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师范大学心理学院，福建 福州

收稿日期：2023年4月5日；录用日期：2023年6月12日；发布日期：2023年6月25日

摘要

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一生都是在家庭的陪伴之下而逐渐发展的，虽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中，家庭对个体发展有着不同的影响，但是个体始终都难以脱离家庭的影响独立地成长和发展。家庭作为儿童社会化的最初场所和主要场所，与儿童健康快乐成长密切相关，越来越多的研究强调家庭对青少年心理健康发展的重要性。国内外诸多研究已证明，作为家庭系统的重要组成成分，父母的种种行为会对儿童心理发展产生直接影响。近年来研究者们围绕父母心理控制、家庭暴力、亲子沟通以及父母消极教养行为的代际传递问题等进行了大量研究，本文对现有典型父母消极教养行为对儿童发展的影响进行了整理并对今后的研究方向提出了展望。

关键词

父母心理控制，家庭暴力，亲子沟通，代际传递，消极教养行为

How Do Parents’ Negative Parenting Behaviors Affect Children’s Development?

Mengyang Li

School of Psychology,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Received: Apr. 5^th, 2023; accepted: Jun. 12^th, 2023; published: Jun. 25^th, 2023

ABSTRACT

From birth to death, a person gradually develops under the companionship of their family throughout their life. Although the family has different impacts on individual development at different stages, it is always difficult for an individual to grow and develop independently without the influence of the family. As the initial and primary place for children’s socialization, the family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ir healthy and happy growth. More and more studies emphasize the importance of the family for the psychological health development of adolescents. Numerous studies both domestic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have shown that a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family system, parents’ various behaviors have a direct impact on children’s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In recent years, researchers have conducted extensive research on parental psychological control, domestic violence, parent-child communication, and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negative parenting behaviors.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the impact of typical parental negative parenting behaviors on children’s development and proposes prospects for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Keywords:Parental Psychological Control, Family Violence, Parent-Child Communication,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Negative Parenting Behaviors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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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父母心理控制

父母心理控制往往不利于儿童的发展。父母心理控制(Parental Psychological Control)是父母通过控制性策略侵入子女心理世界，抑制子女心理自主，迫使子女顺从父母的一种消极教养行为(Barber & Harmon, 2002)，是一种具有操纵性、限制性和侵犯性的教养方式。研究者通过实证研究总结出父母对儿童进行心理控制的四种典型策略：诱发内疚、爱的撤回、诱发焦虑、限制儿童表达观点(Barber & Harmon, 2002)。Steinberg (Steinberg, Elmen, & Mounts, 1989)根据Schaefer的教养方式分类(Schaefer, 1965)，对权威型教养方式的成分进行了划分，认为权威性教养方式包括接受、行为控制和心理控制三部分，并将行为控制与心理控制统称为父母控制，将其定义为父母干预、操纵子女的行为，认为这种行为会妨碍青少年的心理与情感发展。跨文化研究(Wang, Pomerantz, & Chen, 2007)表明，与西方“独立型”的家长相比，中国“互依型”的家长在教养过程中会更多地使用心理控制。另外，中国传统的“孝道”和“儒家”的思想为父母心理控制提供了一种更为合理、正当的文化解释(Ng, Pomerantz, & Deng, 2014)，这也是心理控制长期以来未能引起学界重视的重要原因。但是，随着近几年社会各界对家庭教育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这一原本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很大的危害性的教养方式，也渐渐受到了国内学者的重视，并开始了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

父母心理控制对儿童的影响最受研究者关注的当属“问题行为”这一结果变量。Achenbach (Achenbach, 1966)对118条常见问题行为进行了主成分分析，将问题行为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由抑郁、退缩、焦虑等组成的内化问题行为，另一种是由违纪、攻击行为等组成的外化问题行为。内化问题是指儿童表达痛苦时体验到的一种指向内部的不利于自身发展的消极情绪状态，反映了个体对内部环境消极反应的内在行为，包括焦虑、抑郁、社交退缩等，内化问题源于对儿童的控制过度，是对自我的压力表达方式；外化问题是指儿童指向外部环境和他人的，违反社会规范和道德标准的行为，反映个体对外部环境消极反应的外在行为，包括攻击行为、违纪行为等，外化问题源于对儿童的控制不足，是对外界的压力表达方式(Campbell, 2002)。

