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a dynamic measuring of the migrant population in terms of their income, housing, working time, social assurance, free-time spending, social involvement and sense of happiness, studies show that different profession groups vary greatly in particular and general living condition indexes. This reminds us that we should not treat migrant population as a whole without discrimination in our future research and policy-making procedures.

Keywords:Migrant Population, Life Quality, Differences

流动人口生活质量的差异性分析

—以上海为例

张  弘^1,2

¹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社会政策学院，上海

²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贵阳

Email: 1106797957@qq.com

收稿日期：2014年9月15日；修回日期：2014年10月3日；录用日期：2014年10月24日

摘  要

本文利用2012年上海市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从经济水平、住房水平、工作时间、社会保障、闲暇生活、社会融入和幸福感等七个领域来描述和比较流动人口的生活质量。研究发现，不同职业流动人口在各项生活质量指标以及综合指数上均存在显著差异性，今后在研究和政策制定中要避免将流动人口作为一个整体的对象。

关键词

流动人口，生活质量，差异性

1. 研究背景

流动人口大潮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现以来，始终长盛不衰，规模空前，可说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其为中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社会大变迁的集中反映。流动人口是中国社会经济转型、中国发展模式中的一个特色名词和专有名词[1] 。2013年，其规模已到达2.3亿人，伴随城镇化步伐，流动人口总量和范围达到前所未有的历史新高，人口的流动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成为最引人注目的社会现象之一。在3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把几亿传统的农民转变为职业工人，规模如此巨大的非农化、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在世界工业化历史上还不曾发生过。这种“巨变”所形成的“中国经验”，对全世界的发展和社会科学的理论，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2] 。流动人口的深远影响和挑战，关系到我国现代化、城市化的进程。

在《中国：不平衡发展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王绍光指出，进入大城市工作的流动人口，怀着对城市生活和美好生活的向往，来到城市劳作工作，但由于中国原本的历史条件，由于其原有的先赋角色所导致的户籍、教育程度、年龄的不一致，到城市之后，其生活质量也产生了不同的层级，形成了中国社会中由于城乡、地域、职业差别所造成的收入差距以及生活质量差距[3] 。差距、“中国经验”、挑战、不平衡发展使流动人口研究成为认识中国的重要路径之一。研究流动人口的生活质量，精确计算实际形成的差距，也是大数据时代城乡一体化、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等研究为政府提供政策建议所必须掌握重要数据基础，也是新时期社会管理创新必须把握的基本国情之一，是配置公共资源、形成相关政策建议的重要参考依据。

2. 研究内容、方法与数据来源

生活质量是一个内涵丰富的多维概念，学者们常常从不同的研究对象、研究层次、研究范围和研究内容等来理解生活质量。本文采纳周长城对生活质量的定义，即生活质量是国民生活的充分程度和国民生活需求的满足程度[4] 。主要从客观物质生活质量和主观生活质量两个维度来研究流动人口生活质量的差异性。

陆学艺等(2002)在理论上提出了以职业分化和三种资源配置为基础的十大社会阶层划分，建立了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情况为标准的社会阶层划分的理论框架[5] 。在现代社会，职业分类基本反应了社会资源大致占有情况，与社会成员的生活质量密切相关。从职业分层视角来研究流动人口的生活质量，是一个相对客观的方法。

本文主要从七个领域来评价流动人口的生活质量：一是经济水平，包括不同职业层次流动人口的家庭人均收入和支出；二是住房水平，主要指住房类型和通勤时间；三是工作时间，指流动人口每周的工作时间；四是社会保障，主要包括医疗保障和养老保障两类；五是闲暇生活，主要指流动人口在业余时间内用于娱乐、休闲的时间水平；六是社会融入，指通过调查问卷获得的流动人口的融入水平；七是幸福感，指流动人口自身的主观幸福感。

本文采用的数据来源于2012年上海市人口动态监测调查。调查对象为“15~59周岁”、调查开始前一个月来上海居住、且户口不在上海的外来人口(配偶为上海户籍者除外)，有效样本为14,993个。本研究主要关注流动人口的就业群体(包括务农)，这是由于就业群体是流动人口的主体，就业很大程度上是生活质量的基础，研究就业群体可以更好地分析职业与生活质量的关系。通过排除掉无业、退休、读书等各种未就业状况，共获得12,656个样本。

