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锐

大连海事大学外国语学院，辽宁 大连

收稿日期：2024年1月23日；录用日期：2024年4月1日；发布日期：2024年4月10日

摘要

《面纱》是英国作家威廉·萨默塞特·毛姆的名著，被誉为“女性精神觉醒经典之作”。论文将结合小说成文的时代背景与社会环境，以福柯的身体理论为视角，从女性的身体政治入手，解读《面纱》中女性被驯顺之躯背后的政治权力隐喻，探寻蕴含在文本中的女性主体性建构之路。《面纱》中的女性身体被男权及其社会符号化和商品化，也难免进行自我客体化。然而女性却能够打破束缚与桎梏，在驯顺之下逐渐觉醒自我，努力建构身体与精神的主体性。毛姆在《面纱》中通过女性之躯来展现女性的自我困境、迷失与觉醒，揭示了西方资本主义父权社会制度的黑暗，强烈批判了男性霸权对女性的凝视与教化。

关键词

《面纱》，女性，身体，主体性，男性霸权

“Tamed Body” and “Awakened Soul”

—Women’s Body Politic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ubjectivity in The Painted Veil

Rui Liu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Dalian Maritime University, Dalian Liaoning

Received: Jan. 23^rd, 2024; accepted: Apr. 1^st, 2024; published: Apr. 10^th, 2024

ABSTRACT

The Painted Veil is a masterpiece by British author William Somerset Maugham, known as “A classic work of female spiritual awakening”. This paper will combine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social environment of the novel, 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oucault’s body theory, start with the politics of women’s bodies, interpret the metaphor of political power behind the tamed body of women in The Painted Veil, and explore the way of constructing women’s subjectivity embedded in the text. The female body in The Painted Veil is symbolized and commodified by male power and its society, and inevitably undergoes self-objectification. However, women are able to break free from constraints and shackles, gradually awakening themselves under obedience, and striving to construct the subjectivity of body and spirit. In The Painted Veil, Maugham shows women’s self-predicament, loss and awakening through their bodies, revealing the darkness of the patriarchal social system of Western capitalism, and strongly criticizing the male hegemony’s gaze and edification of women.

Keywords:The Painted Veil, Women, Body, Subjectivity, Male Hegemony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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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威廉·萨默塞特·毛姆是英国文学史上享有盛名的现代作家之一。作为“人性三部曲”之首的《面纱》更是受到读者广泛喜爱的名篇。毛姆在序言中提到《面纱》的创作源于但丁的诗句“Siena mi fè; disfecemi Maremma. (锡耶纳造了我，马雷马毁了我。)”一位出身锡耶纳的上流女性比婀因被丈夫怀疑与人私通，将她带去了充满有害蒸汽的马雷马城堡实施报复并杀害。而《面纱》也正是以此为灵感，讲述了沦为“他者”的英国女子凯蒂如何在爱情、背叛与死亡的漩涡中挣扎与成长的故事。凯蒂因婚外情被丈夫惩戒，被迫来到霍乱之地，彼时的女性身为弱势群体，主体性被消解，在男性霸权之下，女性之躯也被男性随意操控。

学者们对《面纱》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东方主义和中国形象，如黄丽娟(2022)深入分析了女主人公凯蒂在中国的觉醒和救赎之旅，认为《面纱》借用中国“他者”文化为精神衰败的欧洲提供了倒退之方( [1] , pp. 40-47)。从女性主义和两性关系方面进行解读，如史超(2021)发现两性不同视角下对凯蒂的双重评判标准，根源于西方父权制社会两性关系的不对等( [2] , pp. 66-67)。对作品中的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加以研究，如Holden P.J. (1994)从后殖民理论和性别研究入手，指出《面纱》中英国男性的主体性地位，是他们通过殖民和对女性的操控实现的 [3] 。

