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大学教育学院，浙江 温州

收稿日期：2023年9月15日；录用日期：2023年11月3日；发布日期：2023年11月14日

摘要

整群抽取645名在校初中生，采用人际关系分量表和中学生问题行为量表进行测量，并对其问题行为的特征进行潜在剖面分析，随后采取多元logistic回归探究初中生问题行为潜在类别的预测因素。结果分析表明初中生问题行为可分为问题行为低发组、问题行为普通组和问题行为高发组。多元logistic回归发现，师生关系和亲子关系越好，初中生更可能分为问题行为低的亚组。由此可见，初中生问题行为存在显著的群体异质性，亲子关系和师生关系对于问题行为的潜在类别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而同伴关系对于问题行为的三个潜在类别没有明显的预测作用。

关键词

问题行为，初中生，人际关系，潜在剖面分析

Latent Profile and Predictors of Problem Behaviors in Juni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Rongrong Zhou^*, Wenjie Tang^#

College of Education, Wenzhou University, Wenzhou Zhejiang

Received: Sep. 15^th, 2023; accepted: Nov. 3^rd, 2023; published: Nov. 14^th, 2023

ABSTRACT

In this study, a total of 645 juni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were selected by cluster sampling. Th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subscale and the Middle School Students’ Problem Behavior Scale were used to measure the problem behaviors, and the potential profile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roblem behaviors was conducted. Then the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was used to explore the predictors of the potential categories of problem behaviors in juni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problem behaviors of juni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could be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low, common and high incidence. Multiple logistic regression found that the better the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and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were more likely to be divided into subgroups with low problem behaviors. It can be seen that there is significant group heterogeneity in problem behaviors among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nd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and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have a significant predictive effect on the potential categories of problem behaviors, while peer relationship has no significant predictive effect on the three potential categories of problem behaviors.

Keywords:Problem Behavior,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Latent Profile Analysis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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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初中阶段的青少年正处于人生成长关键期和心智发育高峰期，此时的初中生个体身心发展尚未成熟，不断经历着多重心理危机(侯金芹，陈祉妍，2016；林崇德，2008)，从而产生一系列社会适应不良等问题，而内外化问题行为就被广泛视为青少年适应不良的典型表现(Oh et al., 2020; Thapar et al., 2012)。问题行为是指儿童在经历社会化发展过程时所发生的与常态标准偏离的不良行为(吕勤，陈会昌，王莉，2003)，一般分为内化问题行为和外化问题行为。前者是指向个体心理内部的情绪情感困扰，包括焦虑、抑郁、退缩等情绪问题，这些问题不会对他人构成直接威胁，因此不易被觉察到(徐夫真等，2015)；后者包括攻击反抗、违纪越轨、过度活动等外在行为问题(Achenbach et al., 1987)，相关研究表明这些问题行为已经对青少年身心健康适应产生了负面影响(Chen, Huang, Wang, & Lei, 2012; Vaillancourt et al., 2013；罗云，2017)。通过关注初中生群体，特别是在这一关键发展期，为初中生提供适当的教育和支持，有助于培养他们积极的心理健康和良好的人际关系，促进其全面与个性的发展。

以往有关于青少年问题行为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变量层面，这种方法的前提假设样本间是同质的，然而这种方法却难以捕捉样本内部的异质性。为了克服这种缺陷，诸多研究者探索出了一种主张个体中心为视角(Mauno et al., 2016; Wang & Hanges, 2011)的分析方法，并将潜在剖面分析(Latent Profile Analysis)作为这种方法的关键工具。潜在剖面分析不仅可以处理连续性变量，还能够评估个体所属每个剖面的概率，并通过严格的统计标准和指标来判断最优的模型，以减少分类的错误(Ding et al., 2020; Olivier et al, 2021)，此外，该研究方法也让众多研究者们从个体中心的角度出发来审视所研究的对象，更好地揭示问题的本质(邱皓政，2008；张洁婷，焦璨，张敏强，2010)。因此，本研究旨在结合内化问题和外化问题的五个指标，采用潜在剖面分析方法探究初中生问题行为的具体组合模式，揭示不同个体间发展的异质性，并确定各亚组的典型特征。同时，还将分析个体在各个问题行为指标上的表现，为问题行为的潜在剖面分析提供实证依据。

