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收稿日期：2020年11月16日；录用日期：2020年12月24日；发布日期：2020年12月31日

摘要

100年前的中国是一个让西方最聪明的头脑也颇感头痛的混乱国家，100年后的中国是让超级大国感到充满挑战的新兴大国，这是人类历史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此，关于“中国奇迹”和“复兴”的研究，将比“欧洲奇迹”和“现代化”的研究更有意义；关于“国情”与“道路”、“理论”、“制度”关系的研究，将比探究“历史必然性”和“历史终结”的研究更有价值；关于“文化多样性”和“文化交融”的研究，将比“普适价值”和“文明冲突”研究更重要。在所有这些方面，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都具有历史和现实带来独特优势，世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也将迎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关键词

变局，中国，世界问题，科学

A Hundred Year’s Great Change and the Critical Questions of Philosophy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Xiaodong Li

School of Marxism, Beijing Jiaotong University, Beijing

Received: Nov. 16^th, 2020; accepted: Dec. 24^th, 2020; published: Dec. 31^st, 2020

ABSTRACT

100 years ago, China was such a poor and chaos country that the World’s wisest philosopher thought it the world’s unsolvable problem, but 100 years later, China turns out to be such a fast-rising power that the world’s most powerful state think it the world’s challenging question, which is what so-called “The Hundred Year’s Great Change” might mean. From now on, the researches on China’s Miracle and Rejuvenation will make much more sense than on Europe’s Miracle and Modernization, the researches on a specific state’s condition and its way, theory and institutions value more than on the Historic Rule and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researches on Culture’s Diversity and Mutuality will prevail over on Universal Value and Clash of Civilization. Across all the intellectual areas, the Chinese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have some advantages deriving from its history and reality, which might make “The Hundred Year’s Great Change” in the world’s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Keywords:Change, China, World Question,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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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00年前(1921年)，英国哲学家罗素在访问中国后写下的《中国问题》(the Problem of China)一书中说：“中国问题即便与中国以外的任何人不相干，也仍有重大意义。原因是，中国人约占全人类的四分之一。实际上，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全世界都将受到中国时局发展的重大影响。是福也好，是祸也罢，但这一时局很可能是一个决定性因素” [1]；“中国要追求的目标不仅对中国很重要，对全世界也很重要。” [2] 当时中国的问题，用莎士比亚在剧作《哈姆雷特》中的话说，“生存还是死去，那是个问题”(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中国这样一个老大帝国的生死存亡——就像哈姆雷特王子的生死存亡，对世界格局影响重大。100年后的2021年，中国共产党正式宣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这时候的中国问题，就像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官方会歌唱的，是“力争第一”(To be number 1)。而且，“我们奋斗终生，只为登上巅峰，我们不惜一切”(This is what we’ve worked for all our lives, Reaching for the highest goal we can, We choose to give it all)。中国人“力争第一”(To be number 1)，应该是西方竞赛精神题中应有之意，但是，西方不能接受“沦为第二”(to be number 2)。随着中国成为“现代化”国家，西方不得不和一个非西方国家进行“世界杯”比赛。问题是，未来的“世界杯”比赛，是欧洲人擅长的足球世界杯，还是美国人擅长的棒球世界杯，还是中国人擅长的乒乓球世界杯？谁来确定比赛项目，谁来制定杯赛规则，谁来负责组织比赛？谁来决定比赛的收益？从此，中国和美国两个大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以及中西方两大文明之间的竞争与合作、交锋与交融，将成为影响人类事务的决定性因素，也成为哲学社会科学最重大的前沿问题。

2. 从“现代化”到“复兴”

1964年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在《东西方的科学和社会》一文中提出：“大约在1938年，我开始酝酿写一部系统、客观、权威的专著，讨论中国文化区的科学、科学思想和技术的历史。当时我认为最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现代科学没有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发展，而只在欧洲发展出来？不过随着时光的流逝，我终于对中国的科学和社会有所了解，我渐渐认识到还有一个问题至少同样重要，那就是：为什么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在把人类的自然知识应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中国文明要比西方文明有效得多？” [3] 197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称之为“李约瑟难题”，这两个问题往往只有第一个问题被不断地追问。如果时光的流逝没有让李约瑟先生逝去，他一定会认识到今天还有一个问题甚至更重要：为什么到了21世纪中国文明看起来再次比西方文明更有效？为什么只有中国这个文明古国在衰败后能够实现复兴，而历史上其他所有伟大的帝国最终都走向衰亡？

