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 李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收稿日期：2022年1月5日；录用日期：2022年2月16日；发布日期：2022年2月23日

摘要

“底本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研究领域。《红楼梦》的众多版本，不仅促进了“版本学”的产生，也让“底本问题”成为红楼翻译及翻译批评中极需注意的焦点。“底本问题”促使“底本意识”的显现、形成、运用。对于译者和批评者而言，“底本意识”有助于译文与评判质量的改善与规范。文章以冯氏论著为依托阐述底本意识的重要性，再现散论中高度的底本意识，并据此提出往后红楼复译及红译批评中贯彻该意识的方法。

关键词

底本意识，重要性，意识再现，策略

The “Version Consciousness” in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on Criticism

—A Case Study from Feng Quangong’s Work

Li Zhu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of Forestry and Technology, Changsha Hunan

Received: Jan. 5^th, 2022; accepted: Feb. 16^th, 2022; published: Feb. 23^rd, 2022

ABSTRACT

“Version problem” is a complex study field. The numerous versions of Hong Loumeng not only promote the generation of edition, but also make the “version problem” become the focus in its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on criticism. Moreover, this problem also advances the “version consciousness” to emerge and shape in researcher’s mind and be applied in their works. Therefore, “version consciousness” is conducive to the improvement and standardization of translated texts and critical contents for translators and critics. Based on Feng’s work,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important meaning of version consciousness, reappears this high consciousness in his book, and puts forward the strategies to carry out this consciousness in the future studies of Hong Loumeng retranslation and its criticism.

Keywords:Version Consciousness, Significance, Consciousness Reappearance, Strategies

Copyright © 2022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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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红楼梦》自面世后经历了多版本的流变。林冠夫根据一粟《红楼梦忏书录》的著录信息，统计得出钞本与梓本“总数达一百七十馀种”，且认为“实际数量，当远不止此” [1]。《红楼梦》版本众多，不仅催生了红学“版本学”，同时也为《红楼梦》翻译及翻译批评设置了多层障碍，而这些障碍继而促进“底本考证”成为红译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倍受翻译学界关注的杨宪益戴乃迭译本(以下简称杨译)和霍克斯闵福德译本(以下简称霍译)而言，由于版本差异、翻译目的、意识形态等众多的复杂因素作用，杨译与霍译参照了许多版本，择其主要者来看，以往学者考证出杨译前八十回以有正本、庚辰本为主，后四十回以通行的程乙本为主，霍译主要参照的则是196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以程乙本为底本出版的《红楼梦》。

按理说，红学“底本考证”的丰富成果应可促成《红楼梦》翻译研究者牢固树立“底本意识”，并用之于相关翻译批评中。如果说在考证出杨、霍各自的主要底本之前翻译界缺乏这种意识尚且情有可原，那么，在底本考证结果出现以后相关翻译批评者依然未有起码的“底本意识”，就不能轻易原谅。颇为可喜的是，冯全功2018年出版的“《红楼梦》翻译研究散论”(以下简称《散论》)在“底本意识”方面为当前的红译研究界树立了榜样。该著是冯氏以往红译研究的集结，所收录的文章虽完成于不同时期，却几乎都具有高度的“底本意识”。那么该著是如何体现作者的“底本意识”的？“底本意识”具有何种重要意义？未来的红译研究又如何贯彻此种意识？本文尝试做一阐释。

2. “底本意识”之重要性

冯全功认为“底本问题极其重要，如做译文对比研究(如杨译与霍译)，发现不同译本之间的差异较大时，或者发现参考原文与译文存在较大差异时，首先要考虑是否由底本差异引起” [2]。冯氏这一论述表达了两个值得翻译批评者注意的重要观点。其一，底本问题在翻译对比研究(包括译文对译文、译文对原文)中具有重要意义。其二，因“底本问题”的存在，研究者应树立应有的“底本意识”。需要指出的是，冯氏这里仅是道出翻译批评中“底本意识”的重要性。其实，对于产出译文的译者来说，底本意识也同样必不可少。以下分别论述底本意识于译者与翻译批评者的重要性。

