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Fu Sinian is famous for his attitude against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his life, he always insisted on the scientific spirit of western medicine. It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education and experience received in the early years, the study abroad in London and Berlin in the youth, and the four times of the climax of the debate on “the preservation and aboli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Therefore, it needs to be examined in a long period of time to clearly understand why such cognition is formed. In 1934, he published the article The So-Called “Chinese Medicine”, which clearly stated his attitude towards Chinese medicine and joined the debate on “the scientifica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Keywords:Fu Sinian, The View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eory, Scientization, The So-Called “Chinese Medicine”

“东方”与“西方”的纠葛：傅斯年中医观形成原因探析

钟永前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四川 成都

收稿日期：2019年10月8日；录用日期：2019年10月18日；发布日期：2019年10月25日

摘 要

傅斯年素来以持抵制中医的态度而闻名遐迩。在他一生之中，始终坚持为具有科学精神的西医摇旗呐喊。溯其根源，与其早年所受教育及经历、青年时期赴伦敦和柏林留学、四次“国医存废”论争高潮紧密相关。因而，需从较长时段去考察，方能清晰地理解其为何形成此种认知。1934年发表《所谓“国医”》一文，明确表明了自己对中医的态度，加入至“国医科学化”论争之中。

关键词 :傅斯年，中医观，科学化，《所谓“国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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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代以降，随着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及中国文化自身危机的加深，使当时生活面貌产生了明显的“断裂”与“传承”。最初，沿海较早“开户”的通商口岸所受影响最大，而内地随后亦不同程度上受“新”的文化与观念冲击。这些变化给国人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其中几次重大的“中西医之争”就是极为重要的一方面反映。西方思维方式以及近代科学技术的传入，让时人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重新审视，便产生了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互碰撞。于改革开放后，尤其是随着“国学热”的出现及对传统文化的弘扬的提倡，作为传统文化一部分的中医，又引发时下学者的关注，诸多学者对过去民国时期的“中西医之争”¹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²而傅斯年于1934年3月5日在《大公报》上发表《所谓“国医”》，开始明确表达开了自身对中医的态度，之后连续撰写《再论所谓“国医”》等文章，系统地论述了提倡西医的科学化、反对中医的玄学化。对此，有部分学者已经注意到傅氏对中医的态度，并将傅所发的几篇文章进行了分析，部分还原了其反对中医玄学化态度背后的缘由 [1] 。但是，过去研究对傅斯年产生这样一种态度的分析缺乏较长时段的考量，尚未追根溯源。

2. 早年教育对傅斯年的影响

傅斯年于1896年3月26日出生于山东聊城。聊城的发展与大运河和八股文命运相伴随，于1905年科举制度虽废除，但是并未降低该地对传统文化的依赖程度 [2] 。在此背景之下，傅斯年在启蒙教育阶段仍然接受的是较为传统的教育，当时的人们仍然期待科举制度有朝一日会重新开设，没有完全放弃通过科举而走向辉煌仕途。于科举制度之下，清代学校所肄习者为科举之学，而科举之学尤重者为四书文，即时文或八股文。书院院长择取优异者要求即是“将经学、史学、治术之书，留心读贯，以其余功兼如对偶声律之学”，而八股有明确的格式规定，少有论者发挥余地，重视八股文教育，即长久以往地形成了细致遣词造句的朴实之风 [3] 。傅斯年家族历来重视传统教育，同时受其祖父的影响，又具有好战的一面，像其祖父一样，兼具武士与智者两种性格，养成了其日后好战、爱国的品格 [2] 。在1934年，傅斯年始终坚持自己的立场，发表《再论所谓“国医”》、《答刘学睿〈我对于西医及所谓国医的见解〉》等文章与“对手”进行论战，认为国医“无病理、缺诊断，而与近代科学不相容” [4] 。傅斯年对中医的态度尤为坚决，或许受其早年教育和家族的影响是较深的，这个烙印一直伴随着他一生。看待事物细致入微及拥有明确自己的立场，一直是傅斯年的风格。

