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四川 成都

收稿日期：2022年3月21日；录用日期：2022年6月14日；发布日期：2022年6月23日

摘要

《左传》是先秦经典，也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成书最早的编年体史书，而“郑伯克段于鄢”即发生在开篇的《隐公元年》，古今诸多学者对该事件的研究论著不胜枚举，此事中涉及到的“京”、“制”、“共”这几个地名考证无太大争议，但其中关于“鄢”地所在仍有分歧。从春秋时期兵农合一的军制、要塞不设常备军的战争形态以及周郑关系交恶的政治环境来看，“鄢”地位于“邬”即今河南偃师南的说法是具有合理性的。

关键词

“鄢”、春秋军制、政治、战争形态

From the Political and Military Point of View, the Location of “Zheng Bo Ke Duan” in “Yan”

Lifeng Xiong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Received: Mar. 21^st, 2022; accepted: Jun. 14^th, 2022; published: Jun. 23^rd, 2022

ABSTRACT

Zuo Zhuan is a classic of the pre-Qin Dynasty, and it is also the earliest chronicle history book found in our country so far, while Zheng Bo Ke Duan Yu Yan takes place in the first year of Yin Gong at the beginning. There are numerous ancient and modern scholars’ research works on this event, and there is not much controversy on the textual research of the place names “Jing”, “Zhi” and “Gong” involved in this matter, but there are still differences about the location of “Jing”.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military system of the integration of soldiers and peasants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the war form of the fortress without a standing army, and the political environment of the bad relationship between Zhou and Zheng, it is reasonable to say that “Yi” is in the “Wu”, that is, Yanshi Nan in Henan Province.

Keywords:“Yan”, Spring and Autumn Military System, Politics, War 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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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鄢”地所在的三种主要观点

“鄢”之所在主要有三种说法：

一是杜预所提出的“鄢”即鄢陵，在今河南鄢陵县。 [1] 持此看法的有孔颖达、杨伯俊、竹添光鸿等学者，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也将“鄢”地标于鄢陵。

二是应劭提出的“鄢”在西汉陈留郡的“傿”境内，即今河南柘城北。洪亮吉亦持此观点。 [2]

三是赵匡所提出的“鄢”为“邬”的误写，其地在今河南偃师南，閻若璩亦持此观点。 [3]

除了此三种观点以外，还有学者认为这三种观点均有不合理之处，“鄢”地所在另有其地，但因年代久远，材料缺乏已经无法考证具体在何处，大致范围应当在书中“廪延”至“共”地之间。 [4]

笔者以为第一与第二种观点有较大不合理之处。第三种观点在军事及政治角度上可以解释得通。实际上，“鄢陵”一说在被提出以后就有诸多学者表达了质疑，原因也很简单，即鄢陵所在距离段的势力范围太远，段受封于“京”，“京”在今河南省荥阳市东南，位于新郑西北方向，按《左传》所载，段不断蚕食郑国其他城邑，达到了郑国东北的“廪延”，段的势力范围在郑国西部至东北部，而鄢陵在新郑东南，三地刚好处在一条西北–东南向的直线上。各自相距五百公里左右。按照《左传》记载，段密谋进攻新郑，其母亲武姜将会作为内应开启新郑城门，此事被庄公知晓，庄公命子封率军讨伐段，“京人”在此时反叛共叔段，失去了京地的共叔段旋即逃入“鄢”，庄公随后在“鄢”地打败共叔段，共叔段狼狈逃亡“共”。如果鄢陵为“鄢”，那么共叔段在京人背叛自己后逃亡的方向便是正向新郑，极易与庄公的军队相遇。且鄢陵到“共”同样路途遥远，共叔段行军鄢陵很不合理。而“鄢陵”在河南柘城的说法也有同样的不合理之处，其相比于鄢陵更加遥远，接近宋地，且据相关学者考证，“傿”地可能属宋并不属郑。 [4]

而有的学者认为“鄢”在廪延与“共”之间，这种说法确实可以合理解释共叔段的行为，从行军角度上讲符合常理。但是一方面，没有相关文献记载与从出土材料可以证明这一观点，此种观点也只是推测，另一方面，从当时的政治军事环境下看，此说亦有不妥。庄公既然已经提前知道共叔段的行动，必然对其进行了防备，派遣子封讨伐共叔段已经说明庄公决意彻底平息叛乱，对于共叔段经营的廪延之地，不会没有考量。共叔段沿黄河前往廪延的路线绝非一帆风顺。忠于庄公的祭仲其封地就在今郑州市东北，在郑国北面，共叔段前往廪延，也会经过其封地，或许会遭到截击。诚然，这些都属推测，但从军事角度分析，共叔段想要前往廪延，仍然是有难度的。从后面的记载看，卫国替共叔段讨伐郑国，攻取廪延，郑国为此还召集周王室的军队与虢国的军队进攻卫国南境，那么可以肯定的是在共叔段逃往“共”之时或之后，廪延已经为郑收复，从“京”背叛共叔段的情况来看，廪延也有极大可能背叛了共叔段，但无论如何说明，由廪延渡过黄河仍旧是极有凶险的。¹ [5]

