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There is a similar “induced” phenomenon in Shengmin of Shijing (The Book of Odes) and New Testament. In the two stories that Jiang Yuan conceived HouJi and Mary gave birth to Jesus, we can find the similar prototype of the goddess and the similar suffering complex of saints. Yet the deeper heterogeneity can be found behind them. For example, the same image of sheep and the same “induced” phenomenon of the unknown father reflect essential differences of social backgrounds, customs and cultural beliefs of China and Western countries. So based on the Typolog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his paper is aimed to have an in-depth grasp of the overall literature and the common law of human culture by comparing Shengmin of Shijing and New Testament. In this way, we can build a more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our own culture.

Keywords:Typology, Shengmin of Shijing, New Testament, The “Induced” Phenomenon, Heterogeneity

《诗经生民》与《圣经新约》中的“感生”现象之比较

全文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 成都

收稿日期：2016年3月2日；录用日期：2016年3月16日；发布日期：2016年3月22日

摘 要

《诗经•生民》和《圣经新约》都有“感生”现象。在姜嫄“履帝武敏”生后稷和马利亚“圣灵感应”生耶稣的“感生”故事中，存在着相似的“圣母”原型和“圣人”受难情结。但在相似性背后则蕴含着更深层次的异质性，其中相同的“羊”意象和“知母不知其父”现象背后则蕴含着中西方不同的社会背景、风俗制度、文化信仰等差异。本文以比较文学的类型学为理论基础，通过对两个文本由表及里的比较研究，更加深入地认识和把握总体文学和人类文化的共同规律，从而更加全面地认识自己的文化。

关键词 :类型学，《诗经·生民》，《圣经新约》，“感生”现象，异质性

1. 引言

在比较文学领域中，以往的类型学研究多关注文学现象之间存在的相似性，止步于探究共同的文学规律。但在求同基础上，我们应进一步研究类同现象下的差异性，将不同文明进行对话与杂交，以便更加全面地认识自己的文化。因此，类型学应当是对“相似的文学现象加以联类比照，在寻觅整体文学演进通则和规律的同时发掘出相似类型表象下深层次的文化差异” [1] ，从而推进人类文明的发展。

因此，笔者以比较文学的类型学为切入点，对《诗经·生民》和《圣经新约》中的“圣母感生”现象进行比较，从中西文化表面的异同现象比较出发，探究现象下蕴含的中西文化本质。

2. 《诗经生民》与《圣经新约》中的现象之同

2.1. “感生”现象之同

《诗经·生民》记载了姜嫄“履帝武敏”而孕后稷的故事，《圣经新约》记载了马利亚“童女生子”的故事，两者都是“无父生子”的“感生”现象。“感生”，即指女子并未与男性交合，而是有感于或感应或接触或目睹或吞食动物、植物、无生物等，竟神秘地怀孕生子。这两则故事，在内容上有众多相似之处。

《诗经·生民》简略记叙了姜嫄生子的传说：“厥初生民，时维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无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 [2] 。这是周部族的起源史诗。姜嫄因为无子而禋祀上帝于郊禖，以求祓除其无子的疾病。在进行郊禖仪式的时候，姜嫄看见一个巨大的脚印，心中受了启发，就欣然踩了上去，姜嫄踩了一个巨大的脚印之后，便神秘地怀孕生子，这就是典型的感生神话。

《圣经新约》中的马利亚也是感应上天之意而怀孕生子。《马太福音》记载：“在马利亚已许配给了约瑟却还没有迎娶之前，马利亚就圣灵感应怀孕了。…这发生的一切都是要应验主借先知之口所说的话，即必有童女，怀孕生子” [3] (《马太福音》1：pp. 18, 23)。马利亚被天使告知圣灵将要降临到她的身体内，她会受到至高无上能力的荫庇，所生之子将是上帝的儿子，于是受神的感应怀孕生下了救世主——耶稣基督。马利亚是“童女生子”，并未与男子交合，这也是典型的感生现象。

2.2. “圣母”原型之同

姜嫄因生育了农神后稷，而被后世尊为圣母。据记载姜族部落的封国在有邰，即现在陕西关中西部的武功地区，这一带对姜嫄的信仰历史最悠久，范围也最深广。后人为了表达对这位伟大母亲的崇拜和怀念之情，在关中地区保留了大量的姜嫄庙、高禖祠、庙会祭祀以及与姜嫄相关的地名。

