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The film The Joy Luck Club was a well-known film made on the basis of the novel of the same name. Recent studies mainly focus on the oriental and occidental cultural conflicts, feminism or relationship between mother and daughter. This paper tries to analyze the traumas of the four mothers and their daughters, the reasons for their traumas and possible means to cure trauma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uma theory in order to make readers have a profound understanding about the film 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Chinese-American women to cure their traumas in real life.

Keywords:The Joy Luck Club, Trauma, Therapy

从创伤理论视角看电影 《喜福会》中的创伤与疗伤

肖倩倩

上海海事大学外国语学院，上海

收稿日期：2015年11月25日；录用日期：2015年12月9日；发布日期：2015年12月14日

摘 要

电影《喜福会》是一部家喻户晓的影片，近年来对于此作品的研究摆脱不了“东西文化冲突”、“女性主义”、“母女关系”等字眼，本文试图从创伤理论视角全面分析电影中母女的创伤，探讨创伤的来源并寻找疗伤的途径，希望读者从创伤理论视角对影片产生更为深刻的理解，也为华裔女性医治创伤提供借鉴。

关键词 :喜福会，创伤，疗伤

1. 引言

电影《喜福会》根据美籍华裔女性作家谭恩美(Amy Tan)的同名小说(The Joy Luck Club)改拍而成，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电影中东西方文化冲突、女性主义和母女关系等角度，如贾萍[1] 、袁霞[2] 、程爱民、张瑞华[3] 等分别从母爱、“美国梦”及中美文化冲突角度探讨东西方文化差异，余纯洁[4] 、于秀娟[5] 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探究美国华裔女性在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的双重压抑下面临的身份困惑以及自我身份重建的过程，杨柳[6] 、刘昀[7] 从母女关系的角度分析母女的情感在两种不同文化从冲突到融合的变化过程。从创伤理论视角全面分析电影《喜福会》中人物角色的研究较少，本文试图分析母女的创伤，探讨创伤的来源并寻找疗伤的途径，希望读者从创伤角度对这部影片进行重新认识，同时为华裔女性医治创伤提供借鉴。

“创伤”的病理学研究始于19世纪70年代的歇斯底里(hysteria)研究，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尚-马丁·夏柯(Jean-Martin Charcot)是歇斯底里症研究的先驱，但他并未关注患者的内心世界，而把关注的焦点集中于患者动作麻木，感官丧失、健忘等症状。夏柯的研究不仅在当时的医学界，而且在文学和政治领域都产生了重要影响[8] 。他的追随者之一西格蒙·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从精神分析学意义出发研究“创伤”，他对创伤的精神分析为创伤理论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按照弗洛伊德的定义，“‘创伤’一词实在不过是这个经验的意义，一种经验如果在一个很短暂的时期内，使心灵受一种最高度的刺激，以致不能用正常的方法谋求适应，从而使心灵的有效能力的分配受到永久的扰乱，我们便称这种经验为‘创伤’[9] 。”他认为，人类从出生开始，就伴随着各种创伤，人类的成长在某种程度上是以创伤为代价的，可以说，创伤是人类生存的一种必然体验。创伤研究的范围非常广泛，自然灾难的幸存者、家庭暴力的受害者、种族主义压迫下的少数族裔群体，往往都是创伤研究的对象。如何再现这些受创个体的创伤经历，通过文学再创作修复他们的内心创伤，引领他们走出创伤记忆，已经成为创伤文学研究关注的焦点[10] 。

电影《喜福会》由美籍华裔作家谭恩美的小说《喜福会》改编，1993年华裔导演王颖将其搬上了荧幕，“以特有的视觉效果将小说的内涵立体地再现出来，使《喜福会》成为了西方世界家喻户晓的作品” [11] 。本文试图借助于创伤理论，探究该电影中四对母女的创伤、创伤的来源以及电影向我们暗示的通过回忆、叙述的方式疗伤。

2. 母女的创伤

电影中的四对母女，从母亲角度来说，由于不同的家庭背景和人生遭遇，四位母亲都有各自不同的创伤。从女儿的角度来说，尽管都深受“中国式母亲”特有的教育方式的影响，不同的婚姻状况和生活经历也使得她们遭受不同的创伤。这些创伤对于她们心灵遭受了极大的刺激，并使她们在日常生活中被这些挥之不去的创伤阴影所操控而备受煎熬。

