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Compared to previous study, this paper attempts to provide a new look on the production of William Shakespeare’s Jacobian plays, namely, Measure For Measure, King Lear, Macbeth, etc. It argues Shakespeare as a court chamberlain of the King’s Man Theater, whose writing in the Jacobian age is obsessed with the elucidation of James First’s thinkings on monarchies, political ambitions, and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national security and the marriages of the royal family. Shakespeare’s Jacobian plays reveal an inescapable motif and concern of James First’s statecraft.

Keywords:Shakespeare, Jacobian Plays, Statecraft

论莎士比亚晚期戏剧中的国家策略

叶拉美

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广东 深圳

收稿日期：2018年3月2日；录用日期：2018年3月16日；发布日期：2018年3月23日

摘 要

对比前人的研究，本文分析了威廉·莎士比亚在詹姆斯一世统治时期创作的戏剧《一报还一报》、《李尔王》、《麦克白》等作品，提出了对莎士比亚这一时期创作特征的新的看法，认为作为“国王供奉”(King’s Man)剧团成员之一，并且被任命为宫廷内侍的莎士比亚在这一时期的戏剧创作，充满了对詹姆斯一世的王权思想，政治野心的演绎与诠释，饱含了对王室成员的婚姻牵动国家安危的关切，彰显了莎士比亚在这一时期的创作无法掩饰的国家策略(statecraft)的动因。

关键词 :莎士比亚，晚期剧作，国家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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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莎士比亚与詹姆斯一世的人生交集

英国的戏剧发轫于11世纪下半叶，由北欧的诺曼人传入。戏剧最初是在宗教弥撒仪式过程中用来对大众进行具体、形象性教化的，后来戏剧跨越宗教的羁绊不断地世俗化，但其主要功能仍是向平民大众进行道德说教。到了威廉·莎士比亚(1564~1616)的时代，一些拥有大学学位的人士加入到了戏剧创作中来，此时的英国戏剧不论是在语言，情节设计还是其他相关的艺术表现力上都有了极大的提高。与莎士比亚同时代的“大学才子”派戏剧家就有：约翰·黎里、罗伯特·格林、托马斯·基德和克里斯托弗·马洛等。莎士比亚的戏剧创作就是在与“大学才子”派戏剧竞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莎士比亚卓越多产的戏剧创作将英国戏剧推向了发展的顶峰( [1] , p. 27)。1594年后，莎士比亚的作品开始在“宫内大臣剧团” (Lord Chamberlain’s Men)演出，该剧团由以莎士比亚为首的剧作家自己组建，剧团的保护人是宫内大臣(Lord Chamberlain)，那时这个剧团已经成为伦敦的主要剧团。截止1603年，即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去世前，莎士比亚所在的宫廷大臣剧团(Lord Chamberlain’s Men)共为宫廷演出32次，大大超过其他剧团( [1] , p. 812)。

威廉·莎士比亚生活的时期历经了从伊丽莎白一世的“黄金时代”到詹姆斯一世近似平稳的融合和海外扩展时代。作为“童贞女王”的伊丽莎白一世深受英格兰民众的爱戴，她的舰队在海上所向披靡，1588年更是击败了西班牙的海上无敌舰队，在北美也开始了探险，她统治下的英格兰相当富裕。1603年3月24日，女王去世。由于女王没有后裔，她的侄儿苏格兰的詹姆斯六世欲南下继承英格兰的王位，从此英格兰走向了从都拓王朝向斯图阿特王朝迈进的时代。也许是人们对“仙后”难以忘怀，詹姆斯一世虽能诗善文，却始终不讨英格兰民众的喜欢。因此苏格兰的詹姆斯六世在英格兰的登基之路并不顺利。当时整个英格兰充满了焦虑，期待与不确定性，

苏格兰的詹姆斯六世登基后改号为詹姆斯一世。或许是为了颠覆女王的威仪，詹姆斯一世上任不久的1603年4月10日，就颁布命令，将曾经在伊丽莎白一世时期涉嫌谋反被囚禁在伦敦塔的扫桑普顿伯爵释放了，而且还赐予了伯爵新王的恩宠。扫桑普顿伯爵于1599年前后，和大臣们一起通过预定剧院演出《理查二世》来鼓动伦敦市民叛乱，女王当时不仅禁止了英国历史剧的演出，还囚禁了扫桑普顿( [1] , p. 812)。詹姆斯一世此举不能不说旨在挑战已经去世的伊丽莎白一世的余威，打压她在英格兰的崇拜者，为自己迅速掌控英格兰扫清障碍。此外，1603年，他还将被控参与反对自己继承王位有谋反倾向的沃尔特·雷利爵士逮捕并囚禁于伦敦塔( [1] , p. 814)。不仅如此，詹姆斯一世登基后还进行了政治大洗牌，在莎士比亚所在的宫廷大臣剧团安插了自己的亲信，革去了剧院保护人的宫中大臣职务。这样，莎士比亚所在的剧团在朝廷失去了保护人后，他们的命运可谓扑朔迷离。

