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s
Vol.3 No.02(2014), Article ID:13719,11 pages
DOI:10.12677/ASS.2014.32006

Industrial Change and Labor Mobility in Taiwan: 1985-2005

Jian-Jhou Chen1, Jeng Liu2*

1Department of Medical Sociology and Social Work,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Kaohsiung, Taiwan

2Department of Sociology, Tunghai University, Taichung, Taiwan

Email: jjchen69@gmail.com, *jliu@thu.edu.tw

Copyright © 2014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Received: Apr. 10th, 2014; revised: Apr. 17th, 2014; accepted: Apr. 28th, 2014

ABSTRACT

The “economic miracle” experience in Taiwan was mainly caus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labor-intense industries. Followed by industrialization process, the traditional labor-intense industries were replaced by capital-intense and technology-intense industries. Recently, the number of workers has been increasing dramatically in service industries. Using Taiwan governmental statistics and the Social Change Survey data, we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ustrial change and labor mobility and examine if the dual economy theory and the dual labor market theory are applicable in Taiwan.

Keywords:New Structural Perspective, Industrial Change, Labor Mobility, Social Change Survey

台湾的产业变迁与劳动流动:1985~2005

陈建州1,刘  正2*

1高雄医学大学医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学系,高雄,台湾

2东海大学社会学系,台中市,台湾

Email: jjchen69@gmail.com, *jliu@thu.edu.tw

收稿日期:2014年4月10日;修回日期:2014年4月17日;录用日期:2014年4月28日

摘  要

台湾“经济奇迹”式的发展经验,主要特色是台湾劳动力优势的充份开发,劳力密集产业的高度发展;再经工业化的过程,使传统的劳力密集的产业型态,转变为资本密集与技术密集,更扩大了经济成长的效果;近年来则又呈现出服务业比例大增的状况。本研究利用台湾官方资料与“社会变迁调查”资料进行分析,以描绘出1985年、1995年与2005年,台湾产业变迁与劳动力流动模式的改变情形,并藉此检视双元经济理论与双元劳力市场理论的适用性。

关键词

新结构论,产业变迁,劳动流动,社会变迁调查

1. 引言

关于社会阶层化与流动的研究,早期的人力资本论或地位取得模型主要关注个人特质造成的影响;其后的新结构论则将焦点摆在结构内部的区隔与障碍程度。本研究将使用新结构论所主张的市场区隔观点,配合产业与行业的变迁,以观察台湾的产业变迁和劳动的流动的情况。

一般而言,产业变迁的过程大致依序为由农业为主、进展至工业,再转变为服务业人口大增的情形,而劳动力的流动有将自然地随着产业的变迁而移动。虽然各国的产业发展型态并不相同,但皆与世界经济的脉动有着密切的关系。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的产业在国际间的流动,也将造就各国不同的产业变迁。台湾的产业发展与已开发国家对我国的投资情形有关;相对地,也与我国对外与对大陆投资情形有关[1] [2] 。在1980年代之前,美国、日本等先进国家的劳力密集产业移入台湾,加上台湾有计划地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于是在以劳力密集产业为主的环境下,农业部门人力大量转移至工业部门[3] 。而在1987年之后,台湾政府的解除戒严、开放大陆探亲政策与大陆经济的改革开放,原存于台湾的大量劳力密集产业开始移入大陆,台湾对低技术人员的需求量乃大幅下降。1995年之后,对外或对大陆的投资当中,技术密集产业的比重逐渐增加,低技术人力的需求更低,但高技术人力、管销人力的需求则大增[4] 。

这些变动,造成产业劳动力结构的剧烈调整,不同条件劳动力的流动情形也非常不同。譬如说,从农业转型为劳力密集产业的时期,过剩的农业人口流入低技术的产业与低获利的服务业,他们一般多为教育程度不高、年龄较低的就业人口;在去劳力密集产业时期,过剩的非技术人力将转入服务业,他们多拥有一定的教育程度、接受过某种职业训练、年龄也较高;而从技术密集产业转移至以管理和销售的服务业为主的时期,流动人力主要则为一般的技术人力。然而,学界对于产业变迁所造成的职业结构变动,进而影响劳工流动的模式等方面的讨论实属有限;产业结构与职业结构间可能产生的相应变化、以及劳动流动的趋势等实证分析成果,也都还有相当的发展空间。

