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Slaughterhouse-Five is a semi-autobiographical novel based on Kurt Vonnegut’s experience in firebombing of Dresden and was published in 1969. It is recognized as Kurt Vonnegut’s most influential and highest achievement. Meanwhile, it is widely recognized as a classic fiction of the postmodern literature. Most of the studies of Kurt Vonnegut’s Slaughterhouse Five focus on the aspects of theme, black humor, postmodernism and culture. The present thesis, under the guidance of Ecocriticism as the theoretic framework, focuses on Kurt Vonnegut’s classic novel Slaughterhouse Five and tries to explore Kurt Vonnegut’s ecological consciousness from the ecological, social and ideological perspective by the way of the textual analysis.

Keywords:Kurt Vonnegut, Slaughterhouse Five, Ecocriticism

从生态批评视角解读《五号屠场》

宇田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Email: 83631340@qq.com

收稿日期：2014年4月30日；修回日期：2014年5月5日；录用日期：2014年5月12日

摘  要

《五号屠场》出版于1969年，是根据冯内古特自己在德勒斯顿大轰炸时的真实经历而写成的一部半自传体小说。该小说不仅是冯内古特的代表作品之一，同时也是后现代小说中的经典作品，其研究价值可想而知。以往对冯内库特《五号屠场》的研究，多数是着重于小说的主题研究、黑色幽默、后现代特征与文化研究等方面。本文将在生态批评理论的指导下，着重从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三个方面对小说《五号屠场》进行详细的文本分析，挖掘冯内古特在小说中所想表达的生态意识，并对小说中所出现的生态关系进行一定的探讨，希望能唤起人们的生态意识。

关键词

库尔特·冯内古特，《五号屠场》，生态批评

1. 引言

生态批评的出现与发展是人类面对愈演愈烈的生态危机，防止生态灾难的迫切需要在文学领域的必然表现，也是学者们对地球生命的命运担忧在研究领域的必然反映。生态批评最早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1974年，美国学者密克尔在专著《生存的悲剧：文学的生态学研究》中提出了“文学的生态学”(literary ecology)[1] 这一术语。1978年，威廉姆斯∙鲁克尔特发表了题为《文学与生态学：一次生态批评实验》的文章，“首次使用了‘生态批评’(ecocriticism)一词，明确提倡‘将文学与生态学结合起来’，强调批评家‘必须具有生态学视野’，文艺理论家也应该‘构建出一个生态诗学系统’”[1] 。它是继女性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和后殖民主义批评等文学批评后出现的一种新的文学批评模式。从受关注程度，参与者和研究成果的数量，国内和国外影响来看，生态批评在过去十余年一直处于迅速上升的势头，“它和‘环境文学’的兴盛，已经逐渐成为一种‘全球化的文学现象’”[2] 。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经过诸多学者的努力，我国的生态批评也取得了很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其中以鲁枢元先生的人类三个知识体系最具代表。他将生态理论的构建分为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三个层面，并从这三个层次来解读生态与人类的关系。他认为人既是一种生物性的存在，又是一种社会性的存在，同时还是一种精神性的存在。同时他认为“自然生态体现为人与物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社会生态体现为人与他人的关系；精神生态则体现人与他自己的关系”[3] 。不再将研究的对象局限于单纯的人与自然的关系研究，而是提出了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的观念，不仅丰富了生态批评的内涵，也为解读文学创作提供了新的可能。

本文就将从生态批评的角度，分别从自然生态失衡、社会生态失衡和精神生态失衡三个方面对《五号屠场》进行细致的文本分析，从而挖掘小说中所揭示的后现代人类生态问题，以及作者在行文中所透露出对人类生态环境的人道主义关怀。也希望借此能唤起人们的生态意识。

2. “自然生态失衡”在《五号屠场》中的体现

《五号屠场》(1969)是美国著名作家，黑色幽默文学的代表人物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 1922~2007)的经典作品。是根据冯内古特自己在德勒斯顿大轰炸时的真实经历而写成的一部半自转体小说。之所以说它是一部半自传体小说，是因为作者冯内古特在写这部小时结合了自己参战的亲身经历和当时的社会背景。在日本军队偷袭珍珠港之后，冯内古特志愿应征入伍，赴欧洲参战，那时的冯内古特，保卫西方文明的信念十分强烈。1944年12月，冯内古特在著名的保吉战役中被德军俘虏，关押在德国城市德累斯顿。1945年2月13至14日，英美空军在德军战败已成定局的情况下，对不设防的历史文化名城德累斯顿实施了狂轰滥炸，整个城市被摧毁殆尽，十多万居民丧身其中。冯内古特因为被关押在一家屠宰场的地窖中，成为侥幸逃过浩劫的极少数人之一。这段恐怖经历对冯内古特来说刻骨铭心，让他看到民族间的仇杀如何达到歇斯底里的疯狂程度。也正是受这段战争经历的影响，目睹了战争的血腥残忍，冯内古特萌生了用笔记录下这段历史现状的念头，于是写了小说《五号屠场》。