2.1. 母亲的创伤

电影中四位从中国迁居至美国的母亲有着各自痛苦的创伤记忆与经历。苏媛(君的母亲)由于当时中国国内的严峻形势不得不离开家乡协两个双胞胎女儿进行逃难，但最终不得不忍痛割爱抛弃了两个孩子只身一人逃离国外。这种由于战争以及失去女儿的痛苦所带来的良心上的拷问使苏媛在美国仍经受着苦痛的折磨，即便在去世之前仍然希望女儿君能够完成她的夙愿。苏媛把内心对抛弃孩子事件的内疚自责转嫁到了对君极致的爱，把所有心思和感情全部用到君身上，希望她能够成为天才来救赎自己对之前双胞胎女儿爱的亏欠。这种精神上负罪感的折磨陪伴她终生。安梅(罗丝的母亲)的创伤经历则来自于童年时母亲给她带来难以接受的痛苦造成的。安梅的母亲在丈夫死后不久，就惨遭大户人家老爷吴清的骗奸，怀了吴清的孩子，婆家人将她扫地出门。更可悲的是，娘家人也认为她伤风败俗，有辱门庭，不肯接纳她。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她回到了吴家，作了吴清的四姨太。可生下儿子后又被二姨太夺去。安梅9岁那年，外婆病重，母亲赶回家中。不想再失去母亲的安梅不顾舅舅的反对随母亲来到了吴家，但女儿在吴家的地位依然卑贱。为了女儿能在吴家地位攀升，母亲吞了裹着鸦片的糕点，自杀身亡。母亲惨遭的种种不幸历历在目，这种创伤如幽灵一般一直追随着安梅，在其脆弱的心灵上刻下了难以磨灭的伤疤。林多(威弗莉的母亲) 15岁的时候，母亲把她送到黄太太的家中和天裕成婚。由于天裕少不经事，她无法怀孕，便经常遭到婆婆的打骂，林多在煎熬中度过了四年无爱无性的婚姻，一直受到黄太太无故的责骂与严密的控制，这使得她产生了很严重的控制欲望并且在潜意识中对威弗莉的控制体现的淋漓尽致。通过采取冷暴力的形式对威弗莉精神进行压制，对其后来生活产生了负面影响。莺莺(丽娜的母亲)出生于一个传统的富裕家庭。她的悲剧真正始于第一段婚姻，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儿子，但婚后不久她便发现了丈夫的婚外情。丈夫的羞辱和虐待，使莺莺的精神崩溃，恍惚间将自己的儿子溺死在澡盆中。因为这个男人夺走了她的纯真、青春和心以及所有的一切，她也要夺走惟一属于他的东西。数年后她开始第二次婚姻并与丈夫移居美国，而此时她变得更加沉默寡言，自我封闭。在那样的社会里一个女人很难掌控自己的命运和幸福，她唯一能做的就是安守本分，忍气吞声，压制情感。苦痛的创伤经历不但影响着母亲一代，它如同幽灵般在代际间继续传播，使得女儿一代仍然承受着精神的折磨。

2.2. 女儿的创伤

与母亲一代不同，四位年轻的女儿都从小在美国长大，思维方式生活习惯处事态度已经俨然是美国人。但在她们的生活中依旧承受着各种各样的创伤经历。君的创伤则来自母亲难以满足的要求，母亲认为她是天才，但君的屡次失败不被母亲认可，导致内心变得自卑。而且母亲的传统教条主义，只允许服从不允许反抗的思想，也使君迷失了自我。这种对自我的压抑使她自身认同方面出现了问题。罗丝的创伤记忆来源于母亲与祖母一代所倡导的三从四德的传统中国理念，禁锢了她的思想使其在婚姻中一味的顺从，最终导致婚姻出现危机。而且在与其丈夫结婚之前，婆婆对于其种族的歧视也成了她内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威弗莉因在童年时期不愿作为母亲夸耀的把柄而遭受母亲的冷漠忽视以及长大后母亲对其再婚事件的反对都对威弗莉的成长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丽娜继承了母亲软弱不反抗的性格给自身的婚姻带来了苦痛折磨。她与丈夫进行着所谓的AA制生活，但在工作中却受到来自丈夫无情的压迫和相差七倍工资的不公正待遇，这种父权制社会对女性的压迫是丽娜主要的创伤所在，但她选择逆来顺受地接受现实，而不主动为自己争取在社会中应该享有的平等权。但最终通过母亲的鼓励勇敢地说出了自己的心声并从创伤阴影中走出来。

