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廉洁

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甘肃 兰州

收稿日期：2023年9月17日；录用日期：2023年10月8日；发布日期：2023年10月19日

摘要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科学观认为，一切科学的基础是人的对象性–活动及其成果，自然科学通过工业和商业进入人的生活，但科学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呈现一种与活劳动相分离、与自然相对立的异化关系，并在这种联袂和相互关系中矛盾运动。随着现存世界进入数字时代，必须重读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的相关论述，从数字技术与人的对象性–活动、数字技术与当代异化以及数字技术与人的复归三个角度来审视数字技术。主要包括：数字技术的逻辑起点是人的感性对象性–活动，数字技术是现实的直接的生产力；数字技术异化的根源是资本与技术的合谋，从而遮蔽人的感性世界；数字技术对丰富人的本质、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数字技术，对象性–活动，生产力，异化，人的本质，自由，人类文明新形态

A Threefold Look at Digital Technology

—Based on Marx’s Scientific View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Lianjie Wang

School of Marxism,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Received: Sep. 17^th, 2023; accepted: Oct. 8^th, 2023; published: Oct. 19^th, 2023

ABSTRACT

Marx’s historical materialistic scientific view holds that the foundation of all sciences is the objective-human activity and its outcomes. Natural sciences have entered human life through industry and commerce. However, within capitalist production, science exhibits an alienated relationship that is separated from living labor and opposed to nature, creating contradictory movements within this intertwined and interconnected relationship. As the existing world enters the digital age, it is essential to revisit Marx’s relevant discourse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examine digital technology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gital technology and the objective-human activity, the alienation caused by digital technology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and the potential for digital technology to restore human essence. This primarily encompasses recognizing that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of digital technology is the sensory-objective activity of humans and that it serves as a direct productive force in reality. Understanding the root of the alien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lies in the collaboration between capital and technology, which obfuscates the sensory world of humans. Lastly, acknowledging the significance of digital technology in enriching human essence, realizing comprehensive and liberated development, and creating new forms of human civilization.

Keywords:Digital Technology, Objective-Activity, Productivity, Alienation, Human Nature, Freedom, A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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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马克思主要沿着哲学–政治经济学的路径来审视科学技术，这对人们如何看待当代的数字技术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随着工业4.0的到来，人们日益进入由数字技术统摄的新技术时代，经济社会发展与人类文明延续越来越具有数字特征。纵观以往的研究多侧重于从实践角度思考数字技术如何解决现存问题、赋能社会发展，或从政治经济学批判视角分析数字资本主义，鲜少沿着马克思审视科学技术的逻辑线索来辨析当代数字技术与人的问题。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科学观的回溯，以及将其应用于数字技术的分析，才能理清数字技术的本质、反思数字技术的异化，从而得出数字技术与人的复归紧密结合的理论。

2. 数字技术与人的对象性–活动

马克思认为，科学的本质是现实的感性实践活动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属人性质，科学技术活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性–活动。当今数字时代的数字技术，其逻辑起点和价值旨归都直接指向马克思的“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的解放，数字活动是人的感性实践活动。因此，数字技术对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以及一切社会关系变革的作用机理必须回到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科学观视域中进行分析，从“现实的人的社会性生存实践–人的对象性历史活动–数字技术–生产力”揭示数字技术的存在依据和作用机理。

2.1. 数字技术的理论起点：人的感性对象性–活动的“新确证”