马利亚因生育了救世主耶稣，也被后世尊称为圣母。现今，形式多样的圣母马利亚神像在宗教纪念仪式中随处可见，比如大三巴教堂的圣母马利亚神像。除此之外，在地区名称、建筑和绘画中，人们对圣母马利亚的信仰也比比可见：巴塞罗那在14世纪建立的海之圣母马利亚大教堂、为感谢“顺风圣母马利亚”而命名的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意大利画家拉斐尔著名的圣母画像等等。

圣母为何历经几千年仍备受尊崇？原因在于圣母神圣面孔下蕴含的巨大包容性，“能够给予被容纳、被庇护、被滋养者以生命，营养，温暖和保护” [4] 。对圣母的崇拜是人类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日积月累的结果，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共同意识，是个体被潜移默化作用的情感，即荣格所说的“集体无意识”。这种意识“既非源自个人经验，也非个人后天习得，而是与生俱来的” [5] ，实质上是人类对相同或相似的情感所含有的相通心理的反应情况。集体无意识中沉淀着许多原始意象，它们根源于民族记忆和原始经历，是一种集体的意识，这些就是原型。当人类遭遇相同的情境时，便会做出相似的心理反应，这便是“原型”所产生的影响。原型是由个人无意识转移为集体意识的被改造的产物。姜嫄和马利亚的“圣母”形象正是历经改造，逐渐深入民族集体内心，成为了后世文学艺术创作中的源泉。

姜嫄和马利亚都是伟大母亲的形象，因此不管在历史上还是现今社会都更容易得到认同。在人类相通的情感中，“母婴关系当然是我们所知道的最深刻和最强烈的关系……它是我们人类的绝对的体验，是镌刻在我们身体组织上的一个真理” [6] 。因此，当我们在生活中面对无法把握的命运时，我们内心深处儿时的记忆便会被唤醒，每个人都想再次投入母亲温暖的怀抱，以此来抵挡由外部世界产生的不确定感和焦虑感，于是姜嫄和马利亚所代表的的形象成为了人类共同的母亲——“圣母”，这个原型也超越了时间、地点、国家、民族和社会制度等一切的限制，成为了不同文化环境下人类共同情感的寄托。

2.3. “圣人”受难之同

姜嫄和马利亚被后世尊崇，绝大部分原因也依托于其子后稷和耶稣的伟大功绩。后稷和耶稣都是历经千辛万苦，通过了磨难与考验而成就伟业，最终被后世奉为了圣人。其非同寻常的受难经历显示了自身的神异性，也使后世对其愈加崇拜与信仰。

《生民》中始祖后稷的降生充满了神奇色彩，在他降生之后的受难经历也体现了上帝对他的眷顾。《生民》记载了后稷降生之后历经的“三弃三收”：“诞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诞寘之平林，会伐平林。诞寘之寒冰，鸟覆翼之” [2] 。他先后被丢弃在牛羊经过的窄巷子、树林和寒冰上，但都得到了上天的庇护。最终他成就了一番伟业，造福万民，被百姓尊称为“农神”。在后世的文化传承与嬗变中，历代帝王逐渐拥有了这种尊崇。

《新约》中的圣人耶稣在未出生时就开始遭受迫害，在出生时也是经受了种种苦难。由于受到希律王的追杀，从耶路撒冷逃到了埃及、拿撒勒。在耶稣受洗时，又受到了魔鬼的试探。在迦百农传授福音时，又背着十字架走苦路。最后还被他的子民误解而悬上了十字架。后来耶稣以死让众人相信这是上帝之子，成为了众人尊崇的圣人。

后稷和耶稣的受难遭遇在本质体现了人类的基本困境。后稷出生不久就被抛弃、耶稣尚未诞生便遭到希律王的追杀，体现了人对自我命运的难以把握。后稷被母亲所弃使其遭受自然的考验、耶稣受到社会的人为迫害以及被他的信徒所背叛，体现了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对立。最终，两位受难者都通过了考验，摆脱了困境，消除了对立，实现了命运的逆转。通过后稷与耶稣的受难经历以及他们对命运的突破，反映了人类所面临共同的生存结构和情感心理。