1.1. 父母心理控制导致内化问题

大量相关研究表明，父母心理控制会导致儿童各种负面内化问题，其中包括分离焦虑(Stone et al., 2013)、普遍性焦虑(Inguglia, Costa, Ingoglia, Cuzzocrea, & Liga, 2022; Rapee, Schniering, & Hudson, 2009)、抑郁症(Soenens, Park, Vansteenkiste, & Mouratidis, 2012; 赖雪芬，张卫，鲍振宙，王艳辉&熊庆龙，2014)、不适应完美主义(Morris & Lomax, 2014)和外在动机(Kenney-Benson & Pomerantz, 2005)等。

一项针对180名小学生的研究显示(Rousseau, Scharf, & Smith, 2018)，童年中期较高水平的分离焦虑和外在动机分别与较高水平的依赖性和成就导向的父母心理控制有关。一方面，想要与孩子在心理和情感上保持亲密关系的父母会使用更高水平的依赖性心理控制，这些父母感受到孩子日益独立的威胁，当孩子疏远自己时，他们就会使用心理控制机制(例如，有不同的意见；依赖他人的建议)；只有当他们的孩子仍在亲密的家庭边界内时，他们才会提供接受和爱。另一方面，高成就导向型心理控制的父母的孩子可能患有不适应完美主义，因为他们更容易将父母对取得更高成就的期待内化。在童年中期，创造一种更强烈的自我意识，同时增强自主性和独立性是儿童面临的一项发展任务(Collins, Madsen, & Susman- Stillman, 2002)；与此同时，正规学校教育的引入带来了各种新的生活体验。这两种转变都受到父母心理控制的阻碍。

父母的控制会影响孩子成年后的态度和应对逆境的能力。Tang等人通过对354名独生子女家庭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表明：父母心理控制对对抗性成长产生负面影响，在父母高度控制的家庭中长大的大学生往往自我认同感较低，在面临困难时很容易退缩(Tang, Darlington, Ma, Haines, & Guelph Family Health, 2018)。

1.2. 父母心理控制导致外化问题

父母心理控制对青少年外化问题行为有显著的预测作用(Pinquart, 2017; Qian et al., 2022; Romm & Alvis, 2022; 王美芳，冯琳琳&张朋云，2013)，父母的心理控制程度愈高，孩子攻击性、违法性行为也愈多(陈云祥，李若璇&刘翔平，2018)。

首先，父母心理控制会导致非自杀性自伤行为(non-suicidal self-injury, NSSI)。有研究认为，心理控制的父母创造了一种强制性、不可预测、消极的家庭情感氛围，这种家庭情感氛围导致个体难以发展出有效的情绪调节策略(Cui, Morris, Criss, Houltberg, & Silk, 2014; Morris, Silk, Steinberg, Myers, & Robinson, 2007)。一方面，心理控制的父母剥夺了青少年思想、情感等内心活动的自主权，将父母的意愿和要求强加给青少年，使处于“分离–个体化”过程的青少年感受到强烈的压力(Soenens & Vansteenkiste, 2010; 邓林园，刘晓彤，唐远琼，杨梦茜&李蓓蕾，2021)，容易产生抑郁、焦虑等消极情绪，而青少年通过NSSI可以快速缓解这些消极情绪(Klonsky, 2009)。另一方面，NSSI具有人际影响(interpersonal-influence)的功能，青少年通过NSSI的方式来引起父母的注意，表达对父母心理控制的不满以及希望得到父母对于其情感和心理需求的回应。因此，父母心理控制能显著正向预测青少年NSSI。