在马克思的语境下，自然科学、机器、大工业等都是对科学技术的具体表达，自然科学作为人与自然的中介进入人类世界，机器是无实体的意识的脑力科学的物化形态，构成了大工业的生成基础。“在科学时代，直接以世界为对象，能够真正解释世界并使改造世界成为可能的是科学，哲学对世界的研究必须以科学及科学的作用为中介” ‎[1] ，关于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传统的抽象思辨的形而上学被科学实证主义所替代，科学以及科学的应用成为改造自然以及人类社会的最直接因素。接下来，“自然科学将抛弃它的抽象物质的方向，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抛弃唯心主义方向，从而成为人的科学的基础，正像它现在已经——尽管以异化的形式——成了真正人的生活的基础一样” ‎[2] (p. 193)。同时，“在人类历史中记载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是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 ‎[2] (p. 193)。马克思反对传统形而上学，将科学与“现实的人”的历史生存状况和全面发展相关联；反对费尔巴哈的自然科学的直观和黑格尔的颠倒的辩证法，认为自然科学“也只是由于商业和工业，由于人们的感性活动才打到自己的目的和获得自己的材料的” ‎[3] (p. 157)。自然科学通过“工业和商业”进入人类生活并产生深远影响，自然科学所依托的现存的感性世界基础又是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科学的实践表现为作为直接生产力的技术。而基于自然科学之上的大工业和机器化大生产，又使得马克思注意到了人对自然所特有的、能动的改造作用，这是人作为类存在物而区别于动物本能性活动的社会生存实践活动。“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 ‎[2] (p. 192)，感性的生存实践活动是其他一切抽象的逻辑范畴的前提，是人与自然、社会、人之间关系产生的基础，是科学技术推动工业历史和商业发展的现实前提，这是科学的“生存论路向”。同时，人的对象性生存实践是历史性的活动，科学技术作为人的社会实践的产物是建立在社会生产力、社会形态、社会关系等不断演进的、现实的社会基础上的，那么科学技术自然具有历史的、实践的性质，并在感性对象性活动的连续性中不断创造新的表现形式。

从属于科技范畴的数字技术自然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现实的人”是理解数字技术的逻辑起点。人是社会的，是作为人活动的，这种活动所需的材料“是作为社会的产品”给予人的，而且人“本身的存在就是社会的活动”，科学技术从“人”产生，是“人”为社会做出来的，并且“人”在这种活动中意识到自己是社会存在物 ‎[2] (p. 188)。既然数字技术是“人”在特殊历史时期做出来的，是人的感性对象性–活动在数字时期的具体实践，数字技术与人的本质力量相结合生成的数字活动必然也是对象化的社会活动。数字技术推动的产业变革和工业变革“也是自然科学对人的现实的历史关系” ‎[2] (p. 193)的变革，毋宁说，数字技术是通过实体的和数字的工业、产业才在现存的感性世界中获得自己的材料、找到自己的发展基础的，而整个感性世界的基础又是“现实的人”的对象性–活动，其中人的本质力量赋予数字活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动作用日趋显性化。同时，数字技术及其产生的数字生产力、数字生产关系、数字社会形态等，绝不是突然出现的存在，而是工业变革和社会进步的产物，是基于数次工业革命之后的结果，是在第三次信息技术革命接续发展基础上的、赓续发展信息产业和信息交往的、并随着人的社会需要而不断发展的历史的产物。

此外，数字技术在人类传统物理生存世界中开辟新的数字空间，其本质上也是人对现实物质世界的重构，它的构成前提“无疑是有生命个人的存在”，首先要确认的事实便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 ‎[2] (p. 519)。人一旦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即将自己与动物相区别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构造自己的生存空间，表现自己的生命，而这一过程是与生产相适应的，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当现实的个人开始突破传统的物理空间，跨越传统的、有限的实物界限时，他们开始重构、延伸现实物质世界，在数字化空间中展现自己的生命，这是与现实的数字技术生产相适应的、以新的工具满足人的新的需要的历史活动。此外，人作为自为地存在着的存在物，作为不同于动物的类存在物，“既在自己的存在中也在知识中确证并表现自身” ‎[2] (p. 211)。那么，数字技术作为一种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生产劳动，是人对自身的更深层次的、自为的“确证”和“表现”，数字技术的发展意味着人类对客观物质世界的确定性认识走向显性化，数字活动是一种现实的、对象化的人的高级活动，数字空间是人有意识的延伸物质世界空间的数字活动成果。数字技术作为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社会实践的物质力量，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工具都是人类有意识、有目的的实践活动，最终服务于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