3. 《诗经生民》与《圣经新约》中的现象之异

虽然《生民》和《新约》有着相似的文学现象，“但是文学范畴里似乎并不存在两种完全相同的可比较的对象，因此，它往往要进而对相同文学现象的‘同中之异’进行辨析，以求更深层次去认识那些‘同’” [7] 。姜嫄的“感生”神话和马利亚的“童女生子”体现了许多相似之处，但是同中有异，而其中的差异性更有助于加深我们对背后的社会、文化、历史等深层原因的认识和理解。

3.1. “羊”的意象之异

在《生民》与《新约》中都有关于“羊”的意象，但中西方文化中“羊”的意象却包含了不同的内涵，反映了不同的社会文化习俗。

《生民》“羊”的意象反映了后稷诞生的神异性和姜族的图腾崇拜。《生民》记载：“诞弥厥月，先生如达” [2] 。根据《说文》解释，“达，羍声” [8] ，“羍，小羊也” [8] 。后稷出生时，胎衣并未破。马瑞辰又言：“凡婴儿在母腹中，皆有皮以裹之，俗所谓胞衣也。生时其衣先破，儿体手足少舒，故生之难。惟羊子之生，胞仍完具，堕地而后母为破之，故其生易。后稷生时盖藏于胞中，形体未露，有如羊子之生者，故言‘如達’” [9] 。可以推测后稷的出生如同羊的出生，含胞衣而落。

其次，后稷在出生后不久就进行了图腾仪式的考验。后稷为姜嫄所生，姜嫄是有邰氏之女，为炎帝姜姓部族的一个支派，该部族以羊为图腾。在《说文解字》中，“斄(邰)，强曲毛也” [8] ，即是硬而弯曲的羊毛。并且，“姜”即“羌”。在《说文》中有解释：“羌，西戎，羊种也” [8] 。居住于西北地区的姜族以畜牧业为主，故其姓从羊，以羊大为美，可见羊是他们的图腾物。在《生民》中，姜嫄对新生儿后稷也进行了图腾仪式的考验，将他放在牛羊经过的窄巷子中，后稷却得到了牛羊的保护与珍爱，深受其部落图腾的认可。闻一多在《诗与神话》中曾提及图腾守护的问题，“凡图腾都是那一图腾团族的老祖宗，也是他们的监护神和防卫者，它给他们供给食物，驱除灾祸，给他们降示预言以指导他们趋吉避凶” [10] 。原始社会相信图腾祖先会保佑自己的后代，于是以此对后稷的身份进行验证，使其合法化。当后稷被抛弃在狭窄的巷子中时，牛羊都非常珍爱他，可见姜族的图腾在后稷遇到困难时对其进行了保护。通过这个图腾仪式的考验，说明后稷确实是姜族的后代。

西方的“羊”意象却有着迥然不同的深刻内涵。在《圣经》中，耶稣被比喻为牧羊人，他的教徒被比喻为羊群。耶稣出生时，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他便被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后来天使告知牧羊人去赞美刚出生的救世主基督，于是牧羊人便将天使的话传开了，基督也受到了世人的赞扬。在耶稣受洗时，约翰也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或作背负)世人罪孽的。”(《约翰福音》1:29)耶稣是“神的羔羊”，他代大众受过。约翰的话“显示耶稣也是那默默地被人牵去宰杀、承受大众罪过的受苦仆人。……基督的一生都表达祂的这项使命：‘服侍人类，并交出自己的性命，为大众作赎价’” [11] 。基督终生的使命就是在不断解救迷途的羔羊。耶稣愿意为大众舍弃生命，他就是为解救人类而诞生的。尽管他的使徒和民众背叛了他，但他仍然舍命以换取民众的觉醒，最后他“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彼得前书》1: p. 19)让众人醒悟了，“迷途的羔羊”终于回到了上帝的怀抱。耶稣从出生到死亡都与“羊”的形象密不可分，“羊”象征着基督高贵无暇的品格，象征着一个圣洁的、全新的人类。

