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大学外国语学院，广西 南宁

收稿日期：2022年10月16日；录用日期：2022年12月1日；发布日期：2022年12月9日

摘要

在小说《太古和其他的时间》中，奥尔加·托卡尔丘克通过讲述太古三代人各自的人生故事，生动地再现了太古当中历时与共时的空间关系。基于此，本文通过性别空间的视角挖掘小说的潜文本，分析父权社会性别空间的建构，并阐明女性角色如何反抗父权空间秩序，实现性别空间的变化与重置。研究发现，1) 小说中，父权社会通过空间禁锢和身体暴力压迫女性他者，建构起以男性为主导的性别空间秩序；2) 面对父权社会空间对女性自我的铭刻和桎梏，她们时刻以身体反叛和空间逃离的方式对抗着这种压迫；3) 而历经太古三代女性彻底或不彻底的对抗，男性/公共空间与女性/私人空间的父权性别秩序发生逐渐发生变化和重置。这部小说是托卡尔丘克身为女权主义者对女性最深切的关怀，在小说中，她不只是重申父权社会的对女性的压迫，更是给广大女性提供了出路——反抗由父权来构建性别空间，而不是仅仅反抗父权所构建的性别空间的界限。

关键词

《太古和其他的时间》，性别空间，奥尔加·托卡尔丘克

Construction and Reset: Gender Space in Olga Tokarczuk’s Primeval and Other Times

Yuanyuan Ma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Guangxi University, Nanning Guangxi

Received: Oct. 16^th, 2022; accepted: Dec. 1^st, 2022; published: Dec. 9^th, 2022

ABSTRACT

In the novel Primeval and Other Times, Olga Tokarczuk reproduces the diachronic and synchronic spatial relationships in Poland in the 20th century by telling a superb story of an extended family in Primeva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nder spac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nstruction of gender space in patriarchal society and expounds on how female characters resist and rest the order of patriarchal gender space. It is found that: 1) The patriarchal society oppresses the female other through spatial imprisonment and physical violence, and constructs a gender spatial order dominated by men; 2) Facing the imprint and shackle of patriarchal social space on women’s self, they always resist this oppression by means of physical rebellion and space escape; 3) After the complete or incomplete confrontation from three generations of women in Primeval, the patriarchal gender order of male/public space and female/private space has been gradually changed and reset. This novel expresses Tokarczuk’s deepest concern for women as a feminist, in which she not only reaffirms the oppression of women in the patriarchal society, but also provides ways for women to resist the construction of gender space by patriarchy.

Keywords:Primeval and Other Times, Gender Space, Olga Tokarczuk

Copyright © 2022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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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奥尔加·托卡尔丘克(Olga Tokarczuk, 1962-)是波兰著名女性作家，曾两度荣获布克国际文学奖，近年来亦成为201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瑞典文学院颁奖词指出，“她的叙事富于百科全书式的激情和想象力，代表了一种跨越边界的生命形式” [1]。《太古和其他的时间》(Prawiek I Inne Czasy, 1996)是托卡尔丘克第三部长篇小说，也是其成名作之一，被波兰文学界誉为当今神秘主义小说的巅峰之作，托卡尔丘克因此饮誉波兰文学界多年，多次荣膺波兰最高文学奖项“尼刻”文学奖。国内外对《太古和其他的时间》的研究并不广泛，国外学者多从魔幻现实主义切入，探讨《太古和其他的时间》与托卡尔丘克其他作品中的魔幻现实主义元素，认为该书交织民间传说、史诗、神话与波兰生活景致，描绘了一个充满符号、隐喻的魔幻现实主义世界。国内学者则主要从叙事学角度对《太古和其他的时间》进行研究，有学者提出《太古和其他的时间》在叙事结构上具有一种独特的“星群”框架，通过故事星粒之间的耦合、增殖和互文，形成一种独立和统一相辩证的叙事形态( [2]: p. 139)；也有学者认为托卡尔丘克在《太古和其他的时间》中创造了具有自己典型特色的碎片化叙事，并在这种碎片化里呈现出了一种异样的完整( [3]: p. 82)。此外，还有部分研究从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原型批评理论等视角出发，对《太古和其他的时间》进行了解读，但国内对该小说除形式外其他层面的挖掘却远远不够。在小说《太古和其他的时间》中，托卡尔丘克通过不同的视角讲述了太古之中各种人物，甚至动物、植物和东西的故事：触摸世界边界的少女、沉迷解谜游戏的地主、寂寞的家庭主妇、咒骂月亮的老太婆，乃至天使、水鬼、哈巴狗、菌丝、小咖啡磨……以三代人的人生故事，折射了波兰二十世纪动荡起伏的历史命运。小说的名称《太古和其他的时间》预示着空间和时间在这部作品中的意义，小说通过不断转换视角，在讲述太古三代人各自人生故事的同时，生动地再现了太古当中历时与共时的空间关系。