“生态系统理论”强调问题行为的形成和发展受到内外因素的影响，并特别强调了各大系统与因素之间的相互联系。在青少年的成长过程中，人际关系作为一个重要因素对问题行为的塑造和发展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初中生人际关系中的核心要素主要有师生关系、亲子关系和同伴关系，它们在青少年的生活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实证研究发现，高质量的亲子关系、师生关系和同伴关系均能显著预测青少年未来发生心理和行为问题的可能性(唐淼，闫煜蕾，王建平，2016；聂瑞虹等，2017；王东方等，2019；苑媛，梁周健，张丽，2023)，并且有助于提升青少年的心理社会适应能力(李小青等，2009；Buyse et al., 2011；吴旻等，2021)。然而，目前关于人际关系对初中生问题行为潜在剖面的预测作用研究相对有限。因此，本研究将通过潜在剖面分析，系统地研究人际关系对初中生问题行为的预测因素，并揭示不同潜在剖面之间的关系。其目的在于提供深入了解初中生问题行为和人际关系之间关联的见解，精准识别内外化问题行为高发群体的特征，这对于防范化解青少年成长危机、校园欺凌以及预防犯罪等现实社会问题具有特殊意义。

2. 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整群抽样的方式，在河南和浙江两省抽取两所初级中学的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参加研究的初中生共计825名，收回问卷748份，选用严格的剔除标准得到有效问卷645份(86.22%)。其中，男生281人(43.6%)，女生364人(56.4%)；初一年级276人(42.8%)，初二年级214人(33.2%)，初三年级155人(24%)；参与者的平均年龄为13.69 (SD = 1.087)。

2.2. 研究工具

2.2.1. 人际关系水平

亲子关系量表：Olson、Sprenkle和Russel (1979)的家庭适应与亲和评价量表(Family Adaptation and Cohesion Evaluation Scales, FACES)。该问卷包含10个题目，采用5点记分制度(1 = 几乎从不，5 = 几乎总是)，其中题目3、4、8和9是反向计分的。这份问卷包括了针对父亲和母亲的两个分问卷，其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83 (父亲)和0.77 (母亲)，整体量表的克隆巴赫α系数为0.87。

师生关系量表：由褚昕宇(2006)编订的。该量表包含18个题目，每个题目都采用问题性描述。在进行数据分析之前，需要进行反向计分，得分越高，表示师生关系越好。该量表在相关论文中得到广泛应用，本研究中的克隆巴赫α系数为0.94。

同伴关系量表：采用Davis (2013)进行修订。该量表共包含14个项目，该量表用于评估被试与线下一般朋友之间的友谊质量，采用7点计分，得分越高表示友谊质量越高，本研究中的克隆巴赫α系数为0.92。

2.2.2. 初中生问题行为水平

采用Achenbach和Rescorla (2001)编制的《青少年自评量表》(YSR)以测量初中生问题行为水平，此量表涵盖了内化问题和外化问题两个维度，其中内化问题包括抑郁和退缩两个子维度，外化问题包括多动、攻击和违纪三个子维度。该量表共有29道题目，其中内化问题占12道题目，外化问题占17道题目。对于每个题目，回答者需要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没有”、“偶尔”、“经常”或“总是”，并分别给予1~4分。总维度的平均分越高，代表青少年的问题行为越严重。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克隆巴赫α系数为0.93，外化问题行为的克隆巴赫α系数为0.87，内化问题行为的克隆巴赫α系数为0.92。

2.2.3.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的调查问卷由人际关系分量表和初中生问题行为量表组成，均由被试一人全部作答，研究结果可能会受到共同方法偏差的潜在影响。因此本研究使用Harman单因子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的检测(汤丹丹，温忠麟，2020；周浩，龙立荣，2004)，将所有数据题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的结果表明，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共14个，且首个因子方差解释率为23.49% (<40%)，表明本次研究中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2.3. 统计处理

首先使用SPSS 25.0对数据进行描述统计分析，以此得到人际关系和内外化问题行为各维度的平均值、标准差及相关关系。其次使用Mplus 8.0对数据进行潜在剖面分析(LPA)，以独立模型为基础，通过依次增加类别个数，比较各模型拟合指标的标准以及变化情况来确定最佳的潜在类别方案，以此模型为根据对内外化问题行为进行命名。最后引入人际关系等变量，对内外化问题行为潜在类别进行多元logistics回归分析，探究其对内外化问题行为潜在类别的预测作用。

