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Discourse markers and metadiscourse are important topics in discourse analysis, which have many overlaps and are difficult to distinguish. This paper compares the two and summarizes their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This paper combs the definitions of discourse marker and metadiscourse, and generalizes that they are both discoursive, multi-categorical and multi-functional. In addition, the paper expounds in detail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from the aspects of theoretical basis, research objectives.

Keywords:Discourse Marker, Metadiscourse, Discursiveness, Multi-Categoricality, Research Objectives

话语标记与元话语之辨

付晓丽

河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河北 石家庄

收稿日期：2020年4月30日；录用日期：2020年6月5日；发布日期：2020年6月12日

摘 要

话语标记与元话语都是话语分析的重要话题，二者有许多重叠之处，难以分辨。本文将这二者进行比照和辨析，对其异同进行归纳。本文对话语标记和元话语的定义进行梳理，概括出二者均具有话语性、多范畴性和多功能性，并从理论基础、研究目标等方面，详细阐述二者的区别和联系。

关键词 :话语标记，元话语，话语性，多范畴性，研究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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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话语标记和元话语是语言交际的重要元素，是话语分析领域的两个核心研究话题。近年来，学界对这两个领域的研究日益深入，并取得了丰硕成果。遗憾的是，学界对这两个术语的辨析却鲜有涉猎。事实上，广大的话语分析初学者对此问题普遍感到困惑。

从语言形式上看，一些元话语标记，如“你看”、“其实”等，也可归入话语标记研究范畴。而话语标记的主要功能，如篇章组织、人际商讨、元语言(李勇忠2003 [1])与元话语的主要功能，如组织篇章、与读者互动、增强篇章说服力等(付晓丽，徐赳赳2012 [2])有多处重合，二者都与Halliday (1970 [3])提出的语篇功能与人际功能高度接近。此外，多数学者(如Schriffrin, 1987 [4], Fraser, 1996 [5])赞成把话语标记视为非真值条件，即话语标记对其主话语(host utterance)的真值条件和命题内容没多少贡献，也不发挥什么作用(Ranger 2018:6 [6])。学界也认同元话语从原则上讲是非命题内容(如Hyland, 2005 [7])。

话语标记和元话语究竟有何区别和联系？本文就此问题进行探讨，梳理和厘清二者的异同。

2. 话语标记和元话语概述

“话语标记”来源于英语“discourse markers”，近三、四十年来，虽被国内外学者赋予多个定义，但学界对此仍未达成统一共识(Maschler, Schiffrin 2015 [8])。造成这种尴尬状况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语言的不断变化，语义的模糊性和话语的变化；二是学者们使用不同的理论框架，对话语标记的类别进行考察(Crible 2018: 34 [9])。因此就衍生出林林总总的学术标签。据不完全统计，目前被用于描述话语标记的关联术语，高达三、四十种(Brinton 1996 [10], Fraser 2009 [11], Dér 2010 [12])。

在这些标签中，有些是以具体功能为原则命名，我们可从术语的表面意思，即它的“名”中，大致猜测出这个话语标记所覆盖的外延语言资源，即它的“实”。例如反映语篇组织功能的：“连接词”(connectives)，“发起语”(initiators)，“语用结构标记”(markers of pragmatic structure)；强调评论方面的有“评论小句”(comment clause)。突出括号形式的有“括号短语”(parenthetic phrase)。一些标签反映自然语言人际会话要素，例如“感叹语”(interjection)，“反应信号”(reaction signal)等。还有一些标签用于指称自发口头交际中，言者在话语组织方面的非流利(disfluency)现象，如“填充语”(fillers)，“迟疑语”(hesitators)等。

相比之下，有些标签则比较笼统，我们无法从字面意义中推断出这些标签术语的所指外延，例如“语用表达”(pragmatic expression)，“指示手段”(indicating devices),“话语信号手段”(discourse-signalling devices)，“话语语词”(discourse word)，“话语算子”(discourse operator)以及“话语粒子/小品词”(discourse particle)等。

