¹中国国家博物馆科研管理处，北京

²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收稿日期：2023年6月6日；录用日期：2023年7月10日；发布日期：2023年10月8日

摘要

晚清以来，民族危机加深。在内忧外患中，湖南开始了以“救亡”为主题的教育实践。具体而言，主要历经了“鸦片战争前后”“维新变法”“清末新政”三个时期。地方督抚、乡绅及维新志士等群体相继协同创办了诸如湘水校经堂、浏阳算学馆、时务学堂和南学会等新式学堂和新式学会。最终在促成湖南新式教育发展新局面的同时，深刻影响了湖南社会政治经济格局，为此后的社会变革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

晚清，湖南，救亡教育，新式教育

Educational Practi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tional Salvation: The Rise and Development of New Education in Hunan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Yanqing Sun^1,2

¹Scientific Research Management Office, National Museum of China, Beijing

²School of Marxism,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Received: Jun. 6^th, 2023; accepted: Jul. 10^th, 2023; published: Oct. 8^th, 2023

ABSTRACT

Since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national crisis has deepened. Amidst internal and external troubles, Hunan began educational practice with the theme of “saving the nation”. Specifically, it mainly went through three periods: before and after the Opium War, the Reform Reform, and the Late Qing New Deal. Local governors, gentry, and reformers have successively collaborated to establish new schools and institutions such as Xiangshui School Classics Hall, Liuyang Calculus Hall, Current Affairs School, and Southern Society, providing effective carriers for enlightenment education. Ultimately, while promoting a new situ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new education in Hunan, it deeply influenced the so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landscape of Hunan, 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 subsequent social changes.

Keywords:Late Qing Dynasty, Hunan, New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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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晚清时期，中国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独立，以“救亡”为主题的教育革新成为历史的选择。包括地方官员和士绅等在内的有识之士通过创学堂、设报馆以及兴学会等方式，启蒙培养新式人才，挽救民族危机。这一历程自鸦片战争前后开始一直持续到清末新政。其中湖南的“救亡”教育尤为典型，成为审视这段历史的时代镜像。

2. 鸦片战争前后时期的探索

鸦片战争爆发前后，中国的传统教育主要依托于官学、书院、私塾，盛行科举功名和八股取士模式。这一时期湖南和全国其他省份一样，士风民气较为保守。“湘中向不与外人通，读书积古之儒，几至耻闻洋务，西人所谓守旧之党，莫湘人若也” [1] 。但传统书院教育模式已然开始不能适应时代发展，其弊端逐步显现。教育作为事关国运兴亡和人才盛衰之业，部分有识之士在经世致用思潮的浸染下，着力批判这种举业模式，并对传统教育进行局部变革，这一变迁历程最早呈现于书院教育改制之中。1831年由吴荣光创办的湘水校经堂为湖南的教育近代化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吴荣光早年师从阮元，崇尚朴学。在担任湖南巡抚后，有鉴于湖南“太习士风敝，经荒行不修”，为矫正当时书院教育中专重科举之风，遂萌生教育改革之想。主张“以经史、治事、辞章分科试士，不课时文”，通过兼容汉学、宋学并蓄，培养出通经史、识实务的经世致用人才。吴荣光对校经堂尤其重视，亲自筹措经费，酌定章程，开课讲学，先后培养了诸如郭嵩焘和左宗棠等可塑之才。对于湖南学术风气的转变起了较大的作用。后来担任湖南巡抚的李明墀就此评价道“其时多士景从。咸知讲求实学，人才辈出，称为极盛”。

此后郭嵩焘所创办的思贤讲舍继之而起。1866年，郭嵩焘曾在长沙城南书院讲学。及至1879年，在卸任驻英公使回湘后，有感于英国教育“一皆致之实用，不为虚文”，而“中国收召虚浮不根之子弟，习为诗文无实之言”，“悉取天下之人才败坏灭裂之，而学校遂至不堪闻问”。在意识到“人才国势，关系本原，大要莫急于学”后，开始整饬教育。力倡“征实致用之学” [2] ，以期革新“学校之不修”弊端，挽回湖南“人心风俗”。为此随后与友人在“思贤讲舍”中授课“农桑、钱谷、仓储、漕运、盐课、榷酩、水利、屯垦、兵法、与政之属有关的经世之书”。思贤学社和湘水校经堂一脉相承，二者为推动湖南近代教育发展起到了投石问路作用，实为开近代化之先河。