其次，对来自1116名七至九年级青少年及其父母的三年纵向心理测量数据(包括青少年报告的心理控制、同伴报告的排斥、父母报告的攻击性和破坏规则行为)进行交叉滞后分析，结果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父母心理控制与攻击行为和破坏规则行为之间存在双向效应，更多的父母心理控制增加了以后攻击性和破坏规则行为的风险，而行为问题也会引发更严重的心理控制；而同伴排斥在这两种问题行为之间存在单向效应，同伴的排斥越多，预示着今后会出现更具攻击性和违反规则的行为问题。与此同时，Fu等人(Fu, Pan, Zhang, & Zhang, 2022)研究了1822名7至17岁的中国学生，在控制了参与者的年龄、独生子女状况、家庭收入和父母的教育水平后，结果表明，父母心理控制水平越高，学生的自我效能感水平越低，进而降低了学生的亲社会行为意图。

Yang等人(Yang, Li, & Lin, 2022)以处于成年期(18~25岁)的大学生为样本，调查了父母心理控制和感知社会资本对三种健康风险行为(包括酗酒、吸毒和酒后驾车)影响的性别差异。研究结果表明，更多的父亲心理控制和更少的社会资本与男性酗酒和吸毒以及女性的三种危险行为呈正相关。然而，母亲心理控制只预测了女性更多的酗酒和吸毒。感知社会资本加剧了父亲心理控制对男性饮酒行为的负面影响，而缓冲了父亲心理控制对女性酒后驾车行为的影响。

父母心理控制的消极作用可以延伸至与儿童学习有关的问题(Scharf & Goldner, 2018)。父母心理控制较强的青少年在学业上会出现注意力分散、不能有效地管理学业、不能独立思考、学习成绩较差、学业水平较低等问题(Soenens & Vansteenkiste, 2010)，甚至可能进一步导致习得性无助(Filippello, Sorrenti, Buzzai, & Costa, 2015)。

2. 家庭暴力

家庭暴力实际上存在于大多数家庭中，但我国家庭暴力暴露相关研究仍滞后于西方。直到20世纪末，国内才将儿童虐待(即直接的家庭暴力暴露)视为一个社会问题。可能的原因在于，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体现，“孝文化”常被用于合理化父母严酷的管教方式(如：棍棒之下出孝子)，并且受到儒家文化千年来的影响，中国父母常将子女视为私有物，把打骂管教当成表达爱意的方式。这种对家庭暴力暴露的高接受性，可能导致我们低估甚至忽视儿童遭受家庭暴力及其消极影响。然而，16,254名青少年(MeanAge = 15.89岁，女性47.69%)的自我报告显示，超过三分之二的儿童报告曾在家中受到过虐待或目睹亲密伴侣暴力(IPV)。一项针对深圳市初中生家庭虐待状况的调查也表明，过去一年内有54.43%的青少年曾直接亲历家庭暴力。

家庭暴力暴露指儿童知觉到家庭内与暴力有关的信息(Oluchukwu, 2022)。根据暴力暴露的形式，分为直接暴露和间接暴露。前者指儿童在家中遭受直接的身体攻击、虐待等，后者指儿童看见或听见家庭成员之间的暴力或攻击行为(Butcher, Galanek, Kretschmar, & Flannery, 2015)。研究表明，遭遇家庭暴力暴露的个体更可能出现睡眠或饮食障碍(Fleckman, Drury, Taylor, & Theall, 2016)、学业困难和师生关系不良(Luebbe, Tu, & Fredrick, 2018)、药物滥用和攻击行为(Junco-Guerrero, Ruiz-Fernandez, & Canton-Cortes, 2022; Okada, Miranda, Pena, Levy, & Azeredo, 2019)等内化和外化问题行为。研究者们还对目睹家庭暴力和家庭暴力受害两种形式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目睹家庭暴力比家庭暴力受害更具影响力，而学校暴力则相反。目睹家庭暴力的影响比目睹学校暴力的影响更大。

