暨南大学，广东 广州

收稿日期：2022年2月22日；录用日期：2022年6月8日；发布日期：2022年6月16日

摘要

姜淑梅的民间记忆写作既是展现动荡社会乱穷世相与民间观念的乡村志，也是作者对自身女性记忆与记忆中的女性加以编码的人物志。无论是作家的女性记忆还是记忆中的女性，都传达着其对女性身份的高度认同，展现了姜淑梅较为先进但不无局限的女性观。而从主题来看，姜淑梅的故事不跳脱社会主流价值框架，然而，细节的讲述常在有意无意间显示出与既定主题的缝隙，民间故事的魅力也由此而生。从早期《乱时候，穷时候》《苦菜花，甘蔗芽》书写自己的故事，到后来为“上货”而不断转述听来的故事，姜淑梅的记忆写作或已遭遇瓶颈，但其早期创作所体现的社会性力量，仍然不容忽视。

关键词

姜淑梅，记忆写作，记忆理论

The Study on Jiang Shumei’s Folk Memory Writing

Weimei Li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Received: Feb. 22^nd, 2022; accepted: Jun. 8^th, 2022; published: Jun. 16^th, 2022

ABSTRACT

Jiang Shumei’s folk memory writing is both a rural journal showing the chaotic and poor world and folk concepts in a turbulent society, and a character journal in which the author encodes her own female memory and the women in her memory. Both the writer’s female memories and the women in her memories convey her high level of identification with female identity, showing Jiang Shumei’s more advanced but not limited view of women. Thematically, Jiang Shumei’s stories do not break away from the framework of mainstream social values, yet the details often reveal a gap with the established themes, intentionally or unintentionally, and the charm of folk tales is thus born. From writing her own stories in the early days of Chaotic Times, Poor Times and Bitter Vegetable Flowers, Sugarcane Buds to relaying stories she heard later on in order to “get the goods”, Jiang Shumei’s memory writing may have hit a bottleneck, but the social force embodied in her early works still cannot be ignored.

Keywords:Jiang Shumei, Memory Writing, Memory Theory

Copyright © 2022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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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六十学写字，七十来写书”( [1], p.13)，光是这一点，姜淑梅就令人惊奇。六十年来，文盲的状态也许限制了姜淑梅人生的更多可能性，然而，数十载的生活经历、天赋的文学灵气，成就了姜淑梅这个“讲故事的人”。2013年，姜淑梅崭露头角，出版第一部著作《乱时候，穷时候》。该书采用原生态叙事，以切身经历反映20世纪中国社会面貌，入围“2013大众最喜爱的图书”。之后，姜淑梅又以“每年一本书”的速度相继出版《苦菜花，甘蔗芽》《长脖子女人》《俺男人》等著作，2019年出版的《拍手为歌》则是民间歌谣的集合。老来写书，从零起步且坐拥代表作，姜淑梅的创作经历是一个难以复刻的传奇。

姜淑梅生于1937年，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种种政治运动。在秩序颠倒、极度动荡的年代里，姜淑梅是一个“有故事的人”。姜淑梅常有倾诉的欲望，每每讲完一个好故事，她总希望身为作家的女儿能够动笔将其写下：“这么好的故事，你咋不写呢”( [1], p.10)，以文字固定记忆、对抗遗忘，其实是姜淑梅深藏内心的隐秘愿望。本文以姜淑梅的记忆写作为对象，第一、二部分从乡村志与人物志的角度分析作品内容，第三部分从作品主题发掘姜淑梅笔下民间故事的魅力，最后评价姜淑梅民间记忆写作的总体得失。

