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The terrorist “currency war” in 1941 is the period in politics, economic, and military one big thing in the world, the multielement complex battle, starting in January 1941, until the end of June, the military and regime of agent, the “central bank” surrounding the Wang ching-wei, launched six months of mutual slaughter and retaliation, the ultimate purpose of this action is only one: the legal tender status. Therefore, this terrible currency war is actually a distorted evolution of financial wars. Looking at this “war” from an economic and financial perspective, we can better understand and reconstruct that complex history and understand China’s difficult economic struggle.

Keywords:Shanghai, The Chinese Anti-Japanese War, Currency War, Terror

金融角度看1941年上海“恐怖货币战争”

邝峻熙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四川 成都

收稿日期：2019年11月7日；录用日期：2019年11月20日；发布日期：2019年11月27日

摘 要

1941年的“恐怖货币战争”是发生在政治界、经济界乃至军事界上的一件大事，这场多元素的复杂较量，从1941年1月开始，至6月结束，军统和伪政权的特务，围绕汪精卫的“中央储蓄银行”，展开了6个月的相互屠杀和报复行动，这场行动的终极目的实则只有一个：法币地位。因此，这场恐怖货币战争实际上就是金融之争的畸形演化。从经济和金融的角度看待这次“战争”，可以更清晰解读和还原那段复杂的历史，以及了解中国艰难的经济抗争。

关键词 :上海，中国抗战，货币战争，恐怖手段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概述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从1931年开始 [1]、直至1945年结束，长达十四年之久。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日本不仅在军事上予以打击摧毁、在政治上予以威胁诱惑，更在经济上予以封锁掠夺，可以说，经济目的才是日本侵华的最终目的。因此，中日之间的经济战自然也是政治战、军事战背后更深层次的对抗。在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准备和日本做长期抵抗的时候，已经占据中国经济重区的日本，为了破坏法币制度，造成中国金融体系的崩溃，从而彻底摧毁中国的抵抗能力，凭借其政治军事力量和国民政府展开了疯狂的经济战。而货币战又是经济战中最关键的环节。关于中日经济战争的研究，学界在这方面已有大量成果，相关的著作和论文 [2] - [9] 硕果累累。然而这些成果，却只大多从经济层面分析这场货币战，没有着重论述执行这场经济战背后的政治军事力量较量；部分文章虽是关于1941年惩杀伪政府支持下银行相关人员的，却只当作政治势力之间的锄奸 [10] [11] [12]，没有对其经济层面做出论述。限于笔者的学力，本文拟从金融角度，简要概述1941年重庆国民政府和南京伪政府之间的恐怖货币战的大致过程和一些主要事件，并对此战作出简要评析。

2. “货币之争”和法币地位的危机

恐怖货币战争是相对于普通货币战争而言的。一般所谓的中日“货币战争”，是文斗，主要指的是用各种方式搜刮法币，然后利用法币套取外汇，以达到破坏中国经济金融市场的目的。“抗日战争史的较大部分乃是金融战：银行与银行争斗，尤其是国民政府与日伪政权各自为了用自己的通货取代对手货币而展开的激烈竞争”。然而在上海，“这种中日之间货币的竞争还以武装斗争的形式出现，采取了使用城市恐怖战略的游击战方式” [13] P 141。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后，上海成为日本和伪政府势力环绕的“孤岛”，三方势力(重庆国民政府、日本方面、伪政权)在表面上都不能直接干涉上海租界及其周围。然而作为中国经济中心的上海，早已暗流涌动，各方势力在上海暗相争斗。国民政府虽然在政治和军事上放弃了上海和东部地区，迁都到了边陲的重庆，然而在经济上，“据统计当时银行业在上海市，苏、浙、皖的分支行有530家，其中大部分均属上海或由上海管辖，因战事波及，先后迁移来沪” [14]。譬如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浙江兴业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等，不仅移沪办公，且在各处还建有分支办事处。而这些银行基本上都是奉行不与日本人合作的，有的还直接听命于重庆国民政府。

法币在东部地区依然畅行无阻、民众对北平“联合准备银行”发行的“联银券”毫不信任。这使日本人相信，之所以难以使重庆屈服，是因为中国的经济还没有完全破坏，国民政府还保有较大的势力，而为了彻底打败中国的经济，只有扶植和建立沦陷区中国人信任的“中央银行”，且要控制上海经济命脉。于是，汪精卫的“中央储备银行”便在南京成立了。

