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所，上海

收稿日期：2024年2月21日；录用日期：2024年2月29日；发布日期：2024年4月7日

摘要

《七略》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系统性、综合性的目录学巨著。西汉时期，刘向、刘歆父子首先合作完成了目录学著作《别录》。在刘向死后，其子刘歆又在《别录》的基础上进行调整、最终完成了这部目录学奇书《七略》。一般追溯我国目录源流，多认为是该书。可这样一本综合性的巨著却没有给书籍繁多的历史类书目专门分类，不免让人费解，本文拟对其进行探讨。

关键词

《七略》，史部，刘歆

Exploring the Reason Why the “Seven Strategies” Does Not Establish a History Department

Jian Zhu, Jiachen Yao

Institute of Ancient Book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Received: Feb. 21^st, 2024; accepted: Feb. 29^th, 2024; published: Apr. 7^th, 2024

ABSTRACT

“Seven Strategies” is the first systematic and comprehensive bibliography masterpiece in the history of China. During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Liu Xiang and Liu Xin first cooperated to complete the bibliography work “Beilu”. After Liu Xiang’s death, his son Liu Xin made adjustments on the basis of “Beilu” and finally completed this bibliography book “Seven Strategies”. Generally, it is traced back to the source of China’s catalog, and it is mostly considered to be the book. However, such a comprehensive masterpiece does not specifically classify the numerous historical bibliographies, which is puzzling, and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discuss it.

Keywords:“Seven Strategies”, Department of History, Liu X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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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刘歆在《别录》的基础之上，撰写了目录学巨作《七略》，几乎将当时整个西汉的图书进行了系统性的分类，而唯独史书没有单独成类，仅仅只是将其依附在六艺略春秋类之下，相较于后世史部独立成一类，不免对比明显。其实关于这一问题，许多学者都曾进行了探究。在古时候就已有之，流传至今最流行的一种看法是当时的史书数量较少，不足以单独列为一类。如阮孝绪曾声称“刘氏之书，史书盖寡。附见春秋，诚得其例。” [1] 当代学者则有了不同的看法，如张涛先生认为“经学独尊并使史学处于附庸地位，当是《七略》中史部未能独成部类的根本原因。” [2] 王智勇先生则认为“当时的史学处于发展阶段，人们对史学的认识是模糊的、有限的，加之《七略》分类是依据于先秦的学术状况，所以未立史部是很自然的了。” [3]

诚然，上述看法都是从不同的角度说明了《七略》当中未设史部的原因，都是非常有道理的，很值得借鉴。但笔者认为一件事情的发生，必然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绝非其中一个因素能起决定性作用。刘歆将史书附于春秋类之下，也必然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为此，笔者决定从当时整个大的社会背景、承继前人的编书分类思想、对史字概念初探等方面论述《七略》未设史部的原因。当然，这些角度也并非全然能解释其中原由。以现代人的眼光去考量西汉时人的想法不免有倒放电影、后见之明之感。这也只是笔者做出的一些蠡测。

2. 崇经卑史的社会背景

任何一项思想的形成都有其时代性，质言之，即与当时的社会与时代密不可分。而《七略》的编纂也必与其所处的社会大有关联。西汉虽然早期崇尚黄老学说，实行无为之治。然自汉武帝而后，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标志，开始加强思想上的大一统。从此在思想上日益尊崇儒家的经学思想，经学呈现大一统的局面。表面上武帝似乎极其尊重史官，设有太史令一职。并规定“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 [4] 。但实际情况或许并非如此，与之描述正好相反。两件事情可加以说明，其一是在武帝进行泰山封禅之时，身为史官的司马谈并未跟从。尽管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描写其身体抱恙，但是否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对于封禅这样的大事，有没有史官进行记录，对于武帝而言都是无关紧要的。其二则是司马迁由于替战败投降匈奴的李陵作了辩护，反而遭受宫刑这样的奇耻大辱，对史官人格的践踏也是到了极点，很难看出对史官所谓的尊敬之意。