2.1. “欧洲奇迹”

今天的学术研究到底应该针对什么问题呢？英国剑桥大学历史学教授艾伦·麦克法兰在《现代世界的诞生》开篇提出“怎样提问题”的问题，他认为怎样回答问题取决于怎样提问，不准确的问题会得到无助益的回答。他对当今学术界忽视现代性的伟大成就感到不满，他认为从英国开始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是“英国奇迹”或“欧洲奇迹”的根源。他赞赏摩尔、琼斯、兰德斯、莫基尔、罗伯特、戴蒙德、诺斯与托马斯、霍尔、曼恩和贝希勒尔等人的著作把问题聚焦于“是什么造成了‘欧洲奇迹’，它为什么唯独发生在彼时和彼地” [4]。

琼斯在《欧洲奇迹》一书的第二版序言中用开宗明义第提出：“本书的主题是一个大主题：为什么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始于欧洲” [5]，牛津大学经济史教授罗伯特·艾伦的《近代英国工业革命揭秘：放眼全球的深度透视》开篇明示该书要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工业革命偏偏会发生在英国，而且还恰恰在18世纪登场 [6]。诺斯和托马斯也在《西方世界的兴起》第一章“问题”中明确“本书旨在为西方世界的兴起这一独有的历史成就的原因作出解释”，哈佛大学历史学和经济学双料教授大卫·兰德斯在《国富国穷》中也明确地提出从历史角度研究“为什么富国如此富有？为什么穷国如此贫穷？为什么欧洲(西方)在世界的变化中一路领先？” [7] 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学公共政策教授杰克·戈德斯通在《为什么是欧洲？世界史视角下的西方崛起(1500~1850)》想要探讨的就是为什么到了1850年亚洲开始变得贫困而落后于欧洲？欧洲在全世界到处推行自己的政治与经济统治，对一些地区进行殖民，对其他国家强加以通商条约，并享受着远胜于其他地区的先进技术与物质财富，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 [8] 总之，西方有关现代世界的大多数历史著作都特别关注欧洲，认为现代性的最初萌芽肇始于西欧，由那个时代和地区的特殊原因所致，而现代性导致了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生，并且由欧洲人与其美国兄弟传播到全球，最终“现代世界”应运而生 [9]。

确实，现代世界就是由西方工业革命开创的世界，因此也是由西方主导一切的世界，而且这个西方主导的现代世界确实是历史的伟大进步。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蒸汽和机器引起了工业生产的革命。……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的扩展，同时，随着工业、商业、航海业和铁路的扩展，资产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发展起来，增加自己的资本，把中世纪遗留下来的一切阶级排挤到后面去” [10]；“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 [11]；“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力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 [12] 也就是说，工业革命和生产工业化，不仅仅是生产力的一次伟大革命，而且也造成了政治、社会、文化的革命，因此是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史的一次伟大革命。它使人类生产从农耕游牧时代进入工商业时代，使人类社会从封建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

2.2. “铁的必然性”

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个睿智的年月，那是个蒙昧的年月；那是信心百倍的时期，那是疑虑重重的时期；那是阳光普照的季节，那是黑暗笼罩的季节；那是充满希望的春天，那是让人绝望的冬天；我们面前无所不有，我们面前一无所有；我们大家都在直升天堂，我们大家都在直下地狱——简而言之，那个时代和当今这个时代是如此相似，因而一些吵嚷不休的权威们也坚持认为，不管它是好是坏，都只能用“最……”来评价它 [13]。狄更斯是第一位描绘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作家，而英国是第一个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最终使大英帝国成为世界最强大的日不落帝国。

现代世界和资本主义社会不论对一些人来说有多么美好，也不论对一些人来说有多么糟糕，所有人都必须接受它。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曾明确指出，“问题本身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挥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 [14]。工业较不发达国家“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压迫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 [15]。所以，“一个国家应该而且可以向其他国家学习。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 [16]。现代世界各国的发展完全验证了马克思的预言，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跳过工业化而实现现代化。苏东剧变也说明，完全排斥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完全排斥市场经济体制的计划经济体制，即便能快速实现工业化，最终也将使现代化进程难以为继。