1941年1月6日，汪伪政权的中央储备银行在南京成立。发行中储券，在沦陷区建立了其金融和财政的基础，加强了其统治权威。同时，在中日之间扮演着与日本政府进行“合作”的中间人角色，一定程度上维持了沦陷区的社会经济秩序。然而从重庆国民政府的角度看，中储券的发行，使在沦陷区流通的法币遭到了“强制”驱逐。加上后来日军逐渐控制了其在沦陷区留下的中央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银行，并切断了上海和重庆之间的金融联系，国民政府经济和金融力量受到很大的打击，因此中储行的设立拉开了日汪与重庆政府之间激烈的“货币战”序幕。

1941年“中储券”的发行额 [15] P 61

单位：千元

资料来源：林美莉：《抗战时期的货币战争》，(台)国立台清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1996年编印，第318页。

由上表可以看出，中储券的发行额从1941年1月开始到12月虽只有11亿元，比起同时期的法币发行额(158亿元)可谓“小巫见大巫”，然而中储行采取了国民政府当初实施法币制度时曾使用过的领券制度，鼓励银行或钱庄领用中储券。这就意味着中储券开始与上海的金融经济力量挂钩，逐步排挤法币地位。且由于伪中央储备银行居于汪伪政权的“中央银行”的地位，中储券被赋予“统一币制”的职能，大有取代国民政府法币成为新的法定货币之势。不仅如此，汪伪政府还采取了野蛮手段强制要求各银行接受中储券的存款。首先是以向上海各银行单位强迫存款的方式推展其流通领域，汪伪政权派出特务人员持200万元中储券向上海中国银行强迫存储，该行被迫照办，缺口打开后，中国银行又收到5万元中储券的强制存款，中央、交通、农民银行和一些商业银行也都收到了类似性质的存款。如此利诱威逼、软硬兼施，无外乎想达到支起中储券“法币”地位之势力。

事实上，中储券确实达到了一定的目的：1941年7月，领换中储券所占比例竟达到了49.20%的高峰！ [16] 上海租界的英美各银行，本欲坐山观虎斗和获取渔翁之利，现在看到民间钱庄和华商银行纷纷领券的行为，也转变了原来支持法币，排斥中储券的态度：“新法币(即中储券)既为中国民众之通货，吾人当视为中国人对新币采取如何之态度，然后决定态度。”法租界工部局更是认为“将来如发生依赖国民政府之金融事态时，必然采取容忍新法币之态度” [17]。上海公共租界的百货商店，也开始接受顾客使用中储券，这些情形显示中储券的推行已有成绩。最令人忧心的是，中储券在1941年春天收购沦陷区的春茧，取得了良好的成绩。这就意味着，沦陷区人民已经开始接受伪法币和伪政府的政策了。

随着中储券的推广，日伪政权以中储券收兑法币，再至上海外汇市场套取法币的外汇 [18]。国民政府法币已经面临严重的危机，这就迫使国民政府不得不采取各种手段打击伪中央储备银行，其中就包括恐怖活动。

3. 由“货币之争”发展到恐怖活动

事实上，早在1941年1月伪中央储备银行成立之初的时候，重庆国民政府就已经让潜伏在上海的军统特工对其在沪分行进行破坏和惩戒了。

1941年1月30日，季翔卿被军统上海区第三大队的叶东山击毙于法租界恺自尔路174弄7号自家寓所附近 [19]；2月6日，“下午八时十五分，公共租界南京路、浙江路口(日升楼)突然发生巨裂爆炸一案” [20]，系军统上海区第三大队的董威、林镇城、田杰等6人向位于外滩的伪中储银行上海分行直接投掷手榴弹袭击，虽未造成重大伤亡 [21]，却给了伪行人员一定的威慑。

随即在1941年2月20日，军统特工制造了一起轰动一时的制裁恐怖事件，“上午十时二十分，本市公共租界外滩中央储备银行，正值营业时间，突由正门闯入暴徒三四人，直上二楼，在二楼扶梯口由身边取出鸭蛋形式之炸弹三枚，向营业科内抛去，但未爆炸，仅地面略受掷残之状，同时并用盒枪击中适在扶梯警卫之警卫队队员赵万菊，腋下中一弹，当场身死，同时共发三枪，一时行内职员，纷纷躲避。该暴徒等，即乘乱下楼，又向扶梯对面墙壁抛掷一弹，立时爆炸，将墙壁炸一小洞，乃出门逸去……” [20] 这起制裁案件直接惊动了上海租界的“保安”势力，“事后捕房闻报，立派大批中西探捕，前往搜索，在楼梯旁，又检获炸弹三枚”，且迫使“该行现已将铁门关闭，仍照常办公”。当时外界对这次恐怖袭击的反应：周佛海亲自飞沪，“召见张队长鲁、戴队长寅，商充实中储卫办法” [22] P 467；上海市政府“赐予会同公共租界工部局协缉凶犯到案法办，并恳对于敝行之安全问题转商工部局予以密切保护，毋任公感” [20] 公共租界工部局也做出反应“除令本市警察局协缉凶犯外，相应函请查照，迅即饬知捕房，—体严缉凶徒务获法办，并对该行予以严密之保护，以保治安而维法纪” [20] 可见当时对此事已引起公共租界、伪政府、日本人的共同关注，造成了不小的社会效应。