2.2. 数字技术是现实的直接的生产力：劳动生产力随科学技术不断进步而发展

生产力具有革命性质，数字技术与传统生产力的糅合形成新兴生产力——数字生产力，这是生产力在现实世界的感性运动中不断自我批判的结果。在马克思生活的工业革命时期，“工场手工业生产了机器，而大工业借助于机器，在它首先占领的那些生产领域排除了手工业生产和工场手工业生产” ‎[4] (p. 439)。机器并非是“分工的反题”，而表现为一种生产力，在大工业生产中生成并推动工业的革新，两者在相互运动中将工厂手工业转为机器化大工业。另一方面，“机器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必定推翻这个最初是现成地遇到的、后来又在其旧形式中进一步发展了的基础本身，建立起与它自身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新基础” ‎[2] (p. 193)。因此，机器必须与物质基础相匹配，机器在旧土壤中产生又推翻旧的形式，这是机器在生产力范畴的历史过程，马克思就是从历史发展进程和经济社会现实来理解科学技术对生产的内生性质。当工业4.0时代的到来，机器对自然力的运作显性表现在数字机器上，数字技术作为新兴生产力，毋宁说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生产力，在前一信息技术革命时期不断突破自身界限，在旧形式中不断否定现存状态并建立新的经济社会基础，也就是通过数字生产力与数字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构建不同于以往的数字经济社会并取得新的进步。既然“科学获得的使命是：成为生产财富的手段，成为致富的手段” ‎[5] (p. 357)，那么数字技术必然在致富的内在驱动中、奠基于以往由机器推动的生产力创造的物质财富累积的基础之上增加社会财富。数字技术的发展本身不只是社会的人对“人的自然的本质”以及“自然界的人的本质”的公开占有和展示，也是数字生产力实现新的自我突破之后的自然力对人的对象化活动的塑形。

人类科技史与经济史表明，科技的作用就是使劳动生产力发生革命性的变化，表现为生产力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助推器。“科学与技术使执行职能的资本具有一种不以它的一定量为转移的扩张能力” ‎[4] (p. 698)，这种“扩张能力”就是生产力的发展，也就是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实际运用过程中对自然力的进一步公开占有。一方面，自然科学正是“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 ‎[3] (p. 193)，数字技术作为新生产力的获得，不断深入且塑形人的生产、生活，并为人的自由解放准备物质质料。蒸汽机的发明使得手工工厂转向机器化大工厂，电力的发现推动电气化时代的到来，计算机的产生又使得信息技术划开时代新篇章，如今的数字技术促使时代数字化。数字技术作为自然力和科学在工业上应用的新成果，一经产生就成为发展社会生产力、扩大人的社会生存范围的重要力量，使人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发生新的改变，成为实现人的解放的新的可能性要素，即使这并不是资本家运作数字技术的最初目的和内在动力。数字技术对人的生活世界的渗透过程不仅表现为科学技术不断转化为现实的直接的生产力，也表现为劳动资料的物化过程。由于生产方式的变革“在大工业中以劳动资料为起点” ‎[4] (p. 427)，那么在数字时期就表现为以具体的数字机器(计算机)为起点的变革，数字算力日益成为人的感性活动在数字时代的特殊表达，传统生产力基础之上的生产方式转变为数字生产方式。数字机器与数字算力的运用又使得劳动对象从传统有形物变为无形的数据，一种非自然产生的、非排他性的、必须基于生产才能有价值的生产要素，大数据成为数字技术变革和数字生产实践的基础。在数字化生产过程中，各种实体生产要素化身为数字信息，并在赛博空间中实现实时高效、低边际成本、灵活流转等优势整合。另一方面，数字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使其本身更具有世界意义。资本家为降低生产费用、扩大商品销路而使用航海技术开辟新的劳动市场和商品市场，科学技术成为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要素，资本与科学技术的合谋使得西方工业文明得以迅速席卷全球。新时期的数字技术，进一步将劳动力要素和劳动产品从传统的、地域性的物理市场转向去流转壁垒的、去中心化的数字市场，以实现更具全球性范围的交流、协作，在跨时、跨区的分工协作中生成更广领域的“范围经济”，劳动者以灵活用工方式整活劳动力市场实现宽口径“平台就业”，新业态新模式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为人的解放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尽管这并非数字资本家的本意。

3. 数字技术与当代异化问题

马克思认为，科技异化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应用”，使得机器成为与劳动者的活劳动相对立的异化的东西，并且用“无人身的理性”来遮蔽人的感性世界。即使数字技术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数字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仍使得数字机器独立于劳动者而存在并成为统治劳动者的主体物，数字资本逻辑成为新的“绝对精神”压抑人的感性生命。

