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s
Vol.04 No.04(2015), Article ID:16651,7 pages
10.12677/ASS.2015.44048

Analysis on the Dissolution of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and the Welcoming Attitude of CPC

Tianyuan Yi

Hu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Wuhan Hubei

Received: Dec. 6th, 2015; accepted: Dec. 25th, 2015; published: Dec. 30th,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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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issolution of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is the inevitable result of its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the internal contradiction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As a result of the release of the shackles of countries’ Communist Party, it was extremely beneficial to the anti-fascist war. After the Zunyi Meeting, CPC gradually began to get rid of the dependence on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After the dissolution of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CPC began to make fully independent progress of Marxism’s Chinese Characterization.

Keywords:Communist International, Dissolution, CPC, Attitude

浅析共产国际的解散及其中共的欢迎态度

伊甜园

湖北经济学院,湖北 武汉

收稿日期:2015年12月6日;录用日期:2015年12月25日;发布日期:2015年12月30日

摘 要

共产国际的解散是共产国际自身历史的发展和国际共运内部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由于解除了对各国共产党的束缚,因此极其有利于各国的反法西斯战争。中共自遵义会议以后,就逐渐开始摆脱对共产国际的依附关系。在共产国际解散以后,中共开始了完全独立自主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关键词 :共产国际,解散,中共,态度

1. 共产国际的正式解散及其原因

1.1. 共产国际自身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1943年春,正当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决战关头的时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于5月13日举行会议,会议的主题是讨论解散共产国际的建议以及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草案。5月15日,共产国际分头向各国党提交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提议书》,并于5月22日向全世界公布。6月9日共产国际宣布:“自1943年6月10日起,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和秘书处以及国际监察委员会宣告解散”[1] 。

共产国际以布尔什维克党的理论和实践作为自己组织活动的指导思想,以严格的纪律、高度集中的体制作为自己组织活动的指导手段。共产国际章程的基本思想,也是认为共产国际可以成为一个能够控制、指导和协调各国无产阶级的实际活动和革命行动的强大的、有纪律的、严格集中的组织。如《章程》第5条就明确规定:共产国际实行民主集中制,对各国共产党实行高度集中的绝对领导。“共产国际及其机关以及党的中央领导机关的决议必须立即执行”[2] 。共产国际的各种组织机构,都是按照共产国际的性质和组织原则建立起来的,共产国际也是在这种机制下来领导各国党的活动。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各国党在经受了革命斗争的锻炼后,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逐步成熟起来,并且与共产国际的活动机制产生了矛盾。共产国际七大以来的革命实践充分证明,共产国际这种组织形式已经不再适应工人运动和国际共运发展的实际需要了。

总之,在理论上,共产国际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一定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必须服从整个工人运动的基本政治利益,服从特定的具体历史条件及由此产生的各种任务的原则,不主张保存已经过时的陈旧了的组织形式。在实践中,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发展,各国党已经逐步成熟壮大起来,都有独立自主发展的需要。而这些都与共产国际高度集中的活动机制产生了矛盾。这样,共产国际的解散就是必然的了。

1.2. 国际共运内部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

1.2.1. 共产国际的战略总任务与世界革命形势的矛盾

共产国际作为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指导机关,无论其成立的初衷还是其战略总任务,都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这一前提基础之上的。在1919年共产国际成立初期发表的《共产国际宣言》中,就明确宣称了其战略总任务是“总结工人阶级的革命经验,从运动中清除机会主义和社会爱国主义的腐蚀性的渣滓,团结世界无产阶级的一切真正革命政党的力量,从而促进并加速共产主义革命在全世界的胜利”[2] 。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共产国际在理论上是着眼于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保证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能够取得最终胜利,为世界革命服务;在实践中则奉行向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制度等各方面“全面进攻的路线”。

但毋庸讳言的是,资本主义虽然在一战前后遭遇了重大的危机和挫折,但资本主义社会本身却具有很强的“造血功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缓或消除自身发展所遇到的障碍与危机,所以资本主义绝不是日薄西山,更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其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3] 。世界革命形势的发展已经越来越清晰的显示:不再存在着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持续高潮与共同胜利的可能性。

共产国际在其成立初期,就存在着低估了帝国主义实际存在和发展的复杂性和长期性,而夸大了世界革命力量增长的程度的先天不足。这种所谓的“加速共产主义革命在全世界的胜利”的战略总任务,明显地夸大了世界革命力量增长的程度,而低估了帝国主义存在和发展的长期性和复杂性。