2.1. 于译者而言，“底本意识”利于再现原作本意

杨译与霍译之所以成为红楼全译本的“两座高峰”，译者强烈的“底本意识”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于杨戴夫妇而言，他们是接受外文局派遣进行翻译工作，虽然二人译前并未亲自进行细致的版本考证，但“为了选择更接近曹雪芹原著的版本”，他们“请教了吴世昌等著名红学家” [3]，杨戴夫妇是站在彼时对版本进行深入研究的红学家的肩膀上开始了红楼译事，“底本意识”是显而易见的。与此不同，霍克斯本着对中华文化与经典的极大兴趣对《红楼梦》的版本进行了考订，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霍校本”，其考证的过程在《<红楼梦>英译笔记》中表现的一览无余。霍克斯之所以费力进行考订工作，一方面是由于其在阅读与翻译的过程中发现了不同版本的差异以及一些版本的错误，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受到当时版本研究的影响。不管是自我的发现还是外界的影响，霍氏的“底本意识”始终伴随着整个翻译过程。两家译者此种意识在各自的译本中很好地体现出来，具体来说便是在很多细节处再现了原作的本意。兹举一例：

第一回“甄士隐梦幻识通灵贾雨村风尘怀闺秀¹”中有关书名的演变因版本不同而有所差异。庚辰本 [4]、程乙本 [5]、俞校本 [6] 等在语言描述上有细微不同，却都没有提到《红楼梦》的书名，但是甲戌本 [7] 是有记载的，其原文如下：……改《石头记》为《情僧录》。至吴玉峰题曰《红楼梦》。东鲁孔梅溪则题曰《风月宝鉴》。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批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则题曰《金陵十二钗》……。这个甲戌本是胡适于1927年获得的，全书共16回，胡适认为此本的底本是脂砚斋于甲戌年(1754)抄录的，因此便认为是当时所知最古老的版本，但俞平伯之后指出甲戌本并非脂评原本 [8]。不论如何，目前的红学研究还是趋向胡适的这一判断的。来看霍译有关此段的译文：“...changed the title of the book from The Story of the Stone to The Tale of Brother Amor. Old Kong Mei-xi from the homeland of Confucius called the book A Mirror for the Romantic. Wu Yu-feng called it A Dream of Golden Days. Cao Xueqin in his Nostalgia Studio worked on it for ten years, in the course of which he rewrote it no less than five times, dividing it into chapters, composing chapter headings, renaming it The Twelve Beauties of Jinling, and adding an introductory quatrain...”(粗体为笔者所加) [9]。显然霍译是符合上述红学研究的，继而便可认为其译文是参照了甲戌本，并且很好地再现了原作的本意。杨译此段是“...changed the title of the book from The Tale of the Stone to the Record of the Passionate Monk. Kong Meixi of eastern Lu suggested the title Precious Mirror of Love. Later Cao Xueqin...” [10]，未曾出现“至吴玉峰题曰红楼梦”的译文。

但需要指出的是，杨译与霍译肯定在很多方面存在着差异，所谓的再现原作的本意是个相对概念，这个原作本意只是根据大多数红学家考证的趋同结果，因此只是一方译文符合这个趋同结果时，我们不能草率地否定另一方，要看到“版本选择”发挥的作用。