资本主义率先实现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因此，关于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研究就成了社会科学研究的中心问题。沃勒斯坦在《现代世界体系》正确地指出的，现代世界的建立，既是19世纪也是当今大多数社会科学理论的中心问题，人们曾就“现代”的特性争论不休，当今许多重大理论分歧概源于这一争论 [17]。可以说，西方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以及历史学、哲学和文学，都从不同角度提出和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是欧洲而不是先进的东亚尤其是中国，率先开启了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新时代？历史从此之后成了描述现代化进程的历史，人类从此开始了共同的现代化事业。

工业化和现代化本来是“欧州奇迹”或资本主义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但是，一旦西欧国家和资本主义制度占据了统治地位，追随欧洲和资本主义制度反倒成了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政治前提。由于西方率先实现现代化，而且西方还有意地向世界输出本国现代化模式，并且西方的现代化还与征服世界同步进行，所以“现代化”逐渐演变为“西方化”。但是，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所言，“只要政治经济学是资产阶级，就是说，只要它把资本主义制度不是看做历史上过渡的发展阶段，而是看做社会生产的绝对的最后的形式，那就只有在阶级斗争处于潜伏状态或只是在个别的现象上表现出来的时候，它还能够是科学” [18]。一旦“资产阶级在法国和英国夺取了政权。从那时起，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它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现在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无私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不偏不倚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 [19] 换句话说，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其实并不是在研究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条件，而是在不自觉地宣传资本主义制度。

西欧是工业化的初创地，因此也成了世界各国的样板。为了帮助“落后”学习“先进”，学术研究一直聚焦于西方现代化的历史经验。最后，西方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制度，包括经济上的生产资料私有制、资源通过市场配置、自由交易，政治和文化上的民主、自由、法治、人权，也被判定为所有国家都必须遵循的“铁的必然性”。从西方现代化的历史经验出发，就没有“条条道路通罗马”之说了，西方现代化的路就是成功之道，西方资产阶级的价值观也成了人类共同的“普适价值”。

2.3. “中国奇迹”

英国开启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已有200多年历史，大英帝国也早已经不再是当初的“日不落帝国”，“欧洲奇迹”好像逐步成了“历史陈迹”。正如琼斯在《欧洲奇迹》第三版序言中感叹：“他们了解过去的生活，但却渴望知道是什么使之运转的。他们心驰神往于工厂制度的起源，肃然敬畏于工程领域的工业化壮举……只不过入迷于这些已然逝去的事物罢了。” [20] 当然，旧欧洲的衰落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了，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人就已经感觉到了自身的衰落。问题在于代替“欧洲奇迹”的“美国奇迹”好像也日渐消逝，“中国奇迹”正在取代“西方奇迹”。

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林毅夫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蔡昉、李周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一书中根据世界银行发布《世界发展报告(1997)》公布的有关数据计算，发现1980年~1995年期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1.1%和8.2%，在世界经济中独领风骚。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同期世界年均增长率高6.5个百分点，比发达国家高7.3个百分点，比发展中国家高4.8个百分点，比同期的新加坡、韩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高1.5~3.5个百分点 [21]。但是，当时的西方正在欢庆苏东剧变和“历史的终结” [22]，没有多少人关注中国这个“落后生”，如果有的话也是预测“即将来临的中国的崩溃” [23]。提出“历史终结论”和“中国崩溃论”的两位作者都由此一举成名，而且至今仍然在斯坦福大学享受最高待遇——中国人不由得对自身社会科学的水平信心满满。西方学术界真正认真对待中国，大概是进入21世纪之后的事，尤其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虽然多数人还是相信中国经济和政治制度将会因为“与国际接轨”而加速“崩溃”，但中国经济增长本身已经开始冲击西方的傲慢了。安享十年“中国崩溃论”的优越感之后，“中国崛起” [24] 和“中国世纪” [25] 的惊雷开始滚滚而来。但是，这些观点主要在“危言耸听”的新闻媒体中比较多，在学术界属于影响微弱的“异端”之见，这些“乌鸦嘴”作者也完全得不到“历史终结论”和“中国崩溃论”的待遇。