3.2. “知母不知其父”原因之异

《生民》和《新约》的“感生”现象都只明确描述了圣人的母亲，却对圣人之父含糊其辞。虽然同为“知母不知其父”的感生现象，但在现象背后却蕴含着不同的社会风俗、制度以及文化内涵。

《生民》中姜嫄生活的时代盛行普那路亚婚，因此有“知母不知其父”的现象。晁福林先生曾论证过这种婚姻现象：“种种迹象表明，修己、简狄、姜嫄的时代正当普那路亚婚盛行的时期” [12] 。普那路亚婚是上古时期由野合杂交或血族群婚过渡到偶婚的一种方式，是群婚发展的高级阶段，是一种外婚形式。这种外婚方式一般有两个群体构成，一边是女性群体，一边是男性群体，两个群体互为公共配偶。这种婚俗方式则导致了“知母不知其父”情形的出现。在周人的祭祀中也可以窥见后稷“知母不知其父”的现象：“乃奏黄钟……以祀天神；……以祭地示；……以祀四望；……以祭山川；……以享先妣；……以享先祖。”依郑玄注：“先妣，姜嫄也。姜嫄履大人迹感神灵而生后稷，是周之先母也。周立庙，自后稷为始祖，姜嫄无所妃(配)，是以特立庙而祭之，谓之閟宫” [13] 。周人依次祭祀了天、地、四望、山川、姜嫄和后稷，可是后稷的父亲又是缺席的。后人却为后稷的母亲姜嫄特地建立了宫庙祭祀，且优先于周人的始祖后稷，可见女性在当时仍占绝对的优势，可以推测出姜嫄所处的时代正是由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的阶段，而“知母不知其父”的现象正是这个阶段所体现的一个特征。

《新约》中“知母不知其父”的感生现象则在于强调了耶稣诞生的特殊性。在《马太福音》的记载中，耶稣的家谱通常以“父生子”形式记录与罗列，英文表述为“begat”，这种方式被重复使用了39次。但在耶稣出生时，之前的表述方式则被“子为母所生”的表达所取代，英文也改成“was born”的表述。可见“父生子”的格式被打破了，“生”的形式也由主动变成了被动，耶稣诞生的特殊性被突显出来。此外，《马太福音》中也有一个令人疑惑的记载：“这样，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十四代；从大卫到迁至巴比伦的时候，也有十四代；从迁至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十四代。”(《马太福音》1: p. 17)耶稣家谱本有四十二代，但实际上记载中只提到了四十一代。按顺序，基督名义上的父亲约瑟应为第四十代，但按马太记录，基督应为第四十二代，由此可以看出基督的父辈出现了断层，这表明耶稣是母亲马利亚感孕而生，他的生父是没有血肉之躯的。耶稣的诞生是一种无原罪的新生命的诞生，是与以往的生命个体所不同的人类，也是人类繁衍中一个新的转折点。

3.3. “感生”现象实质之异

从《生民》和《新约》的微观层面可以看出中西文化之间的不同，在宏观层面上我们更能把握中西文化之间巨大的差异。中国的感生神话在于强调圣人的神圣性，突显后人对始祖的尊崇之情；而西方的“童女生子”则象征了一个全新的婚姻方式和生育模式，耶稣的诞生则象征一个不含原罪的全新生命的诞生。

感生神话反映了社会形态与实际情况在时间上的错位，即神话中反映的社会形态要早于被神化的主人公的生活时代。这种时间错位的原因在于先民对自身认识的匮乏和后来人为历史的神话化。在当时缺乏缺乏生育知识时，先民将人类的诞生归于一种神秘的感生模式。随着认识的不断加深，感生神话成为了崇拜和纪念先圣始祖的一种有效手段，后来历史与神话混同，后人将神话因素附加于传说人物和历史人物中，使其神异降生，历史逐渐被人为神圣化。

