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收稿日期：2024年2月13日；录用日期：2024年3月14日；发布日期：2024年3月21日

摘要

君臣关系是程颐政治哲学的重要内容，程颐在《周易程氏传》对易学的诠释之中引入了自己对政治的理解和关切。本文以《周易程氏传》的《既济》《未济》两卦文本为核心，通过分析程颐如何处理各个爻之间的关系，展现程颐思想中君臣之间的微妙关系与程颐的政治理想。

关键词

程颐，周易程氏传，君臣关系

A Study on the Ideolog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mperor and Ministers in the Hexagram of “Jiji” and “Weiji” of the Cheng Yi’s Commentary on the Changes

Shimin Fang

Center for Studi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of Wuhan University, Wuhan Hubei

Received: Feb. 13^th, 2024; accepted: Mar. 14^th, 2024; published: Mar. 21^st, 2024

ABSTRACT

The ideolog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narchs and ministers is an important element of Cheng Yi’s Political Philosophy, which he introduced into his own political thought in his “Cheng Yi’s Commentary on the Changes”. This paper focuses on Cheng Yi’s exposition of the hexagram of “Jiji” and “Weiji”, and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ach line to show the subtl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uler and ministers in Cheng Yi’s thought and Cheng Yi’s political ideals.

Keywords:Cheng Yi, Cheng Yi’s Commentary on the Changes, Relationship between Monarchs and Ministers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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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周易程氏传》是程颐易学思想的代表，其中不乏有关君臣关系的思想，这些思想不仅是程颐对于《周易》义理的阐发，更是立足于北宋的时代背景，融会了程颐本人的政治理想。《未济》和《既济》两卦是六十四卦的最后两卦，在解《易》时一向被重视，在《程氏传》中这两卦的解释也承载了程颐的许多政治思想。笔者试图以《程氏传》文本为本，解读《程氏传》这两卦的微言大义。

2. 《程氏传》中“位”观念的分析

在对两卦文本进行具体分析之前，要对一个重要概念进行说明，即“位”。在程颐的君臣关系思想中，“位”的观念很重要，各个爻代表不同身份的互动关系，以及“当位”、“失位”都是程颐阐述君臣关系的重要基点。因此需要对《程氏传》中“位”这个观念加以阐明。“位”的观念，在《易传》中本身就多有提及。在义理派的阐释中，也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对于“当位”观念的讨论，历来都有。这里的“位”讨论的是爻位，每一卦一共有初、二、三、四、五、上爻，一共六个爻。按照一般的观点，爻位有阴阳之分，奇数的爻位也即初、三、五属于阳位；偶数的爻位也即二、四、上属于阴位。阳爻居于阳位，阴爻居于阴位，属于当位。如果不算则属于失位。

王弼在《周易略例》的《辩位》一文中都这种观点提出了反对。因为《易传》当中初、上本来提及较少，能找到的例子不符合阴阳的顺序。也就是《乾》上九“贵而无位”；《需》上六“虽不当位”这两个例子。如果按照阴阳之分，也就是说，在上这个爻位，无论阴爻阳爻都是不当位的。所以他提出初，上没有阴阳之分，代表的是终始。“初上者，体之终始，事之先后也，故位无常分，事无常所，非可以阴阳定也。尊卑有常序，终始无常主。故系辞但论四爻功位之通例，而不及初上之定位也。然事不可无终始，卦不可无六爻，初上虽无阴阳本位，是终始之地也。”( [1] , p. 574)这里王弼提出了只有二、三、四、五是有阴阳之分的。初、上不是没有爻位，但是对应的是终始。两个终始之位加上四个阴阳之位才凑齐了完整的“六位时成”。在这里王弼对于位的尊卑也有提及“夫位者，列贵贱之地，待才用之宅也。爻者，守位分之任，应贵贱之序者也。位有尊卑，爻有阴阳。”( [1] , p. 573)这都是系辞就有的传统观点，王弼指出了阴阳之位与尊卑之位的关系，但是对于尊卑的讨论并不具体。