尽管话语标记标签术语名目繁多，但在被学界广泛接受程度以及被显要学者偏好使用方面，每个标签的命运却大不相同。有些标签只是昙花一现，有些却有持久生命力。在几十个标签中，这四个标签discourse marker，discourse particle，pragmatic marker和pragmatic particle学界使用最多(Dér, 2010 [12])。其中，discourse markers这个标签，在Schourup (1999:228 [13])二十年前话语标记综述中，就被认定为当时最广泛接受的术语表达。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情况依然如此，“话语标记”discourse markers仍是国际学界最熟悉的概念标签(Brinton, 2017 [14])。

在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话语标记概念标签背后，是更为复杂的话语标记的工作定义。通常，一个概念标签往往会有与之相应的工作定义相伴。在话语标记的诸多定义中，有些定义比较具体，一般是采用传统语法项目范畴，定义者最大程度地把定义的要件与潜在的定义使用者头脑中的已知语法知识及术语相适配，例如Fraser (1999：931 [15])认定话语标记是“一类主要由连词、副词和介词短语充任的用以表达先前篇章和随后篇章之间关系的词汇表达”。有些话语标记的定义则比较抽象和宽泛，例如，Hasselgren (2002: 143 [16])提出，话语标记语是“一套实现更顺利交流的信号系统”(a system of signals bringing about smoother communication)；许家金(2009：83 [17])主张“所谓话语标记，主要指出现在现场即席话语中，用以标记话语连贯、传递话语互动信息的语言及非语言手段(如身势语等行为手段)”。

纵观这些话语标记的定义，大致可以勾勒出一个连续统：那些具体的(或狭义的)话语标记定义处于连续统的一端，那些笼统的(或广义的)话语标记的定义在连续统的另一端。其他定义则处于连续统的中间地带，向两端发生程度不同的偏向：或偏向狭义，或偏向广义，亦或比较折中。

相比之下，元话语目前在学界虽然也没有统一的定义，但情况要简单的多。一般认为，元话语的概念最初是由美国语言学家Zellig Harris (1959 [18])首创提出，在1980年代中期被系统发展。当时学界认识到，人们使用语言不仅仅是对外部世界进行客观描述，还用它来指语言本身(Hyland, 2017:17 [19])。元话语的奠基文献是Vande Kople (1985 [20])的论述，他总结了一整套元话语表达资源，用来提升书面语篇的连贯性、可读性，增强作者与读者互动，使读者更好地理解文章意义及作者意图。目前，学界一般认可元话语有两种研究范式：狭义的元话语和广义的元话语(付晓丽，徐赳赳2012 [2])。狭义的元话语以Anna Mauranen (1993 [21])为代表，坚持认为元话语就是元文本或文本自反性，倾向于聚焦语篇组织方面的特征。广义的元话语研究代表人物是Ken Hyland (2005 [7])，他强调语篇的社会性，认为语篇是作者与读者作为社会成员进行互动的结果。元话语是一组连贯的人际资源，用于组织一个语篇或者组织作者对于语篇内容或对于读者的立场。对于作者/说者而言，从根本上讲，元话语是指出于对读者或听者的考虑，作者/说者如何使用语言助力读者/听者处理和理解他们所书写/言说的话语(Hyland 2017 [19])。

综上，话语标记和元话语都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在分辨这两个术语时，要基于同一程度来进行比较：狭义vs狭义，广义vs广义。不建议把狭义/广义的话语标记研究同广义/狭义的元话语研究相提并论，那样势必会造成逻辑混乱。

3. 话语标记和元话语相同点

话语标记和元话语都具有话语性、多类别性和多功能性。

3.1. 话语性

话语标记，是对话语有标记作用的语言资源。元话语则是“关于话语的话语”，两个概念都与“话语”有密切关系。这种密切关系，是由话语分析的本质所决定的。话语标记和元话语都是话语研究的范畴。而话语分析的研究范式，从其开始确立起就包括两个维度：一是篇章的组织功能，一是语言使用者双方(即作者–读者；说者–听者)之间的互动(Stubbs, 1983 [22]，Brown & Yule 1983 [23])。这种研究范式时至今日仍有蓬勃活力，如James Paul Gee把话语分析定义为“研究语言如何在超句层面构建，以及语言(无论是单个词还是单个句子，还是比句子更长的单位，如段落等)在社会互动、机构、社会和文化群体语境中如何工作，即如何被使用、如何被阐释(Gee 2018: 21 [24])。

