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Modern China changed beyond the tradition since the impact of West Tide. Chinese ancient learning was defeated in the Sino-Western academic battle, especially when stopping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was put on the agenda, and as a Chinese intrinsic traditional academic, how to coexist with the new school system is a focu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Western classification is a great example for this problem, however, it deconstructed Chinese Academic form because of different tradition. Previous studies always focused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text of the Constitution of Guimao, thus ignored Chih-tung’s practice and thought before. This paper tries to depict the evolution process of Chih-tung’s classification for National studies from a slightly longer-term perspective, and compares it with the Constitution of Guimao. Finally, I analyze Chih-tung’s unique arrangements in Sino-Western learning from foreign languages.

Keywords:Chang Chih-tung, School, National Studies, Classification, Foreign Language

旧学与新制：张之洞的“中学”分科

王亚飞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四川 成都

收稿日期：2018年11月29日；录用日期：2018年12月13日；发布日期：2018年12月20日

摘 要

西潮的冲击使近代中国在“传统之外”变。中学在中西学战中惨败，尤其是停罢科举提上日程后，作为固有的传统学术“旧学”，如何与学堂这一“新制”兼容并存，是清季官绅办学时关注的焦点。西方的分科治学在为问题的解决提供思想资源时，却又与中学原本不分家的传统相轩轾进而解构了中学的统系。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奏定学堂章程》的文本解读，忽略了张之洞出任学政和外放督抚时期在地方的办学实务和学制思考。本文拟从一个长程的视角梳理张之洞划分中学门类的演变历程，将之与《奏定学堂章程》相参考，展现张之洞对中西学体认的动态历史图景，最后从何时习外语入手，透析张之洞在规划学制时折衷中西的独到安排。

关键词 :张之洞，学堂，中学，分科，外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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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分科治学本非中国学问的主流，“经史子集”的分类早被学界较多地论述并形成共识，即为图书文献分类，并非学科分类。但是晚清学堂作为统系国家文化与教育的实体，势必要弥合中西之间的缝隙，方能衔接新旧、兼顾中西。尽管中学向不主分科，但清季时人常有将中学分门别目地论述，张之洞也分享着该观念 [1]。尚不敢据此断定张氏及其同时代人已接受西来的分科治学观念，但可以肯定这种划分学问门目的方式，为张之洞以学堂这一新形式传承中学并将中、西学融于学堂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考察张之洞不同历史时期对中学门目的划分，并将之与其于光绪二十九年在京主持修订的《癸卯学制》进行比较，从张氏划分中西门目的变迁及中西课程在学制上的调整入手，以管窥张氏对中西学认识的变化和对文化危机的应对。

2. 张之洞对“中学”的划分

光绪二年(1876年)，张之洞在《创建尊经书院记》中已超越了传统“经史子集”的中学范畴，提出“经、史、小学、舆地、推步、算术、经济、诗、古文辞皆(中)学也”的论调 [2]。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张之洞集合幕僚编纂《劝学篇》，初步勾勒囊括中西学的新学制，有经学、史学、诸子学、理学、词章、地理、小学、政治(类似今日的“现代史”或“当代史”)等中学 [3]。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张之洞与刘坤一联衔上《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即“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之一)，其中亦呼吁建立新学制，而中学科目大致有读经、中国语文、历史、地理、本朝掌故、策论、词章等 [4]。显见，在规划新教育的建制之初，张之洞考虑将习见的中学名目，如经学、史学、小学、词章等，直接嫁接到学堂，就新学制下规制的中学科目数量而言，他也设想在学堂体制中为中学预留较大的空间。

不过以上都是停留在纸上的设想，一旦兼容中西新旧的学堂制度落实到实践时，其保留更多中学的预想即受到冲击。张之洞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的奏折表明，其在湖北兴办的学堂里，仅有修身、经学、中文、历史、地理等中学，与前述《江楚会奏变法折》仅仅相距一年，落实到实际办学层面时，掌故、策论、词章就从中学名单被剔除 [5]。这从侧面提示着，张之洞的学制思考与其办学实践或有相当距离，此外，亦可想见清季世风的激变，这反过来影响着当时的办学进程。光绪二十九年(1904年)，张之洞主持修订的《奏定学堂章程》颁布，这一近代中国首次付诸实施的学制体系仅规制修身、经学、中国文学、历史、地理等中学课程 [6]。而在初步构建学制时，张之洞认为中学的意涵远超经学、史学、地理、中文的界域。

