35人,女生38人。所有被试均无脑外伤或精神疾病,裸眼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右利手。本实验为被试间实验设计,被试被随机分配到四个情绪唤起组(悲伤、恐惧、快乐以及中性情绪)。签署知情同意书后进行实验,实验过程持续25~30分钟,实验后给与适当报酬。

2.2.2. 情绪诱发视频材料

电影剪辑兼具视觉和听觉刺激,被认为是最有效的情绪诱发方式。这在前人考察情绪图片和古典音乐对快乐、悲伤以及恐惧三种情绪发的影响的实验中(Baumgartner, Esslen, & Jäncke, 2006)得到印证。故本研究中拟采用经典电影片段作为情绪诱发的视频材料,通过课堂调查了解到5部影片:《唐山大地震》、《闪灵》、《帕丁顿熊》、《寻梦环游记》、《人工智能》,由于仅节选4分钟片段,未能从《寻梦环游记》与《人工智能》节选到适当的片段。最终从前3部影片中截取片段(片段中未涉及大量暴力血腥的画面),通过问卷来评定视频片段的情绪诱发效价,问卷采用1~5级评分,共回收有效问卷45份。所得结果如表1所示:《唐山大地震》诱发了观看者的“悲伤”情绪,其效价为3.82 ± 0.83,《帕丁顿熊》诱发了“快乐”的情绪,其效价为3.47 ± 1.01,而经典的恐怖电影《闪灵》则诱发了“恐惧”的情绪,其效价为3.78 ± 1.11,故所选电影片段是对情绪激活是有效的。

Table 1. Evaluation of emotion-induced video material (N = 45)

表1. 情绪诱发视频材料的评定(N = 45)

2.2.3. 实验设计与程序

简而言之,实验的步骤如下:第一阶段点追踪任务——阅读背景信息——控制任务(常识问答)——加工速度任务(数学计算)——观看情绪诱发视频——测试阶段点追踪任务。所有被试除了在观看情绪视频阶段被随机分配到4个情绪诱导组(悲伤、恐惧、快乐、中性)以外,其他阶段任务均相同。所有被试在背景信息中均被告知“鼠标的移动速度越快则智力水平越高”,实验中会记录被试移动速度的反应时数据。

签署实验知情同意书后被试可坐到电脑屏幕前阅读点追踪任务的介绍。指导语中说明了被试在红点出现后需要以最快的速度点击红点,但也不能在红点出现之前提前移动。在确保被试理解了任务之后,便可让被试独自完成第一阶段的点追踪任务。每一个阶段的点追踪实验都包含50个试次,每位被试点击的50个点位都相同,这确保了每位被试从起始点移动到目标点的距离相同以便能够比较反应时间。每个试次都需要被试点击“+”字按钮才会开始,点击1 s后红点会在右侧空白方形区域内随机出现,一旦红点被点击就会消失,这意味着一个试次结束。接着被试返回点击“+”字按钮就可开始新的试次,直到50个试次完成。

在完成了第一阶段的点追踪任务之后,屏幕上会呈现一段背景信息。背景信息中描述了实验的目的(假的实验目的)以及点追踪任务中移动速度和智力水平的关系。背景信息如大意为“本实验研究空间启动速度,空间启动速度与智商有关,空间启动速度越快个体的智商越高”。当被试阅读完背景信息后,需要回答问卷上的两个问题:1) 多大程度上认为自己的空间启动速度能够高于平均水平;2) 如果自己的空间启动速度高于平均水平的会有多高兴,两个问题均为10点评分。接着被试被告知需要完成一个控制任务——在规定时间内尽量多地完成30道常识问答题——以让其计算系统恢复到基线水平。然后来被试需要完成一个加工速度任务,例如自然数平方的递增数列、斐波那契数列等,这个阶段中的任务均为一些数学任务,目的是让被试确信本实验是一个与智力水平有关的任务从而减少被试对真正实验目的的猜测,以确保实验结果的有效性。接下来被试观看情绪诱发视频,并进行情绪唤醒度的评分,7点评分。最后在被试完成测试阶段的点追踪任务时,要求其回答问题:1) 多大程度上认为自己的空间启动速度能够高于平均水平;2) 背景信息是否影响到自己在点追踪任务中的表现;3) 在测验阶段中是否刻意提高自己的移动速度。

2.2.4. 实验伦理

所有实验结束后,基于实验伦理告知被试真正的实验目的——研究情绪激活对自我欺骗的影响,并对悲伤情绪、恐惧情绪唤起组仍有较高程度情绪唤起的被试进行情绪处理,并告知被试若有任何因实验引起的心里不适都可联系实验负责人,以便接受相关的心理咨询服务。

3. 结果

将Matlab记录下来的被试的反应时数据进行整理,采用SPSS 23.0统计软件录入数据,并对数据进行统计和分析处理。有7名被试在测试阶段后报告刻意提高移了动速度,其数据被剔除,故在结果分析阶段共计分析了66名被试的数据。