因此,本文的主要目标即为回答下列几个问题:台湾整体的劳动力随着产业的变迁,其分布状况有何明显的变化?劳力市场中的职业结构又有何变化?劳动人口在初职与现职间形成如何的流动样貌?在实际操作上,我们首将整理相关文献与官方统计数据,再以1985、1995、2005的“台湾社会变迁调查”资料1,描绘台湾社会在不同时期的产业型态下,劳工流动模式的变化情形。另将以性别与年龄层作区分,比较各种初职者的流动模式与其变化。

2. 战后台湾产业变迁的历程

产业结构的改变牵动着劳动需求和受雇结构的变化,这种变化更直接影响了劳动的流动情形。台湾自二次大战后的产业变迁应可分为几个阶段:“农业进展到劳力密集制造业”、“劳力密集制造业升级为技术密集制造业”、“技术密集制造业消退,管销服务业增加”。其中各时期的经济发展策略,也都形成了产业结构的变动和劳力市场结构的变化,分别简述如下。

2.1. 1950年代,土地改革与农村人口阶级改变

在1950年代,台湾仍是典型的农业社会。当时的产业发展政策为进口替代,产业以农业为主;在职业结构方面,以农林工作人员为主[5] 。在诸多因素的考虑之下,国民政府实施一连串的土地改革政策,包括三七五减租、公地放领、耕者有其田,这些政策彻底改变了台湾的阶级结构[6] 2。原有的佃农虽然有机会拥有自己的土地,但由于土地面积小,加上房屋税、土地税、十年的购地贷款,以及“肥料换谷”政策的影响下,农民的剩余大多移转给政府,生计并未具体改善。且在耕地减少的情形下,乡村的隐藏性失业人口大幅增加。农地改革之后,农村大量人口的阶级位置改变,大地主或小地主的子女转为商人;许多佃农虽然成为自耕农,但购地的贷款压力使得他们转为工资农业工人,或是移动到城市成为边际的劳工人口。土地改革与人口增加,使得农村地区有着过剩的人力,这些人力,在随后的1960年代经济起飞,流动到都市成为工人。

2.2. 1960~1970年代,发展劳力密集产业,低阶蓝领劳工比率增加

1945~1949年间,从大陆移至台湾的资本家将原本在大陆的厂房移至台湾,或投入资金重新发展[6] 。而在1960年代,产业转为出口导向政策,并鼓励外资投入国内产业,台湾遂纳入世界分工体系之中。1969年,加工出口区在高雄、台中成立,美国、日本等先进国家的劳力密集产业陆续移入台湾。在土地改革政策主导下,从农业部门释出的大量劳工,遂成为这些产业重要的发展基础,加上政府有计划地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劳力密集的产业如雨后春笋般地蓬勃发展,也开始了台湾经济起飞的时期。此时期的工业化与经济发展,促使大量劳动力从乡村移往城市,尤其是往南北两端的台北与高雄移动。这种工业化策略,虽然造就了许多的工作机会,但多为低技术层次的制造业。所以,迄1980年代,大量低技术的蓝领工作机会增加,但专门技术性职业所占的比率,却是逐渐降低的[7] 。

2.3. 1980年代,技术密集产业、服务业的兴起,专门性、技术性人员比率大增

经过1974年与1979年两次石油危机之后,我国的重工业与石化业受到严重的冲击,产业政策乃改为朝向发展技术密集、非污染性、低能源的产业发展。1980年,新竹科学园区成立,产业的技术层次向上提升;加上新台币升值与工资上涨的压力,原有的劳力密集产业因失去国际竞争力而开始外移,也使得部分低技术、非技术的工人失去了工作机会。1980年代,中国大陆走改革开放路线,而在1987年之后,台湾政府解除戒严、开放回大陆探亲等政策,使大量劳力密集产业移入大陆,台湾对各类技术人员的需求量乃大幅下降[8] 。