以往研究对潜在剖面类别的判断主要基于似然比Log likelihood检验，Akaike信息准则(AIC)，Bayesian信息准则(BIC)，样本校正的BIC (aBIC)，LMRT，BLRT和Entropy参数进行比较和判断。其中，信息指数AIC、BIC、和aBIC均用于评估模型的拟合质量，数值越小则表示模型拟合度就越好。在选择最佳模型时，BIC常常被优先考虑，因为相对于AIC，BIC的变化使得变量在选择模型上更为谨慎(曾津，周建军，2017)。而LMR与BLRT是类别增加之后模型是否优化的标准，当BLRT和LMR达到显著水平(p < 0.05)时，表明k个类别的模型比k-1个类别模型更优(王孟成，毕向阳，2018)。另外在潜在类别分析中还经常使用Entropy指数来评估分类的精确程度，其取值范围在0~1之间，0.6以上表明准确性尚可，0.8以上说明分类准确性高达90%以上，越接近1说明模型分类越准确，这为模型的选取可以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总之，在选择最佳类别数量时，既要综合参考上述指标，还需要结合理论以及分类的实际意义，最终的目标是选择出最优的类别数量，以更好地理解数据并取得有意义的研究结果。

3. 结果

3.1.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

表1.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及变量间相关关系矩阵

注：样本容量N = 645；^*p < 0.05，^**p < 0.01，^***p < 0.001，下同。

对人际关系与内外化问题行为各维度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见表1。从相关性上看，人际关系各维度与内外化问题行为各维度均呈显著负相关。从相关系数的大小看，人际关系各维度与内外化问题行为各维度的相关效应都比较弱，尤其是同伴关系与问题行为各维度症状之间只存在极弱的效应。

3.2. 初中生问题行为潜在类别分析结果

为探讨初中生问题行为的潜在类别，以被试在内外化问题行为上的五个维度得分作为外显变量建立潜在剖面模型。运用Mplus8.0软件，依次设定1~4个类别数，对初中生问题行为状况特征的各项指标进行潜在剖面模型的拟合估计。

潜在剖面模型拟合指数如表2所示。从模型拟合度来看，随着模型数量的增加，拟合指数AIC、BIC和aBIC均呈逐渐下降的趋势，说明类别越多模型的拟合效果越好。从模型分类精确度来看，4个潜在模型的Entropy值均超过了0.8，相当于分类的准确率超过了90%，其中3类别模型的Entropy值是最大的。从模型拟合显著水平来看，3类型在2类型的基础上LMR和BLRT都达到了显著性水平，说明3类别的模型明显优于2类别的模型。虽然4类别有更小的AIC和BIC，但其LMR值不再显著，即根据LMR与BLRT的指标来看，4类别模型相比较3类别的模型而言没有优势，即支持3类模型。从模型分类的准确性出发，每个类别至少要有5%的样本量，以确保aBIC正确选择模型，在本研究中发现3类别模型符合要求。此外，我们还特别关注了模型的转折点，结果发现拟合指数AIC、BIC和aBIC在3类型时下降幅度达到最大之后又趋向平稳，可以看出3类潜在剖面是该模型的转折点。所以综合考虑模型的简约性与准确性，最终选择3类别模型(C1, C2, C3)为初中生问题行为的潜在剖面最佳模型。

为了对潜在剖面分析分类结果的准确性验证，对潜在剖面分析的分类结果进一步辨别分析，3个潜在类别(C1, C2, C3)的归属概率矩阵参见表3。由表3可知，每个类别中的初中生(行)归属于每个潜在类别的平均概率(列)在0.959~0.979之间，表明3个潜在类别模型分类可靠性较高。

表2. 潜在剖面拟合指数信息汇总表

注：Log (L)为最大似然估计；AIC为赤池信息准则；BIC为贝叶斯信息准则；aBIC：样本校正的贝叶斯信息准则；Entropy = “嫡指数”；LMRT = “似然比值检验”；BLRT为Bootstrap似然比检验；粗体表示本研究中拟合度最佳的剖面模型。