但从当时整个湖南社会人文层面来看，二者并不能承担起湖南传统教育向近代转型实验场的角色。尤其是在湘军平定太平天国之后，湖南上至官绅下至百姓越发沉浸于湘军荣光之中，往往以“卫道”之姿，既不容许西方文化进入湖南，也不宽恕本省人接触乃至接受西方文化。这一保守倾向使得大多数士大夫没能脱离传统文化体制的窠臼。或崇尚性理之学，或沉湎于训诂考据之学，对西方外来文化排斥和抗拒的态度相当程度地阻碍了湖南教育近代化进程，加之湖南特殊的封闭地域，教育依旧属于传统的封闭形态。

3. 维新运动时期的救亡教育实践

3.1. 救亡教育的提出

湖南真正意义上的近代教育发轫于甲午战争之后。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鉴于战场上淮军的惨败，举国“望湘军若岁”。湖南巡抚吴大澂决意统率湘军出关作战。但却先后在牛庄、营口和田庄台三地败于日军。伴随着湘军收复辽东失败的消息传至国内，不仅国朝震动，更是严重打击了自湘军崛起后湖南士人间的自负。“湖南人始转侧豁悟，其虚骄不可向迩之气，亦顿馁矣” [3] ，“甲午的战败，实是我们湖南人害国家的；赔日本二万万两银子，也是我们湖南人害国家的” [4] ，相当程度地反映出当时湖南士人的普遍心态。

在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诸多有识之士在自责之余开始正视严峻现实，他们从甲午战败中汲取经验，敏锐地意识到在寻求救亡图存的路径上，最迫切最深层次的就是教育的革新。他们认为“日本胜我，亦非其将相兵士能胜我也。其国遍设各学，才艺足用，实能胜我也” [5] 。“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 [6] (p. 38)。“今日之世界，竞争剧烈之世界也……争之为道有三：兵战也、商战也、学战也，而兵战、商战其事又皆本于学战” [7] 。时人皆以“今国家不欲自强则已，苟欲自强，则悠悠万事，惟此为大” [6] (p. 39)来彰显教育救国论。

这一号召开始得到了湖南主政大员和地方士绅的认同和积极响应。陈宝箴在湖南督抚期间，认为“国势之强弱系乎人材，人材之消长存乎学校。中日议和以来，内外臣工，仰体时艰，深维图治之本，莫不以添设学堂为急务” [8] 。而蒋德钧更是同样指出“世变日深，需才孔亟；求才之用，立学为先”，“开民厂以造机器，设学堂以造人才，兴国保邦，莫急如此” [9] 。与此同时，江标、黄遵宪、徐仁铸等人同样倾心教育，形成了“长官导之于先”的局面。此后梁启超、唐才常、熊希龄等维新有识之士相继齐聚长沙，亦形成了“士亦各抒忠义以奉其上”颇有生气的士人群体。当强国以教育为先的观念在官绅各界达成一致认同之后，奠定了湖南救亡教育改革的思想和社会基础。此后湖南抱定“救中国从湖南始”，“欲新中国，必新湖南”的担当精神，从改良教育入手，开启了教育实践。在具体方式上如谭嗣同所言，“假民自新之权，以新吾民者，厥有三要”。一为创学堂改书院，二为立学会，三为办报纸 [10] ，将湖南近代教育转型化推向了高潮。其中以浏阳算学社、时务学堂和南学会为代表的新式学堂机构的出现成为这一转变的卓然代表。