女王去世后，英格兰诗人们出版了一本哀悼女王的诗集，名为《英格兰的丧服》。亨利·切特尔的诗歌对当时女王身边红极一时的伶人莎士比亚有这样的描述：

“银舌的蜜利塞特

也没有从他含蜜的灵感中

掉出一滴黑泪来哀悼女王

的逝世，而她曾御耳倾听

他的诗歌，给予恩遇。

牧羊人啊，怀念我们的伊丽莎白……”( [1] , p. 812)

“蜜利塞特”指莎士比亚。此事例说明莎士比亚未有和其他诗人一起写应景诗文哀悼女王。但是，逝者已逝。莎士比亚未写悼念之文所应的该是新王到来之景。

不久，未写应景诗文哀悼女王的莎士比亚所在的剧团获得了新王的赏识。1603年5月17日，莎士比亚所在的剧团更名为“国王供奉剧团”(The King’s Men)，爱好诗歌和戏剧表演的詹姆斯一世还授予了该剧团表演的皇家许可证，并赐予他们其他一些特权。同年，莎士比亚被任命为宫廷内侍( [1] , p. 813)。1604年8月9日至27日，西班牙大使在伦敦萨默塞特宫同英国谈判议和，莎士比亚和“国王供奉剧团”的另外11名成员被国王钦点担任谈判侍从，据记载剧团成员还额外获得了国王赐予的丰厚酬金( [1] , p. 815)。

莎士比亚创作的巅峰时期，艺术表现力最为成熟的时期恰逢英格兰王朝变更的1603年至1613年的十年。伊丽莎白一世时期，莎士比亚的作品以喜剧和历史剧居多；詹姆斯一世登基后，莎士比亚的作品以悲剧和悲喜剧即浪漫剧居多。1603至1613这十年间，莎士比亚作为“王的人”(King’s Man)，他创作的作品却深深地留下了这时代变迁的烙印，或是曲折或是直白地表现了詹姆斯一世的治国理政思想，表现了王室家庭成员的婚姻与国家安危休戚相关的欢喜悲哀。

詹姆斯一世史称“最聪明的笨伯”。他在苏格兰统治时期就致力于苏格兰的文艺复兴，亲身参加诗歌戏剧的表演创作。统治英格兰后，他也推行了英格兰的文艺复兴，成为戏剧诗歌创作的保护者和推动者。詹姆斯一世发表了多种著述，有反对烟草的，关于巫术研究的以及土地分封和国王与法律关系的等等。

莎士比亚只有七年文法学校的学历，14岁便因为家道中落而辍学。他凭着天赋，在伦敦戏剧界打拼，使自己的作品广受赞誉。莎士比亚作为“王的人”，伴君如伴虎。而据史料记载，詹姆斯一世时期的剧作家如果不了解新王的治国理政思想，说错了话，编错了剧本是要蹲监狱的。从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期到詹姆斯一世统治时期，包括国王及宫廷在内的统治阶层对戏剧表演都有监督看管，以詹姆斯一世统治时期尤甚。1606年5月27日，朝廷通过了禁止在演戏中使用渎神的语言的法律。此后，凡以上帝名义起誓的地方，都改用朱皮特、乔夫、阿波罗等( [1] , p. 818)。1606年，“王后宴乐童伶剧团”演出了查普曼，琼生和马斯顿合写的《向东啰》(Eastward Hoe)一剧，因为其中有一段话诋毁了詹姆斯一世的同胞苏格兰人，说了诸如希望苏格兰人滚到美洲去的话而受到宫廷的惩罚，失去了王后的庇护，这三位作家还被短期囚禁审查( [1] , p. 818)。1608年，乔治·查普曼的喜剧《法国元帅比隆公爵查理的阴谋和悲剧》因为讽刺法国人，引起了法国大使的抗议；当时，还有一些戏剧演出模拟和讽刺了詹姆斯一世的举止癖性；为此，所有剧团的演出一度遭到全面禁止。到后来，剧团缴纳了巨额罚款后，禁令才被取消( [1] , p. 822)。同一年，《查理二世》重印出版，剧中原本删除的废黜国王的场景重新补入。这是因为那时詹姆斯一世的王位继承问题业已解决，不再有政治上的忌讳( [1] , p. 821)。由此可见，戏剧创作绝非儿戏，不可以同国王的治国理政思想相左。