1.2.2. 共产国际的领导体制与各国革命不同道路的矛盾

共产国际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指导机关,从建立初期起就奉行高度集中和统一管理的领导原则。《共产国际章程》第1条明确指出,共产国际是“各国共产党的联合组织,是统一的世界性的共产党”[2] ,凡是加入共产国际的各国无产阶级政党,都是它的下属支部。

但问题在于,各国革命有着自己特殊的国情,因而有不同的革命道路。譬如在中国革命道路的问题上,由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决定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中国的城市中反革命的力量比较强大,而中国农村基本上是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体,中国的农村可以不依赖于城市而存在,因此,中国的革命力量只能在农村发展壮大,而不能在城市中生存。中国的革命只能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但是,共产国际却无视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从莫斯科盲目的发号施令,把俄国十月革命城市武装起义的道路当作具有普遍性的道路,要求中共无条件接受,给中国革命带来了巨大损失,几乎使中国革命陷入绝境。

1.2.3. 共产国际组织体制与联共(布)“一党独大”的矛盾

《共产国际章程》第1条明确指出,共产国际是“各国共产党的联合组织,是统一性的世界性的共产党”。共产国际“是一个统一的、坚决的国际组织”,“在各国进行工作的党只是它的独立支部而已”[4] ,它是各国党在相互之间一律平等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凡是加入共产国际的各国无产阶级政党,都是它的下属支部,接受它的领导,没有一个党可以例外。因此,按照组织规定,包括联共(布)在内的各国党,都是接受共产国际领导的平等的友党关系,没有哪一个党能够超脱其外和凌驾其上。

然而,随着世界革命形势的发展,特别是在列宁去世以后,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联共(布)与共产国际、与各国党的关系逐渐背离了共产国际有关文件的规定:共产国际与联共(布)的关系是—种超然于共产国际章程规定之外的特殊的关系。联共(布)实际上凌驾于共产国际之上,是共产国际的实际领导者;而共产国际在某种程度上沦为了联共(布)的工具。共产国际成了听命于联共(布)的一个组织,是受联共(布)操纵的一个傀儡,联共(布)“挟天子而以令诸侯”,通过共产国际向各国党发号施令,联共(布)逐渐将本党和苏联本国的利益凌驾于其他党之上:其千方百计控制共产国际并进而干涉各国党的内部事务,往往以苏联利益来决定共产国际的方针政策,并将联共(布)的党内斗争引入共产国际。

总之,共产国际的解散从根本上来说,是共产国际一大上所制定和实行的、符合当时工人运动复兴初期需要的、团结工人的多数措施和政策,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和解决工人运动的增长,以及各国内部革命斗争日益复杂的问题,而且还证明了共产国际这一组织形式甚至成为进一步加强各国党领导革命斗争的障碍。同时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诸多矛盾发展演化的必然结果。

2. 共产国际解散的历史意义

2.1. 有利于揭穿法西斯势力对共产国际的诬蔑

1943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民主力量同法西斯反动力量进行决战的一年。德、意、日法西斯力量在反共产国际的旗帜下联合起来,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现在又以共产国际干涉别国内政的谎言在反法西斯阵营里挑拨离间,企图达到分裂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目的。而隐藏在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内部的反动分子,也以种种借口掩盖他们在战时继续推行绥靖政策的阴谋。这些事实都说明,共产国际的继续存在不利于进一步发展和加强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不利于动员一切爱好自由的国家和人民组织共同进攻,去反对共同的敌人——法西斯势力。

在这种情况下,宣布解散共产国际这个已经过时的和陈旧的组织形式无疑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因为:1) 它揭穿并清除了法西斯势力所谓苏联企图干预别国生活并使他们“布尔什维克化”的谎言,而且使这些谎言从此以后彻底破产了。2) 它揭穿并清除了工人运动中共产主义敌人的诽谤。这些诽谤说什么各国党根本不考虑本国的利益,而是遵照共产国际的命令在行事。3) 它便于爱好自由国家的爱国者,把本国的一切进步势力,不分党派和宗教信仰,联合成统一的民族阵线以开展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4) 它便于各国爱国者把一切爱好自由的民族联合成统一的国际阵营,去同法西斯统治世界的威胁作斗争,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开辟道路。这些都充分说明了共产国际的解散,彻底“揭穿了工人运动中的共产主义敌人所说的‘各国共产党不是为了本国人民的利益,而是遵照外来的命令行事’的诬蔑”[5] 。