3. 流动人口生活质量的总体状况

流动人口的平均月收入为3814.20元，折合为年收入为45,770元，低于上海市从业人员平均工资56,648元近20%，高于第一产业33,237元平均工资，略低于第二产业48,012元，因此，流动人口的收入总体在上海处于较低的水平。从支出来看，流动就业人口家庭的每月人均食品支出为563.03元，占总支出的比例(也就是恩格尔系数)45.47%，而上海城市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仅为36.8%，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为40.0%，由此可以看出，相较于上海市居民而言，流动人口的生活质量较差。

居住条件对生活质量的影响具有决定性作用[6] ，住房问题也是流动人口在城市生活遇到的最困难的问题之一[7] 。城市流动人口的住房质量普遍较差，据《北京市流动人口最新状况分析》介绍，很多流动人口的住房大多建筑密度大、容积率高、通风采光条件不理想、户型设计落后。上海的流动人口住房情况与北京等大城市类似，流动人口租房条件也不容乐观。从住房情况来看，大部分流动人口租住私房，占67.15%；自购房的比例只有10.35%。从居住形式来看，与家人同住的比例最高，达到71.33%，这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家庭迁移成为人口迁移的常态。

流动人口的工作时间较长，远远高于法定工作时间数，能做到每周工作5天的仅占31.22%，几乎每周工作7天的占30.03%；从每天工作时间来看，等于小于8小时的所占比例略超过一半，为51.67%，大于10小时的占到19.07%；从每周工作小时数来看，超过最长法定小时数44小时的占67.50%，这都反映了流动人口较长的工作时间，因而是较差的生活质量。这样的数据得到了《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2》的印证，2011年流动人口平均每周工作54.6小时[8] 。

2011年上海市正式将在本市就业的外来从业人员和郊区用人单位从业人员纳入城镇社会保险，但由于企业和个人的实际负担都有较大幅度增加，只有正规就业的工资略高的外来从业人员才能负担城镇社会保险。从调查数据来看，流动就业人群在上海的保障水平较低，拥有养老和医疗保险的比例分别为43.88%和45.22%。

在闲暇时间，流动人口的来往对象主要集中于同乡之间，约占61.11%，很少与人来往的比例为9.61%，与本地人和其他外地人有来往，来往圈子相对较开阔的比例仅占29.28%。来往圈子相对单一或者封闭，会影响外来人口获取有价值信息的机会。

社会融合对于流动人口在城市的发展至关重要，外来人口能否在城市里生存决定于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的融合程度，即外来人口能否从根本上完成“市民化”的城市化过程(王桂新等[9] ，2006)。而流动人口用实际行动参加居住地的各项活动，积极与社区居民交流是最好的融入方式，但调查数据显示，流动人口参与各项活动的比例不高，比例最高的是社会公益活动，参加比例为26.82%，其次是社区卫生、健康教育活动，比例为19.76%，再次是计划生育协会活动(14.70%)和社区文体活动(14.13%)，比例的最低的是选举活动，比例仅为7.68%，这是由选举活动有较严格的限制条件。这样的结果也印证了上海流动人口对居住地社会事业资源使用情况较差、需求较高、满意度较低的情况[10] 。

从客观指标来看，流动人口的生活质量并不高，但从对主观指标的测量来看，他们的主观生活质量比较高，感觉到幸福或很幸福的人占56.34%，均值为3.64，介于“一般”和“幸福”之间，这说明流动人口总体有比较高的幸福感倾向，也说明流动人口对上海的生活质量比较满意，上海对流动人口有较强的吸引力。

4. 流动人口生活质量的差异性分析

职业是社会分层的重要变量，在改革开放以前甚至是社会分层的两个主要变量之一(另一个是户籍)[11] ，并且职业阶层的变迁受到制度环境、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个人特征等因素的影响，因而是比较简单、易行的社会分层变量。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不少人是通过空间上的迁移流动改变了自己的职业，空间流动的一个直接结果是职业流动，空间流动和社会流动成为一个紧密结合的过程[12] 。本文在具体分析时，使用C.W.米尔斯的经典概念——“白领”和“蓝领”来加以划分。大体上，白领从事专业技术和管理工作，包括党政干部、企事业管理者、专业技术人员和各类办事人员等；蓝领主要从事体力劳动，主要包括商业服务业、农林牧副渔业和各类行业生产行业工人等[13] 。

4.1. 不同职业流动人口的经济状况

(1) 不同职业的人群来沪前后收入增加的快慢不同

不同职业流动人口上月的月收入状况，其均值为3818.84元。以机关、组织、单位负责人为最高，为7964.35元；专业技术人员为5042.50元；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为4564.31元；商业、服务业人员为4005.86元；农林牧渔等生产人员最低，为2589.63元；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为3041.45；无固定职业为2549.38元；其他不便分类的从业人员为4280.36元(见表1)。最高机关、组织、单位负责人的上月的月收入情况为农林牧渔等生产人员最低的3.08倍。