3.1. 结果与分析

3.1.1. 情绪唤醒度

观看情绪诱发视频后被试的情绪唤醒度结果如表2所示。在1~7级评分中,《唐山大地震》对被试悲伤情绪的唤醒度得分为5.22 ± 1.22,《闪灵》对被试恐惧情绪的唤醒度为5.69 ± 0.79,在4个视频片段中最高。《帕丁顿熊》对被试快乐情绪的唤醒度为4.93 ± 1.00,而《新闻联播》作为中性视频带给被试“平静”或“一般”的感受,对情绪的唤醒度为4.39 ± 0.92。观看视频后,被试情绪唤醒度均值都在4分以上,说明诱发视频能够有效激活被试相关情绪状态。

Table 2. Emotional arousal of different emotion arousal groups (N = 66)

表2. 不同情绪组的情绪唤醒度(N = 66)

3.1.2. 自我欺骗水平在不同情绪唤醒状态下的差异

前文提到在任务结束后,有7名被试报告因为知道更快的移动和更高的智力水平有关,他们在测试阶段刻意提高了自己的移动速度,这些被试的数据在之后的分析中被剔除。

被试第一阶段和测试阶段中平均反应时及其标准差如表3中和图2所示,表中T1表示第一阶段的平均反应时,T2表示测试阶段的平均反应时,T3表示两阶段任务的反应时差异,也即T3 = T1 − T2。在第一阶段中,恐惧情绪唤起组的被试反应时间最高(1.283 s ± 0.161 s),中性情绪组的被试反应时间最低(1.243 s ± 0.116 s)。三个情绪唤起组与中性情绪组相比较统计学上均不具备显著差异。

Table 3. T-test of dot-tracking task response time in different emotional arousal groups (N = 66)

表3. 不同情绪组点追踪任务反应时的t检验(N = 66)

注:*p < 0.05,**p < 0.01,***p < 0.001,下同。

相较于第一阶段,测试阶段中四个组被试的表现都有提高——移动速度较第一阶段更快。其中悲伤情绪唤起组(1.095 s ± 0.149 s)和快乐情绪唤起组(1.096 s ± 0.132 s)与中性情绪组(1.203 s ± 0.121 s)差异显著,t(34) = −2.380,p < 0.05,t(30) = −2.382,p < 0.05。而恐惧情绪唤起组(1.133 s ± 0.166 s)则中性情绪组无显著差异。此外与假设中表现一致的是,从测试阶段被试成绩提高的表现来看,悲伤情绪(0.153 s ± 0.101 s)和恐惧情绪唤起(0.151 s ± 0.076 s)均比中性情绪组(0.040 s ± 0.053 s)提高更多,t(34) = 4.187,p < 0.000,t(30) = 5.002,p < 0.000。与假设中相悖的是,快乐情绪唤起组(0.171 s ± 0.075 s)也比中性情绪组提高更多且差异显著,t(32) = 5.833,p < 0.000。被试呈现出的速度提高的差异证明被试发生了自我欺骗,这表明被试有意“操纵”了自身的行为,尽管这种操纵是弄巧成拙的。最后发现在,悲伤情绪唤起组(0.153 s ± 0.101 s)和快乐情绪组(0.171 s ± 0.075 s)间并无显著差异,t(30) = −0.561,p = 0.579。恐惧情绪唤起组(0.151 s ± 0.076 s)和快乐情绪组(0.171 s ± 0.075 s)间并无显著差异,t(30)= −0.728,p = 0.473。悲伤情绪唤起组(0.153 s ± 0.101 s)和恐惧情绪组(0.151 s ± 0.076 s)间并无显著差异,t(32) = 0.061,p = 0.952。

Figure 2. Difference in response time of dot-tracking task in different emotional arousal groups (N = 66)

图2. 不同情绪组点追踪实验反应时的差异(N = 66)

此外,被试在阅读了关于“空间启动速度和智力水平关系”的背景信息之后,当被问到“如果发现自己的空间移动速度高于平均水平会有多高兴时”,结果如表4所示。四个情绪组的平均反应值分别为7.06 ± 1.63、7.19 ± 1.47、7.64 ± 0.84和7.22 ± 1.00,相互之间差异均不显著。几乎所有组别中被试都更多给出6分或者7分的答案,这表明被试对于高智力水平特质的倾向性,这也许提供了被试提高速度的动机性证据。但在将被试这一指标与最终两阶段中速度提高值(T3)进行相关分析时,却发现其相关值较低且并不显著(r = −0.105,p = 0.405)。

Table 4. T-test of happiness with above-average movement speed in different emotional arousal groups (N = 66)

表4. 不同情绪组移动速度高于平均水平的高兴度的t检验(N = 66)