3.2. 多类别性

话语标记具有多类别性。从形式上看，大量的话语标记显然来自其他语法形式范畴。下表1是英文话语标记的类别情况。

表1. 多样的话语标记来源类别

(来源：Ranger 2018:5 [6]；星号为笔者所加。)

表1中的话语标记语的诸多表达，特别是前面标了星号的类别项目，可以被视为元话语资源。这些词汇–语法层面的语言资源，是话语标记研究和元话语研究的共同地带。表1所呈现的话语标记类别来源的多样性，不仅是话语标记的特征，也是元话语资源的特征。

3.3. 多功能性

话语标记与元话语一样，也从宽泛的语法范畴衍生而来。这些话语资源在其来源类别之内仍发挥作用。例如importantly，既可充当话语标记，表达作者/说者的态度、立场等，也可按照传统语法的范式，作为方式副词被解读(Fisher2014:271 [25])。话语标记在实际的语言使用中，往往既发挥话语标记的功能，又有传统语法词类的功能。话语标记的多功能性，元话语也同样具有。很多元话语标记，如could，about，interestingly，imagine，consider等，既有元话语功能，又有语法和语义功能。

4. 话语标记与元话语的差异

4.1. 理论基础不同

自20世纪70、80年代以来，学界对话语标记和元话语的兴趣呈指数级增长。但追根溯源，这二者的理论基础并不相同。话语标记的理论思想基础主要是在会话分析或民族志学研究中，话语标记语揭示出会话互动的传统仪式结构，例如人际互动“话轮”(turn-taking)模式等。话语标记研究从话语分析、语用学的发展中获得了极大的推动力。新格莱斯和语用学研究方法，对话语标记的解释性研究有贡献，特别是关联理论框架下的研究(Ranger 2018:3 [6])。

元话语研究的理论基础是语言的功能观，主要从Halliday的功能观和Jackboson的功能观衍生发展。虽偶有学者运用语用学理论来探讨元话语现象，但功能观仍是元话语的主要理论支撑。这方面的具体内容，参见付晓丽、徐赳赳(2012 [2])元话语研究综述。限于篇幅，本文不赘述。

4.2. 研究对象/目标略有不同

话语标记是一套语言资源，其在认知、表达、社会和篇章领域等多方面，都发挥作用(Maschler& Schiffrin 2015:189 [8])。自发的、交互式的语言是话语标记重点研究的对象。识别和明确话语标记在言语品质(speech quality)特别是语言自然性和言语流动性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是话语标记研究的首要目标(Crible2018:5 [9])。话语标记通常关注高语境中的自然互动语言，研究对象往往是口头对话(如方梅，2000 [26])。这些话语，大多属于“事先没准备的”(unplanned)话语(赵元任 1968/2010 [27])。对于单个语词的深度考察，很适合使用话语标记范式，如朱冬怡(2017 [28])对自然会话叙事标记语“然后”的研究。

话语标记研究与历时研究关系紧密，常常关涉普通语言学中的主观性、语法化、词汇化、欧化等话题(Brinton, 1996 [10]，孙颖，2016 [29])。近几年，汉语学界衍生出“话语标记化”这个新鲜术语(饶宏泉，2019 [30]，朱一凡，2018 [31])。比较而言，元话语研究以共时研究居多，重点考察当下某一类别写作者/言说者在使用元话语方面的语言差异性，或探索某个语类文本的元话语修辞特征。它与社会语言学中的立场(stance)，介入(engagement/involvement)，身份认同(identity)等术语共现的几率较高。

元话语研究最早是在应用语言学领域得到确立，倾向考察在某类语篇中，作者/说者如何使用这些元话语资源，来达到预期的修辞效果，即读者/听者不只是对语篇的内容理解，还要对作者/说者对语篇的态度也明了。元话语的有效使用，是“作者心中有读者”“说者心中有听者”的充分体现。一直以来，元话语研究偏向考察那些经过较长时间的策划和准备、文字方面被精心打磨的正式篇章，研究对象多以低语境的书面语篇为主，尤其关注学术语篇的考察(如郑新民、景飞龙，2017 [32]；周岐军，2014 [33])，突出对比修辞范式。值得注意的是，元话语研究近年来也陆续出现了针对非学术语篇的考察，例如Fu (2012 [34])对英文招聘启事、Fu和Hyland (2014 [35])对英文社论语篇与科普语篇进行的探索。