2.2. 于批评者而言，“底本意识”便于展开合理批评

纽马克说：“好的翻译批评是历史的、辩证的、马克思主义的” [11]，而我国形成良好的翻译批评趋势也是经历了过渡转型时期。早期国内的翻译批评多数局限于对原文和译文的比对研读，以译文对原文的忠实度、是否再现原作风格与作者本意等来评判质量的好坏，往往对译者等其他因素不予重视。鉴于理论或策略的发展是由雏形慢慢走向成熟，之后译者的地位被给予了肯定，译者的意识形态、翻译目的、诗学理念等也逐渐被纳入翻译批评的范畴，这也让国内的翻译批评更趋于合理化。所以，当译者将“底本意识”付诸于自己的译本中时，批评者便无理由对其视若无睹。然而，目前很多的红译论文还是缺乏足够的意识，论者“往往缺乏严肃的科学态度，缺乏对原文的仔细揣摩与深刻分析，凭自己的主观印象与初步感觉，就对译文进行天马行空式的议论；或者只抓住译文中的个别现象，不加以全面的衡量与验证，便笼而统之地下结论” [12]。兹举一例：

《红楼梦》第一回，庚辰本、程乙本及俞校本等开篇便是“此开卷第一回也……”，但是甲戌本是将这一段作为“凡例”单独存在的，并未放置于第一回中。我们查看杨译与霍译文本发现，杨译是将此“凡例”翻译出来，并与正文第一回融为了一体，而霍译是直接把“凡例”删去不译。素痴曾对程本和脂本进行比较研究，对“今本”——程乙本的开头“此开卷第一回也”一段表示疑惑，认为第二段“看官，你道此书从何而来”才是文章的真正开头，加了“此开卷第一回也”一段之后，这“看官”的一句便显得突兀 [8]。很显然，杨译是趋于“今本”，而霍译是趋于“甲戌本”的。但有些译评者却因没有辨别底本差异，便草率给霍译文定下删改等结论。

除此之外，我们还能从霍译中察觉到两点信息：一、霍氏应该是受到当时红学家考证辨析的影响才将甲戌本的批语即“凡例”给删去了；二、霍氏将“凡例”删去是迎合了西方读者的口味的，毕竟多数西方作家或读者并不喜欢开篇冗杂的叙事背景的交代。杨译以异化为主，在于传播中国文化，霍译以归化为主，考虑译语读者的适应，他们综合多种因素最终选择不同版本服务于自己译文，倘若批评者视这些因素于不顾，尤其是未形成“底本意识”，那么在批评中肯定会给上述例子中的霍译扣上不忠实的帽子，如此便不能开展合理批评，进而阻碍健康翻译批评的进程。

2.3. 于译者和批评者两者而言，“底本意识”可规范对互文资源的利用

对译者来说，互文资源作用巨大，它似张僧繇的神来之笔，会让译作亦具有“画龙点睛”之效。有关互文的概念，程锡麟指出，互文的广义性指的是任何文本与赋予该文本意义的知识、代码和表意实践之总和的关系，而这些知识、代码和表意实践形成了一个潜力无限的网络 [13]。程氏将“代码、表意实践”纳入互文概念之中，这对于当前《红楼梦》复译不无启示，因为随着跨文化交际的深入，依托原作本意或据此改编的戏曲、电影、舞台剧等逐渐走出国门，把晦涩的文本转化成了实践活动。而复译者完全可以把这些实践活动传达的主旨、内容等互文资源借鉴到自己的翻译中去。

但需要指出的是，译者不能够对这些互文资源过多依赖，同时务必将“底本意识”贯彻其中。国外这些改编的实践活动、文本知识等互文资源没有或者极少是在考虑到各版本差异的情况下产出的，那么译者就需要择其适合的地方加以运用。除此之外，广泛参照和利用其他相关互文资源，以“底本意识”进行辨析，才有可能让自己的译作趋近精品。有关于此，其实霍克斯早就有所察觉。兹举一例：

第二十三回“西厢记妙词通戏语 牡丹亭艳曲警芳心*”中有一句描写宝玉的话，程乙本是“……宝玉呆了半晌，登时扫了兴……”，霍克斯在其《<红楼梦>英译笔记》 [14] 中指出乾抄本此处为“好似打了个焦，登时扫去兴头”以及庚辰本是“好似打了个焦雷，登时扫去兴头”，并且备注“焦：霹雳=旱雷”，最后霍译为“.... At this bolt from the blue his countenance fell and all his animation drained away” [9]。很显然，霍氏在考虑到版本差异、“焦”或“焦雷”互文性解释以及艺术性表达之后，选择了后者而舍弃了程乙本。