2.1. 直接家庭暴力暴露的影响

张媛等人(张媛，刘艳&陶云，2006)的研究表明，直接暴力暴露对儿童性别角色的社会化、人格和智商发展、情感和行为问题等产生诸多不利影响，甚至还会导致急性应激障碍或创伤后应激障碍。有研究表明，童年遭受虐待或目睹父母间的亲密伴侣暴力(IPV)会通过PTSD间接影响各种药物滥用和赌博行为(Li, O’Brien, Zhu, & Chen, 2021)。还有研究显示，不管是在学校还是在家庭中，儿童遭受侵害都能够单独预测儿童对父母的暴力(CPV)，且直接家庭受害是最好的预测因素(Navas-Martinez & Cano-Lozano, 2022)。此外，家庭暴力严重躯体施暴行为存在代际传递现象，儿童期目睹家庭暴力成年后更容易成为严重躯体施暴者，而儿童期遭受家庭暴力不一定成为严重躯体施暴者(柳娜，陈琛，曹玉萍&张亚林，2015)，还有研究显示，童年期目睹父母之间家庭暴力会增加大学生自伤和暴力行为的发生风险，尤其是父母间重度躯体暴力(崔丽蓉，2021)。家庭暴力在不同年龄阶段表现出不同的形式，杨露等人(杨露，陈玉莹&杨雪，2019)提出，父母对子女的家庭暴力在大学阶段主要表现为：人际沟通障碍、情绪问题明显、认知歪曲、心理防御机制使用不当等问题。与儿童相比，青少年的家庭暴力受害与抑郁症的负相关程度更高(Zhou, Li, Wang, Jiang, & Li, 2023)。

2.2. 间接家庭暴力暴露的影响

事实上，目睹亲密伴侣暴力(IPV)开始被视为一种独特的虐待儿童形式(Kimber, Adham, Gill, McTavish, & Mac Millan, 2018)。目睹IPV与青少年的外化行为问题(如欺凌和攻击)有关，一项对1670名中小学生(10至15岁，53.7%为男生)的问卷调查表明，目睹IPV可以显著预测网络欺凌的发生(Zhang et al., 2022)。当青少年面对IPV时，他们最常有的反应是试图与暴力保持距离，不采取任何措施阻止暴力，或者避免去思考暴力(Izaguirre & Kallstrom, 2021)。还有研究表明，有家庭暴力目睹经历的在校大学生在亲密关系中会表现出缺乏安全感、不轻易表露自己的情感、希望通过朋友关系来补偿亲密关系经验的特征(严涵潇，2019)。

以往对于家庭暴力的研究大多数停留在身体、言语等方面，近期的一项研究将父母疏离行为作为一种被忽视的家庭暴力进行研究(黄涛&王堃炎，2022)。父母疏离行为指的是疏离父母(如母亲要疏离父亲，母亲就是疏离父母)，用思想灌输和行为控制等方式，诱导孩子对目标父母(如母亲要疏离父亲，父亲就是目标父母)产生没有理由的恐惧、憎恨及排斥。或者说，这是一种心理上的操控，目的就是为了将孩子与目标父母隔离开来。父母疏离行为主要表现为：孩子在身体上远离目标父母，在情感上贬低目标父母，并且陷入到疏离父母非黑即白的思维模式中，也就是崇拜一个人，排斥另一个人，并且抹掉与目标父母相关的生活经历。在父母梳理行为的长期影响之下，孩子会逐渐产生对目标父母的抗拒、批判甚至诋毁，严重的父母疏离会导致孩子拒绝与目标父母建立任何联系，并对目标父母充满暴力倾向，最终导致孩子发展出不安全的依恋模式。长期饱受父母疏离行为影响的孩子的身心健康状况与学业成绩都相对更差，并伴有更多的暴力行为、自杀倾向及更少的亲社会行为。

3. 亲子沟通

亲子沟通是家长和孩子间的信息传递过程，是在家庭环境中进行的一种特别的人际关系交流，是家长和孩子交换信息、观点、情绪、态度，从而达到相互了解、信任和合作的过程(李神英，2012)。Stivers的研究(Stivers, 1988)表明，父母之间的良好交流能够降低家庭中的不良事件发生率，但是如果亲子之间缺乏交流，那么青少年就会存在潜在的心理行为问题。