表3. 各类别被试(行)的平均归属概率(列)

注：C1 = 低发组，C2 = 普通组，C3 = 高发组。下同。

3.3. 初中生问题行为各潜在类别命名及特点

确定了3类潜在剖面分析模型作为最终模型后，进一步绘制问题行为3个潜在类别在5个维度上的应答得分图(图1)，并根据得分情况对各类别进行命名。

结合图1可以清晰地看到，初中生问题行为3种潜在类型在各维度间均无交点，并且不同亚型的形态趋势较为一致。进一步分析来看，潜类别分组中C1类别在各项指标的得分概率均明显低于其它两个类别，且在五个维度上的得分相对均衡，这一类别占全体被试的52.9%，以程度命名法将该类别命名为“问题行为低发组”。C2类别在每个维度上得分明显高于C1，但也明显低于C3，这一类别呈现出适应良好的状态，这一类别占全体被试的34.5%，以程度命名法将该类别命名为“问题行为普通组”。C3类别在所有项目上的得分均显著高于另外两个类别，且在抑郁和多动行为上得分较高，这一类别占全体被试的12.6%，以程度命名法将该类别命名为“问题行为高发组”。

图1. 初中生问题行为在五个维度上的应答得分图

将上述命名的三个潜在类别在SPSS25.0中进行方差分析，检验内化问题行为指标(抑郁、退缩)和外化问题行为指标(即多动行为、攻击行为和违纪行为)在各潜在剖面类型之间的得分差异，因此将三种潜在类别初中生的问题行为状况进行了比较。不同潜在类型初中生问题行为异质性的事后检验发现(见表4)，三种潜在类别在各维度上的得分差异显著(p < 0.001)，且内外化问题行为5个指标均呈现出相同的变化趋势：从1类到3类逐渐增大。具体来说，“问题行为高发组”在问题行为的五个维度上得分均值显著高于“问题行为普通组”和“问题行为低发组”，“问题行为低发组”在问题行为四个指标上得分均显著低于其他两个类型。由此可见，不同潜在剖面类型能很好地区分和甄别初中生问题行为的特征，也验证了潜在剖面分析得到的三类别模型的有效性。

表4. 不同潜在类别在内外化问题行为各维度上的差异

3.4. 初中生问题行为潜在剖面类型的预测因素

根据以上选出的潜剖面最优模型，我们进一步探索初中生问题行为潜在类别的预测因素，将初中生问题行为的3个潜在类别作为因变量，人际关系作为自变量，分别以“低发组”和“高发组”作为参照组，进行两次多项式logistic回归分析，直至所有组之间均可以进行一次比较为止。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的OR值反映了不同人际关系对三个潜剖面类别的效应如何。结果见表5。

表5. 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图

首先以低发组为参照组，将普通组和高发组与其进行比较，发生比(OR)结果显示师生关系和亲子关系会影响初中生问题行为组别的分布，但是同伴关系并无显著影响。在师生关系方面，将普通组与低发组相比较，当师生关系越好，初中生则进入问题行为低发组的可能性越高(B = −0.94, OR = 0.39, p < 0.001)，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师生关系得分每增加1单位，其属于普通组的发生比会降低61%。将高发组与低发组相比较，当师生关系越好，初中生则进入问题行为低发组的可能性越高(B = −1.51, OR = 0.22, p < 0.001)，师生关系得分每增加1单位，其属于高发组的发生比会降低78%。在亲子关系方面，将普通组与低发组相比较，当初中生亲子关系越好，那么进入问题行为低发组的可能性越高(B = −0.45, OR = 0.64, p < 0.05)，亲子关系得分每增加一个单位，其属于普通组的发生比会降低36%；将高发组与低发组相比较，当亲子关系越好，初中生则进入问题行为低发组的可能性越高(B = −0.98, OR = 0.38, p < 0.001)，亲子关系得分每增加一个单位，其属于高发组的发生比会降低62%。由此可以得出，性别、师生关系和亲子关系对问题行为的潜在类别预测作用显著，而本研究中的数据也发现同伴关系在三组问题行为的分布并无显著差异(p > 0.05)。