此后在三、四月份，军统频频对伪行人员进行制裁：3月3日，军统特工发起对中央储备银行总办助理傅永炳的暗杀，未得成功 [13] P 142；3月14日，“下午三时五十分，法租界亚尔培路，逸园跑狗场内中央银行上海分行办事处，突发生炸弹爆炸案”“致将该行职员事务课主任陈宗光，杭州人；及信差左宝林，绍兴人；季阿三，通州人；张士奎，海门人；郑广才，扬州人；电灯匠单阿来之妻单邱氏等，当场被炸受伤……因均伤在要害，抵院后气绝毕命” [20]。3月21日，时任日汪伪中储银行设计部主任的楼桐被军统上海区第三大队董威刺杀于新闸路与虞洽卿路路口 [23]；3月26日，一天成功两案，时任汪伪中储银行帮办总会计的卢杰被制裁于公共租界汕头路；时任伪财政部科员的冯德培被斧劈于北浙江路 [24]。4月17日，由新一组的赵家鑫等人出动，在西爱咸斯路391弄73号，将汪伪中储银行上海分行会计主任张永纲予以制裁。¹4月21日，伪中储银行上海分行的稽核科长万鼎模被军统第七大队何凤祥等人枪杀于爱多亚路中南饭店的楼梯上 [25]。至此，国民政府的恐怖制裁活动已到达顶峰。

这些恐怖袭击活动给汪伪的中央储蓄银行以重大打击，一时间，汪伪中储银行的工作人员人人自危，宁可丢掉饭碗，也不敢再去中储行上班了。整个黄埔滩，人人谈“银行”而色变。

4. 伪政权的报复和上海经济的动荡

军统恐怖活动的实施遭到了汪伪政府的报复，他们纷纷派出特务进行还击。

针对2月20日的制裁事件，2月25日，警务部长李士群在极司非尔路76号宣称：“我们必须立即制止重庆特工再次进行恐怖活动。”在过去两三年里，重庆恐怖分子进行了大量暗杀活动，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这种恐怖活动是“任何政治斗争中所使用的最为下流的手段”，它企图对上海国际团体的共存进行恐怖威胁，使得经济复苏和商业繁荣不可能实现 [13] P 141。面对伪警察局长李士群的“威胁”和美化汪政权的所谓“和平运动”，军统对此并没有放松，又制造多起袭击事件，终于在一个月后，也就是3月21日夜间，“伪政权的恐怖分子将手榴弹和炸弹扔进了三家亲重庆的银行，在此同时，作警察打扮的六个枪手越过夜班守卫，冲进了江苏农民银行的宿舍。枪手们打灭电灯，开始向床上的人胡乱开枪，5个银行职员被打死，6人以上受重伤，他们都昏睡在浸透了鲜血的被窝中” [13] P 142。

3月22日凌晨，“大批闯入位于上海极司斐尔路的中国银行宿舍，绑架128人 [15] P 63”。3月24日下午4点，中国中央银行白克路分处发生了爆炸，炸药摧毁了二楼的大部分，炸死1人，伤38人。另一次爆炸发生在界外的法租界内，那里的中国中央银行逸园办事处也被炸毁了，造成7人死亡，21人受伤，大多数是办事员和会计师；4月16日，伪中储行会计科副主任张养义被人击毙后，汪伪特务为了报复重庆方面，当晚绑架中国银行方面职员9人，其中2人遭杀害。

事实上，重庆的恐怖和日伪的报复并没有停止，无休止的你杀我戮终究引起了上海经济乃至全国经济秩序的动荡，人们普遍对恐怖袭击活动感到厌倦。

可以看到，在这些金融界发生的恐怖袭击活动背后，是重庆政府和汪伪政府之间的较量。双方皆要强调其合法性，重庆方面绝不会容忍一个与之对立的中央政府的出现。而汪伪政府方面因为诞生较晚，急需强化其所谓的“合法性”，它本就是与重庆政府相对立的。同时，当时正处于抗战时期，在中国境内还存在着日本方面的巨大影响，因此，重庆政府和汪伪政府的明争暗斗也就不可能不与日本方面的势力发生牵连。重庆政府当时名义上是全国唯一的合法性政府，但实际上其中心已经缩至西南地区，它要想得到民众以及各党派支持，占据话语权，就必须坚持抗战。而汪伪政府位于南京，它依靠日本方面的扶持，因此，它理所当然地成为日本势力的代言人，而且，它必然要受日本战略的影响。当时日本进攻中国已经进入了相持阶段，在军事手段之外也在采取金融手段打击中国，汪伪政府也必然会采取相关措施，否则，其无法得到日本方面的信任与支持。而在重庆政府方面，不管是从争夺统治权还是抗战需要，都必然要和汪伪政府发生激烈的冲突。在战时，经济状况，金融实力对一个政府来说相当重要，双方都明白这一点，因此在金融领域才会展开一系列的恐怖袭击活动，借以打击对方。