在詹姆斯一世的时代，作为“王的人”的莎士比亚，他的创作毫无例外地必定要深谙新王的思想意图，不可以冒犯一些底线和禁忌，并且积极在戏剧中表达王的思想，才可以公开表演，或是在宫廷表演以取悦圣上。而国内一些对莎士比亚此时期的剧作的相关评论与研究，往往忽略了莎士比亚作为“王的人”的身份背景，对作品做出差强人意的解读。本文拟从莎士比亚晚期作品中的国家策略这一角度来考察莎士比亚在詹姆斯一世时期的戏剧创作。

詹姆斯一世登基不久，英格兰国内就发生了饥馑、谋反以及尘嚣日上的圈地运动。另外，由于英格兰脱离罗马教廷，至伊丽莎白一世以来国内的新教与天主教长期处于矛盾冲突之中，西班牙与法国对英格兰也处于剑拔弩张的态势。当时的英格兰百姓活在不安、猜疑的阴影里。而同时期的莎士比亚的创作也可谓如履薄冰，言语上稍有不慎，或招来大麻烦。

大多数莎士比亚的作品都取材于奥维德的《变形记》以及英译本的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这两部作品成为了莎士比亚以及他的同时代许多作家和诗人创作的重要源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取材远古与神话，在詹姆斯一世统治的时代对作家的人身安全也具有相对的保护作用。因此，揣摩好国王的心思，了解新王的治国理政思想，成为了莎士比亚戏剧创作的前提，也是他那个时代，作为伶人赖以生存的先决条件。莎士比亚在詹姆斯一世时代的创作中除了要关注戏剧自身的舞台艺术(stagecraft)，尤其要把握好戏剧传达的思想内涵，不可以与国家的时局政治宗教策略相冲突。1603年期间，莎士比亚前期创作的戏剧如《威尼斯商人》《温莎的风流娘们》《皆大欢喜》《无事生非》《爱的徒劳》等在宫廷频繁上演。此后，莎士比亚的新作也渐渐在宫廷演出中推出。1604年12月26日，莎士比亚新创作的剧本《一报还一报》(Measure for Measure)获准在宫廷演出；1606年12月26日莎士比亚获准在宫廷演出新剧本《李尔王》(King Lear)；1608年莎士比亚获准在宫廷演出新剧《麦克白》时，詹姆斯一世还亲自出演客串里面的角色。本文拟以这三部重要剧作为出发点，阐释莎士比亚在新王的统治时期，他在创作中采取的“国家策略”(statecraft)，即他如何通过剧本创作自觉地演绎詹姆斯一世的统治思想，以及莎士比亚这一时期的作品如何同他的时代息息相关，互为映射的。

2. 莎翁戏剧创作中与英王的思想互动与影响

莎士比亚的剧作《一报还一报》创作于1603至1604年期间，故事题材来源于意大利作家钦蒂奥的《寓言百篇》。1578年英国剧作家乔治·惠茨通以该故事为基础写出了剧本《普罗莫斯与卡珊德拉》。莎士比亚在小说和剧本二者的基础上，加工改编成了《一报还一报》( [1] , p. 300)。该剧于“1604年12月26日在新国王的豪华宫殿怀特霍尔宫(White Hall)上演”( [2] , p. 121)。学者冯伟认为：“《一报还一报》一再向观众昭示，维也纳的法律远非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它不但存在巨大的诠释空间，而且还留有众多触及不到的角落。完善合理的法律体系与爱邻如己的悲天悯人情怀都是实现社会正义的必要条件，二者缺一不可。也许我们可以把公爵作为一种基督教理想君王的形象进行解读，只是《一报还一报》是莎士比亚对贤明君主的歌颂呢，还是对神权政治的反讽?这也许是该剧最难以揭开的谜团，也是莎士比亚留给现代读者的一大难题”( [2] , p. 129)。

针对上述疑虑，笔者以为如果从莎士比亚所采取的国家策略的角度来解读《一报还一报》，这种疑虑则可以消解。首先，故事发生的地点虽然设在维也纳，但并不一定仅仅就只是映射维也纳的法律状况。另外，笔者以为如果仔细阅读詹姆斯一世于1598年撰写的《自由君主制的真正法律》(The True Law of Free Monarchies, 1598)一书，就会发现该剧就是对新国王在书中表达的法律思想的戏剧化演绎。詹姆士一世在位时著述颇丰。他撰写的《自由君主制的真正法律》(The True Law of Free Monarchies, 1598)一书透彻地表达了他对国王、法律与子民三者之间的关系的认识：首先，国王是法律的作者和实施者(author and maker)，只有他有权减轻或终止法律条文的实施；其次，每一位子民必须遵守法律条文，国王也不例外，因为国王须得有示范作用；国王和子民之间如同父亲与孩子的关系，作为父亲要爱护，关心，养育和教育孩子，对犯了过错的孩子纠正他的错误之时要有怜悯之心，给他改造的机会。当然，对于谋反、叛乱等天理难容无法改造的，则要像去除身体部位的毒瘤一样彻底铲除，严厉惩罚。子民必须绝对服从国王，忠诚于国家和法律 [3] 。¹