“空间转向”(Spatial Turn)出现于20世纪60至70年代，其理论先驱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 1901~1991)从社会学角度重新界定了空间的概念，他认为空间“包含自然界和宇宙的物理空间，包含逻辑和形式抽象的心理空间以及社会实践和社会关系运行的社会空间”，且是三者之间的辩证统一( [4]: p. 12)。在社会空间的理论基础上，列斐伏尔提出了空间生产的理论，认为“(社会)空间是一种(社会)产品” ( [4]: p. 26)，是社会关系或权力的产物。空间理论的另一先驱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同样认为“空间是任何权力运作的基础”，而知识可以将权力在空间上的运作合法化、正当化( [5]: p. 13)。通过列斐伏尔与福柯的论述，人们深刻认识到“空间不仅是生产方式，也是控制方式、支配和权力方式”( [4]: p. 26)。在此基础上，将性别纳入空间与权力进行思考，探讨性别空间(Gender Space)的建构与解构，逐渐成为空间研究和女性主义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他们认为，空间不仅是社会化的、权力化的，更是性别化的，正如马瑟所言“空间既反映也影响着我们社会中性别建构与理解的方式”( [6]: p. 4)。鉴于此，本文通过性别空间的视角挖掘小说的潜文本，分析父权社会性别空间的建构，并阐明女性角色如何反抗父权空间秩序，实现性别空间的变化与重置。

2. 父权社会性别空间的建构

父权社会最重要的一种空间生产方式是“分离领域”(Separate Spheres)的物理和意识形态划分。其中，公共空间被划分给男性，私人/家庭空间则被分配给女性( [7]: p. 61)。小说《太古和其他的时间》讲述的是二十世纪波兰三代人的人生故事，作为一个典型的父权制社会，太古中性别空间的鲜明界限镌刻在每个人心中：“在太古，妇女应操持这件事，从准备事物到祈福消灾，全由女性包办。上帝—是个男人—脑子里装的是更重要的事：战争、灾变、征服、远征……妇女则料理食物”( [8]: p. 55)。而这种性别化的空间秩序是通过对女性的空间禁锢和身体暴力建构的。

2.1. 父权空间秩序对女性的禁锢

在父权社会，男性为了巩固自身的主导空间，刻意将女性置于下层的、边缘的物理空间中，把女性排斥在公共空间之外，剥夺女性对公共空间的占有，以此建立性别秩序。小说第二章，米哈乌被征兵入伍，外出参军打仗，而他的妻子盖诺韦法只能在家“为米哈乌打理参战的工作”，“没能跨出自家的门槛，目送丈夫过桥”( [8]: p. 2)。这也表明，父权社会性别空间秩序的建构始于对女性物理空间的禁锢，即男性占有公共空间，而女性占有私人空间；又逐步扩展到对女性社会空间的禁锢，即男性占有工作空间、生产空间、权力空间，而女性则占有家庭空间、消费空间；最终导致对女性心理空间的禁锢，即男性占有独立空间，而女性占有依赖空间( [9]: p. 17)。以盖诺韦法为例，被禁锢在家庭中的她，没有机会离开太古，更没有机会参与太古之外的社会生活，也因此在心理上受制于他的丈夫。米哈乌独自离开太古去参军之后，盖诺韦法“哭了一整天”，祈祷“米哈乌会回来，他必须回来”( [8]: p. 2)，每时每刻都在等待米哈乌归家。由此可见，性别空间指的并非是单纯的男性或女性所居住或占有的物理空间，而是被两性价值观念和意识所铭刻的空间，是性别化的空间( [10]: p. 112)。

