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s
Vol.05 No.01(2016), Article ID:17162,7 pages
10.12677/ASS.2016.51023

Liao Zhongkai and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Theory

Zhen Liu, Hu Pang

College of Marxism,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Received: Mar. 2nd, 2016; accepted: Mar. 14th, 2016; published: Mar. 18th, 2016

Copyright © 201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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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iao Zhongkai is a outstanding bourgeois revolutionary democrat in our country, struggling against imperialism and feudalism continuously, with the help of Comintern representation and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Liao Zhongkai’s understanding of China’s counter-revolutionary forces, the revolutionary forces and social construction after the successful revolution had been developed and deepened during the process, establishing the foundation of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Theory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owever,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scope of the revolutionary subject, the status of workers and peasants, and aspects of the socialist society is still not comprehensive enough, some theoretical limits remaining, which are decided by class position mostly.

Keywords:Liao Zhongkai,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Theory, Theoretical Limits

廖仲恺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刘珍,庞虎

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厦门

收稿日期:2016年3月2日;录用日期:2016年3月14日;发布日期:2016年3月18日

摘 要

廖仲恺是我国杰出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者,在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不断进行着艰苦卓绝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在斗争过程中,廖仲恺对中国的反革命势力、革命力量、革命成功后的社会建设的认识不断发展与深化,为后来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奠定了基础。但同时,廖仲恺对革命对象的范围、对工农群众的地位、对社会主义社会等方面的了解还不够全面,存在着一些理论局限,而这局限大多是由其阶级立场决定的。

关键词 :廖仲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理论局限

1. 坚定的革命民主主义者

廖仲恺,原名恩煦,亦名夷白,字仲恺,办《民报》的时候用过“屠富”的笔名。廖仲恺是孙中山提倡的“三大政策”的忠实信仰者和执行者,因此,同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的密切合作成为他民主革命的信条,并认真有力、坚定不移地奉行联俄、联共政策。

1.1. 同革命力量的真诚合作

1920年,廖仲恺在苏俄代表路博那里第一次直接了解到了苏俄革命的情况;在同共产国际驻中国正式代表马林的谈话中,认识到苏俄是中国革命运动的真正支持者,于是认真考虑联合苏俄及改组国民党等问题;在同苏俄人民外交委员会副委员长越飞及军事随员的两次会谈中,明确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促进了国民党同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更为紧密的联系;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和鲍罗廷等苏联顾问密切合作,跨出了中国国民党发展过程中最有意义的历史步伐;在黄埔军校的建设中,非常尊重苏联为军校派来的顾问团,支持军校从各个方面师法苏联,试图为民主革命的成功建立一支有别于旧军队的新型武装力量。并且,在追悼列宁的大会上,廖仲恺明确指出:中国人民所能依靠的朋友,绝不是威尔逊之流,而只能是列宁,是坚持列宁主义的俄国( [1] , pp. 155-156)。这一认识,足以看出廖仲恺对共产国际的真诚态度。

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廖仲恺积极促进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合作。最具有表现性的则是在中国国民党大会中,廖仲恺积极推荐和热情支持共产党员担任国民党的主要领导职务。国民党右派对此公开叫嚷,不同意其他政党的代表参加国民党,廖仲恺态度鲜明的作出结论性发言:“我请问你们:国民党是否是一个革命党?它是否奉行社会主义原则?该是明白的时候了,只有与其他革命党团结一致,我们才能胜利地完成革命。”( [1] , p. 52) 可以看出,廖仲恺认识到共产党的先进性,始终站在主张国共合作的最前列。除了在人事安排上,廖仲恺与共产党员的共同战斗的事迹在工农运动上也有所反映,其中在广宁农民反抗地主的武装斗争中和省港工人大罢工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

1.2. 同反革命势力的坚决斗争

廖仲恺在反对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国民党右派的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表明了他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坚定决心。

最能反映廖仲恺站在反帝斗争最前列的,则是在帝国主义一手制造的“五卅惨案”和“沙基惨案”后发生的省港工人大罢工运动中。其时,北京临时执政府震慑于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取消不平等条约要求的热潮,提出了“修改条约”的方案。但廖仲恺揭露了临时执政府此举实际上是为帝国主义谋求回旋的余地,如此坚定而鲜明的反帝立场,显示了其民主革命的思想。廖仲恺除了在政治上、道义上积极支持省港工人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外,还不辞辛劳到处奔走,尽力协助解决罢工工人所遇到的种种实际困难:供罢工工人食宿、调拨转款发放给罢工工人、设法安排返省罢工工人参加生产建设、并加强对他们的政治和文化教育等等。廖仲恺和省港工人风雨同舟,坚决反对帝国主义,表现了廖仲恺政治上不断追求、不断前进的可贵的革命精神。邓中夏评价他为:真能反对帝国主义的国民革命者( [2] , p. 123)。

