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大学资源环境学院，湖北 武汉

收稿日期：2021年7月27日；录用日期：2021年8月23日；发布日期：2021年8月30日

摘要

自然教育是在自然中认识和体验自然并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教育。梳理各类文献并比较研究发现，中国自然教育在教育、环境及林业部门、社会机构的共同主导下自立发展，已形成正式和非正式自然教育并行的实施格局，《自然教育武汉共识》受到《第比利斯环境教育国际会议宣言》的影响，吸收了重视提升公众环境保护意识和技能等教育理念，凝聚了当前社会各界对自然教育的最新认识和经验总结，其主要思想内容构成了我国新时代自然教育的自然观、行业观和社会观，既彰显了中国“天人合一”的传统哲学思想，也回应了国际环境教育的基本要求，更为今后中国特色自然教育理论建设和实践发展指出了方向。

关键词

自然教育，环境教育，第比利斯环境教育国际会议宣言，自然教育武汉共识

Brief Analysis on the Mainline and Basic Consensus of Contemporary Nature Education Development in China

Zhong Han

Faculty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 Hubei University, Wuhan Hubei

Received: Jul. 27^th, 2021; accepted: Aug. 23^rd, 2021; published: Aug. 30^th, 2021

ABSTRACT

Nature education is to understand and experience nature in nature and advocate th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man and nature. According to the literature review and comparative study, it is found that the natural education in China has developed independently under the joint leadership of education, environmental and forestry departments and social institutions, and has formed a parallel implementation pattern of formal and informal nature education. Wuhan Consensus on Nature Education is influenced by the Tbilisi Declaratio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it has absorbed educational ideas such as improving public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wareness and skills, and condensed the latest understanding and summary of practical experience about nature education from all walks of life. Its main ideological contents constitute the natural view, industrial view and social view of China’s nature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which not only highlights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philosophical thought of “harmony between man and nature”, but also responds to the basic requirements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It also points out the direction for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and practical development of nature educ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future.

Keywords:Nature Education,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Declaration of the Tbilis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Wuhan Consensus on Nature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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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然教育是一门研究大自然的学科 [1]。进入生态文明时代，自然教育在中国迅速发展，国外理念方法的引介和自我实践创新成为当前重点。但关于什么是自然教育，各界理解不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阿尔扬•瓦尔斯认为，自然教育是让不同年龄段的公众参与其中的、任何形式的教育，是帮助人们理解自然，学习自然，建立人与自然的联系，从而与自然和谐相处 [2]。我国《自然教育行业自律公约》则认为：“自然教育是指在自然中实践的、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教育。” [3]。两者虽然目的一致，但对教育手段认识不同。与此同时，我国又常将自然教育与国际“环境教育”、“可持续发展教育”等相提并论。彼得•希金斯即认为，“环境教育实际上是在自然中与自然相关、为了自然的教育，它旨在帮助学习者通过在环境中的积极学习来了解环境。” [4]。那么，我国自然教育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自然教育从环境教育中借鉴了什么？当前我国社会各界对自然教育有哪些基本共识？本文通过梳理我国自然教育和环境教育的发展脉络，并通过比较《第比利斯环境教育国际会议宣言》和《自然教育武汉共识》的相关内容，来回答上述问题。

2. 政府教育部门主导的自然教育发展

我国由教育部门主导的系统开展的正规自然教育起步较早。自新中国建立，在20世纪五十年代，我国就在基础教育阶段“讲授社会常识和自然常识”；七、八十年代，重点是“对儿童进行自然科学启蒙教育，使他们获得生动具体的自然科学知识，发展他们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志趣和能力”；九十年代后，强调引导中小学生掌握科学探究方法，培养情感态度和科学的自然观 [5]；2016年，教育部又联合其他多个部门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历经70余年，我国义务教育阶段的自然教育不断改革探索，已经形成较为完善的教材和教学体系。不过，在高等教育阶段，自然教育的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还落后于实践 [6]。

与教育部相比，我国其他政府部门主导的自然教育起步较晚，当前主要由林业部门主导。2010年之后，深圳、苏州、武汉等地园林和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在自然教育方面率先进行了尝试，起到了示范作用。2019年，国家林业与草原局印发了《关于充分发挥各类自然保护地社会功能大力开展自然教育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相关单位积极开展“以走进自然保护地，回归自然为主要特点的自然教育”，以“满足公众对体验自然、感知自然、学习自然的需要” [7]。这是第一个国家政府机构部署全国自然教育的文件 [8]，标志着林业部门主导的自然教育自上而下由点及面铺开，并对地方的、民间的新兴自然教育进行响应。