其次以问题行为高发组为参照组，将问题行为普通组与其进行比较，结果发现师生关系和亲子关系显著预测初中生问题行为组别的分布，而同伴关系对此并无显著影响。师生关系越好的初中生越可能进入问题行为普通组(B = 0.57, OR = 1.77, p < 0.001)，师生关系得分每增加一个单位，其属于普通组的发生比会增加77%；亲子关系越好的初中生也越可能进入问题行为普通组(B = 0.53, OR = 1.7, p < 0.001)，亲子关系得分每增加一个单位，其属于普通组的发生比会增加70%。也就是说，当与老师和父母能够更和谐的相处时，初中生就很难进入问题行为高发组。综上，师生关系和亲子关系对问题行为的潜在类别预测作用显著，而同伴关系在本研究中并未发现显著预测作用(p > 0.05)。

4. 讨论

4.1. 初中生问题行为的潜在类别

本研究基于个体中心的视角，证实了初中生问题行为确实存在明显的分组特征。根据各统计评价指标，结合被试在五个维度上的反应模式确定了初中生问题行为的三个类别为最优模型，即问题行为低发组(52.9%)、问题行为普通组(34.5%)与问题行为高发组(12.6%)。可见，初中生问题行为的异质性特征既表现为不同类型的组合，又表现为不同程度的行为水平，进一步证实了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Zhao et al., 2019；高秋爽等，2019；廖友国等，2021；盖肖，2021)。

具体来看，在三个类别中，抽取的初中生样本中有12.6%的被试属于问题行为高发组，其在抑郁、多动、违纪和行为上都有较高的发生率，但值得一提的是退缩的指标是最低的，这说明初中生愿意去寻求更多的独立与自主，虽然初中生在其它指标上处境不利，有一定的抑郁和多动倾向，但是能够较好的控制与均衡。问题行为高发组的学生是学校心理咨询与治疗干预的重点对象，也是心理危机事件发生的高风险人群，及早并有效地识别此类学生，进行更有针对性地心理干预工作至关重要。问题行为低发组的鲜明特征是在该类别的所有维度上都呈现较低的发生概率，这一群体占总数的52.9%，是问题行为高发组初中生的4.2倍，这说明多数的初中生具有较好的心理适应能力，问题行为处于低水平。而问题行为普通组各维度得分介于两者之间，趋势较为平稳，并且呈现出在多数问题上低发生率的模式。此类型更多呈现的是“灰色”的心理状态，需要及时的心理疏导或心理素质成长训练，以防止心理问题的进一步恶化。综上所述，以上三个潜在类别的初中生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内外化问题行为，说明问题行为具有较高的共发性，这就提示家长和老师不仅要关注初中生外显的外化问题行为，也要及时注意到不太容易被发现的内化问题行为。

此外，把初中生的三种潜在类别问题行为进行两两比较，结果表明各维度得分在问题行为低发组、普通组和高发组三组之间呈现由低到高的特点且相互存在显著差异，表明初中生在问题行为各类别上的表现具有一定差异性，也说明了初中生在问题行为上确实存在群体异质性的分类特征。

4.2. 初中生问题行为的预测因素

本研究的多元logistic回归结果表明，人际关系等变量可能对初中生问题行为的潜在分类产生影响。随着人际关系水平的提高，初中生发生问题行为的概率会降低，这一结果支持了问题行为的“关系发展系统论”，即发展心理学越来越关注不同发展环境(如家庭、同伴和学校)之间的多重作用对个体发展的影响。具体来看，初中生的亲子关系和师生关系能够显著预测问题行为的潜在类别，并且两种关系水平越高，被归为低发组和普通组的概率就越高。这个结果突出亲子关系和师生关系对初中生问题行为及其心理适应的重要作用。