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奇迹”真正进入了美国学术界中心。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哈佛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前院长格雷厄姆·艾利森出版的《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 [26]，这本书对美国学术界低估中国影响力大家批评。他说自己在哈佛大学上“国家安全”课的时候总要求学生从中美对比开始：1980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只有美国的7%，到2015年却达到了美国的61%；1980年中国进口额只有美国的8%，到2015年却达到了美国的73%；1980年中国出口额只有美国的8%，到2015年却是美国的151%；1980年中国外汇储备只有美国的16%，到2015年却是美国的3140%。尤其是2008年之后，中国每两年的经济增量甚至比印度经济总量还大。即便在增速最慢的2015年，中国经济还是每16周就创造一个希腊，每25周创造一个以色列。美国最高增速出现在1860~1913年间，但也年均只有4%；中国1980年以来的经济增长速度却达到年均10%，因此，中国经济每7年就翻一番。他警告说，目前中国生产率还只有美国1/4，如果中国生产率提高到美国一半，中国经济总量就将是美国2倍；如果中国生产率达到美国水平，中国经济总量将是美国4倍。他认为购买力平价法才是更好衡量国家经济实力的工具，而按购买力评价法中国已经超过了美国，到2024年则即便用美元汇率统计中国也将超过美国。艾利森教授实际上提出了比“欧洲奇迹”、“美国奇迹”更罕见的“中国奇迹”，当然，作为学术领袖的他不可能把“奇迹”这么美好的词用在“对手”身上，“注定一战”才是他要说给“国人”和“对手”听的话。

艾利森教授自问自答道，中国想要什么？用一句话说说就是：“让中国再次伟大”(Make China Great Again) [27]。其实，中国人听到特朗普2016年提出的这句竞选口号时的感觉也是一样的：“实现美利坚民族的伟大复兴”。四年后，特朗普把竞选口号改为“Keep America Great！”(保持美国伟大)，好像他已经完成了“让美国再次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的目标，剩下的问题是保持美国的伟大。这当然糊弄不了选民，有些黑人甚至认为“美国从未伟大过”。拜登以“再铸辉煌”(Build Back Better)当选，意思其实还是“实现美利坚民族的伟大复兴”。“复兴”，其实当代世界各主要国家的普遍目标，它比“现代化”、“民主”、“自由”等目标更能号召民众。但是，世界上的文明古国也好，近代强国也好，最终都走向了衰亡。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中国经历过多次的兴衰，如今再一次迎来伟大复兴的美好前景。如果说21世纪以前，全世界都需要研究“欧洲奇迹”和“美国奇迹”以探寻现代化道路，那么今天或许全世界都需要研究“中国奇迹”，以探寻实现复兴的道路。

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曾指出，在人类文明史上还没出现过由盛而衰，再由衰而盛的文明。因此，在世界上现有的社会科学理论中，也就只有解释一个文明如何由盛变衰或由衰变盛的理论。怎样解释中华文明这一由盛变衰再由衰变盛的奇迹，将在下个世纪成为社会科学研究中最具挑战性的一个课题。研究这一中华文明的奇迹不仅对我国有重大意义，对世界上其它国家也有同样重大的意义。因此，下个世纪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也是中国社会科学家的世纪 [28]。

3. 从“资本主义全球化”到应对全球化的“本土化”策略

2018年，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庆祝成立60周年之际，出版了一本由费正清中心36位学者撰写的论文集《中国问题》(the China Question)，时任中心主任宋怡明(Michael Szonyi)仿佛回应将近100年前的罗素，在前言中写道：“中国很重要，因此理解中国很重要。从某种不言而喻的意义上说，中国一直很重要，也将永远重要。发生在一个地球上五分之一人口身上的事自然重要。但是，今日中国不仅对中国人自己重要，而且它正以全新、不可预料的方式，对美国人以及全世界发生影响。这不仅仅因为中国对世界经济有巨大而且还在不断增长的影响，而且当今世界面临的紧迫问题——从气候变化、经济增长、海上安全到反恐——没有中国的参与，就没有一个能得到解决甚至得到有效应对……还有一个新的且大多数人未曾预料到的方式，是中国政策正日渐产生超出本国的影响。……而且中国也在思想领域扮演新的角色” [29]。他总结说，《中国问题》将从整体上对中国的过去、现在、未来提供一些关键信息：关于中国过去的关键信息是历史很重要，关于中国现在的关键信息是中国很复杂，关于中国未来的关键信息是中国的挑战很严峻。” [30] 中国要追求的目标是什么？中国向何处去 [31] ？未来的中国将是什么样的 [32] ？这些正是哲学社会科学最重要的问题。到目前为止，中国作为历史最悠久的国家，它并不是被动地接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推动“全球化”，而是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改革开放”融入“全球化”，由此也必将改变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全球化”。