将癸卯学制的中学课程与张之洞稍早的论述对照，则不难发现并非所有的中学名目都能在学制中找到对应的位置，除经学、史学、舆地(即地理)名目直接移用到学堂外(然而史学、地理课程皆兼有中外内容)，小学、词章、策论、诗、古文辞等则归并为中国文学，掌故、“经济”、“政治”则被分割到史学、政法等学科。除了还能在经学科目上看到癸卯学制的中国底色外，其余科目的建制都是在分科教学的主导下进行的一次重构 [7]。中学从不主分科到分科教学，不仅导致学科名目上的更替，更重要的是，破坏了各中学知识之间原有的联系和“不分家”的传统，由此造成知识结构和授受方式的断裂，引发新旧教育过渡上的连锁反应。

名目繁杂的中学，归化在学堂的修身、经学、史学、国文等科目，表明中学经历删改、调整、重组，并非原封不动地搬入学堂体制。从书院到学堂的转变，导致中学学科的归并和转化，诸多无法归入经学、史学、国文的“中学”便失去依托的学科载体，对中学而言是一种“损耗性转化” [8]。1905年科举废除，以学科为主线、以课程为主干的学堂成为文化存续的最主要形式，而那些无法归类到学堂科目，如理学、诸子学小学、推步等，除极少部分并入经史及国文外，大都沦落为不必学的学问。

如若将张之洞不同时期设想的中西科目作一比较，更能透视其对中西学认知的演变。《劝学篇》小学堂中西科目比约为1:1，中学堂约为1:1。体现张氏构想中西学应在学堂中平分秋色，至少中西兼重 [3]。《江楚会奏变法折》小学校的中西科目比为1:1，高等小学校约为4:5，中学校约为4:7。显见，随着学级的升等，西学科目呈渐增趋势，到中学校时几乎是中学科目的两倍 [4] ，揭示出《劝学篇》关于中西学不分伯仲的设想已经动摇。湖北的小学堂中西科目比为5:4，文普通中学为4:8 [5]。癸卯学制初等小学为5:3，高等小学为5:4，中学堂为3:7 [5]。总体而言，小学堂里中学科目显多于西学，但随着学程的升等，西学呈渐增趋势，直至完全超过中学，占据学堂的主导地位。

通过比较看出，《劝学篇》构想中西学的科目相差无几，显现张之洞想要尽可能地保留中学。但其后来却以西方的学科分类为标准，把中学建构成经学、史学、国文、地理体系，因而癸卯学制的中小学堂呈现出西学科目渐增，而中学科目基本保持原状且始终限于经、史、国文、地理的特点。也就是说，从书院到学堂中学是全方位地被西学挖了墙角。尽管如此，张之洞并未放弃中学与西学的竞争，相反，其从分科以外的制度入手，尤其在肄习外语的问题上，企图突出中学的地位。

3. 作为“学战”场域的外语

何时始习外语，涉及张之洞对中西学的态度，只是向来未受关注。其在《劝学篇》提出“中学堂”始习外语，但其时张氏的学制构想尚未铺开，不知其所谓“中学堂”具体所指。《江楚会奏变法折》主张外语应到高等小学始习；张氏在湖北的实际办学中，普通中学堂始设外语；《奏定学堂章程》明定中学堂始设外语课程。从学级名称来看，就何时始学西文，张之洞似有过在高等小学堂与中学堂之间的摇摆，但如若隐去学级名称，而把各学级对应的学龄作为参照，则会发现这种摇摆不但不存在，而且还能显现张氏的某种坚持。

《江楚会奏变法折》设计15岁入高等小学，《奏定学堂章程》设计16岁入中学堂，湖北的文普通中学明定招收15岁至24岁的学生，这样看来张之洞对于何时始习外语是有定见的，且一贯限定在十五六岁之后。学生何时习外语看似无关紧要，但张之洞却有着很深的文化考量，因为这牵涉到中西学的先后问题，而先后问题折射的就是主次问题。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张之洞即强调“不必早习洋文”，要求必至高等小学毕业后始可兼习，他认为其时学生年仅十五六岁，口舌仍属灵便，并不为迟 [6]。实际上对“不必早习洋文”的坚持，除年龄、口舌等因素外，张氏更看重学习中文与西文的次序，他深知中文与西文的背后，分别代表着中学和西学。