《一报还一报》讲述了仁慈的维也纳公爵为了重振法律的威严隐退让位给了为人一丝不苟的安哲鲁，封他为“代理公爵”。这正是所谓剧中公爵的独白：“代上天行惩”的执法者“先应玉洁冰清；持躬唯谨唯慎，孜孜以德自绳” [2] P123。公爵本人则在一旁观察社会的变化。公爵还向托马斯神父讲述了他“隐退”的原因：“我们这儿有的是严峻的法律，对于放肆不驯的野马，这是少不了的羁勒，可是在这十四年来，我们却把它当作具文，就像一头蛰居山洞、久不觅食的狮子，它的爪牙全然失去了锋利。溺爱儿女的父亲倘使把藤鞭束置不用，仅仅让它作为吓人的东西，到后来它就会被孩子们所藐视，不会再对它生畏。我们的法律也是一样，因为从不施行的缘故，变成了毫无效力的东西，胆大妄为的人，可以把它恣意玩弄；正像婴孩殴打他的保姆一样，法纪完全荡然扫地了”( [2] , p. 123)。

安哲鲁上位不久，青年克劳狄奥与已经订婚了的未婚妻真心相爱，但是由于把持不住，发生了婚前性关系。按照法律，要被处以死刑。克劳狄奥美貌而且极具口才的姐姐伊萨贝拉前来求情，没想到被安哲鲁看中并要求与其发生性关系，这要求被伊萨贝拉严词拒绝。这些被公爵看在眼里，最后公爵以以牙还牙的方式，免于克劳狄奥死刑，并帮助安哲鲁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迎娶了真心爱他的姑娘，全剧有了一个美满的结局。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君臣父子般的关系。公爵在处罚犯错误的孩子时怀有悲天悯人之心，只要可以挽救，公爵不惜违背法律，减轻刑罚，给予子民改造的机会，在生命中重新找回幸福。根据詹姆斯一世的思想《自由君主制的真正法律》(The True Law of Free Monarchies, 1598)，君王是法律的缔造者和执行者，他有权根据自己清楚的理由来缓和法律的执行程度和终止法律的执行 [3] 。²

学者冯伟对剧中公爵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剧情设计颇为不解。他说：剧中公爵最后的大审引起了极大的争议，使《一报还一报》成为名副其实的“问题剧”。“司法审判”一场戏(trial scene)最大的问题在于，公爵作为立法者和司法者的集权体现，在一场早已存在预设结果的审判中完全凌驾于法律之上……( [2] , p. 123)。

倘若仔细研读《自由君主制的真正法律》(The True Law of Free Monarchies, 1598)就不会有这样的疑问了。

莎士比亚一定彻底阅读过《自由君主制的真正法律》(The True Law of Free Monarchies, 1598)一书，并且按照詹姆斯一世的君王与法律关系的思想创作了此剧。不仅表现了国王的仁慈，而且表现了君王拥有的根据自己的理由凌驾于议会之上来调解刑法实施的轻重，甚至免于处罚的无上权威。而其实公爵调解刑法实施，这么做的原因在剧本中已经表达出来了。

公正、仁慈的辅政大臣爱斯卡勒斯试图劝说安哲鲁从轻发落克劳狄奥：“我知道你在道德方面是一丝不苟的，可是你要想想当你在感情用事的时候，万一时间凑合着地点，地点凑合着你的心愿，或是你自己任性的行动，可以达到你的目的，你自己也很可能——在你一生中的某一时刻——犯下你现在给他判罪的错误，从而堕入法网。”³ (2.1.10-16)

克劳狄奥的姐姐伊萨贝拉也求情说：“倘使您和他易地相处，也许您会像他一样失足，可是他决不会像您这样铁面无情。”(2.2.66-8)

西奥说得更爽快：“这种罪恶是人人会犯的；……你要是想把它完全消灭，那你除非把吃喝也一起禁止了。”(3.1.347-9)

爱斯卡勒斯：你要吃饭，就去当乌龟吗？庞贝，你说你这门生意是不是合法的？

庞贝：只要官府允许我们，它就是合法的。……您要是把犯风流罪的一起杀头、绞死，不消十年工夫，您就要无头可杀了。(2.1.200-17)