对于批评者而言，互文资源也极其重要。从事批评工作，合理、公正、有据是将批评氛围推向良好方向的必要因素，而这些因素中是少不了互文资源的身影。批评者接触到的互文资源一部分会与译者重合，这部分资源很重要，它可以反过来帮助批评者检测译者是否正确进行了利用。但更有价值的是未被译者察觉到的互文资源，这也是实施“合理、公正、有据”的关键所在。值得注意的是，倘若译者在对互文资源运用时具有“底本意识”，但批评者未形成该意识，那么就会出现两种后果：一、译者与批评者接触到同一互文资源，批评者会对译文出现讹误判断；二、批评者接触但译者未接触到的互文资源，批评者的论证会缺失说服力。可见，对于参考多版本的文学翻译作品，在“底本意识”驱动下，依托互文资源进行审美性与科学性结合的分析与评价显得尤为重要。本文着重探讨的冯全功的著作便很好地体现了此种批评模式。

3. 《散论》中“底本意识”显现

李晶指出“底本之确认是评判译本价值的第一步” [15]。我们欣喜地发现，冯氏《散论》的主体多以某一角度对杨霍译本对比研究，但不管是自我对译文的评判还是对他人红译著作或论文的评析，“底本意识”一直存在。本文将《散论》中的意识凸显划为三类做以阐述，即“隐性底本意识”，“显性底本意识”和“其他版本意识”。

3.1. 隐性底本意识

本部分主要涉及《散论》上篇的4篇论文，这些文章是以研究范围的梳理和建构为主，并不或者很少配以范例阐释。但是因为这些论文的视点和年限跨度较广，并且话题的覆盖性也很强，“底本问题”往往就会被捕捉到。这也能够较鲜明地体现出作者的“底本意识”。现举例如下：

在“《红楼》译学的研究领域与研究模式” [2] 一节中，作者对研究领域和研究模式的分析与归纳可谓鞭辟入里，这两方面也存在一些对应关系。比如研究领域的“《红楼梦》翻译考证性研究”和研究模式中的“考证性研究”相对应，而此处的“考证性研究”多牵涉的就是以《红楼梦》译文底本考证与早期译文(片段)考证为主；在“新世纪《红楼》译学的发展现状及未来展望” [2] 一节里，作者通过分析将“书名翻译及译文底本考证”作为焦点之一放置于发展现状中；而在“喜看红学添新枝——《红楼梦》翻译研究专著述评” [2] 一节，“底本问题”促使作者“底本意识”的显现，这种意识在“总体特征与研究趋势”一段前后出现两次，一次是在陈述“研究方式多为比较法”时，对例子的择选方面，作者提出“要注意典型性、主题相关性及不同译本之间的差异性”，另一次是直面点出红译研究底本意识仍有待普及。

这些论文从整体着眼能够不漏掉底本问题的相关梳理，作者的“底本意识”作用巨大。但倘若说本部分文论折射出作者的“底本意识”犹如“蜻蜓点水”一般，那么以下典型案例却时刻显现作者的强烈意识。

3.2. 显性底本意识

冯氏《散论》的中篇、下篇两章是著作的主体部分，这一部分主要偏向于对具体译文对比研究，同时也是作者身为批评者很好体现自我意识的重要部分。这两章多以杨译与霍译进行比较研究，少许会包括麦克休姐妹、王际真编译本的探析等。研究囊括回目中人物评价词、附加疑问句、诗体押韵策略、形貌修辞、死喻的敏感性研究等或热点或新挖掘的各种话题。而这些研究中的案例既具有典型性又体现着作者强烈的“底本意识”。兹举一例如下：