另一方面,在全球化与产业重整之趋势下,产业的发展除了技术升级之外,也逐渐由工业转为服务业。由于营销通路的分工越趋精细,流动资金促进股市、房地产的活络,金融服务业的规模也越来越大。1988年,服务业就业人口首度超过工业,台湾也正式迈入了以服务业为主的社会。服务业的成长,也增加了专门技术人员与服务工作人员的比例[9] 。在这种蜕变下,台北都会区依然是最具吸引力的劳动移动目的地。在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方面,台北市作为“世界城市”,吸引了更多教育程度较高者。而在发展高科技产业的趋势下,新竹市也吸引了许多高教育程度者流入[10] 。

2.4. 1990年代,产业外移、引进外劳,劳动受雇结构剧烈调整,对本国非技术劳工的 需求量骤减

自1980年代中期,台湾开始出现引进外籍劳工的情形,并在产业的需求声中,官方于1989年正式开放外籍劳工的引进。这些外籍劳工主要来自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与马来西亚,主要投入家庭看护、营造业与制造业。Tsay与Lin(2001)的研究发现,外籍劳工对于台湾制造业与营造业的中、低技术劳动力,有排挤的现象,造成在这些产业就业的本地劳工失业情形增加[11] 。然而,该研究也指出,对整体产业而言,引进外劳并未造成整体失业率的增加,反而增加了本地劳工在专业与管理职务的就业机会。究其原因,外籍劳工主要排挤了技术层次较低的劳工,并集中于制造业和营造业;但产业同时增加了较高层级的职务,提供给本地劳工。在这样的变化下,较低教育程度者,将受到外劳的冲击,转而失业或流入其他行业;而教育程度较高者,则可能转入管理层级的职务。

1995年后,对外或对大陆的投资中,技术密集产业的比重渐增,对低技术人力的需求日低,但对高技术及管销人力的需求则大增。这些变动造成产业劳动力结构的剧烈调整,也让具有不同条件的劳动力,产生不同的流动情形。张静云(2001)指出,台湾九大产业别与制造业的四大类别之劳动受雇结构,均呈现高技术劳动力之受雇人数相对渐增、低技术劳动力受雇人数渐显停滞、高技术劳动力占总受雇人数比例大幅提升的趋势,也呈显出人力运用偏向高技术层次的事实[12] 。

2.5. 2000年代迄今,技术密集产业外移,服务业比例大增,对专门性、技术性人员的需求增加、 对非技术性劳工的需求减少

虽然自1995年之后,工业发展集中在信息电子工业,但同时亦有许多大型上市的电子信息产业开始赴大陆投资。林祖嘉与黄启宏(2006)指出,赴大陆投资的结果,造成国内大量减少对非技术劳工的需求,即使对其他地区的海外投资,整体上增加了对主管与技术人员的需求,但这些现象均呈现国内劳动结构往较高技术的劳动需求调整[8] 。简单地说,台湾自2000年迄今,对非技术性劳工的需求持续减少;而服务业逐步增加,现已占就业结构的58.55%(行政院主计处,2006)。

以上大致整理了台湾产业随政治、经济策略所发生的概括变化,以及在这些变化下,劳动力流动的变化。综合而言,产业结构因生产技术的改变而改变,并且产业的技术需求在1990年代后有快速的提升,这种提升包括较低阶技术(劳力成本较高)的产业外移以及高阶技术(附加价值较高)的产业继续升级、扩张合力完成。如上所述,当产业结构变迁,产业内与产业间的劳动结构也将产生调整,某些人势必得更换劳动位置,形成劳动流动:因为有些劳动位置减少了,有些位置则增加了。那么,原属什么位置的人较易发生流动?向哪个位置流动?也就成为我们该讨论的问题。接下来,让我们回顾新结构论对于劳动流动所提供的观点与说明。