3.1. “中国统治世界”

中国曾是一个封闭的腐朽封建帝国，西方帝国主义侵略轰开了中国大门，把中国纳入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海洋中。如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将在不久的未来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已经成为或即将成为世界最大的生产和消费国、最大的进出口国和投资国。现在西方最担心的是，随着中国经济、军事以及科技、教育、文化影响力的崛起，中国将取代西方成为世界的主导。英国人马丁·雅克在《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一书中说：“西方的时代不只是以西方在经济和军事的主导地位为标志，而是以西方从文化和思想到科学和技术、绘画和语言到运动和医药等几乎所有领域的主导为标志；西方霸权意味着和西方相联系的一切都带有其他文明所不具有荣耀和影响” [33]；“西方人有一种深入骨髓的心理优越感，这种优越感来自西方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和道德的普遍流行”，“西方觉得自己是普世的，是所有人都要追随的绝对模范和样板”；“中国总把自己看做是普世的，是世界的中心，而且千百年来一直认为中国就构成了世界”，“中国现代化的结果迅速使西方的地位去中心化和相对化”，“这就是中国崛起的深远意义” [34]。显然，这是最能刺激西方神经的观点，这本书作者的个人网站说卖出了25万册，被翻译为11种语言 [35]。

众所周知，马丁·雅克并非一个西方中心主义者的代表，相反，他对西方中心主义持批评态度。他说：“完全或主要以西方发展的语境来解释和评估中国，存在的问题是完全忽视了中国的独特性，也就是使中国得以成为中国的东西……随着中国将变得越来越强大，同时继续保持自身的独特性，西方不管有多么不情愿，也必须面对这种独特性的本质和意味。理解中国将是21世纪最大的挑战之一。” [36] 显然，马丁·雅克的话非但不会让西方有一丝一毫的轻松，反倒会觉得自己本来“完全拥有”的一切现在因为中国的出现而变得不完整了，甚至逐步走向最终“完全丧失”。

3.2. “汉中心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37] 马克思恩格斯批判的这一切，在西方很多人看来就是西方的辉煌！

中国人永远地不会忘记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轰开大门、摧毁圆明园和万里长城，也绝不能容忍东方从属于西方。但是，对于西方来说，现在的问题是会不会有一个中国主导的“全球化”？会不会出现“西方从属于东方”？在一本题为《中国怎样看待世界》的书中，来自美国圣本尼迪克与圣约翰大学学院和英国牛津大学的两位作者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们认为在当代国际政治学中没有比“中国怎么样看待世界”更重要的问题了，如果中国真的成为世界主导力量，将会以“汉中心主义”制定国际政策，世界将不得不适应中国价值，西方将不能推行自己的价值 [38]。这种观点就是通常所谓的“赢者通吃”或者“零和博弈”观点，它认为中国崛起必然导致西方衰落，进而世界从西方统治变为中国统治。

今天有很多的人都在反对全球化，而中国则是全球化最坚定的支持者。但是，这很可能增加西方对中国的恐惧。西方很清楚全球化的结果是“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当他们不能主导全球化的时候，他们就不再接受全球化，尤其是不能接受中国推动的全球化。

3.3. “中国重组世界”

与“赢者通吃”或者“零和博弈”观点相对的是所谓的“双赢”或“正和博弈”观点，也就是中国崛起并不意味着西方衰落，中西方可以互利共赢、共享发展。美国康奈尔大学著明国际政治学者卡赞斯坦(Peter J. Katzenstein)主编的《中国化与中国的崛起：超越东西方的文明化过程》(Sinicization and the Rise of China: Civilization Processes Beyond East and West)提出，中国化是中国崛起的根本动力，但中国化并非从中国文明中心向外的单向辐射，而是随着国家、民族、帝国文明程度此消彼长的非线性、全方位、双向互动过程，因此包含了“再中国化”甚至“去中国化”。卡赞斯坦认为“中国化”其实是一个“文明化”的过程，它在古代超越了中国和蛮夷的简单思维，在今天也超越了东方和西方的对立。因此，他认为中国崛起对世界的影响不会也不可能回到历史上的中外关系，或者完全打破现存的国际关系体系，而是包含新旧内容的国际关系重组 [39]。2014年3月27日，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中曾说：“佛教产生于古代印度，但传入中国后，经过长期演化，佛教同中国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发展，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给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哲学观念、文学艺术、礼仪习俗等留下了深刻影响。……中国人根据中华文化发展了佛教思想，形成了独特的佛教理论，而且使佛教从中国传播到了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地。2000多年来，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先后传入中国，中国音乐、绘画、文学等也不断吸纳外来文明的优长。中国传统画法同西方油画融合创新，形成了独具魅力的中国写意油画，徐悲鸿等大师的作品受到广泛赞赏。中国的造纸术、火药、印刷术、指南针四大发明带动了世界变革，推动了欧洲文艺复兴。中国哲学、文学、医药、丝绸、瓷器、茶叶等传入西方，渗入西方民众日常生活之中。” [40] 这段话可以说是对“中国化”和“全球化”的最好表述。