2. 乱穷社会与民间观念

姜淑梅在战乱中成长，其笔下的社会充满了乱与穷的事象。《乱时候，穷时候》一开篇即写到土匪。刘二恶鬼觊觎百时屯，被正义的庞三砸死，结果引来数百名土匪对百时屯烧杀抢掠，直到人们请来正牌军，匪乱才得以平息。而后作者又在《刘克七的人》中写了土匪刘克七，在《金孩家的事》写到掳掠孩子的土匪“机关枪”，甚至“俺”的公公、百时屯里来云的娘也曾是“胡子”。《被胡子绑架的“亲戚”》还讲了娘解救一个被土匪绑架的人质、两家因此结成亲戚的故事，匪乱影响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乱时候，穷时候》第一篇文章《胡子攻打百时屯》中，姜淑梅明确提及这场匪乱的时间——一九一九年。民国时期，匪乱此起彼伏，《中国近代土匪史》一书提到：“中国的土匪势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恶性膨胀与发展。近代中国几乎可以说成了一个盗匪的世界”( [2], p.195)。于普通民众而言，对日常生活影响更大的不是军队，而是土匪。尽管姜淑梅当时还很年幼，有些故事是听老一辈人转述而来，但书中对土匪的着重书写，传达了普通民众对当时匪乱生活的深刻记忆。除了匪乱，三四十年代的战乱同样在姜淑梅记忆中占据重要分量。《扫荡》《拉锯》《捡弹皮》《逃难》《难民所里的人和事》等篇目无不与战争相关，日常遭受轰炸、抢夺、路上逃难、生病的体验在文中一一呈现。

乱穷社会中，人命如草芥，传统礼法崩坏，信仰重新洗牌。侄子孝顺阿婆，只为家产。无利可图时，侄子舍阿婆母女二人于露天野外，至其死去也不曾关心丝毫；老而无子的老广德请求侄子帮忙料理老伴后事，侄子假装没有听到；为了拿到父亲的钱，女儿杀死父亲；兄妹为了乱伦，和母亲密谋将父亲害死……伦理的涟漪为动荡的社会与人性的冷硬振毁，人物仿佛被道德伦理放逐，乡绅缺位，传统的“乡土中国”成了“乱穷社会”。姜淑梅生在山东，所谓齐鲁大地，孔孟之邦，鸡鸣狗盗、狗走狐淫之事层出不穷。彼时的百时屯，何尝不是中国大地的深刻缩影？百时屯的社会现实，映照着整个乡土中国的过去、现在甚至未来。

姜淑梅笔下的乱穷民间有着原生态的粗砺面貌和野蛮的原始生命力，但仍生动地传达着农民朴素的生存观念。《丁家和狼》中，丁家将猪圈设在家中，猪却频频遭狼毒手，懂点风水的外地人将猪圈设在大门外，反而保住了猪。此外，书中对黄皮子、邪气等场景的描写则具有“聊斋”的氛围感。正如郭于华所说：(人们)“对神明的心态和行为既可归结为一种民间信仰，更是生活世界中的一种生存技术”( [3], p.94)。闹鬼时人们劝鬼离开的祈祷，对邪气、鬼神、风水等神秘事物的敬畏，无不出于朴素而实用的生存观念与生活智慧。在《上水黄子》中，村民们将洪灾的发生归根于村里人对长虫的冒犯，诸如此类的说法让人想到了古代传奇中无数与灾害有关的故事：镇守一方的神灵(通常具象化为兽类)被破坏，人民遭受自然灾害，民不聊生。这类民间叙事通常有最基本的故事内核和情节模式，并在不断生成中具化为一个个“因地制宜”的传说。王晓葵对此有过精彩的论述：“民间传说实际上是一个记忆的生产装置，它提供一个近似于模版的故事程式，人物、时间、空间可以因时因地而变，但是，故事的脉络和主要情节大体相同” [4]。传说中体现的敬畏自然、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等民间信仰，在大众之间往往有着深厚的心理基础，维持着这类记忆框架的长盛不衰。故此，姜淑梅在《乱时候，穷时候》《苦菜花，甘蔗芽》等书中不同程度地穿插了与鬼神、风水有关的故事与传说。此外，除了神秘事物与民间传说，书中呈现的民间复仇观念同样引人注意。《唱扬琴的》讲了一个年轻人长大后为全家十几口人报仇的故事，姜淑梅的叙述重点在于唱扬琴的年轻人的复仇原因，对其过程的血腥、残忍则以侧面表现。《女老缺》同样是一个复仇故事。来云的娘是一个女土匪，“听说爹让人弄死了，她把大辫子往头上缠了几道，骑着马就去了东湖里，给爹报仇。咋报的仇，百时屯人不知道，她也不说”( [5], p.222)。故事是来云的娘向“俺娘”讲的：“俺爹叫人杀了，俺总想给俺爹报仇，想不出好办法，愁啊”( [5], p.222)。语气中，复仇不仅理所应当，某种程度上更是值得一说的事。在其后的描写中，来云的娘依然颇具英雄气概，“爱打抱不平，好骂人，不怕得罪人”( [5], p.223)，土改时甚至骂走了要开会斗她的农民会会长。在姜淑梅的叙述中，我们得以一窥民间承袭至今的“有仇必报”“为父报仇”“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复仇思维，在“以牙还牙”与“血浓于水”的内在逻辑下，复仇的故事与人物常充满传奇性质，为人称道，呈现原始而混沌的暴力美学形态。