来沪后不同职业流动人口收入变化不一，但最终显现增加的迹象，来本市第一份工作的月收入，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无固定职业和其他不便分类的从业人员低于来沪前最后一份工作的月收入，这可能是由于试用期工资较低或者对新环境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有关；其他各职业皆高于来沪前最后一份工作的月收入。可见，流动人口都从流动中获得收益。

所有职业的流动人员，来沪后上个月(或上次就业)的收入都高于来沪前最后一份工作的月收入，单位负责人的收入明显高于其他职业，其次是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商业服务业人员和不便分类的人员，这些职业的人的收入又明显高于剩下的其他职业。这与不同地区的工资差别有关系，也与职业变动有关系，有研究表明职业流动对流动人口收入水平产生显著的影响[14] 。

(2) 流动人口的消费已渐达小康水平

消费需求是人们与生俱来的要求，其表现复杂、多侧面，在其发展过程中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调查数据显示(见表2)，来沪流动人口温饱问题已经解决，消费结构处在良性变化过程中，小部分人已有较高层次的消费水平，绝大部分人吃、穿、住等消费均不成问题，并逐步向上发展。家庭人均月食品支出占家庭人均月支出的比例，即恩格尔系数在36%~53%，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标准，恩格尔系数在59%上为贫困，50%~59%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为富裕，低于30%为最富裕，上海流动人口总体已逐渐进入小康消费水平阶段。

但不同职业流动人口消费水平有一定差异。恩格尔系数最低是其他不便分类的从业人员，恩格尔系数为36%，达到富裕的标准，他(她)们中的许多人系投资创业者，经济实力强，消费水平高；第二是商业、服务业人员，为42%；办事人员与农林牧渔等生产人员，并列第三，恩格尔系数为43%。农林牧渔等生产人员中，由于有许多食品支出并不通过购买所得，如果将这些食品货币化的话，恩格尔系数可能更高，这几类职业人口的恩格尔系数达到了小康水平；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恩格尔系数最高，达53%，消费水平最低，处于温饱水平的水平。

流动人口家庭人均月支出均值为1238.37元，机关、组织、单位负责人为2151.82元，专业技术人员

为1553.59元，农林牧渔等生产人员为898.34元，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为909.83元。而专负责人阶层的家庭月支出是农业人员的2.4倍。

4.2. 不同职业流动人口的住房水平

(1) 不同职业流动人口的住房性质

这里将不同住房性质简化为非正规居所、租住或借住、自有住房三种情况。总体来看，流动人口租住和借住的比例最高，达到86.13%，其次是自有住房，比例为10.64%。具体来看，通过不同职业在非正规居所和自有住房的比例可以看出，不同职业群体在住房上的差别非常明显。单位负责人、办事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自有租房的比例远远高于其他职业群体，农林牧渔水利生产人员中非正规居所的比例高达39.31%，这非常值得引起注意。从空间集聚来说，有研究表明不同职业类型的人群在空间上也有不同的分布[15] 。

(2) 不同职业流动人口的家庭房租支出差异较大

由于租住房占住房类型的绝大多数，因此房租支出就非常重要，不同职业流动人口房租支出差异较大。单位负责人的家庭人均月房租最高，为561.84元，办事人员家庭平均月房租支出第二，为538.80元，专业技术人员第三，为441.17元，农林牧渔生产人员家庭平均月支出房租最少，为118.80元(见表3)。

从所占比例来看，单位负责人的房租占家庭总支出的28.45%、专业人员房租占家庭总支出的29.21%、办事人员的房租支出约占总支出的31.58%，这三类人员的房租占家庭总支出大致在30%左右。而无固定职业和其他不变分类的人员分别约为27%和30%，都接近均值26%。只有两个阶层的支出–房租比例呈异常，一个是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的平均月房租支出为163.29元，占18.44%；另一个是农林牧渔生产人员家庭，平均月支出房租最少，为118.80元，仅占总支出的11.98%。

可见，农林牧渔等生产人员，及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的房租占家庭总支出的比例最低租房比例最大，说明这一群体的住房状态不稳定以及贫困状态。相对上海较高的房租价格，如此低支出的房租，可见其住房条件的恶劣。最低的118.80元能提供的居住条件可想而知其居住质量之差。正如上述分析过的，农林牧渔水利生产人员中非正规居所的比例高达39.31%，这两类人员租住在非正规居所中，住房条件最为恶劣。这表明农业人员以及生产运输人员，无法享有保障性、政策性住房，接近40%的人群居住在群租房、农村低矮平房及地下室等非正规居所中，住房条件较为恶劣。