在“论《红楼》译评中的底本意识——兼评《<红楼梦>英译艺术比较研究》” [2] 一文中，作者批评“党争胜的著作没有意识到杨译和霍译的底本差异，导致了草率的研究立论”以及“在著者的主要参考文献中，没有《红楼梦》原著，所以我们也看不出他采取的到底是哪个原文版本”。指出问题之后，冯氏会配以典型讹误的例子。比如，作者指出在党著的例48中，其列举了第十四回描写王熙凤的一段话“尤氏独卧于内室，一应张罗款待，独是凤姐一人周全……”，霍译中出现了“a touch of scarlet in the field of green”，党氏依据的版本因没有该译文的对应句，所以便认为霍克斯运用了“增补型译写”，但是霍译主要底本程乙本是有这句话的——“……越显得凤姐洒爽风流，典则俊雅，真是‘万绿丛中一点红’了”。

从以上例子我们能够看出，冯氏作为批评者实现了“合理、公正、有据”的批评。而批评中的“底本意识”除了体现在指出他者问题和典型案例上，在服务于自己的分析当中也可见一斑。比如作者在指出某种版本的原文后，也会标出原文的具体位置。这一举措是非常重要的，原因有三：一、将“底本意识”贯彻整个《散论》分析中；二、能够检测所引用版本的正确性；三、中途引用其他版本能够及时做出调整。其实，冯氏这样的认识在中篇开始就已经指明了，他在脚注中明晰：曹雪芹，高鹗。红楼梦(底本为程乙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 4。以下各章引用《红楼梦》的原文，如果采用的是这个版本(笔者常用的原文版本，也是霍译的主要底本)，仅在正文中标明页码，不再加注标出出版信息。此类的明示，冯氏《散论》中多处存在，而像杨译与霍译文本以及引用不多的198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庚辰本等《散论》中都有交代。囿于篇幅，本文不再多做列举。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因为该《散论》是作者发表于不同时期的论文集结，在编辑的时候可能会对之前论文中典例的出处有不同的改进，这也同样能够体现出作者因“底本意识”而产生的认识进步。譬如：

在论述“《红楼梦》中‘笑道’翻译的对比研究” [2] 时文中有这么一例“宝玉便拉他的手笑道：‘好姐姐，你也理我理儿呢’”，该句源自2006年东方出版社紫军校勘的“曹雪芹.脂砚斋全评石头记”。但冯氏常用的1974年程乙本为“宝玉便拉他的手，说道：‘好姐姐，你也理我理儿！’”，而为了便于文章“笑道”的研究，冯氏最终还是决定遵循初写文章所用的版本。同时其也指出“文章其他两个例子已改为了通用版本，也借此重申底本差异对《红楼》译评的重要性”。

3.3. 其他版本意识

此处所说的是“版本意识”而非“底本意识”，主要指涉冯氏有意识地对《散论》中引用的不同年份出版的著作进行辨析，选择自己认为合适的版本。这类著作包括红译著作和其他著作。此“版本意识”可视为是“底本意识”的外延。由于强烈的“底本意识”，作者才会在论文中明细《红楼梦》的底本情形，而这便会进一步促使自己有效甄别其他著作的版本差异。其他著作可能会因为刊印、笔误、排版、布局等因素造成一些错误，那么不断更进的版本不仅会纠正这些错误，还会让自身的知识体系更加丰满。冯氏在认识到这一点后选择了适宜的版本，一方面不至于对早期版本产生误用，另一方面也增强了论文的严谨性。兹举例如下：

《散论》引用罗新璋，陈应年主编的《翻译论集》时，作者使用的是200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修订本而非早期版本；引用许钧等的《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翻译对话录》时，作者选择了2010年译林出版社发行的增订本等。