3.1. 数字技术的劳动异化问题：技术与资本的合谋

马克思认为，“提高劳动生产力和最大限度否定必要劳动……是资本的必然趋势” ‎[5] (p. 186)。同时，“在机器体系中，对工人来说，只是表现为外在的异己的东西，而活劳动则从属于独立发生作用的对象化劳动” ‎[5] (p. 187)。那么，机器体系必然是资本在生产领域的引入环节，作为资本追求生产效率、实现价值增值的现实道路。正是科学技术与资本的合谋，使得机器–人的劳动的对象化产物成为与劳动者的活劳动相对立的外在的独立发生作用的异己的东西，这是传统雇佣劳动在工业资本主义条件下表现的劳动异化问题。

在当代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新型的数字劳动虽然已经超出传统雇佣劳动范围，但仍然呈现出技术与资本合谋背景下的异化问题。在马克思的语境中，异化表现为主客关系的颠倒，在生产过程中就表现为劳动者所生产的东西独立于劳动者之外，处于从属地位的劳动产品变成统治或主导劳动者生存的、仿佛具有自我意识的主体物。在当代数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与资本仍然处于对立关系中，资本并不会在新的技术环境中改变或消解其压迫劳动者和实现自我增殖的目的和逻辑，过去的劳动异化问题必然在数字生产关系中持续存在。

首先，要讨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数字劳动者生产的不自由，劳动者虽然生产作为劳动对象的数据，但却无法自由支配数据资源的所有权。在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与数字时代相结合的背景下，西方国家开始重申“自由”概念，认为数字时代的劳动者是真正的自由劳动者，人能够自主分配个人时间，同时将数据视作人自己生产的自由财富，个人有权自由分配这类财富。资本家先一步看到了数据商品化能满足人的某种需求的巨大价值，数据权力就牢牢掌握在了数字巨头手中，并且通过一种“数字圈地运动”实现数据的原始积累，几乎零成本地拥有了用户的数据资源，通过商业运作使数据成为一种新商品参与消费和交换领域，实现数据价值的扩大化和数据财富的积累。在这一过程中，数据生产者本应该拥有的财富却被资本家占有了，甚至连最初的数据产权都有名无实，用户无法像资本家一样利用平台优势将数据转化为财富，实际权力的缺失也使得这类财富“不自由”，劳动者对“自由意识”、“自主活动”的需要越来越迫切。

其次，要讨论的就是数字劳动者的劳动时间问题。马克思认为，“最发达的机器体系现在迫使工人比野蛮人劳动的时间还要长，或者比他自己过去用最简单、最粗笨的工具时劳动的时间还要长” ‎[5] (p. 200)。也就是说，即使数字技术使得劳动生产效率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数字资本的必然趋势是最大限度否定必要劳动时间，那么资本必会尽可能显性或隐性地增加并占有劳动者的休闲时间，或曰以剩余劳动时间来创造剩余价值。资本家试图模糊劳动与休闲的界限，以一种新型劳动方式更为隐蔽地剥削人的剩余价值。一方面，资本家用一种超越时空维度的灵活劳动，以及劳动者生产和消费的界限模糊，使得用户无偿生产数据又贡献流量，资本在数字劳动过程中实现对用户或称劳动者“自由劳动”的“合理性”占有，同时迫使劳动者为避免成为“无用阶级”被边缘化而自觉无偿加班，延长工作时间生产更多的剩余价值。另一方面，算法逻辑削弱“现实的人”构建整个人类社会的感性能力，以及人对现实世界的批判能力，劳动者的主体性意识被虚化和削弱，使个体生命走向一种被数字资本操控的抽象化劳动主体，“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变为“单向度”的无意识的存在。