现在再来说第三种说法，也就是笔者所认为较为合理的“鄢”在今偃师附近的说法。这种说法遭到质疑的一个原因是，如果想要从“京”到偃师需要翻越嵩山，行军困难，如果选择不翻过嵩山，则需要通过虎牢，即庄公拒绝封给共叔段的“制”，认为虎牢是郑国通往成周的重要咽喉要塞，共叔段无法顺利通过。但从军事角度上看，笔者以为这可能是可以解释的通的。

2. 春秋战争形态及共叔段通过虎牢的可能性

共叔段事件虽说是一次叛乱事件，但也是一场军事行动，推测行军路线则必须要结合当时的战争形态与军事体制。首先在春秋时期，尤其是春秋早期，各国还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国境线及现代意义上的国土概念。各国以国都为中心，不断向周边拓展据点，修筑城邑，城与城之间是大片的野地、空地。这些地区存在着一些原始的农村公社或者无人居住。各诸侯国国土还未连接成面，而是呈点状或者是岛状的形态，各国城邑甚至出现犬牙交错的状态，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也或许是这个原因，在地图上没有画国境线，这样的形态下，边境防线自然是无从谈起的。²在那个时代，突破边境深入他国国都是十分容易的事。先秦文献中此种记载不胜枚举，在此以《左传》中的记载为例，《隐公四年》：“……故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围其东门。”“东门”即新郑城门，为了报复宋国，郑国于下年伐宋：“郑人以王师会之，伐宋，入其郛，以报东门之役。”同样攻击了宋国国都并进入外墙。[4]

边境战争大规模会战也多是两国军队相遇，而并非是边境守军顽强抵抗入侵者而爆发的战斗，除此而外就只是小规模边境冲突，通常都是一国军队蚕食土地进行的入侵行动，即《左传》中常见的“伐某鄙”。共叔段向西行军或许是没有严密防线的阻碍的。

另一方面，虎牢虽然是重要的隘口，但是春秋时期，重要隘口通常是没有常备军存在的。这一点，与春秋时期中国的军制有关 。陈恩林先生在《先秦军事研究》一书中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考证，春秋时期的军制一大特点是兵农合一制，民即是兵，兵亦是民。诸侯国的正规军是国都国人所组建的。一国的军队几乎集中于国度，都邑一般是士大夫采邑，按照先秦典籍记载，采邑一般来说也有采邑兵的存在，采邑兵是正规军的辅助，且数量较少，共叔段缮甲兵，基本上就是这种采邑兵，由居住在都邑中的居民组成，相对于国都而言，他们也是野人。采邑部队一般而言是国家军队的组成部分，但其调动同样听命于国君。除此而外，就是族兵，是由士大夫同族子弟组成，世家大族均有其武装，族兵是以血缘纽带连接在一起的。 [6] 文中“京”叛共叔段，应当就是指都邑居民反叛共叔段，即“京”地采邑兵无法再由共叔段所驱使了。共叔段后来在“鄢”地与郑庄公交战，很可能依靠的主要是自己的族兵。族兵也是需要得到自己国君许可才能调动的。

以上所叙春秋军制特征导致了两个结果，一是没有常备军，无论是诸侯国国人所组成的正规军还是地方采邑兵亦或是族兵，都不是常备军。而是平时务农，农闲时进行军事训练，即《左传》中提到的春蒐，到了战时再进行集结，武器由官府进行保管，战时再进行发放。没有常备军，许多城隘自然也不是处于重兵把守的状态。秦国奔袭郑国，一路之上均未遇阻击抵抗，足以说明春秋时期关隘均不设常备军防守。³二是诸侯国的大部分军队，尤其是在春秋末期以前，应当都是集中在国都的。 [6]

《周礼·大司马》郑玄注云：“古者将军盖为营治于国门，鲁有东门襄仲，宋有桐门右师，皆上卿为军将者也。” [7] 《周礼》中关于诸侯国于国门(即国都城门)治军的记载还有不少，说明战时集结军队于国门外整训是当时常例子。⁴ [7] 军队大多位于国郊。这也导致边鄙地区并没有太多军队进行防守。

综上，即便是扼守成周至郑国的“制”，很可能也并无军队，至少没有重兵把守。共叔段穿过“制”前往偃师是完全有可能的。相比于其他方向，西方是没有郑国军队前来阻击的。向成周方向前进，除了在军事上有合理性以外，当时的政治环境或许也有利于共叔段向成周方向进军。