对于农林牧渔等生产人员及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这群住房条件极其恶劣，多数居住在配套设施简陋，卫生条件差的工棚、群租房、集体宿舍，对面这一住房条件困难、职业层级最低且最辛苦艰难的群体，政府应考虑为提供安置房、经济适用房，让其能够受益，也应该考虑涉足面向流动民工的廉租房政策。

4.3. 不同职业流动人口的工作时间

每周工作时间的长短是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在睡眠时间一定的情况下，工作时间越多，则休闲娱乐时间越少，而且工作时间表征了劳动付出强度和收入多少的关系。从本次调查数据看，劳动时间长短所反映的各阶层在该生活质量判断标准上的差异也是十分明显的。

(1) 不同职业流动人口每周工作时间差异较大，但均超过法定工作时间

从流动人口每周工作时间均值来看，为56.27小时超过劳动法规定的每周40小时的工作时间16.27小时，无法享有国家所规定的法定节假日。但就具体的每一阶层的流动人口而言，每周工作时间差别较大。农林牧渔等生产人员，每周工作小时数均值65.62小时，工作负荷大，工作时间长，如以一周工作7天，无双休日的情况下，每天平均需工作9.3个小时，休一天的情况下，每天平均工作接近11个小时，工作时间超长，并且劳动强度大，工作负荷实在太重，然而在老劳动投入最多的情况下，劳动收入反而最少；其次是商业、服务业人员，每周工作小时数均值为60.15小时，每周休一天的话平均每天需工作10个小时以上；第三是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每周工作小时数均值为54.49小时，每周休一天的话平均每天需工作9个小时以上；每周工作小时数均值最少的单位负责人也达47.71小时，高于国家规定标准的44小时。长期超负荷、长时间的工作，使流动人口闲暇时间必然减少，影响健康。

(2) 超时间超负荷工作状态严重影响生活质量

超时间，大强度超负荷的工作状态将对他们的身体健康以及心理健康造成巨大的潜在威胁，也会明显降低生活质量。我国劳动法第36条规定：“国家实行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八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的工时制度。”但我国劳动法所规定的法定工时制度在流动人口中难以执行。长期超负荷、长时间的工作，使流动人口休息时间减少，不仅让这些人群没有闲暇休息，缺少和家人团聚的时间，也影响身体的健康。劳动者的劳动工时是其劳动权益保障的重要指标，但在流动人口，尤其是农民工进城务工实际生活中，却遭受忽视，或者说就是一种歧视。尤其是农林牧副渔业人员，直接面对一个工作时间最长，工资收入最低的残酷现实，在劳动保护方面的权益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这不仅是对这些群体人格尊严的践踏，也折射出这些群体所处的极其弱势地位。

4.4. 不同职业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

(1) 同职业流动人口的养老保险

办事人员、单位负责人和专业技术人员享有的城镇养老保险比例最高，并且差别不大，比例分别为79.87%、78.89%和77.20%，其次是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为54.64%，剩余的其他职业的人群享受城镇保险的比例很低，大部分低于拥有老家的养老保险的比例，无论是从工资和社会保障等各角度来看，这些从业人员未来养老保障的出路仍然在老家，因此养老保险的转移政策非常有必要。

不同职业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情况，见表4。

(2) 不同职业流动人口的医疗保险

来沪流动人口享有城镇医疗保险参保的比例略高于养老保险，仅达45.22%，54.78%的人员未能享有上海的城镇医疗保险。不同职业流动人口医疗保险的具体分布与养老保险类似，值得注意的是在老家参与医疗保险的比例比在老家参与养老保险的比例高出10个百分点，这说明老家的医疗保险比对现在的流动人口更有吸引力，毕竟对于年龄结构相对年轻的流动人口来说养老的需求还比较远。

4.5. 不同职业流动人口的闲暇生活

丰富多彩的文娱生活能娱乐身心，在枯燥和繁忙工作之余得到调节和缓解，同时能增长见识和开阔眼界。本次调查设置了影视休闲时间、电脑休闲时间、上网休闲时间、看书休闲时间、文艺体育活动等五个指标(见表5)，计算出不同职业流动人口每周文娱生活小时数进行比较。从每周文娱活动时间总和看，商业服务业人员排序为第一，时间总和为42.92；其次是办事人员，每周娱乐时间为42.32小时；第三是专业技术人员，时间总和为41.84。每周文娱生活小时数最少的是无固定职业(37.36)、其他不便分类的职业(38.22)、农林牧渔等生产人员(39.65)，一般来说，工作时间越长，压力较大，则用于娱乐休闲的时间较短。总体来看，娱乐方式以电脑游戏和上网浏览为主，文艺体育活动较少，娱乐方式较为单一。