卡赞斯坦的观点应该说比较符合中国的客观实际，且不说古代的华夏农耕文明和周边游牧或海洋文明的交流互动，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其中就包括了反对封建主义这一“去中国化”的过程。中国的改革开放其实也包括了资本主义文明成果中国化的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因此超过了冷战时期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意识形态的尖锐斗争。但是，这丝毫不会让西方感觉更好多少，因为西方绝对不能接受“中国化”，即便是包含“西方化”之后的“中国化”也不能接受。

4. 从“文明主宰”到“命运共同体”

2020年，美国著名智库兰德公司发表题为《中国的大战略》的研究报告，认为中国大战略的最好称谓是“民族复兴”，其中心目标是到2050年建成一个治理良好、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技术先进、军事强大的中国。报告试图回答由此带来的美国人最焦虑的问题：2050年的中国到底是怎样的？那时的中美关系又是怎样的？ [41] 中国追求的“民族复兴”战略目标到底意味着什么，如何与“复兴”的中国相处，这就是西方甚至世界各国迫切想弄清的问题。显然，当西方国家把中国当作一个“问题”来“解决”的时候，它就3不可能只是西方的问题，也是中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4.1. “文明主宰”

斯坦福历史学和古典文学教授伊恩·莫里斯在《西方将主宰多久？——东方为什么会落后，西方为什么能崛起》一书中明确表示自己想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西方缘何主宰当今世界，而他认为人们之所以会关注这个问题，是因为第二个问题，也就是这一状况是否会继续存在，会继续多久，会以何种方式继续存在 [42]。任教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英国历史学家马克·马佐尔在《谁将主宰世界？支配世界的思想和权力》一书中虽然承认世界多中心化和多方向化，并得出了主宰世界的理念已经成了昨日旧梦。但他也同时承认自己将关注焦点放在欧洲和美国，因为是它们创立或者提出了那些意义深远的国际体制和理念，他的目标是帮助人们理解什么是主宰，谁能为公民社会谋福利等问题提供参考答案 [43]。实际上就是提出了从维护直接的军事、政治和经济支配地位转向谋求间接的思想主宰地位的思路，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宣扬“个人才是世界发展的主动力”，从而实现捍卫“资本主义文明”的目的 [44]。伊恩·莫里斯在谈到西方“主宰”时，回顾说，在过去100多年中，西方人把军队开进亚洲，而不是相反。东亚的政府在西方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间痛苦挣扎，可是没有哪个西方政府试图以儒家学说或者道家学说管理社会。东方人常跨越语言的藩篱，以英语互相交流，可欧洲人很少以中文或日文这样交流 [45]。也就是说，即便当西方不能直接把军队开进亚洲的时候，他也希望通过西方提供给世界各国管理国家的“主义”和个人互相交流的“语言”实现西方“主宰”。

由此可见，关于工业化和现代世界的起源的研究，并非“只不过入迷于这些已然逝去的事物罢了”，而是要为西方领导世界提供意识形态和学术话语。西方政治和学术界通常把人类至今为止的历史划分为前工业化和传统社会、工业化和现代社会、后工业化和后现代社会三个阶段，由此隐藏的一个政治和学术志向是西方不仅引领世界各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之路，西方还将继续引领世界走向后工业化和后现代化的新时代，世界各国终将亦步亦趋地跟随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才能发展进步。也就是说，研究从西欧开始并在美国达到顶峰工业化和现代化，其实包含着论证资本主义政治意识形态和自由主义价值观的目标，也就是巩固西方在政治和文化领域的主宰地位。建立在这些学术研究基础上，并经历了200多年宣传的所谓的“普适价值”，如今成为西方向世界推销的最主要政治和文化产品。“现代化”理论首先是西方实现现代化的理论，它也是帮助落后国家学习西方的理论。已经完成了现代化任务的西方国家的“现代化”问题研究，归根到底是西方学术探索西方主宰世界的新手段，那就是依靠西方管理体制、意识形态和文化等吸引力形成的“软实力”主宰世界 [46]。