《五号屠场》讲述的是作者的另一个我——主人公毕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俘后送到德累斯顿做苦工，目睹了该市是如何在美国空军的轰炸下彻底毁灭。虽然，他回国后过上优裕的生活，但始终笼罩在战争的阴影之下，进而幻想自己被劫持到外星球，与好莱坞著名影星共同生活，以外星人独有的时空观对其不幸聊以自慰。小说中，由于人类在政治，经济，军事利益的驱使下，疯狂发动战争，使得德累斯顿“这座不设防，没有军事工业，也没有集中多少军队且用不着担心挨轰炸的开放城市”[4] 。原本的美丽丧失了。小说第六章有一段这样的描写：“美国人在下午五点到达得累斯顿。车门打开后，只见一座美丽的城市展现在眼前。对大多数美国人而言，这是他们生平所见的最可爱的城市。天际变幻莫测，妖娆多姿，富有魅力而又荒诞离奇，在器毕利看来，它好象是一幅主日学校的天国画”[4] 。

虽然主人公毕利刚到德累斯顿这座城市时，他就被这座城市的美景所震惊，但是没过多久，德累斯顿遭到了战争的侵袭。“遭受到狂轰乱炸般的城市就如同月球表面一般”[4] 。对这不设防的城市所进行的毁灭性轰炸，冯内古特则借外星人之口称其为“宇宙恐怖分子”的“杰作”。并且在描述德累斯顿毁灭时候特地援引了《圣经》中上帝对所多玛和蛾摩拉两城市的惩罚，暗示战争的操纵者们自以为可以像上帝一样草菅人命。他直截了当地指出战争的诱人之处就在于“每个人都从中得到点什么小东西”暗示战争的根源在于牟利的官僚资本阶层。的确，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人类为了个人私利，日益膨胀的欲望，在不经意间已破换了自然环境。在小说中，作者还有这样的描述“德国境内几乎所有带蹄的动物都已经被人类，尤其是士兵宰杀，吃掉和排泄了”[4] 。“手推车的轴是用死动物的油脂润滑的”[4] 。可见，大批动物被人类无情的宰杀，人类根据自己的意愿，不计后果的通过一切手段来满足自身的需求。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要想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必须坚持生态中心主义，平等地对待自然和生物。

3. “社会生态失衡”在《五号屠场》中的体现

根据鲁枢元在《生态批评的空间中》对生态学的三种分类，社会生态也是生态批评的又一重要范畴。生态批评不仅要解放大自然，倡导人类回归自然，返璞归真，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还倡导人类要处理好与社会的关系。随着科技的发展与进步，文明进程的不断推进，战争爆发破坏了人与自然间的和谐，也使得人与人之间变的冷漠。在《五号屠场》这部小说中，社会生态危机主要表现在人与人异化的关系上，最为典型的是小说中主人公毕利与妻子瓦伦西亚和与他女儿芭芭拉之间的关系。

对于毕利与妻子的关系小说中有这样的描述：“毕利不想同丑八怪瓦伦西亚结婚。她是他患病的原因之一。”

“当他听见自己向他求婚时，当他请求她接受钻石戒指并成为他的终身伴侣时，他知道自己要精神失常了”[4] 。

通过以上文中的描述，我们可以发现，主人公毕利和他的妻子瓦伦西亚的婚姻是没有任何感情基础的。他们不理解对方，他们的婚姻完全是建立在金钱之上的。瓦伦西亚是伊利昂验光配镜专家学校产权所有人的女儿，毕利跟他结婚完全是因为他可以获得财产，并且可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就向小说中所说的那样，“他同一个人和头脑正常的人都不会要的姑娘结了婚，得到了报偿。他的岳父送给他一辆新的别克车，一套全电器的住所，让他当伊利昂分店的经理，每年至少得挣得三万美元的收入”[4] 。在金钱，地位，利益等一系列的诱惑下，虽然毕利和瓦伦西亚结了婚，但他们之间存在着不可忽视的交流障碍。毕利不仅不和他交流，而且只将她看作是头脑简单的机器。以至于后来毕利在经历了特拉法马多尔星球的旅行回到地球后，还念念不忘在特拉法马多尔星球和女明星的美好，甚至幻想着他们之间幸福快乐的婚姻生活。这无疑与地球上他与瓦伦西亚之间的感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们之间的婚姻不仅没有感情的存在，而且在作者的描写中更多了些许的讽刺意味。