最后，要讨论的就是数字时期的劳动分工问题。马克思认为，在机器体系中，资本对劳动的占有是通过分工来实现的，这种分工将工人的劳动行为逐渐变成机械的操作，并在达到一定地步之后，机器就会取代工人，在这里就表现为“一定的劳动方式从工人身上转移到机器形式的资本上，由于这种转移，工人自己的劳动能力就贬值了” ‎[5] (p. 195)。一方面，数字劳动者将知识、技能转移到数字机器上，数字机器随着社会知识的积累逐渐精密化，活劳动逐渐被更加具有生产效率的机器体系所取代，转变为机器体系的“活的附件”，转变为维持机器运转的纯粹手段，劳动者直接的活劳动转移到数字机器即死的劳动上，劳动者自身的劳动能力就被贬值了。在这样的分工中，数字劳动者的劳动行为进一步固化为机械的、无意识的操作，并在达到一定程度时，数字机器就会替代，甚至操纵劳动者。另一方面，数字时代是知识密集型信息产业主导的时代，培育高精尖科技人才服务数字产业发展成为建设数字强国、科技强国的重要指向，这就可能使得非知识型人才的劳动能力进一步贬值，从而扩大现有的“数字鸿沟”问题。

3.2. 数字技术异化的深层问题：对人的感性世界的遮蔽

在马克思看来，“感性的人的活动”才是理解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关系的基础，人的感性生命才是理解现实生活的前提。然而，基于工业资本而生的工业文明造成一种“现代性”的困境与虚无，用“无人身的理性”去解释现实世界，即抽离人的感性对象性–活动，转而在思辨的虚幻的形而上学中使“现实的人”被高度发展机器物所遮蔽，技术在资本逻辑的渗透下的丢弃现实的感性世界。在“现代性”的境遇中，“机器迁就人的软弱性，以便把软弱的人变成机器” ‎[2] (pp. 225-226)，价值理性被工具理性挤压到社会发展的边缘地带，“现实的人”的感性生命被工具化、分工化为简单机器，辅之以“道德败坏为代价”，技术不断加强对人的控制与干预的社会现实使得人的归属感和存在感逐渐缺席。

科学技术虽然为人类发展和文明赓续发挥显著作用，但高速运转的数字机器却也给人类带来新的科技异化问题，人的感性生命被技术存在物所压制。海德格尔认为，现代科学技术在本质上是一种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非人道压迫，是对人的内在生命的支配，是以外在的物质上的满足来提到内在的精神上的充裕。在资本与技术的糅合中，数字技术表现出与人的活劳动相分离的异化现象，数字资本追求更多剩余价值而使得数字机器凌驾于劳动者之上的过程实质上就是“现实的人”的感性生命、对象性–活动被剥夺的过程。

首先，要探讨的是数字时期的“绝对精神”，即人类社会发展事实背后的“事情本身”被一种“理性法则”所抽象建构。数字技术背后的感性对象性活动在高速运转的数字机器中被经济学上的抽象实证主义和理智形而上学所遮蔽，数字技术所规定的数字劳动，以及由此产生的数字生产力、数字生产关系的社会性质被与人的感性实践相对立的理性原则所把握，转而成为一种抽象的、异己的力量来同感性的个人相敌对。也即是说，数字技术乃至人类社会的发展都依赖于数字资本逻辑法则的构设，人与自然、社会、人之间的关系应该由这种抽象理性来主导，数字资本逻辑成为凌驾于感性生命之上的“绝对精神”，一切社会关系背后的人的感性实践都成为次要的，或者说从属于理性的东西。再者，这种“理性法则”的运行催生了数字资本的一般权力。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现代化表现为“文明的和精巧的剥削” ‎[6] 的现代化，那么数字技术的资本主义运作则表现为现代数字文明社会的产生与社会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科技巨头依托工业资本主义时期的财富积累先天霸占着数字技术这一核心生产力，并在此基础上通过经济合理性建构有利于自身发展的社会秩序，并在这种所谓的符合范畴推理的逻辑合理性中形成数字资本的一般权力，使得劳动者在实行自己的财产权利存在普遍空场。