3. 社会机构主导的中国自然教育发展

如果自然教育也可分为正规与非正规的教育，把在学校等教育体系内开展的自然教育定义为正规教育 [9]，国内近十年来由社会机构主导的自然教育则可视为非正规自然教育。2016年后，一些社会机构聚集在全国自然教育论坛之下，积极开展了以知识、态度、意识、行动、技能等为目标的，包括自然教育基础、生态知识、生态伦理、自然体验、自然观察、安全与风险管理等六大模块在内的自然教育基础培训，探索建立中国自己的自然教育人才培养体系 [10]。另据《2018年自然教育行业调查报告》统计，仅参与调查的自然教育机构就达到398家，遍及西藏和甘肃之外的所有省、直辖市和自治区。其中，年服务500人次以内的机构为47%，年服务1万人次以上的占10% [11]。2019年4月，300余家社会机构依托中国林学会成立了自然教育委员会，成为我国首个以自然教育为内容、范围最广泛的跨界联盟。中国林学会在《关于成立自然教育总校的倡议》中阐述了对自然教育的理解：“自然教育是人们认识自然、了解自然的有效方法，是推动全社会形成顺应自然、尊重自然、保护自然风尚的有效途径”，是“在自然中学习，……以体验自然、感知自然、学习自然为主要形式” [12]。截至2021年3月，自然教育委员会已经审核通过230家自然教育学校或基地。社会机构重视自然教育理论和实践创新，扩大了校外实践教育范围，有效弥补了学校自然教育的不足。

4. 国际环境教育理念对中国自然教育的影响

实际上，在自然教育蓬勃发展的同时，不能忽视我国环境教育的发展。我国生态环境部宣传教育中心主任贾峰也曾提到，不管是名称“自然教育”还是“环境教育”，“两者的内容有相当一部分是重合” [13]。追溯国际社会环境教育源流，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发表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提出要对青年一代和成人进行环境问题教育，197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环境署在第比利斯召开了世界第一次政府间环境教育大会，并发表了著名的《第比利斯环境教育国际会议宣言》，认为环境教育应当教育人们理解自然环境与人工环境的深刻依赖并促进解决环境问题，面向各阶层所有年龄段，面向社会，是一种全面的终身教育，且包括正规教育和非正规教育 [14]，会议还指出了环境教育的作用、目标、特征和原则等，明确环境教育五类目标是：意识、知识、态度、技能和参与。这些核心观点被国际社会普遍接受。此后，英、美、澳、日、韩等国环境教育类课程和相关立法不断完善，衍生出多种环境教育概念和教育方式 [15] [16] [17] [18]。但1992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后，联合国开始用“可持续发展教育”一词，部分国家仍用“环境教育”。再反观我国，我国环境教育也是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起步，很大程度上发挥了自然教育的职能。1989年正式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对环境教育的内容、开展环境教育的必要性提出了更多规范 [19]，认为环境是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包括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草原、野生生物、自然遗迹、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市和乡村等”，鼓励环境保护科学教育事业发展和普及环境保护科学知识 [20]。而在1996年发布的《全国环境宣传教育行动纲要(1996~2010年)》则将“环境教育”定义为：“环境教育是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包括环境意识在内)的基本手段之一。环境教育的内容包括：环境科学知识、环境法律法规知识和环境道德伦理知识。环境教育是面向全社会的教育，其对象和形式包括：以社会各阶层为对象的社会教育，以大、中、小学生和幼儿为对象的基础教育，以培养环保专门人材为目的的专业教育和以提高职工素质为目的的成人教育等4个方面。” [21]。这个文件界定了环境教育的主要内容、方式、对象、开展途径和目的，与《第比利斯环境教育国际会议宣言》所强调的一样，也非常重视环境知识、意识和伦理教育，体现了对国际环境教育理念的吸收和借鉴。