随着革命运动的纵深发展,廖仲恺对军阀官僚的实践方向也发生了变化。一开始,廖仲恺跟随孙中山企图通过一部分的军阀去推翻另一部分军阀,达到重建护法军政府的目的。随着以自己的被囚为警醒,以及同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党人的接触,廖仲恺对军阀官僚的态度从“依靠”转向了斗争。达到高峰的则是对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叛乱的平定,为政治上、军事上、财政上达到统一的广东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廖仲恺对帝国主义、官僚军阀等反革命势力的斗争,触及到了作为国民党中的反革命派的利益,必然遭到他们的阻挠。廖仲恺同国民党右派的分歧早就产生,在改组国民党时,除了革命派拥护外,如冯自由、张继、胡毅生、邓泽如等都是竭力反对的,至于胡汉民和汪精卫实质上是未公开的国民党右派,孙中山在同他们讨论“三大政策”时,汪精卫明确反对,而胡汉民是表面上采取中立的态度,其背后的打算昭然若知。作为国民党左派的廖仲恺,与国民党右派展开最尖锐的斗争,则是在推动工农运动的实践中,凡是他了解的国民党右派破坏工农运动的事件,他都亲自出面干预,凡是工农群众反击国民党右派的斗争,他都给予支持。

因此,廖仲恺是坚定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也是因为这个缘故,帝国主义分子、官僚军阀和国民党右派,才必欲将他置之死地而后快,也最终被国民党右派以暗杀手段杀害,为革命献出了生命。

2. 廖仲恺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廖仲恺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起了积极作用,并在这过程中,对国民革命的反革命派、革命力量以及革命成功后的社会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

2.1. 较系统的革命对象的认识

廖仲恺幼年、童年和少年时代的经历,在其幼小心灵里已孕育了反抗民族压迫的志向,使他对帝国主义压迫中国人民有着较多感性的认识,成为他后来反帝思想得以形成并不断发展的不可忽视的因素。“五四”前,廖仲恺对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敌人的思想在其头脑中还没占据应有的位置。“五四”后,廖仲恺开始有所察觉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1922年,在与苏俄代表的会谈中、与共产党人的接触中,廖仲恺刚刚萌芽的反帝思想得到发展并逐渐成熟,突破性地指出:“今日之仆仆道途,人人有朝不保夕之痛苦。然而何者为致今日此种恶现象之原因,则帝国主义之侵略实为万恶之源。”( [1] , p. 192)但廖仲恺并不是将所有帝国主义视为革命对象,他要求应辩证地看待外国人。例如,在沙基惨案发生后积极支持的省港大罢工中,廖仲恺就发表了一则《重要通告》,说明:“我们不是排斥一切外国人,我们只是反抗帝国主义残杀迫害我们的外国人。对中国已自动取消不平等条约且热情帮助中国革命的俄国应与之亲善,对欧战后对中国自动取消不平等条约的德、奥两国以平等相待;对虽没有取消不平等条约但并无直接参加沙面惨案事件的美、葡、荷等国家应分别清楚;对作为惨杀事件为原动者的英法应引之为恨。”( [2] , p. 120)因此,廖仲恺不仅揭示了中国革命的首要敌人是帝国主义,还客观、辩证地分析了对不同帝国主义应采取不同的态度。

同时,廖仲恺强调了反帝国主义与打倒封建军阀之间的必然关系:帝国主义为使中国成为其殖民地,就会阻止中国建立和发展自己独立的经济,势必要扶植封建军阀为自己的代理人,而封建军阀的横行,背后也要列强的支持。廖仲恺通过辛亥革命以来的各种斗争和多次重建护法军政府的失败来为自己论证:“中国自改元以来至今十三年,乱事多少次?已经四五次了。此话何来?大家都说第一次是袁世凯。袁氏是借外国二万万借款,才可以乱中国……第二次是外国人劝袁世凯做皇帝。第三次是督军团造反,解散国会。督军团如不得日本借款,试问有何方法以捣乱!” [3] 因此,廖仲恺更加肯定:“军阀是一傀儡,列强帝国主义在后拉线。”( [1] , p. 165)