文中除了毕利夫妻间不和谐的关系外，另一层不和谐的关系来自毕利和芭芭拉父女之间。芭芭拉一直无法理解父亲的想法。对毕利所说的关于特拉法马多尔星球旅行的回忆她认为是父亲受刺激后精神抑郁的一种表现。小说中有这样的描写：

“不要对我说谎，老爸”。芭芭拉说。

“别骗我，爸爸。”芭芭拉说，“我们该拿你怎么办？你要逼我们把你送到你妈妈那里去吗？”

“我的信里有什么东西使你这么生气”，毕利问道。

“全是疯话。没有一句是真的”[4] 。

从这些看似简单的话语中，我们能体会到在芭芭拉心里她完全将父亲当孩子来对待，她不仅不听取父亲的意见，而且还把他说的话当成是“疯话”，认为自己就是一家之主。不过在这个家里面，毕利也的确没有履行自己作为父亲所该履行的义务，他从不关心女儿及儿子，他们的关系就像陌生人一样冷漠。毕利的时间旅行，在特拉法马多尔星球上的经历，也许正体现了人类在地球上存在生存的困境。他之所要来特拉法马多尔星球，是因为他要找到人类与自然及社会和平相处的办法，就像小说中所说的那样“整个星球上的人如何才能和平相处”[4] 呢。

4. “精神生态失衡”在《五号屠场》中的体现

“我们所直接接触到的远不是一个物质的世界，而是一个心理的世界”[5] 。人类的物质栖息地和精神栖息地以及与其相关的支持系统，由于人的欲望的持续膨胀而发生断裂，损毁，精神世界也慢慢变的“荒芜”起来。毕利作为一名二战的退伍军人，他亲历了战争的残酷，直面了战场的生与死。战后，他不仅始终无法摆脱战争给他带来的痛楚，而且患上了精神分裂症，失去了正常的时间概念，还不断幻想自己被绑架到外星球。冯内古特也正是紧紧抓住毕利处于精神分裂状态中幻想自己不断地进行着“时间旅行”这一主线，通过毕利的意识在过去，现在，将来的时间隧道上，和地球与特拉法马多尔星球之间的空间轨道上的跳跃与变换，不断向读者清晰地展现了战争对毕利的精神与心灵的致命创伤，并且将冯内古特对战争的憎恨与批判表现得无以复加。同时，由于受战争的影响，战后青年人的精神状态也是一片的“荒原”。在精神荒原中，毕利是一个典型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也是这个冷漠宇宙，荒诞生活以及罪恶力量的受害者，用冯内古特在小说中的话来说“他是被巨大的力量耍弄得无精打采的玩物”[4] 。毕利对人类的生存困境显然无能为力，甚至也无法改变他的个人生活，又如冯内古特对其祈祷文所作的注解：“毕利不能改变的事务中还包括过去，现在和未来”[4] 。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和冷漠使其患上精神分裂症，无助下的毕利只得靠着自己的想象做着时间上的旅行。但是，时间旅行上的未知和危险也常常让他手足无措。他总是“无法控制他下一步往哪儿去而且那行程也未必有趣。他经常像新演员一样感到怯场，因为他不知道下一步他得表演生活的哪一部分”[4] 。也许对于毕利来说，真正需要的是一剂精神良药，使他能从容对生存环境中荒诞冷酷的一面。

5. 结语

在《五号屠场》这部小说中，冯内古特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切的责任感窥见了生态问题对于人类前途的重要意义。他以自身对生态的体悟和思考，构筑了一个生态理想，为人类和自然和谐相处提供了一种可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生态批评视野中《五号屠场》的研究可以看做是我们理解其生态理想的一个切入点，可以使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冯内古特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类社会内部问题的思索。同时，在生态批评视角下，我们还能够看到冯内古特对人与自然，社会之间生态关系的呈现，看到了他对生态有机整体的思考，以及他是如何通过对生态的种种理解来丰富自己思想的。并促使我们去思考怎样定位人与自然、社会、自我的关系，探寻与大自然和谐共处的模式。这也是本文对《五号屠场》进行生态批评研究的现实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Referen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