综上所述，冯氏《散论》中体现的“底本意识”是极其明显的，由此也能够凸显该意识的重要价值。鉴于此，那么以后的红楼翻译及翻译批评中又如何贯彻此种意识呢？

4. “底本意识”之贯彻策略

事实上，底本问题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研究领域，历来校勘者及学者对此花费巨大时间与精力，最终也可能只是达到一种趋同的态度。但是我们应该明白的是，当自己踏足牵涉底本的研究时，理应让“底本意识”服务于此。邓骏捷在其考察中指出，早在汉代，“刘向面对同一种典籍的‘内书’、‘外书’以及大臣藏书，尽管都属不同抄本，与雕板印刷发明以后的‘版本’尚有区别，但其校书实践必须注重‘底本’的选择以及与‘对校本’、‘参校本’的分别利用” [16]。邓氏研究表明刘向是较早将“底本意识”运用于自我工作中的。

及至当前翻译领域，谈及底本意识，有些人会认为这应该是针对批评者而非译者而言，因为诸如《红楼梦》等巨著很难再现译作。但正如波斯盖特所言，即使最优秀的译文也应该不断更新，每一个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译本以满足新时代读者的需求 [17]。在新的社会背景下，过往的译著因不完美之处可能被再次诠释，这便给红楼等留有复译的机会。但正所谓“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杨译与霍译中优秀的“底本意识”，复译者应当继承。由此就会涉及该意识的贯彻方法。以下本文将从“文本细读”方面着手加以探讨。

我们知道一部作品的问世传奇是顺应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和意识形态的，其所具有的丰富内涵一面符合社会流行的观点意义，一面又隐含在作品内部，是寄存于作家无意识的创作心理中的，而文本细读就是要“揭示这些隐含在作品里的真正动机，把作品的艺术内涵充分地显示出来” [18]。

陈思和曾提出过文本细读的四种方法，即“直面作品”、“寻找经典”、“寻找缝隙”和“寻找原型”。鉴于红学家对《红楼梦》中有些人物及事件进行原型追索，结果纷纭，故本文不将“寻找原型”考虑在内。而另外三种方法可以融合为一条线，以方便对红楼翻译及翻译批评中贯彻“底本意识”加以探究。

首先，陈氏指出，“直面作品”意味着要以文本为准，在阅读原著之前勿去参看对此著作的评价、研究论著等，避免先入为主的意识。但是由此会引发一个问题，即前文提及，霍克斯在翻译之前应该是参看了版本研究相关的著作，在有违“直面作品”的内涵下译文却是得到很多人的肯定。这是否意味着“直面作品”失去了价值？但进一步分析发现，霍氏此举并不显现出矛盾性，原因有三：一、霍克斯本身就对中华文化极感兴趣，阅读著作成为必然之势；二、霍氏的“底本意识”贯彻于翻译始终；三、霍氏能够很好地协调文本阅读与互文资源，细致考订出独特的“霍校本”。笔者相信，陈氏是认为相关论著或评论会对读者产生意识冲击，但是霍氏很好地化解了此种冲击。

对复译者来说应有两点需要注意：是否具备霍氏的译者态度与精神；霍氏译文是存在需要改进之处。鉴于此，纯粹的“直面作品”于复译者来说应是合理的选择。

译者排除外界对此著作的评论及著述，直接深入文章内部，以通行本为主要底本并参照其他版本，细致考究出差异，之后再动笔翻译。而相关互文资源的利用既可以在翻译过程中，也可以在整个翻译项目结束之后，以其作为工具来检测和完善译文。这一过程便包含了“寻找经典”和“寻找缝隙”两种方法。

此过程中，深入文章内部是会对“经典”进行细致研究。陈氏指出，所谓经典，是指文化传统中最根本的意象。“经”是指经书，“典”是指典籍，指那种经得起历史上反复被人引用、被人阐发的文化资源。而在翻译的过程中，这些“经典”也是译者相对比较棘手的对象，但又是跨文化交际的代表。那么，译者就需要多借助相关互文资源吃透“经典”，再选择适合的翻译方法将其最大限度地传递给目的语读者。