5. 中国的金融抗争

重庆国民政府和汪伪之间的这场恐怖货币战争，看起来是中国境内两个政权、两种势力的争斗，实际上，汪精卫的伪政权，完全是在日本侵略者的支持下建立的，虽然它一直标榜“和平建国”²，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长期以来的武力统一和对抗似乎形成“鲜明对比”。然而汪伪政权确是个卖国的政权，它背后的日本人才是“太上皇” [22] P 276³，因而这场货币之战，实际上是中日之间的经济战，恐怖的货币金融行动，也是重庆政府对日伪干涉中国经济和政治、侵略国土的一种反抗。

然而，在当时的环境下，为了维护自己的经济独立发展地位，中国在极端环境下的抗争行为也裹挟着一些悲剧色彩。

然而更具有矛盾意味的是，这场本来以制裁敌伪为主要目的的爱国行动，在造成伪“央行”人员恐慌的同时，也引起了普通民众的不安和社会经济秩序混乱。在1月30日，军统特务刺毙季翔卿后，“旋即通报各银行、钱庄及公司商号等如有通用新币者，即将施以恐陌之对付。嗣经渝府所属之上海党政当局，查得本市之先施、永安、新新、大新等四大公司，均亦表示通用新币情事，故决定对于该四大公司，施以警告。当在南京路、浙江路口，先施公司与永安公司接近之地点，派人投掷小型香烟罐之爆炸药一罐，轰然一声，顿时爆炸，斯时系在晚间，热闹之区，以致行人四散逃避……” [20]。3月21日，楼桐被军统制裁后，汪伪“甚愤。电上海特工同志，力谋反攻”随后，汪伪特务“击毙农行行员六人，伤十余人，逮捕中国银行行员一百二十九名” [22] P 483，并以此要挟重庆方面停止对上海亲伪银行和人员进行攻击，然而重庆方面似乎不以为然，仍然进行制裁恐怖活动，4月17日，伪特务“枪决中国银行课主任阶级之职员三人” [22] P 488当日，中、中、交、农四行上海分行暂停营业。后经英美法领事馆的斡旋，双方同意停止针对金融业的恐怖活动，释放被捕人员。4月28日，重庆国民政府财政部为维护沪市金融计，除声明决不撤退中中交农四行上海分行外，并令伤四行总行颁令中央、中农两行沪行早日复业。恐怖行动在心理上对上海汇市造成了压力，一般投机者对上海金融市场地位产生了怀疑，以往的投机活动趋于沉寂，汇市处于迷茫状态。

本来这场战争是为了人民，然而到了最后却伤害了人民，这也无怪乎其最后走向了渐失人心的结局。

可以看到，在这段时间，中日之间的斗争开始从单纯的军事战场的正面直接对抗，扩充到了金融等多领域的全方位对抗。就日本方面来说，对华作战的战线已经太长，兵力的不足，占领地盘过大带来的管理问题越来越多。要想继续单纯依靠军事手段征服中国已经显得较为困难，所以，其扶植汪伪政府进行间接统治，减少被统治区域的冲突矛盾，同时开始在金融领域进行侵略控制，如此也能达到以战养战目的。而中国方面不可能没意识到这一点，重庆政府面临内忧外患，汪伪政府的反叛对其威胁甚大，重庆方面也开始在金融领域与汪伪政府及其后台日本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所以，一些列针对于金融界的恐怖袭击活动随之展开。

就这场战争的结果来看，当时民国政府所设想的目的并没有很好地达到，反而还引起了许多不良的后果。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国家，尤其是中国这样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没有一套完备细致并能灵活调整的经济制度，没有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就想使国家经济良好发展，无疑会是艰难甚至无法达到的。同时，也需要政府在处理经济发展问题时能够审时度势，高瞻远瞩，将内外部错综复杂的环境结合起来看，才能做到无失其时。

文章引用

邝峻熙. 金融角度看1941年上海“恐怖货币战争”
Financial Point of View of Shanghai 1941 “Terrorist Currency War”[J]. 社会科学前沿, 2019, 08(11): 1958-1964. https://doi.org/10.12677/ASS.2019.811268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