此外，父权社会对女性的空间禁锢还体现为对女性流动性的限制，如盖诺韦法所言，“你是自由之身，我则身为人妻。你不停地在移动，我却恒久停留在一个地方”( [8]: p. 35)。父权社会男性的空间是流动的、扩张的，而女性的空间则是固定的、紧缩的( [10]: p. 113)，这进一步剥夺了女性占有公共空间的机会。盖诺韦法的女儿米霞延续了这种不幸，她与帕韦乌结婚之后，更加局限于家庭空间，尤其是家庭空间的厨房和洗衣房领域。米霞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待在厨房，甚至从“厨房的窗口看惯了早春灰白的景色”。当五月到来时，米霞的果园鲜花怒放，而她只把满园春色看作是一个“信号”，“说明该把冬天所有发霉的衣服、窗帘、被褥、地毯、餐巾、桌布、床罩统统拿出来洗涤、晾晒了”( [8]: p. 112)。而她的丈夫帕韦乌则在社会中“挣钱，受教育，往高处走，向上爬”。因为做木材生意，帕韦乌买了一辆摩托车，可以“跑遍周围所有的地方”；又因为生意做得不错，帕韦乌可以花钱继续自己的教育，“上过几年短训班和培训班”( [8]: p. 98)，并因此“在卫生防疫站找到了工作”，“开始逐渐而不可逆转地步步高升”( [8]: p. 99)。这意味着，父权社会对女性流动性的限制不仅加剧了女性空间的禁锢，还阻碍了女性获取知识和权力的途径，以此进一步保障男性对知识和权力的运用和再生产。

然而，男性/公共空间与女性/私人空间的父权性别秩序并不意味着女性真正拥有私人空间的所属权。家对于男人来说是休息的地方，而对于女人来说却是劳作和服务他人的地方。小说中，帕韦乌在举办生日宴会时，邀请了乌克莱雅和他的妻子鲁塔来家里做客。在这样一个家庭空间里，男人们尽情放松和休息，他们“相对而坐，聊着塔舒夫和凯尔采的皮革价钱”，乌克莱雅甚至“讲了一些淫秽的笑话”。而女人却要不断劳作和服务他人。米霞不仅要为男人们准备丰盛的菜肴，“端上桌的是猪脚冻和两种凉拌菜。还有几盘熏制的食品和填馅的鸡蛋。炉灶上热着酸白菜炖肉，锅里是噼啪作响的炸鸡腿”，还要照顾孩子，“打发孩子们去睡觉”( [8]: p. 107)。当米霞无法应付繁重的家务劳动时，只能请求身为客人的鲁塔帮忙，而不是她的丈夫帕韦乌。由此可见，在米霞家里，即便是在女性自己的地方——家里，她们仍然从属于男性。也就是说，将女性固定在家里、限制女性的流动性充当了禁锢女性空间的工具，不仅剥夺了女性进入公共空间去获取社会身份的机会，且将女性在家庭空间受到的剥削压迫合理化( [8]: p. 61)。如格罗斯所述，“女性即使在自己家里也无法找到归属感：家庭不过是服务他人的场所，尽是毫无价值也不受认可的琐事，被奴役的女性自我在其中消磨殆尽，家庭成为暴力和虐待的空间，是女性受迫害、被隔离的空间”( [11]: p. 122)。

2.2. 父权空间秩序对女性的暴力

除了通过将女性固定在家里、限制女性的流动性，对女性施加物理空间、社会空间和心理空间的禁锢之外，父权社会中另外一种普遍的性别空间建构方式就是身体暴力。在父权制社会，男性用强权暴力践踏女性的身体，使女性屈从于父权社会的权威，以此规训女性，强化不合理的性别空间秩序。在小说《太古和其他的时间》中，这种身体暴力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性暴力和过度生育。

父权社会要求女性内化不合理的性别秩序，以父权社会设定的规范生存，女性一旦僭越男性空间，便会遭受无端的暴力。小说中，沃拉路作为俄国人和德国人之间的边界，既不属于俄国军队、也不属于德国军队，但它却属于男性空间。幼年时的鲁塔因为误入边界，遭受了两方军队残酷的身体暴力。起初，鲁塔遇到穿着一种颜色军服的人，他们“从背后抓住了她的两臂，反拧起来”，有人“对着她的脸，狠狠扇了她一巴掌……以至于鲁塔一下子就昏过去，倒在地上”，有人“强暴了她”，“起先是一个男人，后来是第二个，接着又来了第三个”( [8]: p. 83)。鲁塔遭受了一方军队残酷的性暴力之后，昏倒在地上，被穿着另一种颜色军服的人发现，“他们也轮流趴到鲁塔身上”。被母亲找到时，“姑娘的连衫裙给撩到脸上，遍体鳞伤。腹部和大腿被鲜血染红，成群的苍蝇向她飞来。她失去了知觉，不省人事”( [8]: p. 83)。作者托卡尔丘克用战争中的边界隐喻性别空间的边界，鲁塔因为误入边界，遭受了来自男性群体残酷的性暴力。这里面隐含的逻辑是：女性本就不属于公共空间，如果僭越，就会受到相应的惩罚( [10]: p. 114)。