我们同时也注意到，已有学者开始对正式书面语中的话语标记开始感兴趣，而元话语研究近些年也有针对即兴发言话语的态势。这种拓展最直接的结果，就是这二者共同涉足的领域日渐宽广。这在客观上，给辨析话语标记和元话语工作增添了额外的难度。

4.3. 研究范围各有特色

表1呈现的某些语法范畴(如感叹语、介词、疑问词)是话语标记研究独有的关涉。这里讲“独有的”，是指这类语言资源仅在话语标记研究视域下得到重视和考察，元话语研究不关涉这类语言表达。话语标记独有的研究包括：填充语 em、um、ah (Clark & Fox, 2002 [36]; Swerts, 1998 [37]; Tottie, 2015 [38])、“啊”(王咸慧，2019 [39])；迟疑功能话语标记，如“怎么说呢”(吕为光，2015 [40])；接受标记okay、right、yeah；否定标记no、“不是”(刘丽艳，2005 [41])；助词“了”结构(Chang, 2009 [42])等。

元话语也有自己独特的语言资源，例如名词、代词形式的“文本”，“笔者”，next chapter，I，you等标记语。事实上，除了以上“词汇元话语”(徐赳赳，2006 [43])、标识语篇的基数词和序数词、书写标记诸如标点符号、括弧及下划线等(参见徐赳赳、付晓丽，2012 [44])之外，元话语资源还包括其他符号形式，例如“视觉元话语”(Kumpf, 2000 [45])，诸如段落缩进、版面排版、印刷质量等非言语特征。

4.4. 成果用途稍显差异

话语标记研究是基础研究中的基础，其研究成果的一个重要用途在于丰富相关语义知识。我们注意到，一些学者在探究某个汉语话语标记语的用法时，往往会指出，现有最新版《现代汉语词典》对这个词项的释义不够充分，对其用法描述不够全面，甚至尚未发现这个词项的话语标记功能。话语标记语的研究成果，有望在经过语言市场检验确认后，作为稳定的语义词条，被编入权威的字典辞书、语法书，成为汉语学习的必要基础知识。

元话语研究成果的去向与话语标记有些不同。元话语研究成果主要展现作者/说者在产出“有准备的”的篇章过程中所采用的修辞策略，它在提高篇章生产者的书面表达技能方面，具有较强的指导作用。元话语研究的新知，往往进入大学生写作/演讲/学术修辞指南类教材或参考书中。成果的受益方，通常是正在(或已经)接受高等教育的写作者，诸如本科生、研究生及其他专业人士。

5. 结语

有趣的是，话语标记和元话语这二者所关涉的语言资源，在历史上都曾遭受过负面评价。话语标记的使用，曾一度被认为是非流利的表现(Gilquin & Sylvie, 2011 [46])。说者在讲话过程中，如果发出标记性的停顿和迟疑，如“嗯”、“啊”、“怎么说呢”等，就会被认为是言说能力不足，语言风格方面有污点。而某些元话语资源(如in my opinion)，在Williams (1981 [47])经典写作教程Style: Ten Lessons in Clarity and Grace中，也被视为毫无价值的冗赘。现如今，话语标记和元话语研究都在蓬勃发展，这充分体现了学界对自然口语表达特点的理性尊重，也彰显了语言学重在客观描写而非主观规定的学科本质。

我们认为，话语标记和元话语虽有一些差异，但相似度很高，尤其在词汇–语法层面。目前这些差异，丝毫不妨碍二者相互融通，取长补短：元话语研究在描述某个标记语词的具体篇章功能时，完全可以借鉴话语标记的相关研究成果；同样，对话语标记的考察，也可参考元话语领域的研究成果。我们希望，通过辨析话语标记和元话语的异同，能促进学界(特别是初学者)对这两个近邻概念进一步深刻理解，为未来二者的融合研究打下良好基础。

基金项目

本文为河北师范大学博士基金项目(W2010B17)的部分研究成果。

文章引用

付晓丽. 话语标记与元话语之辨
Differentiating Discourse Markers and Metadiscourse[J]. 现代语言学, 2020, 08(03): 396-403. https://doi.org/10.12677/ML.2020.83054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