《自由君主制的真正法律》是在神学的基础上写就的，国王阐发自己的思想时，处处援引《圣经》中的格言警句 [4] 。⁴

莎士比亚在创作《一报还一报》时，也援引了《圣经》中的典故。“一报还一报”一语援引的是《旧约》中“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一报还一报”的观念。《新约·马太福音》中耶稣也用了类似的字眼告诫门徒：“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与《旧约》中的复仇精神不同，耶稣用“爱邻如己”的诫命超越了严峻的律法( [2] , p. 121)。

《一报还一报》剧中反复强调了国王与子民如同父与子的关系的思想，对犯错的子民要惩戒，但是需要具备怜悯之心，对可以纠正的，要给以弥补与修正。好的国王，自身也要守法，尽管君王是自由的，是法律的制定者，但是为了给国家的百姓做示范，也需时时恪守法律。所以，如果参照詹姆斯一世的《自由君主制的真正法律》来阅读《一报还一报》，就会发现该剧是对新王思想的戏剧化演绎，是对明君的歌颂。

成功加冕成为苏格兰、英格兰两国国王的詹姆斯一世对国家有自己的设想，他想要统一国家的称号，统一货币，取消两国之间的海关，允许两国的居民到对方的国家居住，促进两国的融合。尽管双方的老百姓对这些倡议都不欢迎，但是詹姆斯一世仍然执着地推进他的联合梦想。首先，他用公告的形式宣称自己统治下的国号为“大不列颠联合王国”，重新打造了印有“united”字样的金币，允许两国民众自由往来。他的联合统一思想在莎士比亚的多部戏剧创作中都有表现，以《李尔王》，《安东尼与克利奥帕特拉》尤为突出。

《李尔王》(King Lear)创作于1605至1606年期间，该剧展现了李尔三分国土带来的悲剧后果。根据伦敦书业公会登记簿的记载，《李尔王》最早的演出记录是1606年12月26日于英国王宫内，如1608年第一四开本的首页所注明“该剧曾于圣斯蒂芬日[12月26日]的晚上在白厅为国王陛下演出” [5] 。

李尔作为脱冕之王不仅遭到了二个大女儿因为争权称霸而对他的放逐，也永远地失去了最宠爱的小女儿。学者冯伟分析剧本时指出：“……作品的政治倾向不言而喻。然而莎士比亚对王权与国家的关系的思考绝不仅仅限于统一与分裂这一单一层面上，隐藏在剧本背后更多的是剧作家对于早期现代的英国王权和主权问题的考量。” [5] 冯伟在这里所指的政治倾向就是莎士比亚在《李尔王》一剧中对詹姆斯一世统一英格兰、爱尔兰、苏格兰国土的思想明白无误地迎合。学者冯伟进一步认为脱冕后的李尔沦落为无家可归的老头与平民大众一样不过是血肉之躯而已，且隐晦地强调“君职”的不可或缺则表现了剧作家个人对王权国土的思考( [5] , p. 38)。笔者以为，詹姆士一世于1598年撰写的《自由君主制的真正法律》(The True Law of Free Monarchies, 1598)一书，表明了他是君权神授思想的坚定拥戴者。该书原本是詹姆士一世写给年仅4岁的亨利王子阅读的，除了表明国王乃神明所赐，高于天下一切的人和物之外，也早已提出不称职的君王会受到上帝的惩戒的思想，所以莎士比亚在李尔王中对“君职”的思考，事实上是同詹姆斯一世的君王思想相吻合的，并非莎士比亚个人或那个时代独有的想法。学者科洛福特(Pauline Croft)就引用了《自由君主制的真正法律》一书中的文字，强调了该书表达的对忽视传统或上帝的君王将会受到上帝的惩戒的思想，证明詹姆斯一世对君王不可以失职是有警醒的 [4] 。⁵

而对如何做个好国王，詹姆斯一世在《自由君主制的真正法律》一书中有详细的论述 [3] 。⁶

剧中三个女儿对父亲表达的爱意，以小女儿最为朴实无华。大女儿，二女儿则为了获取更多的国土以修辞夸张的手法，夸大他们对父亲的爱 [6] 。⁷

最后证明：两个大女儿表达的全是虚情假意，获得权利和财势之后便违背天伦，赶走了无冕的李尔；仅有小女儿始终如一，不离不弃地爱着父亲。小女儿表现的诚实品格正是詹姆斯一世在他的《自由君主制的真正法律》(The True Law of Free Monarchies, 1598)强调臣民必须具备的 [3] 。⁸