更为残酷的是，性暴力并不仅仅出现在冲突和战争时期，而是在社会中、甚至在家庭中随处可见。以鲁塔为例，她在结婚后常被她的丈夫乌克莱雅“独自关在家中”，“不允许她独自出门”，这是因为乌克莱雅与她结婚并不是“想要她的爱”，而是“对她的支配”，他们的婚姻不过是父权社会肆意压缩女性空间的“合法宣言”。当鲁塔试图出现在男性主导的公共空间时，总会遭受丈夫的羞辱和暴力，乌克莱雅总是“撩起她身上的绸裙，为的是向人炫耀她的大腿”( [8]: p. 111)。在他们两人一同参加帕韦乌的生日宴会时，乌克莱雅甚至在席间撕扯她身上的衬衫，只是为了给狐朋狗友“瞧瞧他给老婆买了怎样的胸罩”。“难道我不能这么做？你是我的，你整个人和你身上所有的东西都是我的”( [8]: p. 107)，乌克莱雅怀着这样的想法肆意践踏鲁塔的身体。当公共空间对女性来说意味着羞辱、暴力，甚至是生命危险时，女性只能选择将自己禁锢在私人空间，这正是父权社会对女性身体的铭刻，也进一步加剧了父权社会对女性空间的规范和压制。

此外，过度生育也是父权空间秩序对女性施加的身体暴力之一。生育是自然赋予一切雌性的强大权力，没有生育就没有生命，那么任何文明和历史都不可能存在。然而在自然界中只有人类女性因为生育这种天赋权力在社会中步步失权，这是因为父权社会把生育作为对女性进行控制、规训的重要内容，男性通过掠夺女性的生育价值，使女性丧失个人的生育意志——再通过操控女性过度生育使她们承受严重的生育损伤，进一步丧失进入公共空间的权力。小说《太古和其他的时间》中，“女人死得比男人早，母亲死得比父亲早，妻子死得比丈夫早。因为女人都是人类繁衍生殖的器具。孩子如同鸡雏儿一般破卵而出。这卵后来还得自行粘合复原。女人越是强壮，生的孩子越多；生的孩子越多，女人也就变得越发虚弱”。女性因“育龄期没完没了地生育”被永远地囚禁在家庭/私人空间中，几乎没有机会步入公共空间( [8]: pp. 29-30)。以米霞为例，她第四次怀孕时，才“头一次想到她自己生得太多了”( [8]: p. 112)，因为“他们夫妻做爱的时候，他是从来不用那玩意儿的”( [8]: p. 120)，这表明米霞在父权社会的规训下已然将生育权拱手让人——用不用避孕套本应取决于女性的生育意志，违背女性生育意志的性行为都是强奸，是身体暴力，因为生育损伤只有女性承担，因为“一次接着一次流产的时候”、“没有流产却要打胎的时候”、“因为打胎差点儿丧命的时候”( [8]: p. 29)……在这些时候，只有女性需要面对，同时又是因为这些时候，女性进一步被禁锢在私人空间。

3. 女性对父权空间秩序的对抗

父权社会中性别空间的建构主要是通过对女性的空间禁锢和身体暴力来实现的，但女性并非只能一味地接受父权社会空间对女性的铭刻和桎梏，她们时刻对抗着这种压迫。女性通过自己在空间中的活动和经历来打破所处的空间秩序，诠释和改写空间的意义，赋予其新的内涵，这既是对父权意志的反抗，也是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表现。在小说《太古和其他的时间中》中，女性对父权空间秩序的反抗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身体反叛，二是空间逃离。她们试图通过身体反叛和空间逃离打破空间桎梏，全面解构父权空间背后的性别规约。