光绪二十四年(1898)张之洞即瞩目“循序”问题。鉴于“先入者为主”的事理，张氏力主须“先以中学固其根柢”，“然后择西学之可以补吾阙者用之”，庶几“有其益而无其害”，这即“讲西学必先通中学”的循序原则 [5]。但是洋文在当时涉及外交、游学、教案等时务，又不得不讲求，故《奏定学堂章程》提出“中学堂著重在外国语”，并在学时上向外国语倾斜，“以为将来应世办事之资” [3]。为了化解既要固中学根柢，又须讲求外语的矛盾，张氏提出“小学堂勿庸兼习洋文”和“中学堂以上各学堂必勤习洋文”的纲要，其认为小学堂学生年幼，当以圣经根柢为主，故各科均以汉文讲授，毋庸另习洋文，以免抛荒中学根柢，而“方今世界舟车交通”，不通洋文势必有碍交涉、游历、游学，又不可不讲求，因而中学堂以上各学堂务必勤习洋文，其钟点也是除经学外最多的 [9]。在这一张一弛之间，显现出张之洞调和中西却又以中制西的苦心孤诣。

何时始习“洋文”，似乎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但张之洞却看到其背后“通中外、消乱贼、息邪说、距诐行”的大关节 [10]。在张氏看来，外语已不再仅是其字面意思——外国语言文字那么简单，其背后裹挟的是汹汹而来的西学。张氏在《劝学篇》主张“中学堂”习外语，虽不明“中学堂”具体所指，但如若考虑到其极力强调的“循序”原则及后来的学制规划，当可推定学生不会小于十五六岁。

在“舟车交通”的清末，与交涉、游历、游学有重大关系的外语，其实用性和重要性越来越突显，因而一般而言，外语似应早习为宜且越早越好，“以为将来应世办事之资”。表面上，张之洞在何时始习外语的问题上亦有过摇摆，但实际上其一贯秉持“不必早习洋文”的原则，且限定外语的学习不能早于十五六岁。这表明张氏并不因时势所需所迫而动。在学外语的问题上，比起口舌、年龄等条件，张之洞更着意于中学与西学的先后问题，这与《劝学篇》的“循序”思想吻合，更是其“讲西学必先通中学”主张在学制上的落实。除“洋文”外，癸卯学制规定历史、地理课程先中国后外国的教学次序，同样是其“循序”思想的实践。先中文后西文，先中国次外国，实际就是要先中学后西学。其背后除了蕴涵由近及远、循序渐进的合理性外，更有张之洞欲尊中学，置中学于西学之上，甚至借中学固根柢，激发忠爱的隐隐苦心。

4. 结语

“学战”思潮在近代中国思想界时隐时现，不过中西文化的竞争是一个长期存在的过程。晚清学堂是文化争夺的重要舞台。张之洞在制定晚清新学制的过程中，有意无意地区隔中西，但从整个新学章来看，西学在学堂还是占据了主动地位，而中学虽落下风又不甘示弱，进而造成晚清“新教育”中西学兼容、竞争的纠葛关系。

分科治学本非中国文化传统的主流，但也存在划分学术门目的痕迹，故西方分科观念梯航而来时，便成为张之洞解决学堂容纳中学的思想资源。在张之洞早年的论述中，中学的范围不限于“经史子集”的范畴，规划学制之初，也曾想把名目繁杂的中学名目嫁接到学堂。不过在其地方的办学实务和后来的学制规划中，张氏早已突破了想在学堂为中学留下更多空间的初衷，而以西方的学科分类为标准，检视中学的知识体系，经过删改、调整、重组后，中学被建构成包含修身(伦理)、经学、史学、国文等学科的统系。从不主分科到分科教学，不仅导致学科名目上的更替，更重要的是，破坏了中学知识之间原有的联系和“不分家”的传统，由此造成授受方式和知识结构的断裂，引发新旧教育过渡上的连锁反应。

中西学科目在学堂中的数量相当能说明问题。《劝学篇》构想中西学的科目相差无几，与其尽可能保留中学的设想若合符节，不过以西方分科标准分割中学后的癸卯学制，其呈现出西学科目渐增，而中学科目基本保持原状且始终限于经学、史学、国文的特点。不难看出，西学占据着学堂的主导地位。

不过张之洞在肄习外语的问题上，通过限定始习学龄企图挽回中学的颓势，以与西学抗衡。在“舟车交通”的清末，外语与“时务”相关，似应早习为宜且越早越好，“以为将来应世办事之资”，不过张之洞却主张“不必早习洋文”，限定十五六岁之后始习外语。在习西文的问题上，张氏更看重学习中文与西文的次序。先中文后西文的制度背后，是贯彻“中体西用”先中学后西学的实践，其深知中文与西文的背后，分别代表着中学和西学，这与《劝学篇》的“循序”思想吻合，更是其“讲西学必先通中学”的主张在学制上的落实。

文章引用

王亚飞. 旧学与新制：张之洞的“中学”分科
Ancient Learning and New System: Chang Chih-tung’s Classification for National Studies[J]. 社会科学前沿, 2018, 07(12): 1904-1908. https://doi.org/10.12677/ASS.2018.712283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