3. 女性的记忆与记忆的女性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乱穷社会之中，乡村女性野蛮生长。姜淑梅的写作深受自我女性身份的影响，身为女性的记忆以及其记忆中的女性，无不生动传达出作家对女性身份的高度认同。

郭于华在对农村女性进行访谈后总结道：“女性主要记住的内容是：病痛、养孩子、食物” [6]，这一认识深有见地。姜淑梅多次写到自己逃难、生育过程中所患的病症。在《坐月子》一节中，生育孩子流失的大量鲜血、揉肚子让胎盘下来的疼痛体验，让人触目惊心。“放小脚”的伤痛更如女人们揭开裹布时流出的脓疮与血水——刺眼、不洁，常常为他人所忽视、遮蔽。《洗头》一文同样是对女性身体难为人知的脏、臭、痛体验的关注，老祖宗传下来的女人不洗头的规矩所带来的束缚、女孩结婚时头缠网子和叉子针入睡的疼痛感受，在文中不断显现，感性文字所营造的想象空间令人触动。“食物”同样也是作者着意表现的，“拉锯”战争时小妹四处捡东西的经历、大饥荒时期与儿子差点被饿死的遭遇、有关水肿院的记忆、为生存而偷公家粮食的恐惧与兴奋、为了家人而省吃俭用的经过，一一在文中呈现。姜淑梅的这些切身体会，无不是当时众多女性共同的痛点。姜淑梅的作品中还有女性被封闭在家的诸多体验，《戏迷婆婆》写“俺”的婆婆痴迷看戏而把“俺”独自留在家的怕鬼经历，作者在这类禁锢中感受到某种不平，相关叙述体现着某种萌发的女性意识。

从1960年开始，因为饥荒，“在家”的故事终结，“俺”跟随丈夫来到东北，开启20多年家属工的生活。家属工的日子并不都是苦泪，在工作中，被捏一手、掐一把的调戏与突如其来的荤段子成家常便饭，虽然粗俗，甚至有时野蛮，但却成了日常生活不可缺乏的调味剂。从私领域进入公领域，“俺”似乎得到解放。这种感受并非无迹可循，“集体化过程同样也是女性走出传统性别角色(给女性带来痛苦和压抑的角色)的途径，因而这一过程在她们经历痛苦的同时也能够带来新鲜甚至快乐的感受和记忆”( [3] )。但事实是，在繁重的日常工作面前，解放显得何其表面。“俺”不仅要照顾家庭，还要兼顾在外的工作。怀孕时，各人要努力与常人无异，才能避免被辞退的命运。集体化本质上使妇女们从家庭与宗族的附属品变为集体与国家之工具，然而包括姜淑梅在内的家属工们总是默默接受、严格执行社会对女性的要求，并在其中自得其乐。从这一角度来看，姜淑梅对自身女性处境的认识有所局限，对公领域的思考不足，其女性意识呈现出复杂的面貌。