3. 劳动市场的区隔与流动

解释人们在劳力市场上的流动机会差异,人力资本理论所立基的讯息充分、对等,总让人觉得过度乐观;地位取得模型论及家庭背景对个人的教育与职业的影响,却也间接说明个人特质对于生涯成就的重要性。新结构论采取与人力资本论或地位取得模型不一样的角度,则可看到劳力市场上结构性因素对流动的影响。

新结构论以结构当中存在的“区隔”作为讨论基础,区隔出来的部门(sector)各自具有特色,且彼此之间存在着流动屏障,藉以说明生涯发展、流动机会、薪资等不平等。其区隔概念包括经济区隔与劳力区隔,主要包括两个理论:双元经济理论(dual economy theory)与双元劳力市场理论(dual labor market theory)。

双元经济理论主张,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两个分化的部门——“垄断(monopoly)”部门(或称“核心(core)”部门)和“竞争性(competitive)”部门(或称“边陲(periphery)部门”,前者由大型、寡头的公司所组成,它们对产品市场与经济有极大的控制权;后者则由小型的、生产单一产品的公司所组成,这些公司的外部市场资源甚少,对经济的掌控能力亦小[13] 。双元经济论者认为,薪资差异有部分可归因于经济组织的结构,例如,高度集中(concentration)产业的公司拥有较大的市场力量与价格机制控制权,他们能付给员工的薪资,就会高于其它性质产业的公司。另外,大型、资本集中、经济规模较大、产品卖给政府的公司,较有能力提供员工们高薪;反之,小型、劳力成本高、经济规模小的公司,付给员工高薪资的能力就较差[13] [14] 。

核心部门的经济生产需要许多具特定专业技术的员工,不但要加强在职训练,也要设法留住资历深、技术好的员工。学者们认为,这些属于核心部门的高利润大公司,常能在公司内部建立起所谓的内部劳力市场(internal labor market)。工人在内部劳力市场的某特定起点开始受到保护、开展生涯,避开外部市场的竞争威胁[15] [16] ,内部劳力市场自有其生涯梯,与外部劳力市场隔离,新进人员从底层开始往上爬,资深员工也有许多升迁的机会,不必担忧外部劳力市场的空降部队抢饭碗,形成一种稳定的、结构化的、排外的劳力市场。

在双元劳力市场理论方面,此观点将劳力市场区分为“首要(primary)”(或高薪)部门与“次要(secondary)”(或低薪)部门[17] 。Boston(1988)指出,这是从经济高度发展阶段的结构变迁过程中发展出来的理论,经济从开放性、竞争的、地区市场导向的经济转变为封闭型、寡头式、跨国型经济,垄断型企业的出现与支配,也将经济区隔为首要的与次要的两种部门[18] 。Piore(1969)认为,首要市场提供较高的薪资、稳定的就业、好的工作条件、升迁机会与平等的行政待遇;次要市场在这些方面则相反[19] 。除了上述差异之外,首要劳力市场的特质还包括高生产力、高技术进步程度;次要劳力市场则通常生产力低,技术停滞、低机械化、多生产附加价值较低的产品[20] 。

Wachter, Gordon, Piore与Hall(1974)指出,双元劳力市场模式有三个基本假设:1) 经济包含两个部门—首要的高薪的部门(primary high-wage sector)与次要的低薪的部门(secondary low-wage sector)。2) 经济分析的重点在于区分好工作与坏工作的差异,而不是技术性与非技术性工作。3) 次要部门的工人发展出一种不稳定的工作型态,经常更换工作,在失业与就业之间游移。他们亦指出,好工作主要是在首要部门,而首要部门主要由具有内部劳力市场的企业或公司所组成。坏工作主要在次要部门,工人无法进入首要部门,大多不是因为他们缺乏应有的人力资本,较多是因为制度性因素(例如:歧视)或是缺乏好工作,于是,次要部门的工人呈现出“未充分就业(underemployment)”的情形[21] 。此外,这两个部门之间的流动性很有限,位居次要部门的劳工不易向上流动。Sakamoto与Chen(1991)也指出,首要部门的工人倾向受雇于内部劳力市场;而次要部门的工人则是处于较大程度的竞争市场之中[22] 。