其次，要探讨的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在工业资本主义时期，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通过商品来中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异化为金钱关系。即使人类社会随着科技进步不断向前发展，但也未改变这种异化现象，反而呈现出新的表现形式。在数字时期，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被一台台数字机器所取代，网络交往甚至比现实的直接接触更让人觉得舒适自在，人们更喜欢在数字空间中建立自己的社交圈子，仿佛只有电子设备才能建立社会关系。技术成为人们参与社会生活必不可少的手段，仿佛只有依靠技术的产物才能进行“正常”生活，人与人之间的现实的、直接的关系表现为技术实体物之间虚拟的、间接的关系。同时，以往的实体货币已经逐渐被支付二维码、电子货币所取代，劳动产品的交换中介从实体的货币转向了数字化的货币，数字货币所取代的具有社会属性的生产关系依然是“采取了一种具有奇特社会属性的的自然物的形式” ‎[4] (p. 101)，不过，此时采取的不再是如金银一般的自然物，而是技术物。同样，数字货币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继续转变为一种固定的社会关系，而商品世界的新的完成了的形式—数字货币用技术物的形式掩盖劳动的社会性质和劳动者之间的社会关系，而不是将其揭示出来。并且，商品交换过程中实实在在的货币进一步被象征性的货币所代替，于是货币在流通过程中逐渐变成一种观念上的价格存在，或者说用数字符号表示的虚拟的价格，人们在支付数字货币时仿佛仅仅是在输入一串数字符号而不是这串数字背后所蕴含的劳动价值，更不会考虑这种拜物教性质背后的人的关系。

最后，要探讨的是数字技术的伦理道德风险。在现代文明危机中，科学知识、技术工具服务于资本运作，人本身并不是数字技术生产的终极目的，伦理道德依旧是数字资本主义生产的边缘价值要素。在技术快速更迭的时代，“算法黑箱”、数据安全、“数字鸿沟”等问题加重了对平等、正义、公平、尊严等社会基本价值的挑战，数字空间现存的、潜在的治理困境冲击现有的伦理秩序和价值体系，造成人类生活世界的精神危机，内在的虚无和精神的空虚成为普遍共识。

4. 数字技术与人的复归

数字技术与人的复归的关系是审视科技的重要一环，实现以及如何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始终是马克思思想的核心内容和最终旨归。因此，必须从人的本质出发，探讨数字时期的人的自由解放，以及新文明形态的创造。

4.1. 数字技术与人的本质的新发展

在马克思的语境中，科学技术本质上人的实践活动，而实践又是人的本质的直观和确证，那么科学技术的发展就可以被视为人的感性对象性–活动对人的本质的丰富和发展。基于此，数字技术即是人在自身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对“我”的真正本质的新发展，是对“我”的自然的、社会的本质的新证实和新实现。

数字技术可能赋予人们拓宽“人类本质”的力量，人自身、人的劳动、人的社会关系将被重塑。数字技术的发展可以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与旧式分工，把被压迫的、消极的雇佣劳动变成自主的、能动的、创造性的、确证自身的活动，把劳动资料、劳动成果从占有变成共享，随之而来的是人的一切社会关系回归人自身，科学技术将是一种主客体相统一的科学技术。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前提下，分工将劳动者与科学技术相分离，将科学技术变成与劳动者相异化的、属资本的东西，当这种分工的后果走到极端，即异化成为“不堪忍受”的力量，大多数没有财产的人同现存的“有钱的有教养”的世界对立时，消灭分工的历史条件就显现出来了，而这个历史条件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的。前面已经讨论过数字技术对传统生产力的革新作用，并将数字生产力作为直接生产力来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这就意味着人的物质生活需要得到进一步满足，人的自然的、社会的本质的实现在现实生产中不断取得必要的物质前提，这也就是数字技术为创造这个历史条件做出的巨大贡献。只有在满足人生存的第一个需要之后，人才能开始新的需要，即满足生活需要之后才能追求精神层面的享受和个性的自由。数字技术对自然力的应用达到了新的高度，将人从简单、机械的、可重复性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同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缩短必要劳动时间，使人能够拥有更多的时间去发展艺术、科学、教育、文化等，提升内在价值、展现感性生命，各种劳动新方式和经济新业态也为人们参与创造性劳动、发挥个性自由拓宽空间，人的本质必然在满足物质、精神两大需要的基础上日益丰富。同时，“创造性实践的过程及其产物使人的本质力量以直观的方式呈现出来了” ‎[7] ，实践就是人通过生产劳动不断突破和超越自然本质，实现社会本质的过程。数字技术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创造性产物，从一开始就与人的社会生活休戚相关，并为人的本质的实现与发展提供技术支持。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等数字技术不仅给予人以数字内涵，“向善”的数字技术将传统碳基生物意义上的人与数字技术相结合，从而弥补人的生理局限，拓宽人实现其内在情感价值需要的途径，改变人的存在方式和生活方式；还实现了在数字空间中延伸人的虚拟身体，突破传统民族、国家、地区等物理空间对人“在场”的限制，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领域相融互通，实现全息化数字场域，使人作为类的特性得以显性化。