此外，上述过程中的各版本之间进行参照比较也有利于发现原文中存在的一些错误，这便是“寻找缝隙”。在发现这些“缝隙”之后，译者需要反复审视上下文语境和相关背景，同时要借助相关研究著述，力争将错误在译文中降到最低。

那么，按照这样的过程，我们不难发现，“寻找经典”和“寻找缝隙”是类属于“直面作品”中的，只不过前者与后者是微观与宏观的关系。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三者连成的一条线上，我们隐约贯彻了“底本意识”。从开始的版本对照梳理出差异内容，到因版本对照发现的一些错误，继而将错误再放入各版本具体语境中考究出合理的情形，再到深入不同版本文章内部吃透“经典”，最后依托互文资源检测和翻译文本。这一步步推进的过程便是“底本意识”在译者脑海中显现、形成、运用的过程。

而对批评者而言，由于需要面对原著和译文两者，故在阅读原著时，批评者也要经历译者所经历的文本细读的三种方法。但实际上，多数批评者却不能很好地平衡这三种方法。他们关注的批评对象多以“文化经典”为中心，很少“直面作品”进行多底本对照，进而对文本中可能存在的错误关注较少。由此就会出现缺乏底本意识而对译文产生不合理或不公平的评判。所以批评者在展开评析之前，也一定要把译者进行文本细读的方法付诸实践，这也是底本意识形成的阶段。此后，批评者才有可能将形成的底本意识过渡到译文与原文对照研究中。

不过，批评者的对比研究不可过分针对原文与译文的字当句对，也应从宏观角度对译文给予整体关照。译者对原文的结构、词章句法等进行调整，或者采取整合补偿等策略，是其对于两种文化差异及读者受众考虑后的决定。那么，批评者将过渡到对照研究中的底本意识与整体细评结合，评判才理应具备说服力。

5. 结语

对某一著作的不同版本进行校订是校勘者的首要工作，他们的考订结果会给往后的研究者提供便利。然而，因为典籍、史书等的问世年份与之后的校勘者所处时代有一定的距离，再加上这些著作存在多个版本，故考证工作极其复杂。因此，在最初校勘者考订研究的基础上，学者们又会亲身校订考究以服务于自己的学术，这往往会形成“版本学”。而这门学科中又不是一家之言，只是会存在一种趋同的研究成果，而这种成果会影响着译者对此著作的翻译工作。禹菲在研究《周易》在西方传播时提到，明末以后来华天主教耶稣会士多是尊重清代大儒的观点，翻译《周易》时，底本基本上都是选择朱熹的《周易本义》。但是朱熹的注本存在严重的迷思，继而她便提出了“底本之信”的问题 [19]。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底本之信”固然重要，但于《红楼梦》等的复译者而言，忠实于某一底本的同时，还要多参照其他版本，这样才利于“底本意识”遍布自己的译作中。

自香港学者林以亮开启对霍译底本最早研究至今，翻译界有关《红楼梦》译文的底本研究走过了40多年的路程，这期间涌现了一批不乏杰出的学者，如王宏印、李晶、洪涛、范圣宇、鲍德旺等。他们在进行译评的同时，始终将“底本意识”贯彻自己的研究中，为翻译批评界注入了鲜活的血液。近些年来，有关《红楼梦》英译研究的论文依旧层出不穷，但“底本研究”领域却出现断层，并且多数论文中的“底本意识”还不是很强。而对于多底本的文学著作而言，其英译中的“底本问题”理应值得译者及批评者的持续关注与探讨。

文章引用

朱 李. 翻译及翻译批评中的“底本意识”——以冯全功《<红楼梦>翻译研究散论》为例
The “Version Consciousness” in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on Criticism—A Case Study from Feng Quangong’s Work[J]. 现代语言学, 2022, 10(02): 263-270. https://doi.org/10.12677/ML.2022.102034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