程颐针对这个问题做了进一步发挥，程颐反对了王弼的观点，认为初、上爻位还是有阴阳之分的。同时为了解决王弼提出的这个反例，程颐还提出，“位”不单单指阴阳之位，也值爵位，其中具体在《程氏传》中主要讨论的是君臣之位。这一点可参照《周易程氏传》在《噬嗑》初九的注：“王弼以为无阴阳之位，阴阳系于奇偶，岂容无也？然诸卦初上不言当位不当位者，盖初终之义为大。《临》之初九，则以位为正。若《需》上六云‘不当位’，《乾》上九云‘无位’，爵位之位，非阴阳之位也。”程颐在这里提出“初终”很重要，但他并不认为这可以构成对阴阳之位的怀疑。之所以出现《需》上六，《乾》上九的反例其实真正的原因是，在阴阳之位外，还另有爵位之位。而初、上两爻真正缺少的就是爵位之位。关于《周易》中的爵位之位，早在汉代就已经有了相应的理论。以京房为例，他以初爻为元士，二爻为大夫，三爻为三公，四爻为诸侯，五爻为天子，上爻为宗庙( [2] , p. 107)。程颐对于爵位的理解一定程度上继承了汉儒的观点，在《程氏传》的讨论中，基本以二爻为臣，五爻为君。当然三爻和四爻也当作臣位来讨论，只不过不如二爻典型。但程颐不像汉儒，对于二、三、四爻做严格的划分。而初地位最为卑下，属于五位，上爻虽然尊贵但是也没有相应的爵位。这也解释了《需》上六，《乾》上九为什么都是无位的状态。在整个体系中以五爻为中心。程颐说：“五以阳刚居中，得正位乎天位，克尽其道矣。”( [3] , p. 726)五爻位既是君位也是天位。程颐爵位之位的这套观点，依然以尊君为基点，把君主和天的权威关联起来，这点当然不是程颐的创见，也是符合其所处时代的普遍认知的。上文已经提及其实王弼也对爻位的尊卑做过讨论，只不过在王弼看来爻位的尊卑与阴阳的属性是绑定在一起的，所以也没有必要单独拿出来讨论。所以，其实王弼和程颐在分析具体问题上的最大分歧其实是三爻，王弼认为是尊位，程颐认为是臣位，这是完全相反的。像如五爻作为君主之位来看待关于爵位之位的存在，《易传》也确实有相应的表达《文言》“居上位而不骄，处下位而不忧”，《系辞》“圣人之大宝曰位”，“是故，列贵贱者存乎位。齐小大者，存乎卦”这些表达都显示出了类似爵位的观点，至少应该说他们指的绝对不是阴阳之位。因此可以说，爵位之位在易传中肯定是存在的。不过这个义项在《易传》当中的表达，肯定不如《程氏传》这样普遍、无处不在。

程颐的这些“位”的理论，最重要的不是对于单个爻的地位，而是要重视各个爻之间的互动。前文已经说明程颐把二、三、四爻当作臣，五爻当作君。所以在具体的卦中，例如二爻和五爻的君臣呼应，四爻的“近君”，都是程颐展开分析的重要基础。这样的一种思路，才充分的体现了君臣之间的关系，已经在不同的卦象(情景)下起到不同的作用。同时需要注意的是，程颐虽然重视爵位之位，但对于阴阳之位也十分重视，这在下文分析也可以得出。

3. 《程氏传》中《既济》释义

既济的卦象是离下坎上。《程氏传》中说“各当其用，故为既济，天下万事已济之时也。”( [3] , p. 1017)就既济卦本身，其实有着相当好的含义。程颐对《既济》卦象的观点就是“时既济矣，固宜贞固以守之。卦才刚柔正当其位，当位者其常也……阴阳各得正位，所以为既济也。”上文已经阐述了程颐对于“位”的观念，这里很明显说的是阴阳之位。既济是天下大事都成功的时候，这也恰好对阴阳当位的卦象形成了呼应之势。

此处程氏传前后矛盾，前面先说“小者尚有亨也”，后面又说“不能无小未亨”，纵观程氏传本卦大义和版本(覆元本“尚”下小注：“一有未字。”)，应该漏一“未”字，应为“小者尚有未亨也”。这是程颐相对于《周易正义》的创见(正义认为通过小者亨，可以说明大者亨)。既济指的是天下大事成功的时候，一开始是比较吉祥的，因此说“初吉”，但如果不能够按照义理取法圣贤行事，最终还是无法逃避“终乱”的结局。这就是整个卦象的主旨。正如后续传文所说“既济之初，而能止其进，则不至于极，其义自无咎也。”因为既济本身是个好的状态，所以要努力阻止事情忘后面的爻发展，这就奠定了整个卦的基调。