此外对于司马迁所做的我国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从汉代大儒扬雄的评价中亦可知当时人对于史书的态度。“太史公记六国，历楚汉，讫麟止，不与圣人同是非，颇谬于经。” [5] 一句颇谬于经可见其对《史记》的不满之情。而这时经学地位虽大盛，但还没有达到至尊的地位。陈苏镇先生曾指出“西汉中期之儒术，只是被用来缘饰法律，辅助法治的手段” [6] ，用汉宣帝的话来说就是“霸王道以杂之”。但自盐铁会议之后，儒家又更进一步。该会议对汉代此后的政策影响深远。具体到儒学方面，葛兆光曾指出“儒家思想学说显示了它对君主专制进行制约的意味，道德与伦理作为制度、法律与策略不言自明的前提，儒家成功地把它的价值观念与意义准则提升到了绝对的高度。” [7] 该会议也可视作儒家进入政治文化的标志。到宣元之际，汉廷政策也逐渐由向外而转向内部，而汉元帝史书记载其也是“柔仁好儒”，早在太子时期就劝宣帝用儒生，其继位之后，所任用的高官也大多具有儒学的背景。如张禹、师丹、匡衡、鹿充宗等等。经学与政治的结合更加紧密，也可见儒家经学的地位是愈来愈高。而刘向刘歆父子本就是当世大儒，为古文经学家，其受到大用也是在元帝时期。《汉书》第三十六卷中记载“向受毂梁春秋，十余年，大明习。及歆校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歆大好之。”之后，刘向也同样尊崇左氏春秋。但不管是毂梁还是左氏春秋，父子二人推崇的儒家经典都是春秋，这也只是儒家内部的经学经典。因此，将史部依附在春秋之下，不是没有道理的。

这时史官的地位或许可从唐代史学大家刘知几的《史通》之中看出一些端倪，其指出“司马迁既殁，后之续《史记》者，若褚先生、刘向、冯商、扬雄之徒，并以别职来知史务，于是太史之署，非记官之司。故张衡、单飈、王立、高堂隆等，其当官见称，唯知占侯而已” [8] 。由此亦可得出，记载史实的都并非专职史官而是他官且大多为经学大师进行兼任，史学地位低落如此，也无怪乎《七略》中史部未能完全独立成类。而这一局面直到东汉之际仍未有大的改变，班彪班固父子对《史记》的评价同样也是不满司马迁对经学的态度的。同样的，《汉书·艺文志》部分是依循《七略》分类的，也没有将史部单独给划分为一类。总之，与两汉时代崇经卑史的社会环境大有关联。

3. 承继前人的编书分类思想

除了大的社会背景之外，由于《七略》是在刘向刘歆父子手头上编成的，其编书分类思想也是值得一探究竟的。实际上，在向歆父子编纂完工《七略》之前，我国就已经有了将图书整理分类的情况了。向歆父子必然会受到前人分类思想的影响，故可以说《七略》是继承和发展了我国古代图书编排分类思想。姚明达先生曾指出过：“学术之分类，盖始于孔丘。” [9] 因此简要探讨一下从孔子时期开始到向歆父子的编书分类思想。

孔子早在春秋时期已经开始将学术进行分类，《论语》当中记载将其入室弟子分为四科的情况，分别为德行科代表人物如颜渊等、言语科如子贡等、政事科如冉有等、文学科如子游等。这四门科可以视为孔子所划分的四种学术类型。另外孔子还校订六经，编订了《诗》《书》《礼》《易》《乐》《春秋》，同样也可看作其对古籍的整理以及对当时学术的分类。之后关于分类的思想也是不断有大家涌现，颇有类似于学术思想史上的“百家争鸣”的意味在里面。如孟子声称“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韩非子将学术分为儒墨两派等等。秦代焚灭诗书对于编书分类也是一次重大的打击。到了汉代建立之后，又有“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矣” [9] 。在西汉之初图书也已经开始进行分类了，但并没有单独出现史部的名字。在向歆父子正式编纂《七略》之前，也进行了简单的一次分工合作。《汉书·艺文志》中记载“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伊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 [4] 在这次分工当中，也没有见到将史部单独分成一类。颇令人玩味的是，身为太史令的伊咸校订的居然是数术，跟史籍是全然不相关的。从对前人学术分类继承的角度看，《七略》之中史部未单独成类也就不用大惊小怪了。