综合上述比较,双元经济区隔的依据显然在于“技术或市场垄断程度”;双元劳力市场区隔的依据则倾向于“稳定程度”的就业关系[15] [21] ,尽管Vietorisz与Harrison(1973)或是Weitzman(1989)提及双元劳力市场的特征差异还包括了生产力、生产品的附加价值、技术进步程度等,但这些因素可以视为是影响工作稳定性的原因[20] [23] 。而且Piore(1973)指出,他区分的“首要部门当中的低层者(the lower tier of the primary sector)”,就是社会学所说的劳动阶级(working class adults),他们的工作特征与工作文化是规律(regularity)、持续(continuity)、稳定(stability)与例常性(routine),而次要部门则是人员调整率高[24] 。

我们认为,双元经济理论所区隔的核心部门和边陲部门,具有规模、技术和垄断程度的特征差异,若能在个别经济部门中区分劳力市场,则可以显现同一经济部门工作者,在稳定性方面的差异。换句话说,以双元经济区隔和双元劳力市场区隔做交叉配对,若能在具有“技术、规模与垄断程度”特征差异的双元经济部门下,区分不同就业稳定程度的首要与次要工作,应是妥适的劳力市场区隔方式,也将可让我们更深入了解产业变迁与劳动流动。接下来,我们将以“台湾社会变迁调查”进行实际的数据处理与分析,以进行这方面的讨论。

4. 资料与研究方法

我们的实证分析大致可分为两部份:在总体数据方面,参考的是官方统计资料,主要将整理出台湾自1985至2005年间,各级产业占全国总产值的比率、各级产业人口总数与比率的变化,以说明台湾产业变迁的实际状况3

关于劳动流动部份,因涉及劳动人口的初职与现职的变动状况,我们将使用1985、1995与2005三个年度的“台湾社会变迁调查”进行分析。其中,1985与1995年度的资料各有两期,将合并当年度两期数据,以增加样本数。分析过程将使用到的变项包括劳工的性别、年龄、产业别(包括初职与现职)、职业别(包括初职与现职)等项目。

在产业的分类方面,首先,按主计处的“行业标准分类表”,将“农、林、渔、牧、狩猎业”与“矿业及土石采集业”归为“一级产业”;将“制造业”、“水电燃气业”、“营造业”划为“二级产业”;将“商业”、“运输、仓储及通信业”、“金融、保险、不动产及工商服务业”、“公共行政、社会服务及个人服务业”归为“三级产业”。经比较各级产业产值与劳动力的变化,以及劳动力在各产业间流向的变化,来掌握产业变迁与劳动流动的整体趋势。

其次,参考以往研究(Chang et al., 1988; Tseng, 1997;曾敏杰,1998;黄毅志,2001a)[25] -[28] ,依“市场区隔”的概念,将行业划分为“核心”与“边陲”两大部门进行分析。此外,数据整理的重点,还包括将产业类别与职业类别作前后一致的整并。由于“台湾社会变迁调查”数据在1985、1995与2005年,职位分类使用的分类类别并不完全相同,我们依据2005年的五大类,将1985、1995年度两种分类法所定义之各职位,与2005年先做了彻底的比较与整理,重新划分如文末附表14

进一步,我们将职业分为“首要劳力市场高层位置”、“首要劳力市场基层位置”以及“次要劳力市场”,而首要劳力市场中的“高层”与“基层”之区别,是以Piore(1973)进行区隔时的依据为基础,依前所述,他区分的“首要部门当中的低层者,是社会学所说的劳动阶级[24] 。依此,本研究以权力强度、技术层次与生产工具有无的差异作区分,主管、高级专业人员或资本家属于位居“首要劳力市场高层”者。例如:“公民营企业主管”属于“首要劳力市场高层位置”;“速记员、打字员及有关人员”则属于“首要劳力市场基层位置”。又如,“农场场主”属于“首要劳力市场基层位置”;“农耕及畜牧工作者”则属于“次要劳力市场”。最后,即可将“核心、边陲”与“高层、基层、次要”这些行、职业的组别做交叉汇编,可得到“核心产业首要劳力市场高层位置”、“核心产业首要劳力市场基层位置”、“核心产业次要劳力市场”、“边陲产业首要劳力市场高层位置”、“边陲产业首要劳力市场基层位置”、“边陲产业次要劳力市场”等六组具有不同特征的劳力市场位置。