此外，一些学者也注意到毛姆笔下的女性意识，但并未对其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指出毛姆在《面纱》中蕴含在女性身体背后的政治权力隐喻。因此，本论文将从女性的身体政治入手重新解读《面纱》，填补其研究领域的空白。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指出了身体与权力之间的隐蔽关系。在福柯(1999)看来，“身体还是一种权利意志的体现，权力的归属决定了男女两性的身份地位”( [4] , p. 48)。这里的权力是政治化的霸权，是对女性身体和思想的管控与教化。“福柯对身体规训最完整的阐述出现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福柯在那里谈到了规训、监控、权力关系、凝视是如何作用于我们肉身的，他甚至将这种权力关系作用于我们肉身的方式称之为肉身政治学(anatomie-politique)。”( [5] , pp. 56-62)身体是权力话语的反射面。在权力话语下，社会是一个全景敞视式监狱，纪律、法规、时间表、知识、学科等等在其中发挥权力策略，管理和规训着身体，身体在此过程中变得驯顺而有用。

《面纱》中，毛姆褪去了西方父权社会的华丽面纱，用犀利的笔触解剖真相，将现实的残酷展现在读者面前。毛姆通过展示女性的驯顺之躯来书写女性的生存困境与悲剧命运。彼时的女性失去了话语权，难以掌控自己的命运艰难地生存于男性霸权的社会之下；女性的身体更是被驯化成满足男性欲望和需求的存在，其背后隐含着男性霸权及其政治文化对女性的凝视与渗透。

2. 符号化的身体与自我的困境

毛姆在《面纱》中展现出真实的社会图景，以男性价值体系为中心的西方社会，完全由男性掌控话语权。在男性对女性的长期统治之下，以凯蒂为代表的女性，正如波伏瓦(2014)在《第二性》中所概括的“他是主体，是绝对的，而她则是‘他者’。”( [6] , p. 13)男性是社会的主体，掌握着绝对的话语权，而女性是客体的“他者”，沦为了社会中的“失语者”。男性话语权直接作用于女性的身体，他们完全依照自己的想象和需求来塑造和操控女性。他们以主人之姿驯化女性，忽视女性的身心需求，甚至将女性的身体符号化。作为主体性的女性消失不见，她们被符号化的身体也成为了空洞的能指，以毫无灵魂的肉身之躯呈现于世。

2.1. 情人的玩物

匆忙嫁人的凯蒂在聚会上结识了香港助理布政司查理·汤森，她被查理帅气的外表深深吸引，也逐渐沦陷在查理虚伪假面的温柔之中，沉浸在查理为自己编织的美梦里。凯蒂本以为自己找到了真爱，“只要查理爱她，其他还要在乎什么呢？”( [7] , p. 11)。但在查理的眼中，凯蒂却只是他满足肉体欲望的玩物。在婚外情暴露后，他便毫无留恋，马上弃凯蒂如敝履。

查理是典型的男性霸权者，他将对女性身体的占有当作乐趣。“你真卑鄙……我不过是你随手虏获的一个猎物罢了。”( [7] , p. 228)甚至在被凯蒂看清真面目后不情愿的情况下，仍然将其视作泄欲工具，强暴了凯蒂。查理妻子多萝西“不在乎他四处调情”( [7] , p. 102)，他拥有无数个情人，女性在他眼中是符号化的肉身，只是满足自己性欲需求的存在。以查理为代表的男性，带给女性的不仅是身体和情感的伤害，更是表明了植根于男性心中的对女性主体性的否定。

2.2. 丈夫的附属

在注意到凯蒂急于嫁人之后，沃尔特明知凯蒂不喜欢自己，却对凯蒂献尽殷勤，想要以婚姻的名义完成对这朵“娇艳的玫瑰”的占有。如愿的沃尔特在婚后发现始终无法打动妻子，情绪价值始终得不到满足，便在婚后长期对妻子实施冷暴力，以爱之名困住凯蒂。“我对你不抱什么幻想，我知道你愚蠢、轻浮、没有头脑，但是我爱你。我知道你的目标和理想既庸俗又普通，但是我爱你。我知道你是二流货色，但是我爱你。”( [7] , p. 64)

凯蒂本想通过结婚逃离原生家庭的不幸，却被丈夫给予了另一个“牢笼”。在发现妻子出轨之后，沃尔特决定进行报复，将凯蒂带去了霍乱之地。精明的沃尔特知道凯蒂只能依附自己生存，便以工作的名义选择前往瘟疫肆虐的湄潭府，并对凯蒂进行道德绑架与生命威胁。