3. 春秋初年的周郑关系及其对共叔段入“鄢”的影响

郑国因为护送平王东迁有功，成为王朝卿士，也是与此同时，郑国逐渐崛起，虽然共叔段事件发生之时，周郑并未交恶。但仅仅过了两年，也就是隐公三年，《左传》便记载了周郑交恶：“郑武公，庄公，为平王卿士，王贰于虢，郑伯怨王，王曰，无之，故周郑交质，王子狐为质于郑，郑公子忽为质于周，王崩，周人将畀虢公政，四月，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郑交恶。” [4] 周王想要提拔虢公以限制郑庄公的权力。为此，周郑交恶，互相交换人质。足可见在这之前周郑关系已经恶化。不仅如此，从后面的记载来看，郑国在《左传》中扮演着春秋初期不断削弱周天子威信的角色，后来郑国割取属于王室的温地之麦，葛之战，郑人大败王室，射中周王肩膀，王室尊严荡然无存。可以说，自周王东迁，郑国崛起以后，庄公已然在有意无意挑战天子权威，周郑矛盾已然由来已久。 [8] 而且平王东迁，周王室威信崩塌。周人所创立的宗法体系也出现了裂痕。在后来曲沃代翼的过程中，周王室甚至派出了军队支持属于小宗的曲沃，而不支持属于大宗的公室，即，《左传·隐公五年》载：“曲沃庄伯，以郑人，邢人，伐翼，王使尹氏武氏助之，翼侯奔随。” [4] 说明即便是周王室也在破坏宗法体系。在共叔段叛乱的事件中，周王室对于共叔段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是极有可能的事情。周郑虽然交恶，但是天子体面仍在。庄公不至于为了追击共叔段与周王室火并。或许有这层考量，共叔段在失去了“京”之后才会向西逃窜。不仅如此，从地理上看，偃师距离盟津渡口极近，可以就此渡河，远比在廪延附近的棘津渡河安全。因此，从政治环境上来看，逃至成周附近是有利于共叔段的。

除了国际政治原因，国内政治原因同样有利于共叔段的西逃，清华大学藏《清华简(六)》中有《郑武夫人规孺子》篇，郑武夫人即是武姜，庄公与共叔段之母。清华简中的武姜不似《左传》中偏爱冷血之形象，而是忧国忧民，悉心劝导储君之形象。据此，相关研究者认为，武姜与郑庄公之间矛盾并非是母爱偏颇的矛盾，而是执政路线的矛盾，清华简武姜在武公去世时规劝庄公“嘱政于大夫”，而庄公成年后通过任用祭仲等人试图亲政，从而导致了其与武姜的矛盾，可以说，简文所述，武姜为一个较为正面的政治家。不管简文与文献哪个更贴近现实的武姜，至少从庄公与武姜和好以及后来找回共叔段后人等行为来看，公室家庭矛盾远没有达到你死我活的地步。即便西进之路有驻防军队，对于丧失领地的共叔段，庄公亦无必要阻拦。 [8]

4. 总结

古代地名的考释向来是极其困难的一项工作，建制沿革，风俗改易，语言变化以及史籍缺失都会导致我们难以准确知道一个地方在一个历史时段的具体地名是什么。先秦时期由于年代过于久远，语言文字与今相差较大，地名考释工作更是难上加难。许多地名湮灭在历史长河中，也有许多地名有诸多争议，“鄢”究竟在何处，至今也没有较为权威的结论。或许在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也不会有完全令人信服的结果。本文并不是要为这个问题给出一个答案，而是想通过一个角度解释一个观点的合理性，其在文字音韵学及军事政治这个角度看，“邬”确实可能是“鄢”，但本文也有许多部分属于推测，文献材料与考古材料都还无法印证。历史研究讲究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没有充足材料证实这个结论以前，这个问题就不能盖棺定论。实际上，诸多前辈学者也知晓这个道理。谭其骧先生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时相必也知晓其余观点，只不过在没有材料证实的情况下无法贸然下定新的结论。或许，会有新的材料佐证“鄢”的真实所在，也或许永远也不会有这么一天。但这也是历史研究本身的趣味之处，在历史的空白中发挥自己的认知，提出无限的可能，无论自己的观点得到证实与否，作为历史研究者本身也已经践行了历史研究的精神，深入了解了那个历史时代，不失为一件有意义的事。

文章引用

熊力锋. 从政治及军事角度看“郑伯克段于鄢”中“鄢”地之所在
From the Political and Military Point of View, the Location of “Zheng Bo Ke Duan” in “Yan”[J]. 国学, 2022, 10(02): 41-45. https://doi.org/10.12677/CnC.2022.102008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