此外，詹姆斯一世在1597~98年期间写就的《皇家礼物》(Basilikon Doron, Royal Gift, 1598)一书中谈到了国王与国土的关系，认为国王对国土的拥有就如同地主对其封地的拥有一样，但是国王高于任何阶层的人，封地在被分配之前都是属于国王的，最后也都是由国王分配的。学者冯伟认为：“作为君王和全国最大的土地持有者的双重身份，李尔的身份和政治危机在他宣布划分疆土的那一刻起就暴露出来，土地的任意划分无疑凸显了李尔的双重身份。当李尔将王权等同于地产时，由于地产本身不可避免的流动性(可转让性)和可分割性的特点，整个王权社会的政治基础也将面临相同的命运。” [5] 笔者认为，冯伟在分析中表现的思想十分差强人意：历来君王可以授予和分封土地，国家不安同土地变为流动产没有关系。在现代社会，土地房屋都存在买卖和交易。李尔王三分国土只是应证了詹姆斯一世在《皇家礼物》一书中表明的国王与国土关系的思想，国王可以分配国土，封地是由国王分配的，国王的权利高于任何封地的领主 [3] 。⁹不仅如此，就连英格兰在北美海外扩张，所建立的第一个殖民地就是以国王的名字命名的，叫做詹姆斯城(James’Town)，占有的河流以王子的名字命名，叫做亨利王子的河(Prince Henry’s River)。因此，李尔王三分国土象征着：英格兰，苏格兰以及爱尔兰如果三分，就会需要三个独立的国王来分别领导，于是就会产生不和与争斗。《李尔王》悲剧的重点是分裂会给国家带来不稳定与灾难。如果莎士比亚有丝毫质疑国王对王土的授封权，若又被热爱戏剧的詹姆斯一世洞察到的话，那他一定是要坐大牢的。

《安东尼与克利奥帕特拉》(1607)一剧是在英译的普鲁塔克的《安东尼传》的基础上改写的。剧情开始展现了罗马统治权三分的状况。凯撒死后，罗马由安东尼，奥克泰维斯和莱必多斯共同管理。然而，矛盾和斗争随后产生了。最终，善于谋略的奥克泰维斯完成了在罗马的霸业。安东尼耽于女色，疏忽了他在罗马应尽的职者；莱必多斯与庞贝开战以后，其执政官的地位就不被奥克泰维斯承认了( [1] , p. 460)。该剧除了表现群众喜闻乐见的爱情故事，也表明了权力分裂带来的勾心斗角不利于国家稳定，三分的罗马世界变成了淫妇妓女的傻瓜。¹⁰

詹姆斯一世登基之时，英格兰虽然国力强大，但是也存在严重的社会问题。英国早期的工业革命，使得农民在“圈地运动”中失去土地，流离失所；工业化革命过程中的垄断现象，也使经济发展不平衡，阶级分化剧烈。1603年，詹姆斯一世登基伊始就面对了一次英格兰国内因为饥馑引发的暴乱。另外，詹姆斯一世虽然承袭了伊丽莎白一世对宗教的包容态度，但是国内天主教和新教徒之间的矛盾冲突未得到实质的解决，这种宗教矛盾从伊丽莎白一世的时代一直延续到詹姆斯一世的统治时期。伊丽莎白一世的时代，英格兰当时已经宣称脱离罗马天主教，奉行新教。伊丽莎白一世的母亲是天主教徒，因为秘密谋反，被亨利八世处死；詹姆斯一世的父母都是罗马天主教徒，他的母亲苏格兰的玛丽王后在国内不受欢迎，逃到英格兰后被囚禁多年后以谋反罪被伊丽莎白一世处死。为了减少宗教矛盾，詹姆斯一世在位期间钦定了统一版本的圣经，一直广为引用，受到推崇。他积极推行英国基督教国教(Anglicanism)，希望新教徒和天主教徒能维持表面的平和，没有冲突暴乱就好了。然而，事与愿违，詹姆斯一世在位期间，暴乱、瘟疫时有发生。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重新定位伊丽莎白一世，1607年前后，詹姆斯一世还挖掘出了伊丽莎白一世的棺椁，将她和她的同父异母的姐姐英格兰的玛丽一世葬在了一起。两人的墓志铭 [7] ¹¹，暗示这俩位姐妹是无嗣无后无希望的象征。

莎士比亚创作于1605至1606年之间的戏剧《麦克白》是一部弑君谋反的戏。该剧讲述了劳苦功高的贵族大臣麦克白受巫师的蛊惑，在国王赏光其官邸时展开的弑君行动。杀死国王之后，麦克白及其夫人为了销毁人证物证，谋杀了更多的人。全剧充满了血腥和暴力，最后也导致了麦克白和麦克白夫人自身的灭亡。该剧的突出主题就是反映弑君谋反必将导致天诛人灭的悲剧后果。该剧不仅隐射了当时英格兰轰动一时的“火药谋反”(gunpowder plot)，莎士比亚还在创作该剧时，参考了詹姆斯一世的著述《魔鬼学》(Demonnology)。这些创作的经历，足以表明莎士比亚对君心丝毫不敢怠慢。