近年来，一些代表性社会机构的负责人也认为国际环境教育对我国自然教育有重要影响。王西敏认为，美国学者理查德•洛夫《林间最后的小孩：拯救自然缺失症儿童》的译介和日本自然学校模式在国内的推广，催生了自然教育在中国的发生和发展。自然教育是在中国当前环境下产生的新事物。相比而言，自然教育更侧重孩子户外的玩耍，而环境教育则肩负改变人的行为这一使命 [22]。雍怡则认为：“自然教育并不是舶来之物，它是在中国当前的社会条件下应运而生，从环境教育衍生出来的，特别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点的一个行业形态。”她指出：“自然教育侧重于在自然中(In)的教育，偏重环境意识和环境知识两个层面。科普教育是与自然相关(About)的教育，不强调一定要到自然中间去，也不会强调要导向具体的保护行动。而保护教育就是引导你怎么样参与其中，最终通过共同的努力实现自然保护的目标(For)。所以，自然教育、科普教育、保护教育彼此相关，但又各有侧重，它们联合在一起共同完成一个环境教育想要实现的理想教育的循环和对人改变的过程。” [23]。两位学者阐述了我国自然教育与国际环境教育的关系，但均把自然教育视为中国当前社会环境中产生的新事物、新业态。

5. 我国社会各界对当代自然教育的基本共识

认识到自然教育的快速发展及其与环境教育的内在联系，社会各界需要更多的思想融合。2019年11月，《自然教育武汉共识》发布，阐明了新时代生态文明背景下自然教育的指导思想、环境伦理和根本目的，也集中讨论了自然教育的学科建设、行业发展和长效机制等议题，形成十点共识，即展示了我国政府部门、学术界和社会机构等各界人士关于自然教育的最新集体认识，集中体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自然教育自然观、行业观和社会观。第一，自然观。《自然教育武汉共识》提出了中国特色的对自然的认知理解，认为：“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自然是我师，我是自然友”，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和谐共生，应顺应自然、尊重自然、保护自然。这既继承了我国“天人合一”的传统哲学理念，又包含了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具体思想内涵。第二，行业观。《自然教育武汉共识》提出自然教育的行业性质是“公益性”。要围绕自然教育行业建设发展构建6个体系，即：标准体系、人才培养体系、教育场所体系、中国特色自然教育理论体系、行业资源信息共享体系、行业可持续发展的政府保障体系，共同推进自然教育行业规范化、特色化发展。第三，社会观。《自然教育武汉共识》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明确了自然教育的参与者和角色定位。一是教育的对象是面向全民。“自然教育是面向大众群体特别是青少年的教育”，推动全社会形成顺应自然、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价值观，不断提升人民群众保护自然的意识和能力。这是从自然教育的社会需求而言。二是自然教育的供给方包括政府、社会、企业、个人等。自然教育需要全社会多方参与，共建平台共享资源。特别是政府部门要充分发挥各类自然保护地及城市公园、郊野公园等的社会教育功能 [24]。

而且，若将《自然教育武汉共识》与《第比利斯环境教育国际会议宣言》比较(见表1)，也可以发现前者对后者有多处借鉴。二者在指导思想、根本目的、教育内容、教育方式、教育对象等方面，虽然各自名称不同、角度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但都在教育中极其重视公众保护自然的意识和能力的提升，都倡导实践教育方式，面向全社会各个年龄段而非仅局限于青少年。这种借鉴，表明我国对自然教育的基本认识与国际自然教育的基本理念是相通的，其根源在于就两者的研究对象本体而言，“自然”与“环境”本身就互相交融，不易割离。

表1. 《第比利斯环境教育国际会议宣言》与《自然教育武汉共识》内容比较

资料来源：根据Declaration of the Tbilis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14] 和《自然教育武汉共识》 [24] 整理。

6. 结语

综上可见，中国当代自然教育已形成由教育、环境和林业等政府部门和社会机构共同主导、正式和非正式并行发展且相互支撑的总体实施格局。《自然教育武汉共识》体现了当代社会各界对自然教育的基本认识，更突出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和新时代生态文明理念，提出了自然教育的自然观、行业观和社会观，也借鉴吸收了国际环境教育的关键理念。相信社会各界定能坚持自然教育的实践特色和公益性质，多种教育形式互补融合，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自然教育理论和实践体系。

基金项目

湖北大学研究生教育改革项目：“自然学校共建共享与地理学科教学专业硕士创新人才联合培养机制研究”。

文章引用

韩 忠. 我国当代自然教育发展主线和基本共识浅析
Brief Analysis on the Mainline and Basic Consensus of Contemporary Nature Education Development in China[J]. 教育进展, 2021, 11(05): 1531-1536. https://doi.org/10.12677/AE.2021.115235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