3. 创伤的来源

四位母亲和她们的女儿都因不同的经历使心灵受到不同的创伤，而且有些创伤是她们共同遭受且无法避免的。首先，因为处在同样的时代，经历同样的战乱，选择同样的方式逃避战乱，四位母亲不同程度的心灵创伤都有其共同的来源。她们的创伤都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其次，对于她们的女儿来说，面对同样的中国式教育理念和方式，面对同样的华裔身份，也或多或少遭受着类似的创伤。再次，对于四对母女来说，因为她们都是女性，而且都是生活在“异国他乡”的中国女性，尽管是不同的两代人，她们也要面临同样的生活困境，以及由诸多困境带来的心灵创伤。

3.1. 四位母亲的创伤来源

一方面，四位母亲都出生在封建社会的旧中国，不管出身贫寒还是富贵，不管性格温柔还是刚烈，虽然都曾经历过截然不同的往事，但都有过相似的伤痛经历。她们都深受封建礼教的压迫和战乱的折磨。其中三位母亲都成了封建礼教的牺牲品；林多为了成全父母许下的诺言，牺牲自己的幸福做了黄家的童养媳；安梅的母亲年纪轻轻就守了寡，遭受富商强奸后被逐出家门，不得已当了姨太太，最终屈辱而死；莺莺也无力摆脱封建包办婚姻的悲惨命运。这些惨绝人寰的镜头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不仅仅是一段沉重的记忆，更是一个个在男权文化下忍辱负重、隐忍挣扎的中国女性。

另一方面，深陷战乱中的她们，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苏媛在战乱中丢了双胞胎女儿，骨肉分离成为她一生难以言说的伤痛。作为战乱中的弱势群体，她们别无选择，只能逃离中国。在漂洋过海移民到美国后，却始终无法摆脱创伤记忆的负面影响。

3.2. 女儿的创伤来源

因为母亲们的不幸遭遇以及由此遭受的心灵重创，女儿们无形中被上一代的创伤所笼罩。四位母亲都满怀希冀，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走出民族记忆的阴霾，开始崭新的生活。然而，她们背负的太多太沉重，过去的创伤记忆彻底改变了她们的生命感觉，使她们在身体、智力、情绪和行为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她们敏感、脆弱、紧张、焦虑、缺乏安全感，不经意间就把这种创伤情绪投射给孩子们，致使他们的美国女儿们终究未能逃脱创伤事件的宿命，不同程度地重演了母亲的悲剧。苏媛为了让女儿出人头地，有所成就，让女儿练习钢琴并期望她登台表演获得佳绩为自己争光。在女儿遭受挫折试图放弃时，她以中国传统母亲的威严强迫女儿练琴，并威胁“在我家里，只允许听话的女儿住进来”，即女儿必须听从她的安排。天资聪敏的威弗莉也不得不忍受母亲拿自己取得的成绩向人炫耀的做法。在与母亲吵翻之后，决定不再下棋，以此作为对母亲的反抗。女儿们一直生活在母亲的意愿下，无法得到她们所期望的美国式自由。

除此之外，中美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也使她们备受折磨。尽管女儿们的思想、行为都已美国化，但她们潜意识里有着中国女人的谦虚与温顺。这是她们从出生就开始潜移默化地吸收母亲言传身教的结果。所以，在她们婚后与丈夫的婚姻生活中，冲突屡屡发生。罗丝像传统的中国女性一样，对于丈夫特德的安排言听计从。而丽娜的婚姻，以至于她的整个生活都在美国式的“账目均摊”的貌似平等的游戏规则下悄无声息地走向瓦解。显然，中国式贤妻良母在以自我为中心、以物质为中心的美国社会是不受欢迎的。

无论母亲还是女儿，她们创伤的根源在于其女性的身份，且是生活在美国的中国女性，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这些心灵创伤是无法避免的，她们只能通过依靠自身的强大和变通化悲痛为内在的力量去克服创伤给精神造成的混乱。