在傅斯年的早期时代中，正是“经降史升”转型期。晚清以还，章学诚“六经皆史”说广为流传，尽管章学诚仍是尊经的，显然无意动摇六经的权威地位，但是章又认为“六经三史，学术之渊源也，吾见不善治者之瘴厉矣”，无意中又有由“经”入“史”这样一种倾向 [5] 。清代所倡导之治经传统，其学问又名朴学，乾嘉考据学一直盛行，在民国时期仍有较大的市场。傅斯年早期，正是出于这样一种由“经”入“史”转型期，但治学传统的转型并未完成，这也成为傅氏今后治史与判断事物的准绳之一。乾嘉考据学以其严谨的考据功夫擅长，在治经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在傅看来，考据学与西方的科学主义有相通之处，他认为“清代考据是中国学术中唯一充满了科学精神和逻辑推理的一个分支”，但是他又注意到，不能将清代学术本身理解为科学，而应当将清代严谨的文字训诂方法运用到诸如中国语言学的研究上 [2] 。因而，在这样的时代下，由“经”入“史”的潮流也在不断催化着傅氏对传统文化做出相应的思考。对于缺乏科学解释理论的中医，在傅看来，明显缺乏说服力，无法去严谨地验证其科学性，因而傅斯年“宁死不请教中医” [6] 也可视为自然之事了。

当然，对傅斯年来说，早期成长影响是深层次的。在1934年与陈泽东、赵寒松、刘学睿等进行国医之争中，为维护自己的立场，以科学精神作为武器为他提供了足够的底气。而科学精神在傅的心底扎根则要溯源至其留学伦敦和柏林，这对他在国医论争中认知取向的影响或许更为直接。

3. 傅斯年与“科学”为友

1934年，在与陈泽东、赵寒松、刘学睿等“对手”进行关于“国医问题”论战时，傅斯年主要就是利用“科学”作为武器进行的。赵寒松于《大公报》上撰稿《评傅孟真所谓国医》，对傅《所谓“国医”》一文予以猛烈进攻，论述国医大有优点之所在。陈泽东也在《论傅孟真侮辱国医文》中对国医在中国历史上所发挥的巨大作用进行了辩护，认为“溯吾国医药之学，创拾于神农，大成于岐黄，又有秦张诸圣继起，调摄护卫民生，以至于今，已将及六千年之久”。而傅立即发表《再论所谓“国医”》一文对上述两者予以回应，虽说傅在表面上说陈氏一文比赵寒松更为合理，但从字里行间明显可看到，无形中对“儒医”正统论予以质疑和批评。傅认为“中国传统的医学论本体上是些无知妄作，闭眼胡说”，而且赵氏所谓“西医认病菌为致病之唯一原因”，中医于此并无对应的说法 [7] 。明显可以看出，傅对赵、刘的论战是以“科学”为武器进行展开的。而傅与“科学”为友的观念主要是在留学伦敦、柏林过程中形成的。

傅斯年在伦敦留学期间，已经制定了全面地学习“西方学问”的计划，正是他这个计划，让他在留学伦敦期间接触了大量的西方文化，触发其初步树立起科学观念。傅在伦敦先是学习心理学，其后又转学医学，而且将萧伯纳(Bernard Shaw)、达尔文(Charles Darwin)和穆勒(John Stuart Mill)作为自己的偶像 [2] 。傅在学习过程中，发现了心理学与医学在进行实验时具有与乾嘉考据学相通之处，这样一种认同加强了傅氏最初决定广泛学习“西方学问”的决心。正是最初执中两用的原生性动机，给了他不拿学位，而需广泛学习“西方学问”各个领域的理论与实践。1920年，傅在信中告诉胡适，他不想做文章，原因在于“读书之兴浓，作文之兴便暴减”、“于科学上有些兴味，望空而谈的文章便很觉得自惭了”、“途中心境思想觉得比以前复杂，研究的态度稍多些，便不大敢说冒失话”及“觉得心里边extroversion的趋向锐减，而introversion之趋向大增”。从中可窥探出他思想的转化，在留学伦敦之前，傅作为维护传统文化的一员，是较为推崇乾嘉考据派治经之学的，而此时他逐渐追求科学，希图从科学中寻找到自己想要的那个“真理”。尽管中途因俞伯平之事有所耽搁，但是傅一旦下定决心去探索他心中的“真理”，就没有想过有所放弃。在伦敦的三年，他除了学习心理学和医学，在信中还告诉胡适：“近中温习化学、物理学、数学等，兴味很浓，回想在大学时六年，一误于预科一部，再误于文科国文门，言之可叹” [8] ，在信中，明显看出傅已经极为重视“西方学问”的各个领域了，而且他所接触的这些领域很注重思维上的训练及实验的验证。一方面，这为以后进行国医论战奠定了一定的基础知识，同时也为他在论战中进行逻辑严密的科学说理注入了思维素养。