此外,廖仲恺还提出,“我们不独要革军阀与帝国主义者的命,我们并且要革‘反革命派’的命,这才彻底的革命工作。”何为反革命派?廖仲恺进一步指出:“凡与军阀帝国主义者妥协,并压抑农工人民的人们,便是反革命派。”( [1] , p. 251)其具体应有二:一是国民党右派。廖仲恺鲜明地指出,“现在吾党中所有反革命者皆自诩为老革命党,摆出革命的老招牌,以为做过一个革命党以后,无论如何勾结官僚军阀与帝国主义者,及极力压抑占我国最大多数的农工界,还可以称为革命党。”( [1] , p. 251)在这里,廖仲恺毫不含糊地把国民党右派和反革命派等同起来,揭穿了国民党右派也是革命对象的本质。二是镇压工农运动的买办资产阶级。廖仲恺对此虽无多大公开理论阐述,但他同反动商团的斗争,则说明了其也将买办资产阶级视为反革命派。

因此,廖仲恺最终得出结论:“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民革命运动,对内要打倒官僚军阀及一切反动力量,对外要抵抗帝国主义者的重要压迫。”( [1] , p. 249)

2.2. 较明确的革命力量主体的把握

经过实践斗争的发展和历史经验的总结,廖仲恺分析出国民革命的敌人包括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国民党右派和官僚资产阶级,那么要依靠谁来推翻这些反革命派呢?廖仲恺在吸取以往只依靠一部分军阀去打倒另一部分军阀和忽视广大民众力量而最终惨遭失败的教训中,在苏俄代表的建议和共产党人的帮助下,以及在“五四运动”和十月革命展现的群众威力中,廖仲恺觉悟到“吾人其不欲国民革命成功则已,否则必先去干农民运动!”( [1] , p, 194)因为“国民革命之主要分子为国民,国民中最多者莫如农民,故国民革命之唯一要件为须得农民大多数了解与集中本党旗帜之下。如农民不了解与集中本党旗帜之下,则革命断无成功之可言。”( [1] , p. 190)同时,要联合农民与工人,“惟有工农兵的结合,始可达到成功。”( [1] , p. 279)“若是分离,革命便不能成功。”( [1] , p. 247)因此,廖仲恺对于工农群众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作用,已经有一比较完整的认识。

工农阶级又该如何才能推翻革命对象、解放自身呢?廖仲恺在《农民解放的方法》之演说中指出,农民要自己组织起来,建立属于农民自己的组织,即农民协会,他把这个农民协会比作“救生圈”。廖仲恺告诫农民“人民没有组织,就没有力量,好像一支小竹,一手便可打断了。如果把他捆成一大把组织起来,那就任你用刀来斩也难斩断呵!”而“现在没有组织的,只是你们农民,所以你们最没有力量,最痛苦,最受人家压迫。”( [1] , p. 196)对组织工会及工团军,他也阐述了类似的观点。除了号召农民储备力量自卫外,廖仲恺还主持参与制定了农民协会、农民自卫组织法、农民协会章程和工会组织条例,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保护农民协会、承认工人有组织工会和言论、出版、罢工自由的政府法规,是工农运动史上的创举,有力地推动了工农运动的开展。此外,廖仲恺还参与具体的工农运动,大力支持开办工人运动讲习班、农民运动讲习所和兼任讲习所的教员,并亲自参加、指导省港工人的罢工斗争等。在廖仲恺同工农群众的紧密联系下,反帝反封建斗争也获得了工农群众的自觉支持:1925年2月,廖仲恺率领黄埔军校学生、铁甲车队东征讨伐陈炯明部队时,各地农民纷纷起来帮助他们,主动承担侦察、引路等任务,农民自卫军还自动配合作战,海丰等地的敌人因此还没有打仗就败退了。此次斗争充分证明了工农运动的重要性,更坚定了廖仲恺及其他国民党左派人士坚持联合工农群众的决心。

2.3. 较初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设想

1905年,孙中山创立同盟会,并制定了该会的纲领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同年,廖仲恺加入同盟会,并在日后解释了该纲领,明确指出:纲领的“头两项是同盟会的宗旨,后两项是同盟会的目的。”( [1] , p. 63)因此,在廖仲恺看来,革命并不是终极目的,只不过是实现目的的手段,宗旨是要建立一个“民之所有”、“民之所治”、“民之所享”的国家( [1] , p. 69)。可见,廖仲恺认为革命的前途应是社会主义。