姜淑梅还在书中记录了记忆中的众多女性形象。从女儿、家属、孕妇、母亲再到婆婆，姜淑梅将女性可能具备的身份囊括笔下，对各阶段女性的故事加以讲述。身为女儿，赵三姐被母亲虐待；二姑在爷公公家挨打受气；而小金盆、哑巴媳妇等人为补贴家用，几乎是被卖给男方。时过境迁，小金盆在晚年不无夸耀地总结自己的婚姻：“现在时兴自由恋爱，还兴离婚哩。俺比你大爷爷小五十岁，俺也过一辈子”( [1], p.87)。也许这份乐天知命的背后，同样暗含了难为人知的心酸？女儿们的悲苦，正如被奸污的二妮儿事后穿着的那件湿衣服，个中滋味，只有穿在身上的人自己知道。身为家属，面对大爷的荒唐赌博，本家大娘只有上吊；二嫂的弟媳更被叔叔杀死；王李氏是“俺”妹妹的婆婆，她没有自己的名字，一生奉献家庭，至死方休；“俺”最喜欢吃的是馒头，但上有老，下有小，有好吃的自然轮不上“俺”，身为家属、孕妇和母亲的女子，家庭责任感是她们无法摆脱的甜蜜又沉重的负累。《赔钱货》一文堪称是对女性各身份特点的总结，女子的一生是赔钱的一生。该文最后加上一段故事：为了不让女儿继续赔钱，只好不嫁闺女，及时止损，让人哭笑不得。婆媳关系是作者着意表现的，强势、凶悍的婆婆在文中比比皆是。除此之外，作者也关注到处于最边缘位置的女性：寡妇、二尾子、小媳妇、小指使……寡妇比寻常女子更要经受“贞节”的检验。为冲喜而嫁过来的姑娘，“守得干干净净，人人尊敬”，“人人尊敬”比守寡一生更让人不寒而栗。区长太太自觉守寡，最后却被两个小叔子轮奸到天明。也有不愿守寡的，为了改嫁不惜烧死自己的孩子。寡妇改嫁还有很多陋习：“寡妇改嫁可以抢，只要还没进家门，谁抢到寡妇，寡妇就是谁的”。“男人不把女人当人，女人也不把自己当人”( [1], p.77)，成了姜淑梅笔下女性的基调。

作者笔下还出现了一众女性反抗者的形象。“俺”对于婆婆的苛刻与欺压敢于据理力争甚至泼辣对骂；王氏大妗子面对穷凶极恶的公公婆婆，以武力相抗，最后把家里人收拾得服服帖帖；哑巴续娶的媳妇勇敢提出离婚，成功使自己重获自由……文中语言虽不动声色，但处于幕后的作者情感却了然。“回忆固然并非总真实，我们却不得不认为我们的回忆是真实的，因为它们是我们赖以汲取经验和建立关系，尤其是赖以绘制自我认同图像的材料”( [7], p.57)，姜淑梅的写作或有偏颇之处，但记忆的偏差恰恰表明了情感的倾向。

姜淑梅笔下对女性的关注、同情与赞颂，无不体现其对自身女性身份的高度认同。无需任何女性理论的启发，作者以数十年的女性经历与见闻，觉察了社会对女性的某种不公，并以鲜活的日常将其呈现。总体而言，姜淑梅的女性观较为先进，但对公领域的思考尚不够深入。

4.“足够好的故事”

20世纪中期，唐纳德·温尼考特曾提出“足够好的母亲”这一概念，在他看来，“一个足够好的母亲并不总是完全满足她孩子的需求，但她的爱护足以让孩子健康成长——跟过度关心孩子的母亲不同，后者总是面面俱到，没有留给孩子任何精神空间去发展个性。”受此启发，学者贺萧在研究妇女口述史时，提出了“足够好的故事”这一说法。“一个足够好的故事为开放式的阐释和模棱两可提供了足够的发展空间，而不是展现一种无缝隙的、已经完成了的叙述，这种叙述仅仅是对听故事的人已经知道的东西进行了强化”( [8], p.4)。笔者借用这一延伸而来的概念，发掘姜淑梅笔下民间故事与国家主题的缝隙。