4.6. 不同职业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情况

(1) 不同职业流动人口的社区活动参与情况

本次调查社区活动设置了文体活动、公益活动、计划生育活动、社区活动、选举活动等项目(见表6)。从综合参与评分情况看，不同职业流动人口对社区活动情况各异。机关、组织、单位负责人为第一，办事人员和和有关人员为第二，专业技术人员为第三，综合参与评分分别为0.3、0.24和0.19。综合参与评分最低为农林牧渔等生产人员和无固定职业者，分别为0.08和0.09。

表4. 不同职业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情况(单位：%)

表5. 不同职业流动人口的文娱生活

表6. 不同职业的流动人口的主观融入愿望

从参与社区活动情况看，不同职业者的参与率都不高，他们不知道自己可以拥有哪些社区福利，对自己所居住的社区不怎么清楚，也不知道社区开展什么公益活动，不关心社区的动态。

(2) 不同职业群体的主观融入愿望

从五个维度来看，单位负责人的各项得分均是最高的，有比较强烈的融入上海的意愿，这也与其积极参加各项社区活动相印证，总分为16.59；其次是办事人员，总分为16.34；第三为不便分类的其他职业，总分为16.00；第四位专业技术人员，为15.98。农林牧渔业、生产运输业和无固定职业的三类人员相比于其他职业主观融入意愿明显较低，这主要是由于他们的学历和收入没有希望在上海长久的居住下去。也有研究表明，商业服务业人员与专业技术人员工资较低且工作时间较长，导致融合意愿较低[16] 。

4.7. 不同职业流动人口的幸福感

无论是从不同等级幸福感的分布还是均值来看，单位负责人的幸福感程度最高，其次是办事人员和商业服务业人员。与其他指标相比，专业技术人员的幸福感排在商业服务业、农林牧渔业生产人员和不便分类职业人员之后(见表7)。无固定工作职业群体由于经常变换工作，可能面临失业的风险，因而幸福感水平较低，该结果与林晓娇(2007) [17] 的调查结果相一致。

5. 结论

在各项生活质量指标对比的基础上，采用综合指数法，综合评价各职业阶层的流动人口生活质量的差异性。(具体方法略)具体数值如下：

通过各项指数的计算对比以及各项生活质量指标，可以看出流动人口生活质量，与职业地位呈现着紧密的相关性；不同职业之间的生活水平，也存在巨大的差异性，流动人口并不是一个同质的群体，反之，其各项生活质量指标指数以及综合指数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首先，流动人口的平均生活质量得分为0.41分，而上表中的第一阶层，即“机关、组织、单位负责人，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的生活质量得分处于平均水平之上。而其中的负责人和办事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其综合指数分别为0.87，0.78，0.66。其中有部分属于精英、高端人才，职业层级高端，生活质量指标值高，生活质量高。在所有关于生活质量指标的测评中都处于较高水平，在一些可比指标如收入、恩格尔系数与上海户籍人口的差别都不是特别大。

上表中的第二阶层，处于平均水平，由于其人数不多，问题不严重，可以忽略不计；

而上表中的第三阶层，其中，即“商业服务业人员，无固定职业，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农林

表7. 不同职业的流动人口的幸福感

牧渔业等生产人员”的生活质量远低于总体平均水平，尤其在住房以及社会保障这两项指标上水平极低，而这部分人员占总流动人口的比重为78%。这一部分生活质量处于底层的以农民工以为主的壮劳动力，其工作特征是脏累苦艰险，工作强度大，在实际生活中为老龄化程度较高的上海人提供着各种不可或缺的服务，生活质量指标值较低，是生活水平最低的是第三阶层。

以上分析论证了上海流动人口的各项生活质量指标以及综合指数均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说明以往的研究笼统地将流动人口作为一个整体的分析存在一个很大的政策误区。

作为政府管理部门，应该将主要的工作重点放在第三阶层，也就是常说的农民工阶层。2004年政府就已经下达“一号文件”，明确要求“改善农民进城就业环境，增加外出务工收入”，明确将流动人口定位于“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生活质量是否合乎人道，政府该为提升他们的生活水平做些什么，是需要去深入研究的问题。

提高外来人口的生活质量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本身就是“移民城市”的上海如何采取政策措施，提升流动人口的生活质量，是构建和谐公平社会的必要之举。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NOTES

¹这里的计算只包括租房的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