詹姆斯一世在当时堪称一位多产的知识分子，涉猎领域从神学到政治，他还对巫术颇有研究，写过一本名为《魔鬼学》(Demonnology)的书。莎士比亚在1605至1606年期间创作《麦克白》时正是参考了这本书。詹姆斯一世是反巫术的，认为他们都是迷信不可靠的。而显然，《麦克白》一剧中的巫师已被展现为万恶之源，就如同潘多拉的盒子，一旦开启，将引发无穷无尽的灾难。没有巫师们的蛊惑人心的预言，也不会激发麦克白和他的妻子的野心。莎士比亚对巫师罪恶之源的定位，相信是一定会受到詹姆斯一世的肯定的 [8] [9] [10] 。^12,13,14

至于麦克白弑君谋反的行为则是对英格兰现实社会中发生在1605年11月4~5日的夜间的“火药谋反”(gunpowder plot)的呼应。这次谋反是由异端的天主教徒该•福克斯(Guy Fawkes)谋划，旨在炸毁王室成员以及整个国会。阴谋暴露之后，谋反者受到了吊死外加开膛破肚的严惩。这部戏的意义在于，在戏里戏外不断地警戒世人弑君是逆天的重罪，必须铁腕严惩。

由此可见，莎士比亚戏剧的创作同詹姆斯一世的时代以及詹姆斯的统治思想都息息相关。不仅如此，詹姆斯一世参演《麦克白》中的角色，充分说明国王不仅对该剧有深度了解，更是表明了他对该剧的思想内容的认可。《麦克白》一剧生动地表现了君臣互相捧场，互相认可。

然而，现实生活中，流产了的“火药谋反”的余波并没有随着阴谋叛乱者的处死而结束。詹姆斯一世的政府不相信几个天主教的异见人士就能策划出弑君谋反的大阴谋，认为背后肯定有更大的主谋。于是，他们盯上了50岁的高级耶稣会教士亨利·高内特(Henry Garnet)，亨利·高内特(Henry Garnet)的被捕与公审标志着英格兰后阴谋(post gunpowder plot)时代的到来。有一个词生动地概括了这个时代的特征，那就是“含糊其辞”(equivocation)。英国政府在搜索高内特的藏身之处时发现了一份书稿(The Treaties of Equivocation)，它是用来教导天主教徒在被审讯时如何说谎而不被发现的，这种技巧被称为“equivocation”。“equivocation”这个词不仅从此进入了英语语言，还为莎士比亚的创作开辟了新的天地。《麦克白》一剧中守门人频繁地喊出“equivocate”这个词 [11] 。¹⁵

以弑君为题材的《麦克白》的创作不仅是对发生在英国的流产了的“火药谋反”的有力回应，还对“equivocation”这个词作了回应，意即对英国进入后阴谋时代的真假莫辨，阴谋与反阴谋，含糊其辞的时代特征作了回应。该剧中守门人高喊“equivocator”，麦克白及其夫人闪烁其词的与身边的人对话，以遮掩他们杀害国王的罪行，都是对含糊其辞“equivocation”这个词的回应。而在现实生活中，高内特则在从早到晚高调的审判中，在15分钟内便被裁决判了死刑。尽管他辩护称，连上帝也会含糊其辞(equivocate)，但是这种辩护显得十分无力。他的死永远地和“equivocation”这个词联系在了一起。然而莎士比亚在揣摩詹姆斯一世时期的政局和治国理念问题上是不会有任何含糊的或者对皇室与朝政胆敢暗含任何的不满和讥讽的。

帝王之家，最担心的就是后继无人。詹姆斯一世和皇后共育有七子，其中4个出生后夭亡，三个成人。长子亨利，威尔士亲王18岁时在泰晤士河游完泳，第二天感染伤寒而亡。这对身体欠佳的詹姆斯一世是一次沉重打击。詹姆斯一世的奢华生活，使得他债台高筑。在海外，西班牙和法国这两个天主教大国一直对不归顺罗马教皇的英国虎视眈眈，但是詹姆斯一世已没有实力去同别的国家开战。所以，民众讥笑不敢应战的詹姆斯一世为王后，伊丽莎白一世为国王。詹姆斯一世内心谋划的是通过儿女的婚姻来缓解同欧洲国家的紧张局势。他将女儿许配给了波西米亚的王储，还计划让儿子查尔斯与西班牙的公主联姻。这在莎士比亚的戏剧《冬天的故事》里反映了出来，民众甚至称他的女儿为“冬日公主”。而且，人们认为现实的安排是在模仿戏剧的情节。现实生活中，莎士比亚年谱中记载：1612年10月16日，莱茵(神圣罗马皇帝)选举人王权伯爵菲德烈到达英国。经过长期谈判，他预定和詹姆斯一世的女儿伊丽莎白公主结婚。同年11月6日，亨利王子突然逝世( [1] , p. 828)。