3.1. 女性对父权空间秩序的反叛

父权社会对女性最直接的控制是权力对身体的控制，因此，女性对父权性别秩序的反抗中，最直接的是身体反叛。《太古和其他的时间》中，多位女性用身体表达女性主体意识，反抗父权性别空间对女性自我的压迫，其中打破男性至上的性别空间秩序，反抗性别空间规训的女性气质，以及行使个人的生育意志是太古中的女性最主要的身体反叛方式。

父权社会建立起男性/公共空间、女性/私人空间的性别秩序，并把女性排斥在公共空间之外，剥夺女性对公共空间的占有。因此，麦穗儿最初流浪至太古时，没有机会获得一份工作。“人们给她取了这么个名字，是因为她经常去拾人们秋收后留在地里的麦穗儿，她将麦穗儿放在火上烤一烤就成了自己每日的食粮”。男性为了巩固自身的主导空间，刻意将女性置于下层的、边缘的物理空间中，建立男性至上的性别空间秩序。麦穗儿因此受到残酷的身体剥削和压迫，“往往为了一节香肠便能委身于男人”，因为“地里再也找不到任何吃食”，麦穗儿不得不“开始卖淫”( [8]: p. 6)。但是麦穗儿从未接受过父权社会中男性至上的性别空间秩序，她“从来不肯按一般男女的方式躺倒在地上”。她说：“干嘛我得躺在你的下面？我跟你是平等的”，“她宁愿靠在一棵树上，或者靠在小酒店的木头墙上”。麦穗儿用自己的身体反抗身体反叛父权社会中男性至上的性别空间，她追求的是女男平等、没有上下之分的性别空间秩序。再如麦穗儿的女儿鲁塔，她与伊齐多尔青梅竹马，一同长大，然而伊齐多尔向她求爱时，鲁塔冷酷而倔强地拒绝了他，她说“我永远不跟我爱的人做这种事。我只跟我恨的人做”( [8]: p. 102)。鲁塔认为“世界很坏，创造出这样的世界，还算个什么上帝？或者他本身很坏，或者他允许恶存在，或者他脑子里一切都乱了秩序”。这表明鲁塔清楚地意识到父权性别秩序的不合理，因此她选择用自己的身体反抗父权对女性的空间规训。

除了打破父权社会男性之上的性别空间秩序，拒绝父权社会中性别空间所规训的女性气质也是对父权性别空间的有力反抗。在父权性别空间的规训下，女性应以家庭为主要活动领域，并且逐渐形成“女性气质”，即在相夫教子的同时要具备虔诚、贞洁、居家和柔顺等基本规范( [12]: p. 151)。以米霞的女儿阿德卡尔为例，她在回去看望父亲帕韦乌时发生了如下的对话：

她放下箱子，点燃了香烟，穿过果园，朝曾经立着帕普加娃姑妈的小房子的地方走去。

“你抽上烟了！”她猝不及防地听见一个声音说。

她本能地赶忙把香烟扔到地上，顿感嗓子眼里有一种熟悉的、儿时对父亲的畏惧。

“我之所以回来，简单地说就是想告诉你，我自己有办法过日子。我大学毕了业，有工作。我已经有了一个很大的女儿。”

“你为什么不生个儿子？”

阿德卡尔从大衣口袋里掏出又一支香烟，点着了。

父亲望着打火机的火焰。

“你丈夫呢？”他问。

阿德卡尔抽了一口香烟，轻松地吐出一团悠悠忽忽的烟雾。

“我没有丈夫。”( [8]: pp. 160-161)

帕韦乌所代表的父权社会时刻监督着女性是否以家庭为主要活动领域、是否严格遵守父权社会中性别空间所规训的女性气质，帕韦乌训斥阿德卡尔抽烟、不回家、不生儿子、没有丈夫……阿德卡尔拒绝相夫教子、居家和柔顺等父权社会中性别空间所规训的女性气质，既是对父权意志的反抗，也是其自我意识觉醒的表现。