在流动的认定上,我们透过问卷中“初职”与“现职”来做定义。而透过“初职”与“现职”的比对,即可观察不同初职的劳工的流动模式。还要说明的是,社会变迁资料中关于就业情形的问题,包括询问受访者“第一份工作”与“现在的工作”,乍看之下,似乎前者意指“初职”;后者为“现职”。然而,仔细观察答题内容之后,可以发现回答这部份题目的模式有三种:1) “第一份工作”与“现在的工作”的答案内容都属于“没有工作”。2) “第一份工作”的回答内容属于“没有工作”,但在“现在的工作”方面,却清楚地回答了行业、职业。3) “第一份工作”与“现在的工作”都有清楚的行、职业记录。第一种回答模式,我们将他们归类为“从来都没有工作”。但是,如果将第二种答题情形的“初职”认定为“无业”,则包括第三种答题模式的所有样本,“初职”都应该是“无业”,因为没有人是生下来就已经就业的。因此,我们将第二种答题模式的“现在的工作”之行、职业记录,视为其“初职”,应该比较适当。于是,在流动表上,将不会有“初职为无业,而现职却有行、职业记录”的现象。

此外,本文归类之“无业”,系指没有工作的受访者,包括当时为失业、没有就业、退休、学生、现役义务役军人、家庭主妇等状态者。而年龄层的选择方面,我们将年龄区分为五层:“24岁以下”、“25~34岁”、“35~44岁”、“45~54岁”以及“55岁以上”。然而,“24岁以下”的受访者,有许多是学生或义务役军人,使样本仅达 8%左右,明显偏低;而“55岁以上”者,则有许多因退休已呈无业状态(超过60%)。为了让本研究讨论的内容聚焦于“流动情形”,我们仅以“25~34岁”、“35~44岁”及“45~54岁”三个年龄层的样本进行分析。

5. 台湾1985年~2005年的实证分析结果

5.1. 各级产业产值与劳动力的变化情形

图1(a)是1985~2005年各级产业GDP成长情形,图1(b)则是各级产业之GDP百分比。相对于二、三级产业,一级产业的GDP没有明显的变动,而二级产业的成长则不如三级产业来得大。若从图1(b)所呈现的百分比来看,则可发现从1985年以来,一、二级产业占产业GDP之比重,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

图2(a)是1985~2005年各级产业劳动力人数成长情形,图2(b)则是各级产业之劳动力百分比。整体而言,劳动力总量是增加的,但位于一级产业的人力却逐年下降;而二级产业的劳动力并未随总量的增加而增加;投入三级产业的人力则有明显的成长。从图2(b)所呈现的各产业劳动力百分比来看,各级产业人力消长的情形更为明显:一、二级产业的劳动力比率逐渐减少;三级产业劳动力的比率则持续上升。

(a)(b)

Figure 1. (a) GDP growth rate by industry, 1985-2005, (b) GDP distribution by industry, 1985-2005

图1. (a) 1985~2005年各级产业GDP成长情形,(b) 1985~2005年各级产业GDP百分比

(a)(b)

Figure 2. (a) Population growth by industry, 1985-2005, (b)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by industry, 1985-2005

图2. (a) 1985~2005年各级产业人数成长情形,(b) 1985~2005年各级产业人数比率消长情形

5.2. 劳动力的流出与流入:依各产业区分

接着,我们计算1985、1995与2005年25~54岁劳动力的初职与现职所属的行业(一、二、三级产业),并依据“流出”与“流入”的情形,绘制图3(a)图3(b)

在流出方面,依据图3(a),初职属于一级产业、现职也仍属一级产业者,其比率在2005年时,明显比1985、1995年时低许多:1985、1995年时,分别为50.6%与51.3%;2005年则降为28.6%。二级产业也有类似的现象:初职属二级产业、现职也是二级产业者,1985、1995年时,比率分别为50.0%与49.2%,但在2005年的时候,这个比率降为44.1%。不过,初职在三级产业,现职也是三级产业的人,1985、1995年时,比率分别为67.5%与66.0%,但在2005年的时候,这个比率则上升为70.2%。