廖仲恺关于社会主义的思想经历了一个从初步探索到不断发展的过程。直接推动廖仲恺开始研究社会主义的是孙中山,受孙中山之托,廖仲恺致力于翻译、宣传社会主义学说的工作。廖仲恺最初研读的是美国“单税社会主义”创始人亨利·乔治的《进步与贫困》,之后一段时间,又在《民报》上翻译、介绍了西方社会主义流派的著作,还将《共产党宣言》的结束语译为“万国之劳动者团结”( [4] , p. 14),可见,廖仲恺是最早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一口号介绍给中国人民的最早人物之一。并且他在译介著作中指出:“革命的社会主义,遂如洪水时至,泛滥大陆。” [5] 因此,廖仲恺在该时期已模糊认识到社会主义是中国革命的前途之一。随后,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和苏俄政权对中国革命的支持,促进了廖仲恺等人社会主义观念的进一步变化,他在赞赏欧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同时,批判了西方民主制度。接下来在与共产国际代表的接触中,廖仲恺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又达到一个新高度,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批判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弊端是“资本制度的破绽”( [1] , p. 240),并进一步揭示,“中国在这时代,自己经济的基础这样薄弱,而所受国际经济的压迫这样深重,若能够有所树立,除非是建一社会主义的国家,依科学的组织用集合的(collective)方法,解决生产问题不可。”( [1] , p. 241)由此,廖仲恺认为“中国将来之光”就是社会主义( [1] , p. 240)。而社会主义社会的特征是:“生产之利,不归一人,而归社会,所以生产越多,社会全体之享受越多。人人有平等之机会,社会无偏枯之病。”( [1] , pp. 240-241)至此,廖仲恺对革命前途的想法已经十分明确,乃是社会主义。

更难能可贵的是,廖仲恺对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的关系具有明确的阶段认识。廖仲恺在国民党右派造谣其要在广东实行共产主义之时,他客观分析道:“查共产主义,虽以俄国革命成功之后,尚不能实行,且以新经济政策为救时要务。可知谋国之道,端在按切时宜,对症发药。况中国现处产业落后之境遇,方当为国民某发达之不暇,而欲主张共产,此其人非愚即狂。”( [2] , p. 96)因此,廖仲恺冷静且清楚地看到了共产主义不是在革命阶段乃至在革命结束后立马就能实现的,而是在社会主义建立之后经过长期的发展才能达成。

廖仲恺对革命对象、革命动力和革命前途的分析与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所著的《新民主主义论》有一致之处,可以说,廖仲恺关于这部分的主张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产生的基础。一方面,廖仲恺和毛泽东所处的时代背景相同,尽管他们两人各属不同的政党,廖仲恺从来也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但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怀使他们有共同的反帝反封建的要求,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是其共同敌人;支持工农运动、唤起民众,以及革命后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思想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所必需。因此,廖仲恺思想中的合理成分和积极因素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发展成熟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和养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思想基础。另一方面,在国民党改组后,廖仲恺认真有力地贯彻了孙中山的联共政策,积极推荐和支持共产党员担任主要领导职务,如谭平山担任组织部长、林伯渠任农民部长、杨匏安、冯菊坡、澎湃分别任负责处理日常事务的组织部、工人部、农民部秘书,乃至毛泽东本人也成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上海执行部的成员之一。因此,廖仲恺的这一举措也有利于其国民革命思想在共产党员间传播并接受,甚至在毛泽东头脑中生根发芽,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奠定了组织基础。

3. 廖仲恺的理论缺陷

廖仲恺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政治活动家,他的理论主张不免存在一些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3.1. 对中国革命动力范围的认识不够全面

廖仲恺虽然在多次演说、报告中提出要团结全体国民之力,并且尤其注重结合工农群众,但是对于同样遭受三座大山压迫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廖仲恺却无多大理论主张和实践付诸。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尽管廖仲恺在《中国实业的现状及产业落后的原因》演说中深刻阐明:当今“实业不能自由发展,为什么缘故呢?因为国家政治上的原因,有以致之。政治上的问题不能解决,则经济上的问题也不能解决;而国内的实业也不能发展,这是一定的道理。倘我们不能收回关税权,不能自定税律,则只成为消费者,专养外国资本制度的生长,愈养越大;而我则愈贫愈弱,受他们的蚕食也愈甚。”( [1] , p. 223)在该演说中,廖仲恺将我国实业发展缓慢的原因归结为帝国主义侵略后的不平等条约,企图通过利用与民族资产阶级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激发他们的反帝意识,从而增加革命力量。但是,在实践斗争中,廖仲恺并没有完全利用民族资产阶级对压迫者的悲愤之情,将之转化成革命力量,从而对抗反革命者。