此外，行使女性自身的生育意志也是女性身体反叛的一部分。女性恢复并行使个人的生育意志也是她们对抗父权社会构建的性别空间秩序的途径之一。《太古和其他的时间》中，女性们常说“我想要个女儿”、“我们压根儿需要的就是女儿”、“倘若所有的妇女都开始生女儿，世界上就太平了”( [8]: p. 4)，但她们从未意识到她们天然享有这个权力。在米霞第四次怀孕的时候，“她头一次想到她自己生得太多了。她不想要这个孩子”。于是，“晚秋的时候，马雷克患了百日咳，死了”( [8]: pp. 112-113)。作者用隐喻的方式暗示米霞恢复并行使个人的生育意志，对抗父权社会空间对女性自我的铭刻和桎梏。此后，米霞和帕韦乌的后代都是生女儿，帕韦乌为此控诉阿德卡尔：“你们大家都是生女儿。安托希两个女儿。维泰克一个女儿，双胞胎姐妹则是每人两个女儿。现在你又是生的女儿！”在父权社会男性之上的空间规训下，太古中的女性行使自己的生育意志，选择不生或者是生女儿，而不是顺从父权社会男尊女卑的性别构建，同样是她们通过身体对父权性别秩序的直接反抗。

3.2. 女性对父权空间秩序的逃离

在父权社会构建的性别空间中，女性的身体反叛，无论是反抗性别空间规训的女性气质，还是反抗男性至上的空间秩序，还是行使个人的生育意志，都是在父权性别秩序下争夺空间权力。这种对抗认可的是由父权来构建性别空间，反抗的是父权所构建的性别空间的界限。因此女性对父权空间秩序的身体反叛是不彻底的，尽管解构了关于公共空间的性别化的刻板印象，模糊了公共空间的性别，但并不必然破坏根本的性别模式。马瑟指出，“一种在性别方面具有颠覆作用的信息——既是就身份而言又是就空间而言——便是保持移动”( [6]: p. 11)。在小说《太古和其他的时间》中，托卡尔丘克所描述的女性对抗父权空间秩序的另一方式便是通过空间的逃离，麦穗儿、鲁塔和阿德尔卡最终都选择了空间逃离以摆脱父权空间秩序的桎梏。

以麦穗儿为例，尽管她“从来不肯按一般男女的方式躺倒在地上”( [8]: p. 6)，还是因为被迫卖淫而怀孕。地主太太波皮耶尔斯卡得知麦穗儿快要生产时，想要为她提供帮助，要教她“缝衣、做饭”，建议她将来“在洗衣房工作”。然而，地主太太波皮耶尔斯卡并不是为了帮助麦穗儿，而是为了麦穗儿的孩子，她劝说麦穗儿把孩子送到她办的收养院那里去( [8]: p. 7)。太古中麦穗儿的遭遇即是父权社会全体女性命运的缩影——被长期排斥在社会公共空间之外，只能蜷缩在固定封闭的家庭/私人空间中，被男性掠夺生育价值。幸而麦穗儿反叛意识强烈，她宁愿继续流浪，也不愿顺从父权的空间规训。麦穗儿“踉踉跄跄、摇摇晃晃”地走向一栋废弃了的房屋，在那里分娩( [8]: p. 8)。这意味着麦穗儿对父权空间秩序的逃离，其后麦穗儿在那里失去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进一步标志着麦穗儿反叛精神的觉醒以及她对父权性别秩序的反抗。鲁塔同样也是如此。她 “永远不跟爱的人做这种事。只跟我恨的人做”( [8]: p. 102)，因此她还不顾母亲的反对，拒绝了伊齐多尔的求婚，执意嫁给乌克莱雅。然而，鲁塔却在婚后遭受了乌克莱雅的空间禁锢和身体暴力。“世界很坏，创造出这样的世界，还算个什么上帝？或者他本身很坏，或者他允许恶存在，或者他脑子里一切都乱了秩序”，鲁塔清楚地意识到父权性别秩序的不合理，在身体反叛失败之后，她转而选择逃离倒错的性别空间。“鲁塔走到了太古的边界……她觉得自己能通过所有的边界，能冲破一切禁锢”( [8]: p. 117)。小说中，鲁塔是第一位离开太古的女性，她跨越了太古边界那道无法逾越的墙，奔向父权性别秩序之外的自由。