初九的爻辞是“初九，曳其轮，濡其尾，无咎。”( [3] , p. 1019)传文认为初爻(阳)和四爻(阴)作为内卦和外卦的第一爻相应，而内卦离卦又代表火，因此初爻有进取之义。“曳其轮，濡其尾”分别对于车和兽都有阻碍前进的意思。这一爻本身带有前进的趋向，但因为是《既济》之时，前进无度难免有“悔咎”的结果。位于初爻的时候就要懂得适可而止。六二的爻辞是“六二，妇丧其茀，勿逐，七日得。”( [3] , p. 1019)《程氏传》非常重视二爻和五爻的对应关系，这里也有体现。“二以文明中正之德，上应九五刚阳中正之君，宜得行其志也。”( [3] , p. 1019)但因为九五已经处于既济之时，很难再有任用贤臣的意愿，因此六二就处在贤臣不被任用的地步。不过既然行的是中正之道，即使此时不行，也总有行的时候，因此有“七日得”之说。这里体现了程颐对于君臣关系的独特看法，与《周易正义》的见侵于两阳爻是完全不同的。这里九三爻辞是：“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3] , p. 1020)九三以刚居刚，所以能“天下之事既济而远伐暴乱”，但因为用兵一旦不当很容易贻害百姓，因此“唯圣贤之君则可”。“三年克之”体现了这件事的艰难。因此在此时不能使用小人，不然会造成大的祸患。这一爻的传文可以说体现了程颐与民休息的思想，也是他对于宋代政治观察的投射。六四的爻辞为“六四，繻有衣袽，终日戒。”( [3] , p. 1020)六四属外卦坎卦，属水。因此以船打比方。《程氏传》和《正义》都认为“繻当作濡”，六四靠近九五君王，因此最重要的职责就是，保持住《既济》的状态，就要“舟有罅漏，则塞以衣袽”，以做到“防患虑变”。九五的爻辞是“九五，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 [3] , p. 1021)在这里，程颐认为：“东邻，阳也，谓五；西邻，阴也，谓二。”再结合象传“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时也”( [3] , p. 1021)的说法，这里的时指的是时势，对于卦爻来说，就是在整个卦中所处的位置。之前已经说过《既济》一卦所有爻都是当位的，因此行中道，有中正之德。但六二在下，还有进取的空间。所以受福更多，但九五已经没有前进的空间了，因此就算行中道，也只能保证不退步而已。上六的爻辞为：“上六，濡其首，厉。”( [3] , p. 1021)上六也属于坎卦，因此还是以水做比喻，“濡其首”就是非常危险的情况了。这就是《既济》之终，虽然仍然属于《既济》，但已经无法长久了。

4. 《程氏传》中《未济》释义

未济卦象为坎下离上。关于未济作为六十四卦中的最后一卦以及未济与既济的关系，《程氏传》都有专门的论述，其先引用《序卦》说：“物不可穷也，故受之以未济终焉。”( [3] , p. 1022)因为万事万物的变化是不可能的穷尽的，所以以《未济》作为结束。《既济》除了天下大事已经成功之外。还有“既济矣，物之穷也”的意思。既济，代表着事物穷尽，事物穷尽而没有变化，就不符合周易生生不息的道理。所以《既济》之后，后面接着就是《未济》。《未济》就是没有穷尽，以此为结束是符合周易生生不息的道理的。同时从卦象上来看，《未济》以离卦为外卦，坎卦为内卦，火在水上，因此不相为用，因此《未济》也有事不成的意思。按照“当位”的观点，未济卦与既济卦正好相反，所有爻都是不当位的。因此就要“观其处不当之象，以慎处于事物，辨其所当，各居其方，谓止于其所也。”( [3] , p. 1023)看到不当的情况，就应该谨慎处理事务，分辨它们应该处于的位置，使它们处于应该在的位置那里。但这并不代表《未济》是完全不吉利的卦象。“彖曰：未济，亨，柔得中也。”( [3] , p. 1022)程颐认为，这里的柔指的应当是六五爻，六五爻以柔居尊位，但居于阳位并且与阳爻相呼应，“居刚而应刚”，在《未济》的时候，可以说是亨通的。而且此卦虽然处于《未济》，但只要掌握正确的方法，就能使其往可济的方向发展。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阴阳都相应，“当未济而有与，若能重慎，则有可济之理。”( [3] , p. 1023)