在没充分联合民族资产阶级的情况下,廖仲恺也没注意到包括广大知识分子在内的小资产阶级的力量。在广大知识分子中,占大多数的是学生群体,他们对于祖国受剥削压迫的悲惨遭遇,具有强烈的民族情怀。而廖仲恺只看到在黄埔军校里的学生革命军,而忽视了拿笔杆子的学生群体。作为手拿笔杆子的学生军,他们不仅可以用文字表达舆论主张,激发全国人民的危难与反抗意识,而且他们心中满腔的热情可以转化为实践斗争的动力。而毛泽东将枪杆子和笔杆子作为革命的两支队伍,组成其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增加了革命取得胜利的希望。

3.2. 对工农群众的地位不够明确

作为孙中山的亲密战友和得力助手,廖仲恺终身都在奉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扶助农工”作为一大政策,在其政治生涯中更是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廖仲恺不仅提出“国家主权放在四万万同胞手上,然后使四万万同胞都有管理国家的义务,”( [1] , p. 163)将工农阶级同资产阶级置于了同样的国家地位,而且把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对义和团称作“拳匪”的行为加以指责,同时,他还给予义和团很高的评价,说“中国的革命运动,已经有了两次:前一次就是义和团”,“第二次就是辛亥革命,”( [1] , p. 180)反映了他注意到工农群众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但廖仲恺对工农群众的认识也仅停留于此,没有将无产阶级提升到领导阶级的地位。十月革命后,廖仲恺参加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已经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成为领导力量,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在中国,工农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九十且受压迫最严重的国情,决定了只有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才能最大限度得发动群众参与,才能根本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问题,才能以最强硬的姿态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才能最终取得革命的胜利。因此,国际趋势和本国国情的双方面因素决定了工农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但是,对于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家的廖仲恺而言,要将工人阶级提升到革命领导地位的高度,不免是一些过高的要求。

3.3. 对社会主义社会的了解不够充分

对于资产阶级革命家来说,廖仲恺设想在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之后所建立的社会不是资本主义共和国而是社会主义社会,并且同时意识到社会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还有相当长的距离,这点值得称赞。但我们也要辩证地看到中国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及最后实现共产主义外,在革命胜利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中间还有一个过渡阶段,这个过渡型社会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因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只推翻了帝国主义及汉奸反动派在中国的统治,而不破坏尚能参加反帝反封建的资本主义成分,只有在新民主主义社会改造资本主义、消灭了私有制,才算最终实现社会主义。

但因为廖仲恺对社会主义社会不够了解,不够清楚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是公有制占主体地位,所以没意识到在反帝反封建革命胜利后还存在民族资产阶级以及部分残留的官僚资本主义等私有成分,但这是由其资产阶级革命家的立场决定的。虽然廖仲恺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生产之利,不归一人,而归社会”,但只是涉及到劳动产品,还未深入到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归属问题,这可以从他想通过“平均地权”来建设社会主义看出。“平均地权”是在不触动地主阶级根本利益的基础上实行的,并没有改变土地所有制问题,带有改良主义的色彩,是和平的、平缓的,这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在没有为工农群众谋得实际利益的同时,也会遭到地主阶级的强烈反抗,增加了革命胜利的困难,更何谈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与建设。虽然理论上似有社会主义的影子,但似是而非,在实践中是行不通的。例如,1912年廖仲恺任财政司长时,曾以“平均地权”去解决财政问题,便遭绅商反对,而且“各乡间之业户、于换契一事尚属观望迟疑。”( [4] , p. 66)

虽然廖仲恺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前途构想,由于其对社会主义社会的了解不够充分,在实践中遭遇了失败,但也给后来的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提供了经验教训。

基金项目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文化复兴”(20720151232)、厦门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项目“中国发展道路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文章引用

刘 珍,庞 虎. 廖仲恺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Liao Zhongkai and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Theory[J]. 社会科学前沿, 2016, 05(01): 159-165. http://dx.doi.org/10.12677/ASS.2016.51023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1. 1. 廖仲恺. 廖仲恺集: 第3版[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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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4. 何香凝. 双清文集(上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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