当今西方不仅需要解释“欧洲奇迹”和“现代化”，还不得不解释“西方衰落”和“现代性”的未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菲尔普斯在《共享繁荣：草根创新创造工作、挑战和变革》一书就是试图在说明西方“现代化”的奇迹的同时，解释西方为何走向衰退以及如何再次复兴，他的答案是制度和价值观让西方率先开启现代经济，要让西方复兴则必须重振资本主义制度和价值观念 [47]。思想界的宏大报复就是“主宰”人类文明的进程，即便在“经济基础”已经不断地散失，也还指望占据“上层建筑”这一“制高点”。不论“历史终结”还是“自由世界”、“文明灯塔”的说辞，都是为了实现思想文化的“主宰”。但是，事实证明，它在西方国家内部已经成了“现实反讽”，在国际上则造成了实实在在的“文明冲突”。

4.2. “文明冲突”

中国如今不仅是世界工厂而是世界市场的主要力量，中国商品进出口贸易总额、吸纳和对外投资总额、海外留学和旅游人数以及国内市场对外开放程度，都不仅仅远远高于过去的社会主义头号强国苏联，而且也高于学习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日本、韩国、新加坡。今天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活方式并没有根本不同，西方已经不再对中国的“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充满恐惧。

今天西方的年轻一代并不了解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弊端，他们对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并没有天生的反感。相反，他们普遍对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快速发展印象深刻，一些人对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能力和社会主义的成就充满敬佩，来过中国的人尤其能感觉到社会主义中国并不可怕。美国民众，更不要说欧洲各国民众，并不会因为政客指出来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仇视中国。但是，强调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根本区别，尤其是宣扬中西方价值观的冲突，比如中国是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国家，就能让西方民众对中国高度警惕。这就像今天的中国人通常不会因为美国西欧是资本主义国家而产生抵触情绪，相反年轻人普遍想去这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看一看。但是，如果西方人要拉他们加入西方宗教，要贬低中国人的家庭观念，中国人普遍都会非常反感。如今即便在美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斗争也不再那么剧烈了，桑德斯就打着“社会主义”旗号参加总统竞选，一度还颇有人气。

其实，自从“苏东剧变”之后，西方大多数人都不再着重关注“意识形态”问题，这也是“历史的终结论”有广大市场的客观原因。在此背景下，最能挑动西方民众神经的政治宣传，其实不是“意识形态”差别而是所谓的“文明的冲突”。美国哈佛大学已故教授亨廷顿说：“冷战结束后，人们的身份认同和这些认同的标志开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世界政治开始沿着文明的边界被重组” [48]；“在这个新世界，地方政治是民族的政治，全球政治是文明的政治，超级大国的竞争则被文明的冲突所取代”；“在这个新世界，最普遍、最重要、最危险的矛盾将不存在于不同社会阶层、穷人和富人或者其他经济利益界定的群体，而存在于归属于不同文明类型或文化模式的人们。” [49] 文明当然并不必然冲突，亨廷顿也没有说文明必然冲突，相反，他的文章在“文明冲突”后面打了一个问号。

问题并不在于文明是否必然冲突，而在于“文明冲突”是否容易被挑起来。亨廷顿其实只是敏锐地指出了“文明冲突”是产生冲突的“热点问题”，警告西方抛弃西方文明中心论，接受文明的多样性，尽力避免“文明冲突”。但令人遗憾的是，正是西方有意挑起甚至不断制造“文明冲突”。2015年1月7日，法国讽刺漫画杂志《查理周刊》位于巴黎的总部受到袭击，致12人死亡、5人重伤；2018年10月27日，美国匹兹堡一犹太教堂发生枪击事件，造成11人死亡、6人受伤；2019年3月15日，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市两座清真寺遭到枪手袭击，造成50人死亡、50人受伤，2020年10月16日，法国一名中学老师因在课堂上向学生们展示伊斯兰教先知穆罕穆德的漫画，在校门前遭到一名持刀男子“斩首”。这些触目惊心的暴力事件首先固然都是恐怖主义袭击，但背后的根源蕴含着“文明冲突”，如果处理不当可能导致大范围的国际冲突。在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出版20多年后，西方学术界普遍承认“文明冲突”论是最有影响力的学术观点。