4. 疗伤：回忆与叙述

多米克·拉卡普拉在《书写历史，书写创伤》一书中指出，重新叙述历史对创伤具有“重演”和“消解”的功能。在记忆与遗忘，历史与现实，个体与共同体的对话中，主体重新体验痛苦的记忆以消解创伤带来的伤害而获得重生。一般对创伤性经历的治疗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通过和受害者的沟通给其建立一种复原的信心，再通过对其经历的追忆与整合，最终使其重新回到正常的生活状态中来。在电影中，对于每一对母女都有这样的镜头，母亲敞开心扉与女儿交流，回忆过去那些带给自己创伤的不幸经历，在叙述与回忆中，恢复对生活的信心。与此同时，女儿也加深了对母亲曾经的苦难史和如今对待她们态度的理解，使她们感受到来自母亲身上凝聚的潜在力量。

母女之间拥有无限的力量，它可以超越所有的鸿沟和阻碍，最终能够回归到亲密的母女关系，并赋予彼此勇气和力量。《喜福会》的母亲们认为：“我必须把我过去经历的一切告诉她。这是我能渗透她的皮肤，挽救她于危难的唯一办法。”而女儿们在经历了中美文化夹缝人的困惑和艰辛后，在经历了为人妻、为人母的复杂人生后，不约而同地转身寻找自己的母亲，从母亲的苦难历史中获得了极大的精神支持。在母亲们的麻将桌上，君代替了死去母亲原来的位置，她甚至与父亲一起，回中国去与自己同母异父的两个姐姐团聚。她在母亲死后重新思考她生命的意义时说，“她(母亲)是我惟一可以询问的人；惟一可以告诉我生命的意义，可以帮助我承担我的悲哀的人[12] 。”

除了君、罗丝、韦弗莉、丽娜也都在母亲的往事追忆中恢复和母亲的亲密关系，并在母亲的精神感召下勇敢地处理自己的生活困难。当罗丝与丈夫的婚姻陷入危机时，母亲安梅以自己的经历告诉女儿，她的母亲来不及看清自己的重要性，便撒手人寰，离她而去。因此，安梅希望女儿能及早地认识到自己的价值。母亲的话唤醒了女儿，当丈夫前来协商卖房子的事情时，她对丈夫大声说到: “你滚出去吧，你不能拿走我的房子，不能带走我的女儿，你不能夺走我的任何一部分。”出人意料的是，在母亲的指导下，罗丝的喊叫却挽回了濒死的婚姻。另一位母亲林多不仅把自己争强好胜的性格传给女儿韦弗莉，而且赋予她智慧，教给她“无形力量的艺术”,母亲常常告诉她“强风无形”，要“咬住舌头”。女儿韦弗莉从母亲身上体会到的是无形的力量，以柔克刚，以短见长，出奇制胜的观念，在母亲的观念指导下，她最终走出自己人生的低谷，同时，她与母亲长久的僵持也开始缓和。莺莺不想女儿丽娜重蹈覆辙，她掀开了自己隐隐作痛的伤疤，给女儿讲了自己的故事。她用自己的不幸告诉女儿：要坦诚地告诉对方自己想要的，并勇敢离开不珍惜自己的人，否则结局只有毁灭。最终丽娜重新找到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

母亲通过回忆、叙述的方式为自己疗伤，而在伤痛中集聚的内在力量不仅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信心和希望，也传递给了女儿们，给她们的生活增添了动力并指明了方向。

5. 结语

电影《喜福会》由华裔女作家谭恩美的成名作改编，电影情节以视觉和听觉效果清楚地再现了华裔女性独特的创伤经历以及她们疗伤的过程。借助创伤—记忆的个体叙事模式在悲伤的过去和充满希望的未来之间搭建了桥梁。正如黑人女权主义批评家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在她的《追忆：种族、性别和文化政治》中指出，“记忆需要的不是被动的追忆、对曾经的一切的渴望；记忆可以作为自我复原的催化剂…以便我们可以将那些地方、那些时代和那些人制做成具体的图标，以引导我们…”从这部电影可以看出，作为华裔女性，有些创伤是个体无法选择和逃避的，唯有通过在回忆中正视所发生的不幸遭遇，才能帮助自己尽快恢复到正常的生活状态。与其让伤痕累累的历史日复一日地消磨自己的意志，破灭对生活的希望，不如直面创伤记忆，从伤痛的经历中获取生存的信心和力量，化悲痛为力量。

文章引用

肖倩倩. 从创伤理论视角看电影《喜福会》中的创伤与疗伤
Trauma and Therapy in the Film The Joy Luck Club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uma Theory[J]. 世界文学研究, 2015, 03(04): 142-147. http://dx.doi.org/10.12677/WLS.2015.34022

参考文献 (Referen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