卦辞有“小狐汔济，未出中也”的说法，程颐认为这指的是九二，九二处于坎卦的中位，即“险中”。“未出中也”就是还没有离开危险的意思。但九二上应于六五，所以会跟从六五。果断像“小狐”一样渡河，但因为遭遇濡尾，所以不能渡河成功。初六爻辞为：“初六，濡其尾，吝。”( [3] , p. 1024)初六作为阴爻，处于坎卦之中是非常危险的，但上应于九四。“处险则不安其居，有应则志行于上。”( [3] , p. 1024)但因为九四也不当位，并非中正之才，不能进行援救，所以初六会有濡尾的危险。九二的爻辞为：“九二，曳其轮，贞吉。”程颐认为对于未济的时候，是君道衰微的时候，而九二代表的臣子居柔得中，尽管阳爻本身有进取之义，但是处于阴位，所谓能够本着恭顺的立场辅助君主。这就是程颐非常推崇的九二和六五之间体现的君臣之道。六三得爻辞是“六三，未济，征凶，利涉大川。”( [3] , p. 1024)程颐认为，六三处于阴柔不中正的地位，因此无法自己逃出险地，但因为上方有阳爻的呼应，因此如果能够敢于涉险，在阳爻的呼应下也可以出于险地(坎卦)因此“利涉大川”。九四的爻辞为：“九四，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 [3] , p. 1025)九四已经离开了坎卦的险地，未济卦也已经过了一半，是有可济的方法的。这就是所谓“失位因得时而解凶” [4] ，只要做到贞固就能吉而无悔。伐鬼方是一件困难的事，所以要三年才能成功，有赏于大国。六五的爻辞是：“六五，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3] , p. 1025)在程颐看来，六五已经是相当吉利的了，“居刚而应刚”，虚心而有阳爻的辅佐，是文明之主。“柔而能贞，德之吉也”，六五已经到达可济的程度了。上九的爻辞是：“上九，有孚于饮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3] , p. 1026)上九是刚在上、明在上，刚极明极，能够做出果断而正确的判断。但因为上九已经处于未济的极点，所以并没有可济的希望，唯一能做的就是“乐天顺命”。但如果饮酒自乐过度，以至于“濡其首”，也不是正确的行为。

5. 《程氏传》中《未济》与《既济》的对照

《未济》和《既济》都是有坎和离组成，只不过一个是离下坎上，一个是坎下离上。坎代表水，离代表火，因此两卦都是水火相济之象。这也是两卦被医家用作理论依据的原因。把两卦对照起来看，也可以得到许多启示。在分析这两卦的时候，不能坎卦本身有险阻的意思。既济卦本身有天下大事已经成功的意思，因此坎卦在上，随着时势的变化进入坎卦，会越发凶险，虽然仍处于既济，但已经有不少危险的兆头了。但未济卦正好相反，因为是未济，一开始自然是十分凶险的，所以坎在下，但随着事物的发展，就能逐渐摆脱危险的境地。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无论是既济的九三和未济的九四都有提及伐鬼方的例子，虽然所处时势不同，但坚持中道，都能够取得好的结果。也有学者认为其实这两句爻辞中的伐鬼方讲的是同一件事，如李光地所说：“《既济》《未济》皆以高宗言者，高宗商中兴之君，振衰拨乱、自未济而既济者也。”( [5] , p. 206)不过但从解说义理来看，倒也无伤大雅。程颐还非常注重爻之间君臣关系的对应，上文已经提及，“程颐赋予这些爻位以政治内涵，即每个社会成员都有其‘位’：将五爻视为君位、尊位；二、三、四爻视为臣位、卑位；初与上爻视为无爵位之人。” [6] 但要说程颐最重视并且在既济卦、未济卦中体现最明显的还是二和五对应的君臣关系。虽然既济是成功的时候，但君臣关系反而不如未济中九二和六五好，这也体现了程颐思想中君臣关系的隐微之处。

《既济》和《未济》两卦处于不同的时势中，程颐在解卦时，重视各个爻所在的位置。不同的位置都有不同情势下需要注意的问题，但最关键的就是其中的君臣关系，尤其九二和六五(六二和九五)的君臣关系。九二和六五，臣子相对更强势，创造出的局面却能超过六二和九五，一定程度上反应了北宋皇帝优待士大夫的情况，程颐也是认可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对于雄猜之主反而有所顾虑。这样的君臣“当位”的思想，也与程颐自身的所处的时代有关。