姜淑梅的写作部分引入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提供的主题，但其讲述的故事有时却使这些主题变得复杂、混乱，甚至与之脱轨。《偷青》主要写“俺”和嫂子、三婶在饥荒年间偷麦苗子的经历，嫂子和三婶后来被社长抓包，村里专门开了两人的批斗大会，“批斗会开了一个多小时，最后喊了几句口号：‘打倒偷青的！打倒破坏分子’”。但会开完后，社长却将没收的东西悉数送回。“你别哭了，购粮证我给你，自留地我也不收你的。我要不镇压，到收麦地里啥都没了”( [1], p.125-126)。《偷青》的故事非常简单，但内里复杂的人情内容却远不能仅凭革命主流话语来囊括，尽管后者常常表现得更为强大有力。

姜淑梅关于身体的书写值得注意。关于辫子，文学史上最为人熟知的或是阿Q的故事，阿Q盘起辫子是为革命。黄子平说：“中国革命中，人们身体的形变以其最鲜明的视像激动文学的叙述，从剪辫子的故事、放小脚的故事到看杀头的故事”( [9], p.3)。作家们对革命的讲述往往采用最直接的视像来呈现，身体形变的过程曲折地道出革命的进程。然而，姜淑梅对人们身体形变的回忆，则是出于亲身见闻。在《乱时候，穷时候》中，1942年前后，“小日本都进来好几年了，百时屯还有十多个男人留辫子”( [1], p.66)。男人们留辫子的举动其实无关乎政治，只是因为头发长得好，舍不得剪。同时，剪辫子的革命意味淡化，剪了是为更好地进行劳作。务实的态度真实地存在于当时民众心中，民间叙述在“革命”的主题之外开辟了另一种可能。

作者对“放小脚”的叙述同样出于亲身见闻与体会。姜淑梅以最简洁的语言描述了裹脚的经过，看似不动声色，其实已传达给读者诸多痛感，小脚女人日常走路与劳作不为人知的隐痛，被作者发掘。女子要么经历脚形的畸变，要么遭受文化环境的催折。脚大的新媳妇或为丈夫践踏，或被挖去脚心的肉，更因不小心踩死几只鸭子上吊自杀。有了上述的“疼痛书写”，“放小脚”就不免具有革命意味，但姜淑梅笔下女子的放脚体验仍与正史有别。“刚开始，她们抓住一个裹脚的就摁住，不管同意不同意，把裹脚布拿走”。但事实上，“放脚得一点儿一点儿放，要是把裹脚布一下拿掉，脚难受得受不了”( [1], p.63)。在此，作家关于放脚的叙述与裹脚一样，以锥心的体验直击痛点，“革命”的宏大主题被搁置一边。贺萧指出：“对大多数妇女而言，她们一开始并不认为共产党部队的到来跟之前经常来的其他军队有什么区别。直到后来，社会变得稳定、有秩序，共产党的到来才被记忆为‘解放’”( [8], p.50)。与历史上大事件的生成模式类同，放小脚的意义在后期被建构，逐渐进入地方性的叙述与记忆之中。而在当时，大多数妇女也许并没有那么激昂的“革命”感受，反而是身体上的疼痛刻骨铭心。“党和国家提供的那些简单的从压迫走向解放的故事不一定是虚假或者方向错误的，但这些故事还不够”( [8], p.3)。至少在姜淑梅的笔下，历史迷雾之后晦暗不明的个体感受与记忆得以部分呈现。