被试在测试阶段之前和之后两次被问及“认为自己的移动速度有多大可能高于平均水平”,结果如表5图3所示。在测验阶段之前的回答中,悲伤情绪组最低(5.22 ± 1.80),而快乐情绪组最高(6.14 ± 1.35),四个情绪组之间差异并不显著。有趣的是,被试在测验阶段之后的回答中,快乐情绪组和中性情绪组的评分都呈现了下降的趋势,而悲伤情绪组和恐惧情绪组的分数则提高了。而且发现在测验阶段前后悲伤情绪组的差值(1.00 ± 1.50)与中性情绪组(−0.17 ± 1.69)相比,差异显著,t(34) = 2.194,p = 0.035。但其他情绪组与中性组之间的差异均不显著,这种差异的缺乏或许反映出被试两次回答的一致性愿望,对两次的回答进行相关分析发现彼此高度相关(r = 0.672,p < 0.000),而这也可以对问题“如果发现自己的空间移动速度高于平均水平会有多高兴”与T3之间没有相关性进行解释。

Table 5. T-test of two self-assessments for movement speed in different emotional arousal groups (N = 66)

表5. 不同情绪唤起组两次自评速度的t检验(N = 66)

Figure 3. Difference of the two self-assessment speeds in different emotional arousal groups (N = 66)

图3. 不同情绪唤起组两次自评速度的差异(N = 66)

4. 讨论

虽然点追踪实验任务并不能够进行智力水平的测量和推断,但在实验中所有被试都被告知了相同的背景信息——移动速度越快则更可能拥有高智力水平,这促成被试为了获得更有利于自身的个人形象特质和与自身期望相符合的特质而提高移动速度(发生自我欺骗)。尽管所有组别的被试都声称没有刻意去提高个人在测试阶段的表现。在本实验中人们最大限度地说服自己,他们的行为是他们能力的结果,而不是他们的自由意志。但其他类型的行为,比如上瘾,会导致另一种形式的自我欺骗,让自己相信行为是自由意志的功能,而不是生理、心理和情感的需要。

本研究借鉴点追踪任务实验范式(Sloman, Fernbach, & Hagmayer, 2010),来对情绪唤起状态下的个体进行自我欺骗水平的测试。实验结果为假设提供了数据上的支持,参与者处于情绪状态下时,更容易发生自我欺骗。但事实上被试不会用太过明显的方式——例如提前移动鼠标——来提高自身的成绩,他们通过提高移动速度来欺骗自己,这样就不会在意识中留下明显的痕迹,以致使自身察觉到自欺。不同情绪唤起组的被试在点追踪实验任务的第一阶段和测试阶段中所呈现出的差异性是显著的,总体上反映了个体处在情绪唤起状态下的自我欺骗水平更高。

具体来说,通过对不同情绪唤起组组之间进行差异检验,发现悲伤情绪组和恐惧情绪组较中性情绪组被试的自我欺骗水平更高,符合研究假设。以上讨论的两种情绪均为负性情绪,一定程度上会让被试知觉到如暴力的、灾难的以及无力感等对自身有威胁性的信息,被试更需要通过自我欺骗来获得对自身有益的特质(在本实验中是更高的智力水平)。但从实验结果来看,其他的假设并未能够得到检验和证实,例如悲伤、恐惧和快乐三个情绪组之间的自我欺骗水平并无显著差异,并且当快乐情绪组(积极情绪组)的被试和中性情绪组的被试相比较时,也发生了更高水平的自我欺骗。这一结果可以从自我欺骗的动机中找到解释,快乐情绪组的被试可能产生了认知上的偏差,例如更好的自我形象和更强大的个人能力,通过自我欺骗被试可以获得更多的资源(如自尊、自信、个人魅力和主观幸福感)以使得个人表现符合个人预期,而这是有利于个体生存和发展的。

当然,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客观上的不足之处:1) 本研究中所选取的被试均为大学生,群体类型单一。因此对研究结论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应用时还需要持谨慎的态度,针对此不足今后可以扩充到更宽泛的年龄阶段进行研究验证,以使结果更具有代表性。2) 研究一中使用了更具备生态效度的多通道材料(视频片段)来对被试进行情绪激活,虽然相对静态的文字材料和面部表情材料有更好的情绪激活效果,但其仍旧与生活中真实的情绪体验存在不同,这一点会导致在实验中的动机有别于实际生活中的动机,降低了生态效度。3) 在两个研究当中对情绪唤醒状态的测量均来自被试的主观报告,虽然也达到了对其情绪水平检测的目的,但其精确性仍不及客观指标,如多导仪所记录的个体的皮肤电导指数、心率、呼吸频率等。此外,本研究仅关注到情绪唤起状态对个体自我欺骗结果的影响,而未涉及对情绪唤起时个体自我欺骗过程的研究——情绪状态是如何影响到自我欺骗的。未来的研究中可以通过ERPs技术或者fMRI技术,进一步研究自我欺骗过程的不同阶段和认知神经机制,为期待减少自我欺骗的个体提供一些新的指导技术。

5. 结论

本研究得出如下结论:相较于中性情绪(平静状态)的个体,处于情绪唤起状态个体的自我欺骗水平更高,更易于发生自我欺骗。其中负性情绪唤起状态(悲伤、恐惧情绪)的个体与正性情绪唤起状态(快乐情绪)无显著差异。

文章引用

邬雨洲,史慧颖. 情绪激活对个体自欺水平影响的实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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