2.2. 有利于各国党独立领导本国革命

共产国际在处理各兄弟党之间关系的问题上,忽视了党际之间应该一律平等、各国党应该独立的原则,再加上过分突出苏联共产党的作用,往往把维护苏联共产党和苏联国家利益置于其他党和国家的利益之上。这就使各国党严重脱离本国革命实践和本国人民群众,其后果是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极大的损失。而共产国际解散之后,由于解除了对各国党组织上的束缚,使各国党获得了独立发展的空间。因而能够促进各国党独立自主的制定和执行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有利于各国根据本国的国情来进行反法西斯战争。这就为各国党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本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有本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开辟了广阔的发展道路。

2.3. 有利于第二战场的尽快开辟

正当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处于决战关头、法西斯势力正在作垂死挣扎的时候,苏联迫切希望开辟反法西斯第二战场的要求也进入紧急关头。包括英、美共产党人在内的世界进步力量,也为此开展了发动开辟第二战场的群众运动,并使广大群众深切了解到,只有第二战场的尽快开辟,才能使第二次世界大战迅速地取得决定性的胜利。1942年5月召开的英国共产党代表会议认为:“我们肯定能够登上欧洲大陆。现在是行动的时候了”[6] 。会后,还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1942年秋天,当斯大林格勒的激烈战斗达到高潮时,“美国大多数工会在他们的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出决议,要求政府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甚至受保守分子操纵的劳联和产联的全国代表大会,也作出了类似的决议”[7] 。这些都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早日开辟第二战场的重要性。

3. 中共对共产国际解散的高度欢迎

3.1. 遵义会议前共产国际和苏联与中共的“婆媳”、“老子党”关系

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有着密切的联系。根据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革命的理论和方针,共产国际不仅与中国革命者建立了联系,使马列主义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而且在中国工人运动发展的基础上,直接帮助筹建了中国共产党。1922年7月,中共二大通过了参加共产国际的决议,成为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一个支部。到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为止,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有21年的历史。其期间是“两头好,中间差。两头好,也有一些问题;中间差,也不是一无是处。它对各国党(自然也包括中共)的建立和成长起了很大的作用”[8] 。可以说,中国革命中所发生的许多重大问题都涉及到共产国际。从总的上看,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作出了积极贡献,但也有不少错误。中共所犯这些错误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共产国际和苏联与中共之间存在着“婆媳”关系和“老子党”关系。由于共产国际铁的组织纪律,中共不得不服从于(在苏联操纵下的)共产国际。大量档案资料表明,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从莫斯科发给其驻华代表、中共乃至国民党中央和国民党领导人的电报、信函,绝大多数直接出自于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另外有—部分是经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后,再以共产国际的名义发出的,真正由共产国际执委会直接发出的指示,只有一小部分。中国学者根据新公布的档案资料作过一个统计:从1923年至1927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为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共召开过122次会议,作出了738个决定,平均下来1年作出147.6个决议,也即平均2.5天作出1个决议。这么大量的决议、指示像雪片似地从莫斯科飞来,有的是直接给中共中央的,有的是通过共产国际的代表来指导中共中央的。从大的决策(如指令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指导国共合作,对于国民革命的总方针)到小的决定(如何时结束五卅罢工,何时找蒋介石谈话以及谈时注意什么问题,等等)。一直到武汉的汪精卫也叛变了革命以后,中共已经派出周恩来去南昌领导武装起义了,莫斯科还发来由斯大林亲自决定、由布哈林签名的阻止武装起义的电报。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指导中国革命的最高决策机关是斯大林为首的联共中央政治局”[9] 。

3.2. 遵义会议后中共对共产国际“依附”关系的逐渐脱离

总之,要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必须不断“健全和完善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和舆论监督体系,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5] ,必须不断加强自律和他律的相互结合,必须不断地构建、完善和疏通党员、群众的意见表达渠道,才能使社会气氛逐步平和,才能实现党和国家的共同发展。遵义会议以后,中共不仅在领导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正确处理了同共产国际之间的分歧,抵制了共产国际的错误主张,而且还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全面的清理与消除了它的消极影响。1937年7、8月间,毛泽东在《实践论》和《矛盾论》中,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揭露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根源及其实质,为解决党的思想路线问题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1938年秋,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再次明确指出,要着手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应用与中国的具体环境,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大声疾呼“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10] 。会议批准了毛泽东的报告,并号召全党“系统的而不是零碎的、实际的而不是空洞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