整体而言，姜淑梅的写作通常在历史记忆的固有框架中展开，但其作品的张力在于，故事的细节往往削弱或部分偏离了“革命”“解放”等国家主题的主线。从裹脚写到放脚，全文本可结束，作者却在后面加了一个小小的“尾巴”，叙述的裂缝由此形成。《裹脚》的前文全是疼痛的体验，结尾却由庄里人说出：“不让女人裹脚，这是毛主席做的大好事”( [1], p.63)，概念化的“群众声音”显现出国家与集体话语建构的痕迹。当官方主流话语深入地方记忆并形成叙述框架，人们将历史进程归于一人之功，身体的解放就显得浮于表面，精神状态或陷入另一种被奴役的状态之中。这个“足够好的故事”，内含着与国家主题矛盾重重甚至抗辩对诘的嘈杂声音。主流记忆的框架既已限定，民间故事的细节却时常旁生枝蔓，提示着国家与集体话语之外的别样主题，彰显出民间叙述本身的独有魅力。

5. 姜淑梅记忆写作之得失

姜淑梅的民间记忆写作，是来自民间、草根的叙述。大历史下的微观视角，再现了宏大主题遮盖下平凡小人物的血泪人生。没有乡绅的忧国忧民，没有管理者的胸怀天下，多呈现，少说教，自己的所见所闻即是一切。姜淑梅原生态的记忆书写常常在不经意间形成叙述的分叉，未经权力之手操练、未被完全驯服的个体记忆因此显得尤为珍贵。带着体温的记忆书写赋予了我们更多在场感，让人感到自己离历史的真实仿佛更近一步。正如艾苓所说：“她写作的本意就是讲故事，一肚子故事不吐不快。只是无意间，她成为民间记忆的打捞者，也部分完成了她的打捞工作。” [10] 然而，姜淑梅在写作中所传递的复杂的女性意识，同样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闪光点，远非“讲故事”所能简单概括。

此外，姜淑梅的叙述已经超越“私”领域而进入“公”领域，记住的不再只是“病痛、养孩子和食物”，“登记”等公共事件与政治运动也陆续进入作者视野。《登记》一文有别于大历史书写，赵树理的《登记》所反映婚恋自由给青年男女带来幸福是真实，而大妮因抛头露面去登记而羞愧上吊，同样是一种真实。然而，历史上的种种政治运动，未必都能形成全民共识的记忆。如姜淑梅，不仅没有亲历，某种程度还因政治运动而成了既得利益者。“俺”本应被辞退，但因不准辞退临时工，因此“俺”又有了工作。公共事件对姜淑梅生活的影响颇为有限，有关记忆也就浮于表面。而“俺”对女性身份的认同与归属，则让“俺”的眼光常常聚集于女性身上，尤其关注女性所处的阴暗角落与血泪人生。简言之，客观来讲，作者对公领域的认知程度不深，思辨能力不足，相关描写未能触发人们更多思考。女性视角与个人视野，决定了此书虽以历史重大事件为背景，但难传达时代症候的特点。这是由于见识、学力与思维方式的限制，全书的思想深度也因而受到影响。考虑到作者老年识字的经历，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我们回忆许多我们能找到机会去讲述的东西。讲述是一种‘详尽的编码’，一种使经历变成故事的翻译”( [7], p.149)，换言之，回忆的讲述就是一个编码的过程，回忆在人们的脑海中绝非铁板一块、一成不变。姜淑梅以“要讲就讲人家不知道的事”“写就写老故事，越稀奇越有意思”( [7], p.15)的写作信念，记录乱穷时期充满暴力与污秽的民间，作者对记忆的选择与调整了然。然而，当这种写作信念过于强烈，作家笔下的故事就难免出现猎奇的倾向。如第一本书《乱时候，穷时候》，大量关于血腥、暴力、意外事故与伦理失序的现象，毕竟不是乡土社会日常生活的主流。到后来的《长脖子女人》《俺男人》，更有多数故事非作者亲身经历，而是听他人转述而来。“讲故事的人”所讲的只是听来的故事，放在乡土文化语境，就更有妇女攀家常、聊八卦的“拉呱”味道，因而，民间叙述的可信度有时便要打了折扣，故事也因此缺失了许多打动人心的力量。