4.2. 数字技术与“现实的人”的自由解放

马克思总是站在人类文明进步与时代发展的高度，辩证理解科学技术在人类追求自由与解放进程中的巨大作用，“马克思技术思想的归宿就在于追求人类的自由与彻底解放” ‎[8] 。马克思谈论自由与解放并不是从抽象形而上学出发的，而是将其看做现实的人的感性对象性–活动，并随着科学技术发展不断实现。“现实的人”的自由解放绝不是传统形而上学观点上的“思想活动”，“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没有蒸汽机和珍妮走锭精纺机就不能消灭奴隶制”，这是一种“历史活动”，“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 ‎[3] (p. 154)。一方面，人的解放必须立足于不断发展现存的感性世界，并从外部世界获取解放的质料；另一方面，实现人的自由应通过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出发，一种独属于人的创造性实践。人类之所以能够成为区别于动物、生生不息的存在，就在于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就在于人能够意识到并将自己作为能动的主体来改变现存世界。数字技术的发展，使人意识到外在的世界已经变成数字世界与物理世界不断交融的现实状况，并且意识到要从现实的感性世界中获得发展质料，也就是要借助数字技术实现人的自由与解放。数字技术恰好能成为这种现实力量。

正如数字技术变革生产力为增进人类自由与幸福奠定物质基础，它也将是人类从各种枷锁束缚中解放其自身、把由人产生的各种关系复归于人自身的助推器。不同于古代世界的相对分散的、孤立的、有限的生存状态之下的“理念世界”，也不同于近代世界的借助外在的“物”来表现人自身的生活世界和社会关系的传统形而上学，马克思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的感性社会现实出发，把人的世界回归于人本身，把由人所产生的各种关系回归到人本身。既然数字技术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活动，现实的人作为数字活动的逻辑起点，那么数字生产关系必然也是现实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数字经济社会的发展就表现为使各种关系回归到人本身，从而为人的自由解放奠定物质基础以及衍生出来的一切有利条件。首先，一切社会关系回归自身的前提是劳动的解放。马克思认为，资本使用机器不仅能使劳动最大限度增殖，还能使人的劳动，或曰力量的支出缩减到最低限度，这将“有利于解放了的劳动，也是使劳动获得解放的条件” ‎[5] (p. 192)。毋庸置疑，数字技术作用于生产领域将为劳动的解放创造条件，人们对劳动方式和劳动时间的选择更为广泛，把从事被迫劳动的人复归为从事自主活动的类存在物成为可能，为人从物的幽灵般统治下的解放奠定基础条件。其次，人的生产实践，归根到底还是人的活劳动，劳动解放的路径必须在人的社会实践中对私有制，毋宁说是“现实的人”的对象性–活动对资本主义理性法则的扬弃。无论是数字技术异化还是数字劳动异化，对异化的自我扬弃都必须走扬弃资本的道路，也就是异化与异化的扬弃走的是同一条道路。数字技术的发展限度和向度必须立足于现实的世界、现实的人，始终坚持将对资本的批判与人的现实生存问题的解决结合在一起，才能从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中真正走出现代科学危机的理性形而上学窠臼，为人的自由解放理清现实力量。最后，劳动、科学的解放意味着一切社会关系回归于人本身的现实的解放。数字社会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等一切社会关系都是诉诸于物质性的数字实践活动而产生的现实的人的关系，数字机器的背后仍然是人的智力投入，而不是独立于人的生产实践的逻辑关系表达。数字生产力作为人对自然的改造过程的历史必然产物，它应被视为一种现实的、创造性的物质力量手段，为人突破自己的物质异化、精神异化束缚，走向共产主义的全体人类的总体性发展提供强大动力。抛开资本逻辑的数字技术能够给予人们更多自由的空间，人们能够遵从本心的感性力量来与自然、社会、他人建立社会关系，而不是屈从利益、算计、欺骗和谎言，人能够在各种关系中发挥自己的自由个性，将自己的发展与社会的、自然的、他人的发展都作为一切活动的出发点和目的，为每一个社会成员创造自由发展的条件。现实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数字技术，将成为推动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巨大冲动力，为扩宽人的生存空间、解决人的发展现实困境、实现人的自由解放的关键力量。