3.1. 亲子沟通与性心理

初中阶段正是性的唤醒与发育的重要阶段，儿童性心理的发展也处于关键时期。国内研究发现，留守初中生的亲子沟通与性心理健康呈显著相关，亲子间性话题的沟通可促进青少年形成正确的性认知和性观念(谢琴红，杨映萍，欧薇，何静&王智，2014)。国外相关研究也发现，母子关系越好，亲子间有关性话题的沟通就越多，母子间进行的令人舒适的、有技巧的、开放的性相关话题的沟通，有助于减少青少年危险的性行为(Parera & Suris, 2004)。可能原因是：良好的亲子沟通(开放性沟通较多，问题性沟通较少)一方面可以使孩子更多地感受到来自父母的关爱、理解与支持，另一方面可以使孩子把亲子沟通中获得的人际安全感和良好的人际互动模式迁移到同伴和师生关系之中，从而可获得更多的人际支持。

3.2. 亲子沟通与青少年内外化行为

有研究表明，亲子沟通能显著预测个体的自我同一性。沟通的开放性能显著正向预测获得、早闭状态，显著负向预测扩散状态；沟通的问题性可以显著正向预测延缓、扩散状态(丁俊扬，2016)。另一项对高中生的研究表明，亲子沟通能正向预测主观幸福感，高质量的亲子沟通能给青少年带来主观幸福体验(金文凤，2017)。良好的亲子沟通有助于青少年自尊的发展(周宇峰，胡春霞，2012)。亲子沟通质量能够显著预测青少年的抑郁情绪，是个体良好发展的关键因素，低质量的亲子沟通容易诱发青少年的抑郁状态，进而触发一些风险的行为(Meschke & Juang, 2014; Stivers, 1988)，高频率的亲子沟通对青少年会起到保护作用(李佩，李新影，2022)。

高中生亲子沟通质量能够显著预测攻击(孙义倩，2022)、吸烟(谢倩，陈谢平&刘传军，2018)等不良行为。一项对河北省大学生的研究表明，亲子沟通的效果与大学生网络成瘾密切相关，无论是父子沟通还是母子沟通，亲子沟通质量好的大学生网络成瘾的可能性就大大降低(陈玉娟，李立，胡艳华&郭雪萍，2016)。还有一项国外研究表明，青少年与母亲的沟通如果是回避型的，会引发青少年更强的孤独感，进而导致青少年成为网络欺凌的受害者(Larranaga, Yubero, Ovejero, & Navarro, 2016)。

3.3. 亲子沟通与青少年学业问题

关于亲子沟通与学业成就的研究表明，亲子沟通的质量与青少年的学习成绩呈正相关，而亲子沟通的数量与青少年的学业成绩没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Zhang, 2020)。可能的原因是：亲子沟通与学习投入有着密切的关系，积极的亲子沟通有利于孩子培养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体验更多的积极学业情绪(陈丹阳，陈美芬，2016；徐丹璐，2015)，有效降低学生的学习倦怠(沈永江，姜冬梅&石雷山，2014；孙小博，史轩轩&杜变，2013)，从而使个体达到更高的学习投入水平(廖友国，2011)，而问题学生更多采取较为消极和被动的方式与父母沟通(唐立，周雪&赵艳，2016)，不利于学业进步。还有研究表明，亲子沟通可以直接影响考试焦虑，亲子之间问题性的沟通可以带给高三学生负性的情绪体验从而影响考试焦虑(吴九君，李英武&郑日昌，2007)；另一方面，亲子沟通还可以通过心理弹性影响考试焦虑，开放性的亲子沟通可以增强高三学生的心理弹性从而减轻考试焦虑。有研究表明，家庭成员的沟通能力会对学习成绩产生影响，成绩较差儿童的父子和母子沟通质量都较差，而成绩优秀儿童家庭中两种沟通质量都较高(池丽萍，俞国良，2012)。这些发现均表明，努力提高亲子沟通的质量，可能有助于青少年的学业发展。

4. 父母消极教养行为的代际传递问题

在父母教养行为与儿童发展研究领域还出现了新的研究课题，即父母教养行为的代际传递问题。这类研究可以解决儿童发展中有哪些行为，或者这些行为在多大程度上是通过父母教养而习得的问题。