姜嫄的“感生”现象是周人使其始祖神圣化的印证。姜嫄和后稷所处的年代还未出现“上帝”的概念，这个概念最先出现在商朝，至先周后期，周人才开始有了这个概念。于省吾曾论述：“后稷属于三代以前的尧舜时代，自然还没有出现‘帝’或‘上帝’这样观念，那么《生民篇》‘履帝武敏歆’的‘帝’……以及《生民篇》‘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之说，都是周人所加上的时代烙印。……据此，可以知道起初姜嫄只是‘履大迹’而怀孕，并非‘履天神之迹’” [14] 。姜嫄的“履帝武”实则是古代盛行求子的高禖祭祀仪式，其中的“帝武”实则为“人武”。《毛传》对其也有解释：“去无子，求有子。古者必立郊禖焉，玄鸟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郊禖，天子亲往，后纪率九嫔御。乃礼天子所御，带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郊禖之前” [2] 。与《周礼•地官•媒氏》中记载的仪式是同一性质，“中春之月，合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 [13] 。可知，祭祀时由于人数众多，于是留下了众多脚印，而“帝武”应当是一大片残留的脚印群。这种刻意的神秘性反映出了原始的宗教文化。

感生观念在姜嫄时代是一种正常的、可理解的、通行的思想，对今人来说则是一种古老的生殖观念。后裔子孙出于对先祖的尊重，为遵循当时所处的时代环境和社会规范，而神化了祖先的降生，增添了“上帝”的文化因子，以使本部族具有“天生吾民”的优越性，同时在不违背原先道德规范的前提下，也维护了现行的伦理制度。

西方的“童女生子”则象征了一个全新的婚姻方式和生育模式。当夏娃偷吃智慧果之后，人便被逐出了伊甸园，从此女性便成为导致堕落的罪魁祸首，人类一出生便带有原罪。但是通过在《新约》中马利亚与上帝联姻的“圣婚”模式，童女诞下了人类的救世主，人类的原罪开始获得救赎，人不再只是亚当夏娃的复制了。同时这种新的生育方式也改变了上帝从男性身体中取出骨肉创造第一个女性的规律，马利亚与圣灵的结合产生了第一个具有“新生”意义的人。“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路加福音》1: p. 35)。被上帝所护佑的马利亚成为了圣母，她所孕之子自然是神的儿子。“(你)所要生的，必称为圣，称为神的儿子”(《路加福音》1: p. 35)。上帝具有主宰万物的神格，通过这种典型的神人结合的“圣婚”奇迹妊娠，赋予了女性未婚生子的合法性，也印证了耶稣迥乎常人的特质，抬高了人的神圣性。

“上帝之子”耶稣的诞生象征了一个不含原罪的全新生命的诞生，“耶稣基督自己就是隐藏在生命有限的凡人之中的不朽的完美象征” [5] 。耶稣是上帝赋予的生命和生命力量，不再是亚当夏娃的复制，而是一个迥然不同的个体。“按照保罗的说法，基督是第二名亚当，要求回复亚当所失去的伊甸园；而在传统的基督教中，圣母马利亚是第二名夏娃，她生下了救世主，去为人类赎罪。马利亚在凡人中率先进入天堂，完成了将人作为女人的救赎” [15] 。圣母马利亚生下了耶稣，耶稣作为救世主将带领人类获得救赎，人类终于开始摆脱原罪的束缚，走向新的世界。

4. 结语

《生民》和《新约》虽然是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作品，但却在“圣母感生”内容方面表现出了众多相似性。因为文学本质上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人类面对自然社会等方面的经验总结，固然有某些能超越时代、地域、民族、语言、阶级等差异的相通之处。“相同性会使人们看到人性的闪光和共同的审美心理；相异性不仅使人们看到民族心理和审美心理的差异，而且会使人们意识到中西文学各自的特点，因而也更有利于中西文学的相互学习，取长补短” [16] 。通过对《生民》和《新约》中“圣母感生”现象的类型学研究，我们发现在相似的“圣母”原型和“圣人”受难情结背后，蕴含着更深层次的相异性，其中相同的“羊”意象和“知母不知其父”现象也反映了中西方不同的社会背景、风俗制度、文化信仰等实质。然而这两篇作品中的意象和思想仍有众多可深入挖掘之处，有待来者进一步拓展研究。

文章引用

全 文. 《诗经生民》与《圣经新约》中的“感生”现象之比较
The Comparison of the “Induced” Phenomenon between Shengmin of Shijing and New Testament[J]. 世界文学研究, 2016, 04(01): 7-13. http://dx.doi.org/10.12677/WLS.2016.41002

参考文献 (Referen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