“在敢于走出去时，女性生产了一种其他女性更容易获得的空间”( [13]: p. 316)。鲁塔的成功逃离给下一代女性带来了新的可能性。以阿德卡尔为例，只要是在太古，在这样一个父权制社会，永远会有人质问她“你抽上烟了”、“你为什么不生个儿子”、“你丈夫呢”？( [8]: pp. 160-160)因此，她最终选择像鲁塔一样逃离以摆脱父权性别空间的控制。“她走上了官道”，“到了靠近沃德尼察的地方”，“还得在车站坐上个把钟头等公共汽车”( [8]: p. 163)。在这里，托卡尔丘克用复杂的笔触极力渲染逃离太古的复杂程度，然而又在字里行间告诉我们逃离太古有多么简单——走路、坐车，阿德卡尔就可以逃离这个空间。然而，当汽车开来的时候，阿德卡尔是车上唯一的乘客，司机“则通过后视镜向她投去惊诧的一瞥”( [8]: p. 163)。这是因为父权社会中界限分明的性别空间不仅是对女性的规训、支配，还是震慑，以至于处于上位的男性、和处于下位的女性都对父权空间秩序深信不疑，没有女人相信男性空间同样属于自己，没有男人相信女性本就拥有所谓的男性空间。

4. 女性反抗后性别空间的重置

随着女性彻底或不彻底的对抗，男性/公共空间与女性/私人空间的父权性别秩序发生变化和重置——女性逐渐打破了家庭空间的束缚，从家庭的私人空间走向公共空间，而男性在自身主导的父权性别秩序中固步自封。在小说《太古和其他的时间》中，性别空间的重置体现在上帝的性别上，上帝从“是个男人——脑子里装的是更重要的事：战争、灾变、征服、远征……”( [8]: p. 55)，变成“是位女性，强劲，伟大，湿漉漉，冒着热气，宛如春天的大地，女上帝像蓄满大量水分的雷雨云一样，存在于空间的某个地方”( [8]: p. 123)；也体现在太古三代人中女性和男性所处空间的变化上。

小说中，父权传统性别空间的变化在太古中的第一代人身上就有所体现。以盖诺韦法和米哈乌为例，当太古处于俄国人和德国人战争的火线上，“他们跟奶牛一起住在厨房。米哈乌在门后，在那一向是放置木桶的地方给奶牛铺了个窝。白天他常去粮仓拿干草，然后喂牛，清扫奶牛身子下的牛粪。盖诺韦法坐在轮椅上瞧着他干活儿……晚上米哈乌帮她坐尿盆，给她擦洗身子，把她抱到床上，给她抚直手和脚”( [8]: pp. 89-90)。由此可见，父权社会所构建的性别空间秩序是一种复杂的关系场，这时的米哈乌作为同样被排斥在公共空间之外，而家对于他来说也不再是休息的空间，而变成了劳作和服务他人的地方。不过，这时的盖诺韦法也只是从家庭空间对女性的剥削和压迫中短暂解脱了，直到生命最后她也没能走向公共空间，获取属于自己的社会身份。

父权传统性别空间的变化在太古中的第二代人身上更为剧烈。以米霞和帕韦乌为例，帕韦乌瞒着米霞将二人死后的墓地选在“老博斯基和斯塔霞坟墓的旁边”，即帕韦乌自己双亲的旁边。米霞“不喜欢丈夫选中的地点”，“为什么不是挨着我的双亲？”她问。然而，“因为坟墓一直没有准备好，帕韦乌把米霞埋在了盖诺韦法和米哈乌身边。他想，这样做应该是令她感到高兴的”( [8]: p. 154)。米霞死后摆脱了父权社会性别空间的桎梏，得以埋在自己双亲身边，而不是她丈夫所属的空间。相反，帕韦乌却在米霞死后走向父权社会建构的家庭空间，并且给屋子上了“第一道锁，第二道锁，第三道锁”( [8]: p. 161)。这表明，父权社会的性别秩序在物理空间上发生了变化，米霞死后终于摆脱了父权社会对女性物理空间的禁锢，而帕韦乌却开始限制自身的流动性。此外，帕韦乌“不希望有人在这儿替我料理家务。我自有办法对付”( [8]: p. 162)，这又表现出父权性别秩序在社会空间上发生的变化，太古中的人们已然不再信奉“男主外、女主内”的陈旧观念。此外，鲁塔和伊齐多尔在空间中的活动和经历的变化同样体现出太古第二代人性别空间的重置。鲁塔离开了太古，跨越了太古边界那道无法逾越的墙，奔向了父权性别秩序之外的自由，她去了巴西生活，并给伊齐多尔寄来一封信：