沃尔特作为高知青年，对待疫区病患细心周到，被众人敬仰。然而在两性关系上，沃尔特却仍将女性看作自己的附属物，选择对女性的身体进行占有、规训与惩戒。由此可见，在西方父权制资本主义社会之下，男性中心思想的根深蒂固，毛姆也借此表达其对男性霸权的强烈批判。

3. 商品化的身体与自我的迷失

《面纱》中呈现了既可怜又可悲女性群像，女性的身体在被男性及其社会符号化的同时，也被她们自己商品化。男性霸权驯化女性身体的同时也不断地训诫其思想和精神，致使毫无话语权的女性进行了内在的“自我客体化”。女性对权力关系的“内在化”使之自动地施加于自身，自觉接受男权社会和文化的“驯服”，使身体呈现出“非我”的异化形态，而不是精神意义上的具有独立自我人格的自我掌控的“属己”的身体 [8] 。因此，彼时的女性面对源源不断的男性霸权政治与文化的侵蚀，绝大多数都表现出了“自我客体化”的顺从。女性的主体被消解，无法拥有正确的价值观，也难以打破僵化的思维，走出现实的困境。她们迷失了自我，选择同男性一样将自己的身体商品化。

3.1. 跨越阶级的工具

小说中男性对女性的物化显而易见，如查理将妻子多萝西看作获取物质资源和政治权利的工具。同时，身处于男性霸权政治与文化之中的女性，也在无形之中将自己视为跨越阶级的工具，想要通过婚姻来“出售”身体实现阶级跨越，主动地将女性的身体商品化。女性在男权社会的驯化之下，成为无法掌握话语权的弱势群体，一代又一代的女性毫无选择权，只能依附男人而活。

在凯蒂的母亲贾斯汀太太及其女儿们身上可以看到这两代女性的悲剧群像。“凯蒂从小受此熏陶……早就猜出她母亲的野心，这也符合她本人的欲望。”( [7] , p. 18)贾斯汀太太不满足于丈夫带给她的阶级地位，便想要通过女儿来实现自己的贵族之梦。凯蒂是她最漂亮的女儿，也是她最得意的作品。她将凯蒂教养成为游走在上流社会的“交际花”，拥有只为取悦和攀附男人而活的价值取向。彼时的女性，“她的社会地位由她丈夫的职业所决定”( [7] , p. 10)因此，凯蒂以母亲为镜像“极尽奉承那些前途看好的政客”( [7] , p. 15)，努力地嫁给权贵之人，并将其视为唯一的人生目标。

3.2. 女性自我物化

女性本是有力量的，就像修道院中的法国修女们，她们凭借自己的能力过活也乐于帮助他人，甚至是她们在不断地拯救被男性迫害的社会，然而男性霸权的政治与文化使女性看不到自己的价值所在，她们只能努力成为待字闺中的好嫁女儿和婚后完美的贤妻良母，“不辱使命，为准男爵生下了一个继承人”( [7] , p. 185)。就连原生家庭如此优渥的多萝西也无法避免在世俗的漩涡中浮沉，被困在貌合神离的婚姻里，只为做“出色的妻子、合格的母亲”( [7] , p. 10)。多萝西是位杰出的女性，沃丁顿曾赞美多萝西的聪慧和贤能，“你得说这女人很有才干，她头脑敏锐，提出的建议永远值得采纳。只要查理·汤森有了她做依靠，他就踏踏实实，永远干不出什么蠢事。”( [7] , p. 101)如果没有婚姻的束缚，她或许能够成就一方天地。