从1939年到1940年间,毛泽东又接连写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一系列重要著作,系统地总结了国民革命、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中的经验教训,并把这种经验教训上升为反映中国民主革命客观规律的理论,这就标志着毛泽东思想发展成为完整的科学体系。

毛泽东思想是在抵制和批评共产国际和斯大林错误中发展起来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党人对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错误,采取了既坚持又斗争的原则,分清是非,又严于责己、保持团结的方针。1942年至1944年的整风运动和1944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都充分体现了这种方针。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主要批评了建党以来,尤其是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和六届五中全会的错误,在谈到历史上党内右倾和“左”倾错误时,一般没有涉及到共产国际,只是在一些问题上正面肯定了共产国际的历史功绩,以保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必要的。然而这并不等于说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和党的建设中没有缺点和错误,更不能以此来否认共产国际的错误,并作为为共产国际错误辩护的理由和依据。恰恰相反,这一方面表现了中共勇于承担责任,绝不是简单地把错误推给共产国际的严谨态度;另一方面又反映了中共党人在政治上的成熟。

3.3. 中国共产党对共产国际解散的高度欢迎

中共对共产国际的解散不仅毫无痛惜之情,而且还颇有如释重负之感。在收到《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提议书》后,中共于1943年5月26日作出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决定》指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完全同意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1943年5月15日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提议。自即日起,中国共产党解除对于共产国际的章程和历次大会决议所规定的各种义务”。“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是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工人运动发展的结果,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结果。假使本来没有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亦必将应运而生,这是历史必然的定律”。不可否认,“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曾经获得共产国际许多帮助;但是,很久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即已能够完全独立地根据自己民族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决定自己的政治方针,政策和行动”。因此“共产国际的解散,将使中国共产党人的自信心与创造性更加加强,将使党与中国人民的联系更加巩固,将使党的战斗力量更加提高”[11] 。

1943年5月26日晚,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延安干部大会。毛泽东以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的名义,向大会作了《关于共产国际解散问题》的报告。毛泽东指出:“共产国际的解散,正如外国通讯社所报道的,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从4天以来全世界各国,不论是反法西斯阵营中的还是法西斯侵略者阵营中的,不论何党何派,对此问题都加以极度注意,就可以证明这一点”。“是的,共产国际是列宁首创的。在它存在的整个历史时期中,在帮助各国建立真正革命的工人阶级政党上,在组织反法西斯斗争的伟大事业上,有其极巨大的功劳。”毛泽东特别指出了共产国际在帮助中国革命事业中的功劳。他说:“共产国际在中国人民中的影响,是很大的。其原因就在于,中国虽然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却在22年中连续不断的进行了3次伟大的革命运动,这就是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而共产国际对于这三次革命运动都给予了很大的帮助”[12] 。

既然共产国际对中国以及各国的革命斗争事业有很大的功劳,那么,为什么又要宣布解散呢?毛泽东认为:“按照马列主义的原则,革命的组织形式应该服从于革命斗争的需要,如果组织形式已经与斗争的需要不相适合时,则应取消这个组织形式。现在,共产国际这个革命的组织形式已经不适合斗争的需要了,如果还继续保存这个组织形式,便反而会妨碍各国革命斗争的发展”[12] 。毛泽东还特别指出,中共“近年的整风运动,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些不好的东西,就正是为了使中国共产党更加民族化,更加适合抗战建国的需要”[12] 。因此,现在需要的是加强各国党自身的建设,而无须共产国际这个领导中心了。毛泽东在报告中阐述的关于共产国际解散的原因,与共产国际的有关决定中的论述是一致的,而且更加明确,更加深刻。

4. 共产国际解散后中共独立自主原则的继续发展

共产国际的解散极大地有利于中共彻底地清除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从此以后,中共党人摆脱了共产国际的束缚,开始完全彻底地根据中国国情来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即开始了完全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1945年4月,中共在延安召开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七大高度评价了毛泽东的理论修养和勇气。大会在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中,把“毛泽东思想”载入了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13] 。“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目前时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继续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14] 。这样,毛泽东思想经过中共党人多年的艰苦探索、创立与实践,终于在党的代表大会上被正式确认为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正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中共才不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巨大胜利,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文章引用

伊甜园. 浅析共产国际的解散及其中共的欢迎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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