3.2. 浏阳算学馆的创建

1895年8月，浏阳算学社的成立揭开了湖南救亡教育运动的序幕。浏阳算学会由谭嗣同、唐才常和刘善涵发起倡立，是戊戌维新时期的第一个科技社团。谭嗣同秉持“变法的急务在教育贤才，求才的第一步在兴算学”，为此提出“请废经课，兴算学、格致”，并拟定了“开创章程八条”“经常章程五条”。这一主张得到了其老师欧阳中鹄的支持。欧阳中鹄不仅将之刊刻为《兴算学议》，在士绅中广为传发，更“决意将县中书院改习格致，而先从算学入手”。此后在经学政江标支持下，算学社得以成立。及至1897年购书延师扩充规模后，改称为浏阳算学馆。这一时期所学除算学之外，“益推究制造之理，西方道器之精微”，侧重于“西学”。此外还订有《申报》《万国公报》等报纸期刊，以期学生能够“阅看外国史事、古今政事、中外交涉、算学、格致诸书及各新闻纸”。在他们的号召下，通过在浏阳“小试一县”的实验，为后世的近代教育转型和学堂建设树立了典范。正如谭嗣同所言：“其明年，浏阳果大兴算学，考算学洋务，名必在他州县上，至推为一省之冠。省会人士始自惭奋，向学风气由是大开” [11] 。江标称赞道：“非浏人一举而破其局，而通其阂，则吾乌知是邦趋向之领壹，血性之充周，至于如此矣”。在其影响下，“自是而校经学会，而德山书院，而方言馆，而岳麓书院，而时务学堂，而南学会，日新月盛，震烁支那，海内豪杰之士，至归本浏阳一隅变法之功” [12] 。

3.3. 时务学堂和南学会的成立

在经浏阳算学社探索和铺垫之后，湖南救亡教育在广度和深度进一步拓展。尤其是以1897年时务学堂的建立影响为大。在《湖南时务学堂略志》中记载：“湖南之有学堂，以此为最早，丁酉、戊戌年间，有最高学府之称”。这一时期参与筹办时务学堂的不仅包括王先谦等传统士绅和熊希龄、唐才常等维新志士参与，更兼有陈宝箴、黄遵宪等地方大员的居中幄和。

1896年冬，岳麓书院山长王先谦与张祖同、蒋德钧、熊希龄等士绅筹议成立宝善成制造公司，同时“创为添设时务学堂之议”。在经呈报巡抚陈宝箴批准后，立案倡议成立时务学堂。1897年8月，在所发布的《湖南时务学堂缘起》中，明确阐明了“广立学校，培植人才”“用可用之士气，开未开之民智”的立校宗旨。陈宝箴对时务学堂的开办寄予了深切厚望，并表示“唯早一日开学，即早收一日之效”。他任命熊希龄为提调，总揽学堂行政事务，梁启超、李维格分为中西文总教习，韩文举、叶觉迈、唐才常、欧榘甲为中文分教习，许奎垣则为数学教习。在明确办学宗旨和汇集湘、粤、苏、赣四省维新精英之后，时务学堂对学员进行严格甄选，第一期录取四十名后于当年11月在长沙小东街成立。

及至当年10月梁启超来湘之后，将自己的教育主张“兼学堂、书院二者之长，兼学西文者为内课，用学堂之法教之；专学中学不学西文者为外课，用书院之法行之”理念融入到亲自拟定的《湖南时务学堂学约十章》中，是为：“立志、养心、治身、读书、穷理、学文、乐群、摄生、经世、传教” [6] (pp. 294-298)。在此基础上，为了更好地实现学问中西兼顾，梁启超强调：“必深通六经制作之精意，证以周、秦诸子，及西人公理公法之书，以为之经，以求治天下之理；必博观历朝掌故沿革得失，证以泰西希腊、罗马诸古史，以为之纬，以求古人治天下之法；必细察今日天下郡国利病，知其积弱之由，及其可图强之道，证以西国近史宪法章程之书，及各国报章。以为之用，以求治今日之天下所当有事” [6] (p. 298)。这都体现出“固本培元”的近代化色彩。

至于其功课内容，梁启超指出主要“分为两种：一曰溥通学，二曰专门学。溥通学条目有四：‘一曰经学，二曰诸子学，三曰公理学，四曰中外史志及格算诸学之粗浅者’。颛门学之条目有三：‘一曰公法学，二曰掌故学，三曰格算学’” [6] (p. 410)。学生在入学六个月以前，主要读溥通学；六个月以后，则各认专门，但普通学仍须兼习。学生所读之书，有涉猎之书，有专精之书 [6] (p. 410)。为保证学习效果，学堂不仅实行严格的考勤制度，并着力对学生学习情况进行督查，并以五日为期，对学生的所读书目、篇章、页码及札记进行上报，在经过院长评定等级之后进行奖惩。