6. 《未济》与《既济》中程颐的“君臣共治”理想

通过上述的分析，我们解读出了《程氏传》中的君臣关系蕴含了君臣共治天下的政治理想。在现实情况下，九二和九五很难同时存在。九五对应的刚明之君，在现实历史的条件下，并不多见，经常见于开国之君，因为只有这样的君主，再加上能臣的辅佐，才能够做到开创不世功业。也就是说这时候往往是九二和九五的组合。正如程颐所说“以阳刚中正之君，而方在大蹇之中，非得阳刚中正之臣相辅之，不能济天下之蹇也。二之中正，固有助矣，欲以阴柔之助，济天下之难，非所能也。”( [3] , p. 899)无论是从义理还是现实来说，九二和九五的组合，都应当是理想的组合。但既然如此的君主并不多得，对于更多的中常之君，程颐认为，就必须要有有能力的大臣辅佐。

程颐主要生活在北宋仁宗、英宗、神宗朝，这正是北宋政治较为开明，士大夫活跃的时代。熙宁四年(1071)，枢密使文彦博对神宗说“为与士大大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这虽然一定程度上有精英主义的色彩，但是确实体现了宋代士大夫对于自身地位的看重。而这样的说法，也能印证北宋政治的开明。

余英时也指出北宋的政治文化与前代有一个不同的特质，就是“君臣共治”，相对于前代臣的地位大大提高了。相应的宋代士大夫也多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信念。他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中说“‘以天下为己任’可以视为宋代‘士’的一种集体意识，并不是极少数理想特别高远的士大夫所独有；它也表现在不同层次与方式上面，更非动辄便提升到秩序全面重建的新高度”( [7] , p. 219)对于“君臣共治”，《程氏传》也有相应的表达。程颐在《乾》卦九二爻注有“君亦利见大德之臣，以共成其功。”，九五爻注有“圣人既得天位，则利见在下大德之人，与共成天下之事。”( [3] , p. 696)这两爻体现了九二和九五理想情况下的互动，君臣之间良好的配合，最后能够成功。同时，这样的措辞也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程颐的“君臣共治”思想。

考察北宋仁、英、神宗三朝的环境，一方面边患严重，西北方向西夏一直对宋有巨大威胁，这一时期对西夏用兵频繁。除此之外，天灾也十分频繁，加上经常被人提及的“冗官”、“冗兵”、“冗费”的三冗问题。也导致了巨大财政赤字问题。北宋王朝中期，存在着客观的不利条件和大量的积弊。著名的“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都发生在这一时期。但也都没能成功。某种意义上，这样一个时代就是典型的“未济”的时代。

程颐作为一位哲学家自然有其超越时代之处，但无论他是否有意为之，他对《未济》的解读都暗合了他所处的时代。尤其是仁宗朝，正是一个较为典型的弱君配合强臣的时代，虽然不能成就大事，真正挽救积弊，但是通过对于人才的任用，也可以修养生息，给后续的开拓进取提供基础。六五和九二的配合，在王朝中期确实可以较好地守业。面临六五在位，君主并非特别优秀之时，九二也就是贤臣、士大夫的作用就要充分体现，这也就是“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也如高宗伐鬼方这样的例子，“未济”中也隐含着“既济”的可能性。

特殊历史条件下的对应也说明《程氏传》在君臣关系问题上，确实有其独到之处。程颐虽然在《程氏传》中坚持着尊君原则，但是六五与九二强于九五和六二的组合就足以说明，程颐对于贤臣作用的看重。在没有贤臣的情况下就算君主能力强也是无济于事的。这充分体现了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也是“君臣共治”思想的重要体现。在传统的君臣权力结构下，也只有六五和九二之间这样的弱君贤臣的配合，才能最好体现“君臣共治”的特点。《程氏传》中的“君臣共治”思想也足以给后世儒家带来足够多的教益。

文章引用

方世旻. 《周易程氏传》中《既济》与《未济》卦的君臣关系思想研究
A Study on the Ideolog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mperor and Ministers in the Hexagram of “Jiji” and “Weiji” of the Cheng Yi’s Commentary on the Changes[J]. 哲学进展, 2024, 13(03): 556-561.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4.133082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