1923年，因德国出现通货膨胀，给傅斯年留学德国提供了机遇。傅斯年在留学期间经济相对来说较为拮据，赴伦敦留学也是出于“性价比”的考虑。1923年，傅给罗家伦的信就说明了其留学期间的难处。“近期学费限下星期交，为之大急”，“星期一方知交学费在即，一文无着，十分着急或者死去” [9] 。在柏林的留学，使傅斯年进一步深化了他对“科学”的认识，也使其对“科学结构”的建构更为系统化。傅斯年虽是以本科生的身份于柏林大学人文学院注册，但是他主要精力确是放在与爱因斯坦性对轮相关的课程及比较历史语言学课程上。此外，比较关注能够给多种社会现象以科学解释的学科，将科学的解释扩大到社会现象上去，对傅影响最大的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分别是统计学、实证主义、兰克(Leopold von Ranke)实证学派和比较语言学 [10] 。这样的知识结构，使傅斯年形成了客观、严禁、科学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不仅提出了“史学即是史料学”的治史思想，而且也使他对国医的态度发生转变。众所周知，中医的确缺乏系统的理论概述，它的存在和发展主要依赖经验的传授。此外，它在为病者治疗过程中，主要也是凭借经验或者一种直觉感知，这对转而信奉科学主义的傅斯年来说，明显是缺乏说服力的。

傅斯年在英国和德国的留学，实验主义在他的心底扎根发芽已久，国医明显缺乏在实验途经上的说服力，故傅对此感到对中医是失望的。傅认为：“其实所谓‘国医’者，经则有之，验则难说；方则有之，良则未必” [11] ，而且“又如以海藻治瘰疬，在中国古书上发见甚早，在西洋深厚(傅斯年注：由汪敬熙先生告知)，但治瘰疬者是海藻中之碘，今用纯碘，海藻无须用了。这样进步又不是不解化学的中医所能办的” [12] 。在傅斯年与刘学睿及其他“对手”论战时，都十分强调科学术语的重要性，以及科学的实验性所带来的信赖感。而中医在病理及药理上的模糊性，给傅斯年更多的是一种不屑。他提醒道：“请看历代医书中一味药的成分，真实每况愈小，由两而钱，由钱而分，医生的世故一天比一天深了，说不会动刀，不会注射的中医常治死人，真正太恭维他们了，他的大罪过只是白白耽误人的病，使可治之症成不可治” [13] ，足以可见傅对国医失望到较深的程度。傅斯年他对科学性的追求不仅体现在历史语言研究所上，而且在生活的多种面向中都无形看到了他追求“真理”的一面。

4. 数次“中医存废论争”余波的激荡

根据李秉奎的研究，他大致将近代以来的“中医存废论争”总结为有四次高潮：第一次论争在1909年~1910年间，中国医学会围绕评价中西医和改良中国医学展开辩论；第二次论争在1912年，中医被北洋政府排除与教育体制之外，引发中医界救亡请愿及中西医论战；第三次是在1917~1922年间，余岩的《灵素商兑》激起杜亚泉、恽铁樵等人的回应；第四次为1929年至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余岩的《废止旧医案》获得通过，进而将论争推向高潮 [14] 。前面三次论争高潮时站在对国医本身问题的讨论，范围相对来说较小，所涉及的深度和广度未达到全面之程度。但是，前面三次论争确实深刻影响着第四次，可以说第四次论争是前面第三次论争高潮的“总积累”。傅斯年在1934年发变《所谓“国医”》一文引起轰动，可以说他也是在前面数次论争中，随之论争内容的深化和范围的扩大，加之他在英、德期间受科学思想综合作用，对中医“负面”的一面认识系统化，使之展开了对国医的批判。

尤其是在第三次论争高潮期间，“科玄之争”使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科学文化分野尤为明显，甚至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梁溯溟曾对两者作了系统的说明。“一个客观共认的确实知识的，便是科学的精神” [15] ，从而进一步指出科学与玄学的明显区分，“玄学总是不变现状的看法，囫囵着看，整个着看，就拿那个东西当那个东西看；科学总是变更现状的看法，试换个样子来看，解析了看，不拿那个东西当那个东西看，却拿别的东西来作他看” [15] 。梁氏以中西方对“艺术”界定的差异来说明“科学”与“玄学”明显存在分野，“大约在西方国家便是艺术也是科学化；而在东方便是科学也是艺术化” [15] 。西方讲求公例原则，需要大家公认证实，而中国传统特别将西方认为的科学视之为“术”，“术”主要追求的是一种差异，不能建立起共认的准则。对于中医，中医一向善于直接开“药方”，并无具有说服他人的系统的病理和药理，“中医不要去求病灶，因为他是认整个人的病了。西医定要去求病灶，因他是认合成这人的某器官某部分病了”，“科学的方法所得的是知识，玄学的方法天然的不能得到知识，顶多算他的主观意见而已” [15] 。梁漱溟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护者，其道出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实则是对传统文化优越感渐失的忧虑。傅斯年在1934年，进行“国医科学化”论争的理论武器，除了受英、德两国学术氛围的影响外，二十年代的“科玄之争”对他影响亦然。