4.3. 数字技术与人类文明新形态

随着现代性理式的内在矛盾日益显性化，科学技术引发的人类文明危机使得哲学家们开始从人文视角反思科技理性。芒福德从人的生命本身、人的内在精神来探讨技术与文明的关系问题，认为应将人类本身置于文明发展的根本位置，以技术与社会结构的动态稳定来突破技术与机器的“围剿”。作为科技在现存世界的新发展–数字技术，拥有不同于传统蒸汽力、电力等技术的共享性特征，能够将作为个性的人与作为类的人在世界范围内实现去中心化、去地域化、去民族化、去国家化的联合，以期从网络命运共同体进一步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换言之，数字技术的深度发展带来了“地球的一体化”，人类文明能够在更广阔的、更自由的空间中交流互鉴，科学技术的发展与人类文明进步将趋于“同化”。马克思始终站在资本的对立面来审视科学技术，认为技术异化与技术异化的扬弃走的也是同一条道路，技术的异化必须采取技术的方式祛除，也就是回归到现实生活中扬弃技术异化的根本原因–资本逻辑，使技术的本质回归到现实的人本身。数字技术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这一从人的实践活动出发的感性现实是能够被确证的，那么，由现代理性工具统治下产生的数字技术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文明危机，从根本上来说都是对人的本质的偏离与异化，而这一现象的深层次原因依然是资本，而非技术。数字技术本身并不具有价值偏向性，数字资本逻辑的价值定向由资本人格化主体为实现私人利益而赋予，数字技术应该遵从技术本身的发展逻辑，即科技发明的初衷应是为了推动经济社会的整体文明进步、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和解放，而不是走进偏离社会主义定向的技术异化怪圈。一方面防止资本逻辑将数字技术作为无序扩张的工具手段，防止数字巨头将人的行为转为可量化的信息并无偿或低成本占有，利用数据资源优势渗透普通大众的社会生活，以绝对权力构建数字规则控制人的行为活动；另一方面不能将数字经济社会建设视为一蹴而就的事情，“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9] ，现实的经济社会发展尚需数字生产力和数字生产关系不断扬弃自身，建设数字文明、实现人的复归必然是一个实践的长期过程。

数字技术作为人的力量的对象化产物最终又回归于人本身，同时人又在对象性–活动中构建数字社会，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数字技术将创造一种扎根于现实世界、承认并尊重人的感性生命的数字文明，并在美美与共的文化基因中将文明成果惠及世界人民。“中国文化精神自有一种能力不使自己陷于彻底的瓦解，始终就在感性生命的层面上顽强地重建对天道的领会，而绝不把这天道高举于感性生命之上，使之成为脱离情感的、抽象的理式，进而贬抑感性生命” ‎[10] 。在中华传统文化精神的指导下，数字文明必然会展现出有别于理智形而上学、科学实证主义、效率主义等西方传统工业文明的积极一面，将对数字社会的构建建立在人与自然、社会、人本身和谐共生的基础之上，这与数字技术的社会主义定向并不矛盾。数字技术作为人的理性力量的产物，要想实现真正的道德，必须将“人”作为目的，也就是说，“每一个理性存在者都应当决不把自己和其他一切理性存在者仅仅当作手段，而是在任何时候都同时当作目的自身来对待” ‎[11] 。数字技术的发展必须尊重人的感性生命，把人从技术与资本糅合的工具理性压抑中解放出来，消解科学技术、资本逻辑物化为独立于人本身并统治人的外在存在物的异化特性，实现数字时代人对人的自然本质、自然界的人的本质的复归。只有数字技术与人类文明社会之间和谐发展，人与人、人与机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才不至于陷入数字资本支配下的原子化的孤立状态，同时人之感性生命本质所内在蕴含的个体自由和社会发展的和谐统一才能跳出资本理性法则的制约，而从人的社会价值之确证中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文章引用

王廉洁. 关于数字技术的三重审视——基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科学观
A Threefold Look at Digital Technology—Based on Marx’s Scientific View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J]. 哲学进展, 2023, 12(10): 1993-2002.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3.1210329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