梁启超和其他诸多教师为时务学堂的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在授课的同时大力鼓吹“民权革命论”，大造改良政治之舆论，这种“以政学位主义”的教学传统不仅将他们的思想传递开来，同时彰显了时务学堂的社会政治功能。时务学堂“聚居讲学，意气风发”，成为当时全国新式学堂教育的典范。但时务学堂相应地开始为守旧人士所忌，“新旧之哄，起于湘而波动于京师”。及至戊戌变法失败后，时务学堂被殃及停办，1899年2月被改为求实书院。

时务学堂前后虽仅开办了一年左右，但在其录取培养的两百余名学生中却涌现出诸如蔡锷、杨树达、方鼎英、范源濂等具有启蒙思想的新式人才。他们或为民主革命人士，或为学界泰斗，或为社会贤达，都曾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向前发展。梁启超曾经评价道：“国中学校之嚆矢，此其一也” [13] 。杨树达也认为“庚子反清之役，民四倒袁之役，皆时务师生合力为之，以一短命之学堂而能有如此事业者，古今罕见也”。时务学堂本身即象征着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的实践转变，它将资产阶级民主、爱国主义和启蒙教育融为一体，更是为湖南近代教育改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湖南维新变法期间，如果说浏阳算学社和时务学堂的出现是传统教育向近代新式教育的过渡，那南学会的成立则是实现了向兼顾学会和地方议会性质的新型学术政治团体的迈进。

南学会筹建期正值列强瓜分中国之时。1897年冬，德国强占胶州湾，背负国家兴亡之责的湖南维新志士“思保湖南的独立”，使南中国“可以不亡”的信念，将新创立的政治学会定名为南学会，以期“联群通力，发奋自强”。次年1月，南学会总会在谭嗣同、熊希龄、唐才常的号召下，在省府要员陈宝箴、黄遵宪的协助下正式在长沙成立，各府厅州县设分会。皮锡瑞在其日记中记载道：“谭复生等禀请开学会，黄公度即以为议院，中丞已牌示，以孝廉堂为公所，开化可谓勇也”。并阐述南学会成立的目标“惟望将来人才辈出，风气大开，使我湖南再出曾文正、左文襄、罗忠节之伟人”。

根据《南学会大概章程十二条》《南学会总会章程二十八条》和《南学会入会章程十二条》，其人员组成一般首先由陈宝箴选派社会开明绅士10人为总会长，然后再由这10人由己推人，各举所知，进而吸收“好义爱国之人”为会员，每州每县有以3~10人为限。因而先后入会的多达一千人左右。南学会的会友分为“以事会友”“讲论会友”和“通讯会友”三种。“以事会友”是主管会内事务章程内容，主要由熊希龄和唐才常等充当。“讲论会友”由学识渊博、擅长讲演的人充任，“定期开讲，随时问难”。其中经学大师皮锡瑞主讲学术，黄遵宪主讲政教，谭嗣同主讲天文，邹代钧主讲舆地。“通讯会友”则主要是结纳各方社会贤达，以尽可能地加强南学会与各州县士绅民众联系，使“官绅士商，俱作会友”，以便于“通上下之气，去壅阂之习”。最终实现“专以开浚知识，恢张能力，拓充公益为主义”和“以同心合力，振兴中国为务”的立会宗旨。

南学会主要是以演讲集会的形式来探讨学术，议论时政，然后设立答问环节，对听众进行答疑解惑。由于多请擅长言辞讲演的学者来主持学会，因而听者踊跃，其在2月21日正式开讲后至6月18日为止，计有讲学记录可查的共13次。“每次宣讲官绅士庶列坐其中” [14] ，“南学会听讲凭单，索者甚众，早已发罄”，“听讲者更多，几无隙地”。而就其授课内容主要大致有：政教、学术、天文、舆地、中外大势、保种保教、工商、交涉等各个方面。