显然地,这种流出趋势与产业的相对规模消长有关:因为一、二级产业的规模日渐缩小,初职属此等产业者,必须往其他产业移动;而三级产业的相对规模持续增加,初职属三级产业者,继续维持在三级产业的比率也因而增加。再深究其流动内容,初职为一级产业、现职转换至二、三级产业者的比率,在2005年时要比1985、1995年来得高;成为无业的比率,则与1985、1995年差不多。而初职为二级产业者,转换为三级产业的比率逐渐增加;成为无业的比率则是减少的。初职属三级产业者,现职为其他产业的比率无明显变化;但成为无业者的比率逐渐减少。

整体而言,由于三级产业的扩张,使得初职属一、二级产业者,转换至三级产业的比率增加。值得注意的是,初职为二、三级产业、现为“无业”者的比率,有逐渐下降的趋势;但初职为一级产业、现

(a)

一级产业                       二级产业                        三级产业

(b)

一级产业                       二级产业                        三级产业

Figure 3. (a) Labor mobility (moving out) by industry, 1985-2005, (b) Labor mobility (moving in) by industry, 1985-2005

图3. (a) 1985~2005年各级产业劳动力流出情形,(b) 1985~2005年各级产业劳动力流入情形

为无业的比率,却似乎没有明显降低。

在流入方面,依图3(b)所示,现在的工作属于一级产业,而其第一份工作也属一级产业的比率,随着时间而节节下降:1985、1995、2005年时的比率分别为82.5%、62.5%与33.3%。尤其,在2005年时,现职为一级产业的劳动力,其初职为二级产业者,已超过50%。精确地说,在2005年时,一级产业劳动力主要来源为从二级产业转行来的劳工,比率达58.3%。而初职为三级产业者,比率则无明显变化。在二级产业方面,比较这三个年度,现职为二级产业者,都是以初职为二级产业者为主。此意味着二级产业的人力没有太大的流动状况。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一级产业规模缩小;三级产业规模增加,流入二级产业者,属初职为一级产业者减少;属三级产业者乃增加。在三级产业方面,则可见到流入三级产业者当中,初职为二级产业的比率增加了,初职为三级产业的比率亦因此降低。也就是说,在三级产业扩张的环境下,流入了更多初职原属于二级产业的劳工。

将行业区分为一级、二级、三级产业,固然有清楚的农(矿)、工、服务业的界线,但仍无法明确指出人们在劳动位置发生“向上”或“向下”流动的情形。因此,我们结合“核心与边陲”的产业分类及“首要劳力市场高层、首要劳力市场基层、次要劳力市场”的区分标准,整理出各种“劳力市场位置”的组合,进一步讨论1985、1995、2005三个时期劳动力的流动模式。

5.3. 各初职位置者的流动模式

如前所述,我们将产业分为核心、边陲两部门;将职业区分为首要劳力市场高层、首要劳力市场基层、次要劳力市场,再将它们做交叉汇编,得到以下七组“劳力市场位置”:核心产业首要劳力市场高层(简称“核心高层”)、核心产业首要劳力市场基层(简称“核心基层”)、核心产业次要劳力市场(简称“核心次要”)、边陲产业首要劳力市场高层(简称“边陲高层”)、边陲产业首要劳力市场基层(简称“边陲基层”)、边陲产业次要劳力市场(简称“边陲次要”),以及“无业”,共七组。

图4为1985、1995、2005三个年度,25~54岁者在各劳力市场位置之分布情形。就25~54岁劳动力而言,他们在核心高层、核心基层、边陲基层这三种位置所占的比率明显地逐渐增加;在核心次要、边陲高层位置所占的比率,2005年时低于1995年;位处边陲次要者所占的比率则没有很大的差异;而无业的比率则显著递减。