詹姆斯一世任苏格兰王时，曾经为迎娶丹麦公主而漂洋过海，有过海上遇险但最终抱得美人归的浪漫经历。莎士比亚晚期创作的传奇剧也都有类似的色彩，冒险外加欢天喜地的联姻结局。为了彰显传奇色彩，莎士比亚1611年创作传奇剧《暴风雨》时还同宫廷御用乐师合作，制作了舞台音乐。莎士比亚在创作《暴风雨》这部戏时，参照了《发现百慕大》这本关于殖民扩张时期的海上历险经历( [1] , p. 511)。他的创作灵感来源于一次殖民扩张时期百慕大沉船但船员飘零到一个小岛上，一年后返回英国生还的事件。詹姆斯一世的统治时期，他们在北美的殖民初具规模，建立了“詹姆斯城”等。但是，号称水上无敌舰队的英国他们前往北美的路途也是风云莫测的。此次航行到百慕大地区时，整个船队遭遇了狂风骤雨。国内的人以为冒险者们已经船毁人亡了。但是，一年后他们却有活着回来。人们庆幸之余，由衷地感恩神启。该剧以喜结良缘为剧终，也表述了詹姆斯一世那个时期希望通过儿女的婚姻来巩固英国的统治的心愿。

然而，现实生活中，前往西班牙进行的长达8个月的联姻和谈很不成功，至此詹姆斯一世的“西班牙联姻”(Spanish Match)宣布告吹。事实是，1623年查尔斯王子前去迎娶西班牙公主时，遭对方嫌弃拒绝。查尔斯王子最后娶了法国公主。这次不成功的联姻为英西两国之间长达35年的交战埋下伏笔。《泰尔亲王佩里克里斯》(Pericles, Prince of Tyre) (1608~1609)一剧仿佛是现实生活的前奏，该剧讲述了品德高尚，心地善良的贵族青年佩里克里斯求婚不成功，但是猜出哑谜，勘破国王父女间的乱伦关系而遭追杀的故事，似乎也是对王子查尔斯不成功的西班牙联姻的呼应。而现实生活中这位西班牙公主却也嫁给了叔父一辈的王室成员。

3. 人生如戏，告别舞台

1613年前后伦敦爆发了一次可怕的瘟疫——黑死病。各地剧院被禁演，关闭60个月。而莎士比亚的环球剧院也因为演出着火而被烧毁，于是他便告老还乡离开了伦敦，莎士比亚的戏剧创作也随即终止。那时，依靠戏剧创作挣了不少钱的莎士比亚已经在老家买了很好的房产，大量的土地。他本可以安享晚年，但是1623年的一天，他在朋友家喝酒喝高了，第二天就去世了。

没有了戏剧表演，再加上王后离开国王搬离王宫，晚年身体受痛风折磨的詹姆斯一世开始宠爱一些长相俊美的男人，这引起外界对他的性取向的猜疑和不满。他于1625年去世，留给儿子查尔斯一世一个负债累累，政局不稳的烂摊子。

有一份保存至今的弗朗西斯致本·琼生的诗体信，表现了莎士比亚同时代的诗人对莎士比亚的看法，可以总结出三点：第一，莎士比亚有时达到很高的成就；第二，但是他缺少“学问”；第三，而且他是有意识地专靠“自然”、“神”、天才进行创作的( [1] , p. 833)。

莎士比亚活着时由于伶人的身份，并没有得到世人的普遍尊敬，但是由于他杰出的戏剧创作，他仍是饱受赞誉的剧作家和诗人 [12] 。¹⁶

从莎士比亚在詹姆斯一世(Jacobian)时期的创作，我们可以看到詹姆斯一世治国理政思想的影子，这是时事所迫。但是，莎士比亚作为戏剧文学的巨匠，他的作品带给人类的启迪远远超越了国王的思想影子。下面的诗句承载了莎士比亚对戏剧与人生的感悟，颇具洞见与启发：“世界皆是舞台，男人女人皆为戏子；各有各的出口与入口，同一个人扮演多个角色……”¹⁷

文章引用

叶拉美. 论莎士比亚晚期戏剧中的国家策略
The Statecraft in Shakespeare’s Jacobian Plays[J]. 世界文学研究, 2018, 06(01): 8-18. https://doi.org/10.12677/WLS.2018.61002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