南学会极力宣传在民族危机的严重关头，设立学会以开风气、以广民智，救亡图存的紧迫性，突出中国面临列强侵略瓜分的严重威胁。陈宝箴在其所讲演的《为学必先立志》中就痛陈今日时局，阐明中国面临的危机形势：“今且不较彼己之长短，不论彼之所以得，而先明我之所以失”。因而急需“知耻有志”之士以挽救国家危亡。而谭嗣同亦希望“讲明今日危急情形，共相勉，为实学，以救此至危急之局” [15] 。

南学会积极提倡春秋公羊学说，借“孔子改制”来为维新变法“改制”提供学说保障和依据。如皮锡瑞说道：“方知孔子创教，实有素王改制之事”，“变法为天地之气运使然。今五洲通而为一，乃古来未有之奇变，天地之气运一变至此，人何能与天地相抗，能迎其奇而自变者，其国必昌；不能迎其机而变者，其国必亡”，并以此来佐证维新变法的合理性。

南学会提倡地方自治。其首先言中国历朝历代专制之弊端，进而呼吁湖南士绅“自治其身，自治其乡”，兴利除弊，规划新政，强调官民上下，同心同德，群策群力，最后以联合之力推动湖南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在此基础上，南学会着力提及采用新法，积极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以保利权等建议。并号召“保教保种”，宣传“文明排外”，以此清除中外畛域之见，防止仇洋排外衅端等。

南学会宣传“西学”和“中学”，特别是西方近代思想和科学知识。皮锡瑞、谭嗣同等人在演讲中除宣传“西学中源论”之外，还见有李维格“论译书宜除四病”、黄遵宪“说教旨略异”等演讲。此外南学会还设有藏书楼，搜集“古今中外有用之书”，供会中人阅读，其中多有介绍西方自然科学和政治学说书目，对开启民智、传播近代科学知识具有重要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维新时期时务学堂与南学会之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时务学堂学生常在老师指引下参加或旁听相关讲学。而南学会所办《湘报》则着力进行宣介和声援，三者的互融对于新思想、新文化的传播乃至革命志士的培养大有裨益，极大地点燃了湖南各地建立学会的热情。诸多性质各异的学会如雨后春笋一般纷纷涌现。学会林立，风气日开。计有以增强国人体质为目的的延年会；研究中外古今实学知识的积益学会；主张与西方进行学战的学战会；专门研习公法之学的“公法学会”；法律学会；主张学习泰西之学的群萌学会；倡导维新的任学会；创办过博物院的舆算学会以及致用学会和明达学会等。它们的存在无疑均启蒙了人们的思想，传播了西方的新式教育，并形成了强大的社会舆论，共同为湖南的教育复兴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国闻报》对此评价道：“不半载之间，讲堂之场居然林立。或暂僦书院屋舍，或另赁街市民房，人尽愤兴，士皆淬厉，为楚有才，于斯为盛，新学之兴，此邦殆其嚆矢欤” [16] ，湖南也由之前被视为守旧排外而一跃成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

梁启超在多年以后曾经这样描述过湖南维新期间的盛况，“自时务学堂、南学会等既开后，湖南民智骤开，士气大昌，各县州府私立学校纷纷并起，小学会尤盛，人人皆能言政治之公理，以爱国相砥砺，以救亡为己任，其英俊沉毅之才，遍地皆是。其人皆在二三十岁之间，无科第，无官阶，声名未显著者，而其数不可算计。自此以往，虽守旧者日事遏抑，然而‘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湖南之士之志不可夺也” [6] (p. 627)，满满的怀念于其间，而时务学堂与南学会所展现出来的勃勃生机拯救了当时萎靡不振的学风，实为湖南近代教育的历史转折点。

4. 清末新政时期的教育实践

戊戌政变之后，全国维新运动暂时陷入低潮，时务学堂、南学会等学会被迫关停，但教育改革先行理念已经成为全国共识。1901年9月，清政府因“庚子国变”而痛定思痛，迫于内外压力开启了“清末新政”。在谕令中强化了“富强之基，端在教育”的观念，明确指出“近日士子，或空疏无用，或浮薄不实，如欲革除此弊，自非敬教劝学，无由感发兴起……著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 [17] ，实行“兴学育才”的教学方针。随后清廷管学大臣张百熙制定了近代中国第一个学制——“壬寅”学制，后经张之洞、荣庆进一步改定为“癸卯学制”。从此新式教育以学制的形式在全国推广开来。