6. 小结

经资料分析,我们可整理出几个重要发现:第一,产业结构变迁改变工作结构,引发不同初职者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流动型态。其中差异最明显者,就属初职为边陲高层和核心次要位置的劳工。初职为

Figure 4. Labor market position distribution, 1985-2005

图4. 1985~2005年25~54岁劳动力在各劳力市场位置的比率

边陲高层者,在1985年仍维持这个位置者的比率很高,但随后即快速持续下降,他们或转为核心高层工作;或退出劳动市场。在中国大陆这个“世界工厂”兴起之后,造成台湾许多的边陲产业(如,纺织厂、成衣厂)关厂或是产业西进大陆,这些产业的高阶人员,跟随老板赴大陆成为“台干”的数量有限,大部分须另觅工作。他们拥有专业知识,有些可转换至核心高层的位置,而无法转换位置者,只好流入次要工作位置,或退出劳动市场。

另一种流动模式差异较大的,是初职为核心次要位置者,他们转换到其它位置的比率逐渐增加,部分转换至基层位置,但转换至边陲次要位置者更多,甚至有相当比率沦为失业。核心次要位置的规模逐渐缩小,使初职为核心产业的劳工只好朝其它位置移动,但又受限于人力资本,大多仅能朝边陲次要的工作流动,成为边陲产业的劳工。

其次,我们也发现,台湾劳工的流动模式因其初职的不同而有相当的区别。初职属核心高层的劳动者甚少发生流动。他们大多拥有与产业发展相符的生产工具或知识技术,位居资本家、高阶主管、高级专业人员的位置,所以维持原位置的机率最高,而转换位置便意味着向下流动。另一方面,初职为边陲次要者,他们可说是资本最弱势的一群,他们没有生产工具、专业技术、权力……通常也是大多数人不想从事的工作。由于本身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相对较低,同样也不容易发生流动。最容易发生流动的,是位处基层的劳工。他们通常有些技术、不算高的专业知识,担任推销员、工厂领班,或是公司的打字员、出纳。因本身学历还不错,若加上有往上发展的企图、好运气或贵人提拔,便发生了流动。

至于详细的各种流动模式,以及其中的性别差异和年龄层特征,我们将另行撰文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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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S

*通讯作者。

1台湾社会变迁基本调查是行政院科技部人文社会司长期资助的一项全台抽样调查研究计划,自一九八四年开始进行至今。其调查内容广泛,包括家庭、教育、社会、政治、宗教等多项议题。资料全面公开,供学界进行研究分析,网页为:http://www.ios.sinica.edu.tw/sc/。

2王宏仁(1999)指出,国民政府实施的减租与耕者有其田等土地改革政策,其政治因素包括:创造政治盟友——佃农、扫除在乡村地区具有影响力的地主阶级、取悦美国。

3据财团法人海峡交流基金会指出,随着两岸民间交流活动的日益频繁,双方经贸关系快速发展,台商赴大陆投资、工作者日益增加。据推估台商投资大陆金额(含经第三地维京群岛等)已超过1500多亿美元;大陆台商人数从数万人迄今,推估亦已达75万人。如此大量的资本与劳动力的移出,当然也是讨论台湾的产业变迁与劳动流动所应顾及的,惟受限于数据性质,我们的讨论仅止于台湾的状况。

4“社会变迁调查资料”虽有长达二十年的记录,但在职业分类的编码上甚不一致。该调查进行的初期,职业分类系依ISCO68;中期,社会变迁小组因考虑台湾的特殊性,将分类作了不少改变(黄毅志,1998)。2002年之后,社会变迁小组因考虑为和国际研究接轨与比较,将分类原则更换为比照ISCO88。特别棘手的是,往后这几年的分类资料和之前的差距颇大,且未附对照表。我们能了解各变更阶段的重大理由,也认同其实质意义,但纵贯二十年以上的数据,具备一套完整的、可进行对照比较的分类系统,供学界朋友们使用,却是绝对必要的。本文依据2005年的分类,将1985、1995年度两种分类法所定义之各职位,与2005年逐项、逐类、彻底的比较,整理出一对照分类,若读者们有需要,请径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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