“我想念你们。可有时我压根儿就不想你们。我有许多事要做。我住在一座非常大的城市里，到处都是各种肤色的人。你身体好吗？我希望我妈妈也是健健康康的。我非常想念她，我知道，她没有法儿在这里生活。我在这里想要什么有什么。你别代我问候任何人，甚至我的妈妈也一样。让他们尽快忘记我。亚马尼塔·穆斯卡利亚。”( [8]: p. 133)

而伊齐多尔却从未能看见父权性别秩序之外的世界，一生被禁锢在其中。收到鲁塔的信后，他也想去巴西，可是他被送进养老院，只能“在大楼里转悠，为的是瞧瞧自己的世界，四个方向的情况”。但“养老院的楼房建得不合理，没有朝北的窗口，似乎它的建设者们企图摒弃这个世界的第四部分”。最终“他被放在了隔离室的床上，在那儿慢慢死去”( [8]: p. 157)。“这时伊齐多尔拥有的空间开始卷缩，那些既非人间又非天上的空间全部分裂成小块，陷入虚无，永远消失”( [8]: p. 158)。这正说明，在米霞、鲁塔等第二代女性的对抗下，太古中男性主导性别空间秩序已经被打破，性别空间正在面临解构和重构。

性别空间，无论是女性空间还是男性空间，都并非中性，而是按照占统治地位的权力话语而建立和维持的，是一定意识形态斗争的产物。性别空间在不断地变化与重置中，相应的权力和性别关系也在流动、变化着( [10]: p. 116)。到了太古中的第三代人，男性再也不能牢固守住由自我支配、领导的父权空间，而女性逐渐开始按照自己的意志规划和分配空间。以阿德卡尔和她的两个妹妹为例，她的父亲帕韦乌训斥她们“想主宰这个家，就像我已经不在了似的”( [8]: p. 161)，正是女性与男性争夺空间分配权力的体现。此时的父权社会再也不能轻易从女性手中抢来权力，并以此阻止女性主导的性别空间的重置。以阿德尔卡为例，“我之所以回来，简单地说就是想告诉你，我自己有办法过日子。我大学毕了业，有工作。我已经有了一个很大的女儿”，这时的女性已然摆脱父权社会对女性空间的禁锢，女性得以进入公共空间，并依靠自己的能力获取知识和权力。

5. 结语

奥尔加·托卡尔丘克是一个“温柔的叙述者”，她认为文学建立在自我之外对他者的温柔之上，编写故事意味着赋予物体生命，赋予世界微小碎片以存在感，正是这些碎片映照着人类经验、生存境况和记忆。因此，在《太古和其他的时间》一书中，奥尔加·托卡尔丘克为我们呈现的是二十世纪波兰女性的真实生存状态。她们同盖诺韦法、米霞、麦穗儿、鲁塔、阿德卡尔一样，身处于一个典型的父权制社会，被排斥在公共空间之外，只能占有家庭/私人空间；她们同盖诺韦法、米霞、麦穗儿、鲁塔、阿德卡尔一样，面对父权社会空间对女性自我的铭刻和桎梏，并非一味地接受，时刻对抗着这种压迫；她们同盖诺韦法、米霞、麦穗儿、鲁塔、阿德卡尔一样，以自身彻底或不彻底的对抗，改变或颠覆了男性/公共空间与女性/私人空间的父权性别秩序。盖诺韦法、麦穗儿，米霞、鲁塔，阿德卡尔作为生活在太古中的三代女性，她们之间的关系既是平行的，也是相交的。一方面，她们都是父权性别秩序剥削和压迫的他者，另一方面，前人在空间中的活动和经历深刻影响着后人所处的性别空间。太古当中性别空间的变化和重置正是由一代又一代的女性共同实现。奥尔加·托卡尔丘克相信碎片，因为是碎片创造了星丛，同样，她相信女性个体，因为是女性个体创造了女性命运共同体，而女性命运共同体能够以更多维复杂的方式解构和重建父权社会所构建的性别秩序。

文章引用

马远远. 建构与重置：奥尔加•托卡尔丘克小说《太古和其他的时间》的性别空间解读
Construction and Reset: Gender Space in Olga Tokarczuk’s Primeval and Other Times[J]. 世界文学研究, 2022, 10(04): 556-564. https://doi.org/10.12677/WLS.2022.104088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