这一时期湖南积极响应清廷诏谕，并清晰地认识到传统书院与现代学堂相异之处。“盖院(书院)常拔高材而给以膏火，则养之义较多，堂(新式学堂)乃集生徒而督以课程，则教之义尤重” [18] 。为此1902年成立学务处，主要督率稽核湖南全省大学堂，以及各府厅州县之中、小、蒙养学堂。此后湖南省进一步提高对新式教育的重视程度，将学务处改为提学使司，并设立省视学6人，巡视各地。省城设置学务公所，各州县则创办劝学所，围绕大、中小等学堂开展新式教育。

就大学堂而言，湖南巡抚余廉三将求实学院改为省城大学堂。从课程设置来看，有经学、史学、国文、地理、中外政治、物理、数学等八门课程，1904年经与岳麓书院合并为湖南高等学堂，使得其已然具备近代大学的雏形。就中、小学堂和蒙养学堂而言，湖南普通中学教育发轫于1902年，在短短两年中遍及湖南各州府县，见有明德、经正、修业、周南、广益、育才和隐储等中学堂。小学教育最早则是在长沙县湖迹渡创办的长沙县明耻小学，与此同时包括楚怡等在内的私立的小学堂也纷纷随之创立。一时间，湖南“私校之盛，殆为国中所仅见”。至于学前教育，最早见有湖南官立蒙养院，大多附设于公办小学堂或私立学堂。

湖南大中小新式学堂教育在取得长足发展之后，师范教育、职业教育也相继被提上日程。湖南巡抚俞廉三遵照清廷旨意创办了“全省师范传习所”。而后在1903年3月1日，在长沙黄泥街成立的“湖南师范馆”成为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师范学校。此后“湖南中路师范学堂”“湖南西路师范学堂”“湖南南路师范学堂”在长沙、常德、衡阳分别开办。并出现“驻省师范”等一系列以培养中小学师资和职业师范的学堂。除此之外，与“实业救国”思潮相伴生的新式工业学堂也开始出现，最早是由王先谦在1902年所设办的农务工艺学堂。后来工业、商业、路矿、磁业等学堂等也开始渐次成立。

伴随着新学制的设立和新式教育机构的发展，湖南本土各省属府厅州县书院均改为兼习中西学的大中小学堂，新式学堂教育逐渐取代传统的书院教育，成为当时社会的主流教育方式。湖南形成了官立学堂、公立学堂、私人学堂共存，高等、中等、初等、学前教育互相衔接发展以及师范教育、职业教育共同发展的勃兴局面，初步构建起了较为完整的师资培养体系和教育学科体系，培养了大批新式教育和工业人才。

及至1905年，清廷进一步下令宣布废除了在中国延续近1300年之久的科举制度。科举废除后，在以日为师，以英美为师的号召下，湖南留学风气独步一时，大批学生留学东洋西洋。省内新式学堂学生和留日学生成为湖南两大新式学生类型，并在民国建立前夕形成一个举足轻重的人才群体。伴随着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完成了旧式教育向新式教育的转变，在强烈的爱国思想引领之下，逐步认识到救亡图存的本质在于革新政府，开始将思想转化为行动，投身于救亡图存的革命运动之中来。

5. 结语

在持续近半个世纪的湖南“救亡”教育历程中，通过由官、绅、士等群体共同参与筹建创办新式学堂、学会、报刊等新式传媒，呈现出从精英教育向民众普及教育的转变。不仅传播了近代民主思想和科学知识，同时开启民智，培养了一批具有进步思想理念的革命志士，对后世社会风气的转变产生深远影响。

文章引用

孙延青. 救亡视域下教育实践：晚清湖南新式教育兴起与发展
Educational Practi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tional Salvation: The Rise and Development of New Education in Hunan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J]. 历史学研究, 2023, 11(04): 255-262. https://doi.org/10.12677/OJHS.2023.114038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