傅斯年在1934年发表《所谓“国医”》一文引起轰动效应，不能说明他就是“国医科学化”论争的发起者，其实则为积极的参与者，在1934年引发论争的高潮。实际上，20世纪20年代末至1934年之前，就已经展开了对“国医”内涵的讨论、国医如何实现“科学化”论争及对国医未来走向进行了辩论，而且定调中医为负面性明显占上风 [16] 。这使傅氏对中医的认识向着负面的方向渐行渐远。傅氏他明确想有建立科学精神场所之雄心壮志，建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即是他在实践中落实自己的理想，“史学即是史料学”成为史语所重要的行动指针，就是力图将史学建设成为一门科学之学。而傅对“国医”的洞见不过是他在另一文化领域欲追求科学化的理想。1935年6月14日，在北平协和医学校毕业式中，傅谈及学医学护士之难在于“社会流传的非科学的疾病观”、“虚假的人道主义”、“社会上不鼓励的态度”及“中国的穷”，告诫后学要有“职业与道德的勇气” [17] 。傅斯年这是对即将走上医学工作岗位毕业生诫勉的话，同时也是他自己对科学化医学命途发展的担忧。这也是他在1934年发表《所谓“国医”》之后一年的又一次表态，一以贯之的中医观呈现出傅对科学精神向往的面向。

5. 结语

1934年，傅斯年在《大公报》和《独立评论》上发表《所谓“国医”》一文引起了轰动，引发了关于国医是否科学、是否具有历史意义的论争。在进行论争过程中，傅斯年一直坚持国医不如西医科学，国医借主观臆断及经验判断，直接对病者“开药方”。而西医恰好相反，它具有病理和药理的系统框架，经过了实验的证实，公认度较高，应当予以持续的发展推进。1935年6月14日，在北平协和学校毕业式中，傅氏对医学后生的诫勉带有明显的价值取向。傅告诫后生当前西医发展面临重重难关，需要众人有“职业和道德的勇气”，而且对西医未来发展的前程充满了希望。1941年5月12日，傅氏在《中央日报》南丁格尔女士诞辰纪念特刊上发表《护士职业与女子生活理想》一文言之：“在未来的新中国需要护士与需要医生一般的殷勤，这两者都是维持一个民族的基本之事业，比在疆场上抗敌的士兵一般可敬。至少是比大学教授是更可敬的了” [16] 。傅斯年本身就是知识分子中的一员，将护士与医生看作比教授更为值得可敬，可见其对西医推崇的程度。

从较长时段来看，傅斯年一直对国医保持一种怀疑甚至反对的态度。而形成这样一种认知，是有着深刻的根源的。傅斯年自小成长，就处于时代大变动时期，文化的剧烈转型给傅斯年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冲击。“旧”的文化衰弱成为大势所趋，从“新”的文化中寻找道路的想法开始在心底萌发。在伦敦和柏林留学期间，他接触了大量的科学理论与实践，培养起了一套系统的理论，心理学和医学成为他主要关注的内容，同时实证派和比较语言学对他亦产生较大影响。一套具有科学精神的理论体系和切身的科学实践，让傅斯年在“国医存废”论战中拥有了足够的底气和理论武器。关于“国医存废”论争肇端于1909年，之后经历了四次高潮。几次论争将国医的负面性挖掘越来越深，让傅斯年更为坚信他的选择的正确性。可以说，1934年傅斯年发表《所谓“国医”》一文，是他之前所有经历的“总爆发”。傅斯年在各种综合因素的作用下，在追求科学化的西医路上渐行渐远。不仅如此，在诸如史学研究方面，他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的建设视为其毕生志业，而“史学即是史料学”治史精神则贯穿于史语所历史始终，从中可窥得其欲把史学发展为科学之学的努力，这亦与其对中医和西医的认知殊途同归。

文章引用

钟永前. “东方”与“西方”的纠葛：傅斯年中医观形成原因探析
The Entanglement between “East” and “West”: An Analysis of the Causes of the Formation of Fu Sinian’s View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J]. 社会科学前沿, 2019, 08(10): 1810-1815. https://doi.org/10.12677/ASS.2019.810247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