今天美国学术界通常从文化角度研判中国的价值追求，或者最终要把中西方之间的竞争归结为文化和价值观的冲突，卡赞斯坦(Peter J. Katzenstein)主编的《中国化与中国的崛起：超越东西方的文明化过程》就在扉页标明纪念亨廷顿。对于中国来说，问题也并不在于中国和西方文明是否必然冲突，问题在于西方不断挑起和制造“文明冲突”。比如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事务主任基伦•斯金纳(Kiron Skinner)公开宣扬“文明的冲突”，蓬佩奥则呼吁关停全美孔子学院，就是故意挑起“文明冲突”。批评“文明冲突”论丝毫不解决问题，全世界都必须高度警惕“文明冲突”问题，充分认识“文明冲突”问题的严重性，从而共同反对挑起和制造“文明冲突”的言行。今天的美国民众可能以华尔街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极度失望，但这丝毫不代表着美国人对社会主义中国越来越认可。相反，美国民众对中国的看法越来越负面，这主要就是西方宣传“文化冲突”的结果。

4.3. “命运共同体”

正如“文明冲突论”的作者亨廷顿指出的，“是什么使文化和意识形态有吸引力呢？当它们被看作是植根于物质上的胜利与影响时，它们就是有吸引力的。软权力只有建立在硬权力的基础上才能成为权力。硬的经济和军事权力的增长会提高自信心、自负感，以及更加相信与其他民族相比，自己的文化或软权力更优越，并大大增强该文化和意识形态对其他民族的吸引力。经济和军事权力的下降会导致自我怀疑、认同危机，并导致努力在其他文化中寻求经济、军事和政治成功的要诀。” [50] 中国人很清楚发展才是“硬道理”和提高文化“软实力”的关系 [51]，因此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一直“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它在经济上并没有遵循西方提出的私有化、市场化的方案，政治上也没有接受西方模式的民主、自由、法治，文化上更不认为西方所谓的“普适价值”。习近平指出：“中华民族是一个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民族，在漫长历史进程中，不断学习他人的好东西，把他人的好东西化成我们自己的东西，这才形成我们的民族特色” [5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道路来之不易，它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 [53] 近代以来，中国人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既学习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成功经验，也学习了资本主义文明的积极成果。最关键的是把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成功经验以及美国西欧日本新加坡等国家资本主义的积极因素，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

西方“软实力”其实建立在“工业化”这一“硬实力”基础上。今天，在西方长期以来被认为普遍真理的东西，正在失去治理效果或陷入自我矛盾。

2017年1月18日，习近平又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讲话说，“世界怎么啦？我们怎么办？这是整个世界都在思考的问题”；“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 [54]。中国崛起靠的是和平发展，正如李光耀说的，“中国正遵循的方法与电视纪录片《大国崛起》的理念是一致的。……德国和日本的错误在于挑战既定的秩序。中国人不笨，他们已经避免了这个错误。” [55] 中国的崛起之所以成了西方国家眼中的问题，主要是因为它们担心中国将使西方丧失经济、政治、文化影响力，丧失在国际上的主导地位。对于西方来说，中国问题就是应对中国崛起带来的权力失衡问题，也就是保持西方霸权地位的问题。对中国来说，中国问题就是在保持自身的发展的同时保持与西方和平共处的问题，也就是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的问题。

西方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不仅不能解释到目前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政治长期稳定和社会长治久安的原因，也不能解释更不能解决西方社会内部的经济衰退、政治斗争和社会冲突，世界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研究中国问题就是当前哲学社会科学最有可能取得“科学的革命”的前沿问题探索。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复兴与共享：中国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理想的价值内涵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任务编号：19FKSB038，项目编码：L19N500010。

文章引用

李效东. 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哲学社会科学的大问题
A Hundred Year’s Great Change and the Critical Questions of Philosophy and the Social Sciences[J]. 社会科学前沿, 2020, 09(12): 2098-2110.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0.912294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