“欧洲世界观的父权主义核心是一种文化恐惧，即害怕自然和女性的创生能力，如果不受文化父权们的管辖，将会是混乱无序的、席卷一切的。”( [9] , p. 64)父权统治在文化意识形态中是如此地广泛存在且根深蒂固，以至于其权力盛行，并以一种无形的方式在社会的每个毛细血管内运作。因此，被驯化的女性大多选择顺从而物化自己，爱慕虚荣、攀附权贵。“因为我愚蠢、轻浮、庸俗而指责我，这并不公平。我就是这样长大的，所有我认识的女孩子都这样……”( [7] , p. 133)更可悲的是，女性之间会因丈夫的身份和地位而互相攀比和贬损。例如，凯蒂认为妹妹多丽丝嫁给男爵之后便会瞧不起她这个“大龄剩女”，“如此一来，也就更没人要了”( [7] , p. 28)，“常听他妻子拿那些风流韵事跟他开玩笑”( [7] , p. 102)多萝西也放任丈夫与多个女人纵欲，并称她们为“二流货色，实在让她没有面子”( [7] , p. 102)。女性之间的自我物化使其更难走出自我的困境，陷入自我的迷失。

4. 主体化的身体与自我的觉醒

“福柯的生存美学为自我的困境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开辟了重新思考与自身关系、他人关系以及社会关系的向度，重建主体性的向度，重塑自我的向度。基督教的教义否定了自身，而福柯则是在教导我们如何重新找回自己。”( [10] , p. 389)同时，福柯有关身体权力的研究总论题是主体，他曾谈及“人成为他自己”的被动和主动两种方式，这两种方式集中体现了福柯所谈论的词“sujet”所具有的双重含义：“受控制和依附而屈从于他人的sujet，以及通过意识或对自身的认识而依附于自己身份的sujet。”( [11] , p. 227)

主体并非一成不变，女性不可能一味地顺从于男性霸权的驯化与凝视，当女性“他者”开始反抗男性的驯化，重新审时度势，意识到男性霸权的腐朽思想是其悲剧命运的根源所在，女性便逐渐生长出了觉醒之魂，开始主动地把自己转变为主体，主体化的女性之躯也表明了女性自我主体性的建构。与此同时，权力关系也会随之转移，女性不在处于男性霸权的规训之下，尝试颠覆男性话语权，掌握自己的身体和命运。

4.1. 打破婚姻的桎梏

面对无爱的婚姻，凯蒂无法忍受丈夫的冷漠，“好像她是来乡间别墅的客人”( [7] , p. 30)，因此凯蒂无时无刻不在渴望自由。婚外情是凯蒂表达主体诉求、将自己的身体主体化的象征，试图心灵生活借出轨之名实现意志自由。此时的凯蒂解放了自己的身体，开始懂得享受性欲带来的美好。“依靠性欲机制的策略，以身体和快乐为屏障，可以实现对权力的反抗。”( [10] , pp. 209-210)婚外情在情感上带给凯蒂快乐和悲痛，但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她自我觉醒、建构身体与精神主体性的第一步。

跟随丈夫来到湄潭府后，凯蒂努力抹去和查理之间记忆，决定丢掉过去愚昧无知的自己。最终凯蒂选择面对现实，意识到之前对自己身体的商品化。“如果她满腔热情爱上的是这样一个男人，只因为……只因为他有一双漂亮的眼睛和健美的身材，那她该有多么不值钱啊！”( [7] , p. 103)面对丈夫的死亡威胁，她做出了故意吃生菜沙拉等自残行为，这是凯蒂不想再臣服于男性的无声抗争。“冒这种风险实在是怪诞不经，凯蒂本来生怕染上疾病，这时吃着沙拉，感到这样做不仅是在恶意报复沃尔特，同时也是在藐视她自己那绝望的恐惧。”( [7] , pp. 106-107)陷入绝境的凯蒂没有退路，却绝处逢生搬结识了拯救她于水火的修道院修女们。凯蒂被她们的善良美好所打动，主动选择在修道院工作，同修女们一起帮助孤儿和病患，凯蒂的变化之大令丈夫都始料未及。“你没有死，反倒让你生机焕发。”( [7] , p. 169)

小说中有几处描写凯蒂观察镜中自己的情节，照镜子的行为便是凯蒂审视真实的自己的过程。从她“茫然发现还是她前一天见过的那个女人”( [7] , p. 38)到“居丧的装束恰好可以有效遮掩她意外流露出的感情”( [7] , p. 216)，最终面对查理的强暴，“她本以为能看出某种她所不知的堕落痕迹”( [7] , p. 232)，即使她仍会被身体的欲望背叛，但坚定的内心仍未改变，他没有再次沉沦在情人制造的浪漫幻境中，不会再次沦为男人的玩物。