人际关系与问题行为的相关性已经得到了很多研究的证实。在良好的亲子关系中，父母的支持、有效的沟通和积极的情感互动有助于青少年更好地探索和发展，同时也帮助他们积极应对挑战和解决问题(Bireda, 2014)，这会大大降低他们产生问题行为的风险，进而保护他们的情绪和心理健康(杨会芹，刘晖，周宁，2016)。另外，由于青少年心理的闭锁性等特点，即使其不愿意与父母分享烦恼与压力，他们也会在高亲子关系的环境中自我成长与治愈，高亲子关系提供给青少年一种安全感与归属感，这种安全感与归属感能够有效抑制问题行为的产生(Zhao et al., 2015; Yun, Cui, & Blair, 2016)。此外，师生关系也被证明是问题儿童的一个重要保护因素(刘连启，2016)，温暖﹑信任的师生关系、较少的师生冲突均能促进青少年良好的学校适应，同时也使得青少年更少出现内化和外化问题(Miller-Lewis et al., 2014)。这一结果印证了良好的亲子和师生关系是初中生问题行为中的一种保护性因素，也符合补偿效应(Compensatory Effects)的理论假设，其效应认为足够的积极因素能够抵消一个或多个风险因素给青少年带来的负面影响(Garmezy et al., 1984)，也就说明当亲子关系和师生关系越好，就更容易分在问题行为低发组或者普通组。因此，在干预初中生问题行为时，采取措施改善初中生的亲子关系和师生关系是十分必要的。

不过值得讨论的是，本研究并未发现同伴关系在初中生问题行为潜在类别上的显著预测作用。这与一项研究有些相似，该研究也未能证实同伴依恋对初中生社会适应产生显著影响(潘彦谷，张大均，李知洋，2021)。具体可以解释为，随着青少年年龄的增加，父母支持的作用逐渐降低，同伴支持的作用逐渐提升，然而对于初中生来说，同伴支持对其心理发展的作用仍不及父母支持重要(Keizer et al., 2019；王鑫强，张大均，2012)。此外，还有可能因为亲子关系和师生关系给青少年提供了重要的社会化机会，帮助个体学习社会规范、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在个体发展中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和指导，这些关系中的情感连接和角色建模可能对个体的问题行为产生影响(邹泓等，2015)。相比之下，同伴关系通常更加自主和平等，更多地体现在社会适应和同伴关系质量方面，主要通过一系列个人因素的中介变量起作用(彭小燕等，2021)，而并非直接影响问题行为，因此可能在问题行为的预测上起到相对较小的作用(聂瑞虹等，2017)。

5. 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采用以个体中心为视角探讨了初中生问题行为的群体异质性，将其划分出3种不同的潜在类别，并在此基础上探究了不同类别的预测因素。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以变量为中心研究取向的一些缺陷，但依然存在几点不足之处：首先，本研究为横断调查，难以推论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因此，根据个体发展的生态系统理论应该更多采用追踪测评方式考察变量间的前因后果，更有针对性地提出青少年症状的治疗与预防的具体对策。其次，本研究对各个变量的数据收集均采用自我报告的方式，未来可使用他评与自评的综合测量方法，以获得更为客观的数据。再次，鉴于篇幅与研究目的等方面的考虑，本研究只重点考察了初中生群体不同质的潜在分类情况，未来研究可考虑扩大样本范围探讨不同年级阶段的学生，以此丰富对青少年问题行为的研究。最后，初中生问题行为分类的预测因素还可能是自尊﹑情绪策略等，未来的研究可以综合考虑认知与环境以便找到更多有效预测初中生问题行为潜在分类的因素，进而丰富问题行为模型的实证研究。

6. 结论

本研究基于个体中心视角，采用潜在剖面分析法探索初中生问题行为的异质性特征，得到如下结论：

1) 初中生问题行为存在明显的异质性特征。可以将其分为问题行为低发组、问题行为普通组和问题行为高发组三种潜在类型，其中问题行为低发组和问题行为普通组更具群体普遍性。

2) 初中生的三类问题行为水平存在显著差异。问题行为高发组在各维度行为倾向上的得分最高，问题行为低发组在各维度行为倾向上的得分最低，而问题行为普通组得分处于两者之间，同时问题行为的人数比例依照高发组、普通组和低发组的顺序逐渐增多。

3) 亲子关系和师生关系对问题行为的潜在类型有着明显的预测作用。亲子关系和师生关系质量越高，初中生更容易进入问题行为低发组和普通组。然而，本研究的新发现是同伴关系对于三个潜在类别没有显著的预测作用。

文章引用

周荣荣,唐闻捷. 初中生问题行为的潜在剖面及其预测因素分析
Latent Profile and Predictors of Problem Behaviors in Juni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J]. 心理学进展, 2023, 13(11): 5029-5039. https://doi.org/10.12677/AP.2023.1311633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