首先，父母教养方式具有代际传递性。父母是孩子的榜样，父母教养子女的方式同样会影响子女。上一代的教养方式传递给下一代，下一代成为父母后继续使用该教养方式，称为父母教养方式的代际传递。教养方式的代际传递效应得到了许多实证研究的验证，研究发现共情和接纳(Chen, Liu, & Kaplan, 2008; Belsky, Jaffee, Sligo, Woodward, & Silva, 2005)、虐待(Pears & Capaldi, 2001)、体罚(邢晓沛，张燕翎&王美芳，2011)、心理攻击(刘莉，王美芳&邢晓沛，2011)等不同类型的教养方式存在代际传递效应。例如，Madden等(Madden et al., 2015)的一项纵向研究发现，受到过度控制教养方式的儿童在养育下一代时会更多地使用过度控制的教养策略。

Steinberg (Steinberg et al., 1989)根据Schaefer的教养方式分类(Schaefer, 1965)，对权威型教养方式的成分进行了划分，认为权威性教养方式包括接受、行为控制和心理控制三部分，并将行为控制与心理控制统称为父母控制，将其定义为父母干预、操纵子女的行为，父母的心理控制作为一种隐秘的消极教养方式，与上述虐待、体罚、心理攻击一样具有代际传递性，例如，孙凌等人(孙凌，何嘉欢&林绚晖，2020)的研究发现父亲和母亲心理控制均存在代际传递效应，也就是说，经历过父母心理控制的个体更容易对自己的下一代进行心理控制。而子女的孝观念在代际传递过程中起着调节作用，子女越孝顺，越倾向于认同父母的教养方式，更可能导致代际传递的出现。

其次，家庭暴力也存在着代际传递。经历家庭暴力会使青少年感到恐惧，并且会阻碍他们的社会化进程，研究者通常将家庭暴力暴露作为一种心理虐待的形式(McGee & Wolfe, 2008)。国外的研究显示，心理虐待通常发生在父母对儿童的长期不良对待中，往往成为消极教养方式的一部分(Whipple & Webster-Stratton, 1991)，因此家庭暴力暴露作为父母消极教养方式的一种形式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研究。通过对2020年北京和成都已婚女性家庭状况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童年期目睹过父母暴力或者遭受过家庭暴力，都会显著提高女性成年后成为家庭暴力施加者或受害者的可能性。除此之外，家庭暴力行为的代际传递存在着性别差异：童年时看见父亲打母亲的女性成为家庭暴力施加者或受害者的可能性更大；但就遭受家庭暴力而言，遭受父亲暴力与遭受母亲暴力对女性成年后家暴发生可能性的影响并没有显著差异(赵梦晗，高伟杰，2023)。此外，父母的体罚行为也存在着代际传递。童年期遭受父母体罚的儿童，成年后更有可能对自己的子女采取体罚的行为，这一结论在西方和中国文化背景下均成立(王欣欣，牛骅，王美芳& Fang，2015)。

5. 研究局限性和未来研究展望

先前的研究从多方面深入考察了典型的父母消极教养行为对儿童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父母心理控制、家庭暴力、亲自沟通不仅会导致儿童认知和情绪发展过程中的即时消极影响，同时也会诱发儿童内化和外化问题，影响儿童学业、同伴关系、亲子关系等多个方面。综合该领域的研究现状，本文认为未来关于父母消极教养行为对儿童发展的影响可以从以下6个方面拓展和完善。第一，考察父母消极教养行为对儿童发展产生影响过程中的中介和调节因素；第二，采用长期的追踪研究，考察父母消极教养行为对儿童发展的动态影响和变化规律；第三，考察文化差异在父母消极教养行为对儿童发展影响中的作用；第四，探索父母消极教养行为影响儿童发展的神经生物学机制；第五，拓展父母消极教养行为对儿童发展影响的领域；第六，揭示父母消极教养行为的代际传递现象内部的运行机制。

文章引用

李梦阳. 父母消极教养行为如何影响儿童发展？
How Do Parents’ Negative Parenting Behaviors Affect Children’s Development?[J]. 心理学进展, 2023, 13(06): 2378-2387. https://doi.org/10.12677/AP.2023.136294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