4.2. 自由之路的寻觅

“女性以男性鲜有的情感、生命体验与艺术感性自建屏障，隔离了死亡对内心的摧残，筑造了爱与艺术的内在壁垒，成为超越死亡恐慌的巨大力量。”( [12] , pp. 138-145)凯蒂意识到，美好的爱情终是黄粱一梦，无爱的婚姻更是使她身陷囹圄。然而不破不立，自我意识觉醒的凯蒂开始寻找自我价值的实现之法，最终让她在生死难料的生活之中找到了生存之道。

凯蒂曾是母亲眼中追名逐利的工具；丈夫心中愚昧无知的花瓶；更是沦为情人用来满足肉体欲望的玩偶。在丈夫和母亲相继死后，“你又成了寡妇，孤独无依。”( [7] , p. 250)然而凯蒂仿佛重获新生，也终于获得了她之前渴望而不可及的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自由！不仅仅是挣脱犯难的束缚，解除那让她消沉的伴侣关系的自由。自由！不仅是逃离死亡威胁的自由，更是逃离让她降低人格的爱情，逃脱所有精神束缚的自由，一种抽离出肉体的精神的自由。”( [7] , p. 216)凯蒂经历过恐怖的“疫区之旅”后，不再懵懂迷茫、自我否定。此时她不再是谁的女儿、妻子和情人，可以只做她自己。“我有希望，也有勇气。”( [7] , p. 253)她得到了精神救赎，拥有了坚强气质，身怀勇气走向了一条寻求心灵安宁的自由之路。“身体和精神的自由是一种对自然的反映，这种反应使人们在生态意义上重获自由和创造性。”( [13] , pp. 162-165)

从自暴自弃到重获新生，凯蒂完成了蜕变，建构了可以反抗男性话语权的主体性自我。怀孕后的凯蒂对父亲说：“我想培养女儿，给她自由，让她靠自己的力量独立于世……抚养她长大，不只是为了让某个男人因为很想跟她睡觉而供她吃住，养她一辈子。”( [7] , p. 252)觉醒的凯蒂的女儿将教导女儿独立自主，不愿她重蹈自己和母亲两代人的覆辙。这不单单表明女性个体的崛起，更是指向整个社会的进步。女性终将颠覆男性话语权，建构自我身体与精神的主体性之路。

5. 结语

女性生物性的身体被政治化，女性之躯是刻写历史痕迹的一个媒介，是文化、权力、政治、话语的反射表面，文化、权力、政治、话语在这里展开，并相互作用，共同刻画身体。本文从女性的身体政治入手解读了《面纱》，研究发现小说中的女性之躯被男权及其社会符号化；女性的商品化之躯也表明了女性内在的自我客体化。其背后隐喻了男性霸权暴力剥削男性对女性身体的管制与操控，更是体现其背后父权社会和文化对女性的凝视与渗透。男性话语权直接作用于女性的身体，他们完全依照自己的想象和需求来塑造和操控女性。女性的身体也透露出隐藏在政治与文化背后的男性霸权对女性的凝视与物化。此外，本文还探讨了沦为“他者”的女性如何在此种困境之下重建自我，从迷失走向觉醒，寻找女性驯顺之躯上构筑的觉醒之魂。

在思想进步、女性不断崛起的当今社会，以福柯身体理论为视角重新解读《面纱》，不仅填补了其研究领域的空白，还可以为读者提供更多思考现实的空间。毛姆在《面纱》中展现了男性霸权及其社会带给女性的伤害，揭露其制度的腐朽和黑暗，强烈批判了以男性为中心的二元论思维，强调了解放女性身体与思想的重要性，鼓励并赞颂女性建构属于自己的身体与精神主体性之路。

文章引用

刘 锐. “驯顺之躯”与“觉醒之魂”——《面纱》中女性的身体政治与主体性建构
“Tamed Body” and “Awakened Soul”—Women’s Body Politic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ubjectivity in The Painted Veil[J]. 世界文学研究, 2024, 12(02): 62-67. https://doi.org/10.12677/wls.2024.122011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