4. 史字概念探析

刘歆时期的史字概念可能跟后世大相径庭，而与之相关的史官与史学也是不同的。或许史官所记录的并非后世的史学。故对史字极与其相关的概念有必要作一次简要溯源。在许慎的《说文解字》中“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对于这一中字颇为难解，后续学者也多对其进行了考证，金毓黼先生在《中国史学史》综合江永《周礼疑义举要》、王国维《释史》等著作中的提法，得出中字有秘藏藏书的意思 [5] 。而近现代学者根据甲骨文等出土材料表明，“史”字本义就是事物的事 [3] 。据此可知，史字本义则是一件事情，不同于今日史字的意思。

虽然我国很早就有了史官的设立，根据史书的记载早在黄帝时期已经出现了，当时的史官为仓颉，由于其神话传说的色彩较浓，可信度并不高。到了周代又有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等五史，分封的诸侯国也是沿袭周王室，纷纷设立史官。但这一时期的史官就如史字一样，与后人理解中的史官并不相同。金毓黼先生曾指出“是故研秦汉以前之史，应知设置史官之初，职司记事，品秩甚卑，其后乃有内史、大史诸号，跻于大夫之列。至于以史名书，则非古义，此不可不辨者也。史为书名，起于汉后，古代无之。” [5] 可见这一时期的史官也仅仅是记录帝王言行和国家的官员，与后世的史书不同，更没有所谓史学的概念。那么春秋时期记载各国历史的书称作什么呢，是以春秋为名。如墨子曾说过：“吾见百国春秋。” [5] 孟子也曾说过：“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 [10] 马端临在《文献通考》卷一百九十一之中也记载过：“案班孟坚《艺文志》七略无史类，以《世本》以下诸书附于《六艺略·春秋》之后。盖《春秋》即古史，而《春秋》之后，惟秦、汉之事，编帙不多，故不必特立史部。” [11] 近人金毓黼也说过：“《楚语》申叔时言，教太子箴以春秋；《晋语》司马侯言叔向习于春秋；此又孔子修《春秋》之同时，各国之史多名春秋之证也。” [5] 因此，《七略》之中将史部附于春秋类之下，算得上是古已有之的，《七略》不过是衍其续罢了。不过值得指出的是，先秦之史书并非只有春秋，也曾以“志”字来命名史书，如“周志”、“前志有之”等等，之所以日后春秋之名大行其道，笔者猜测是由于孔子作《春秋》的缘故，后世又对孔子奉若神明，故以春秋来代指史书。

5. 余论

综合上述，刘向、刘歆父子所编纂的《七略》之中，没有对史部进行单独分类，并不能单以当时史籍卷数太少来作为判断的依据，这样不免流于表面，显得过于武断。任何学术思想包括图书分类思想，都是时代和社会的产物，与政治制度、文化政策紧密相关 [2] 。因此，可作如下总结。

首先，在向歆父子之前，我国对于图书分类早已有之，溯源前人的分类，未见有将史部单独分成一类的。其次，从史字本义出发，史字本就代表一件事和后世所知的意思有所出入，且秦汉之前的史官只是记录帝王言行的，而当时的史书多用春秋来进行指代。故《七略》之中多将史书依附在春秋之下。最后，西汉时期尤其是武帝之后，整个社会出现崇经卑史的倾向，经学地位大盛而史学地位低下，史官更是毫无尊严可言。在这样的背景下，史部未成一类也就毋须大惊小怪了。另外，向歆父子二人也是当时大儒，为古文经学家，并且尊崇《春秋》，也进一步说明了为何将史部划归春秋之下了。事实上，当时的史学只能算是“六艺之末”，直到魏晋之际，史学才逐渐摆脱经学的附庸，这在荀勖的《中经簿》中有所体现，最终史学才取得自己的独立地位。

文章引用

朱 鉴,姚嘉晨. 试探《七略》不立史部的原因
Exploring the Reason Why the “Seven Strategies” Does Not Establish a History Department[J]. 历史学研究, 2024, 12(02): 114-118. https://doi.org/10.12677/ojhs.2024.122018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