姜淑梅在《长脖子女人》一书中作《上货》一文为序，将外出找故事称为“上货”。“上货”过程的趣味与曲折经历，为作者津津乐道。“这些有故事的人跟俺一样，一天比一天老，俺还得抓紧时间上货哩”( [11], p.9)，体现姜淑梅深蕴的社会责任感与历史意识。但仍不容忽视的是，当带有体温的记忆已经写尽，作家缺乏足够的文学创作力对自身经历以外的故事加以把握，其文学想象力又无法填补相关经验的空白时，记忆写作何以为继？“一年一本书”的愿望固然充满豪情壮志，然而，继《苦菜花，甘蔗芽》之后的《长脖子女人》《俺男人》等作品，记录了大量新听来的民间故事，早先创作中野蛮生长的新鲜生猛悄然退散，失去体温的记忆书写后劲不足，稀松乏味。从一肚子故事的一吐为快，到后来急于“上货”的任务书写，为自己而写让位于为读者而写，姜淑梅的原生态书写或已被作家化、体制化。自己的故事终有尽头，他人的经历难感同身受，这或许是记忆写作无可避免的宿命？

6. 结语

不得不说，姜淑梅确是“有故事的人”。作者以洗练质朴的语言，淡定写出社会的野蛮与人性的冷硬，不为所动的态度展现了一位老者历经沧桑的坚韧。而质朴的民间观念、复杂的女性意识、民间与官方话语叙述的缝隙，无不展现着姜淑梅笔下故事的独有魅力。如王小妮所说：“这光泽都来自日久弥长、悲苦绚丽的生活本身。”( [1], p.3)

从艾苓与姜淑梅对同场车祸的不同讲述中，我们得以一窥记忆写作于姜淑梅的重要意义。艾苓为母亲的《乱时候，穷时候》作序，在交待母亲的写作缘起时，提及父亲车祸丧生的遭遇和母亲对此事的反应。“爹娘随后从家里出发，坐汽车回山东老家。路经秦皇岛时发生车祸，爹当场死亡，娘就在现场。我能想出娘的悲伤和绝望。”( [1], p.7)母亲劫后的哀伤固然能为子女部分感知，然而，转述的文字终究不如亲身叙述更能传递出自我心绪的脉搏。一年后，姜淑梅在《车祸》一文中讲述事故的经过。丈夫意外身亡的状况、与肇事者艰难交涉的过程、为子女考虑而假装坚强的隐忍，通过经济简练的文字，一一呈现。而写作的同时往往也是疗愈心灵的过程。时隔一年，姜淑梅动笔写下了难以承受的失却，为原本无法言说的创伤提供了语言，苦难的“可以”诉说，为生命减负，也预示了人生继续前行的可能。而难被他人捕捉的细节、带着体温的记忆将直接超越面目不清的转述，为读者再现自我真实感知。同理，姜淑梅的《乱时候，穷时候》《苦菜花，甘蔗芽》的大量篇目拒绝他者遮蔽，以亲身经历为基底，呈现乡村社会面貌与人物特质，个人记忆在文字的凝结下显得尤为独特与可贵。

此外，当姜淑梅学会了写字出书，当个体的苦难被记忆、被书写，并以印刷、网传的方式流行于世，成为一个公共话题，个体的苦难也就有了意义。“个人的苦难背后，是社会的苦难。当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与宏观的社会历史结构、与国家的统治勾连在一起，所呈现的就是制度性的社会苦难” [12]，这是姜淑梅记忆写作不容抹杀的社会性力量。

文章引用

李伟妹. 论姜淑梅的民间记忆写作
The Study on Jiang Shumei’s Folk Memory Writing[J]. 世界文学研究, 2022, 10(02): 152-158. https://doi.org/10.12677/WLS.2022.102024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