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大学历史系，湖北 荆州

收稿日期：2023年7月25日；录用日期：2023年8月3日；发布日期：2023年10月13日

摘要

永乐初年，解缙奉敕题《虎顾众彪图》诗，将其录于《文毅集》。历经明清两朝沿革，后人著述中多将此诗与立储一事并行记载。然考证成诗时间要早于解缙，在元末已有流传，实非出自解缙之手；除此之外，明清两朝有关著作中认为解缙著此诗与“夏原吉迎太子归”是相承故事，也存在着明显的史实错误，故为勘误二则。结合《实录》和私家著述，对《虎顾众彪图》诗的存疑之处一一进行辨误，以期纠正流传中的讹误现象。

关键词

解缙，夏原吉，《虎顾众彪图》，《文毅集》

Two Errata to the Hu Gu Zhong Biao Tu

Jinkui Tian, Zhijian Zhu

Department of History, Yangtze University, Jingzhou Hubei

Received: Jul. 25^th, 2023; accepted: Aug. 3^rd, 2023; published: Oct. 13^th, 2023

ABSTRACT

At the beginning of Yongle, XieJin was commissioned to inscribe the poem Hu Gu Zhong Biao Tu, which was included in the Wen Yi Collection. The poem was recorded in parallel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rown Prince in the writings of later literati, but it has been proven that the poem predates XieJin and was circulated in the late Yuan and early Ming dynasties, so it was not originally written by XieJin. The poem is a combination of the Ming Fact Book and private writings and is intended to correct the errors that have been passed down.

Keywords:XieJin, Xia Yuanji, Hu Gu Zhong Biao Tu, Wen Yi Collection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明清著作中有《虎顾众彪图》诗的多处记载，多将著作之人归于解缙。对此，明末清初的朱彝尊曾认为此诗著者有误，文中载道：“解学士题‘虎顾众彪图’，则又廉夫之诗也。” [1] 朱彝尊下此结论，认定其当属元末明初的杨维桢所作，但遍览杨氏诗集查无此诗，不可据此定论。刘竞飞在对《文毅集》中的《送镏若斋》二首诗进行考证时，发现其亦不属解缙诗作 [2] ，进而说明了《文毅集》录诗范围较广，存在错录的情况。笔者在核检明初汪广洋《凤池吟稿》一书时，其中《画虎》一诗与解缙所题《虎顾众彪图》诗高度相同，再往前代检索时并无记载，极有可能为诗的原作。《虎顾众彪图》诗不仅诗的作者一项存疑，在明清两代的记载沿革中，也存在着将成诗时间后置与“夏原吉迎皇太子归”混淆为一处的明显错误。以下首先介绍《虎顾众彪图》诗的基本记载，并结合汪广洋生平和《文毅集》的录诗情况确定原诗的作者和大致成诗时间；其次，以成祖立储时间为界，考证解缙题诗的时间，再对“夏原吉迎太子归”这一记载进行辨误。

2. 《虎顾众彪图》诗的作者及成诗时间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文毅集》卷五有题为《奉敕题虎顾彪图》一诗。全诗为：“虎为百兽尊，谁敢触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顾”，作诗缘由记为“时仁庙未正位，东宫谗言朋兴，因作此讽谏。” [3] 然而，对照《明实录》之记载，成祖年间却并无《虎顾众彪图》及解缙题诗的相关内容。及至明神宗时，方有一简略记载：“成祖时，仁庙在东宫，偶失成祖之欢，群臣悚惧，莫敢进言。适成祖发一轴到阁，命解缙题诗。缙展观之，乃一《大虎顾小虎图》，遂恭题以进。其诗曰：虎为百兽尊，谁敢撄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顾。成祖览诗而大感悟，大叹赏，父子恩爱更加于平日焉。” [4] 除此之外，明清两朝的官修史书少有此诗的记载，《明史·解缙传》亦对此事未有记载。

解缙(1369~1415)，江西人，生年晚于明立国仅一年。考证此诗源头，只可寻求明代以前之记载。上文提到，朱彝尊曾认为此诗出自杨维桢之手，但笔者遍览杨维桢之书，却并无此诗的记载。除杨维桢外，元末明初汪广洋的《凤池吟稿》卷9《画虎》对此诗有详细记载，“虎为百兽尊，罔敢触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顾。” [5] 将解缙与汪广洋二人的诗句对此，仅有“谁”和“罔”二字有别，于诗意上并无差别。除此之外，尚有几处记载有汪广洋《画虎》，但尾句稍做了改动。《列朝诗集》将尾句改为“临行更相顾” [6] ，《诗伦》将尾句改为“临行更回顾” [7] ，这两处应为后朝人辑录时自行改动，并不对汪广洋《凤池吟稿》的记载造成影响。但仅凭汪广洋一处记载，推翻解缙《虎顾众彪图》诗尚显乏力，为何汪广洋此诗未得广泛流传？解缙又从何处得知此诗？

汪广洋，生年不详，卒于1379年，因胡惟庸案、曲庇文正等事，被赐死。( [8] , pp. 3773-3775)汪广洋死时，解缙尚幼，仅十岁。查阅《实录》得知，汪广洋在洪武元年四月前曾任江西参政，之后调任山东参政。( [9] , p. 554)因《凤池吟稿》并无著述的确切时间，尚不可判定解缙曾读过《画虎》一诗，但可笃定汪广洋《画虎》一诗在时间上早于解缙的《虎顾众彪图》诗。因此，此诗的出现时间应不晚于元末明初的汪广洋，但据此认定为汪广洋诗作仍感牵强。此后，笔者遂将解缙《文毅集》中的其他诗句与前朝诗句进行比对，发现将他人诗辑录进《文毅集》并非个例，且汪广洋的另一首诗《登凤凰台》亦录于内，如表1所列。另外，汪广洋因“胡惟庸案”牵连而死，其著作在之后短时间内并未成为士子学习的内容，流传并不甚广。

表1. 解缙《文毅集》辑录前人诗句统计表

可以看出，《文毅集》辑录前人诗句的事例诸多，而汪广洋《凤池吟稿》中的诗句便有两首，已可基本确定解缙读过汪广洋的诗作。此外，部分诗句仅有些许一二字的改动，表中诗句大多原诗辑录。解缙奉敕题诗，实确有此事，却在题诗之时将汪广洋《画虎》一诗赋于其上。然而，就此事传播广度而言，解缙《奉敕题虎顾彪图》一诗要远超《画虎》一诗，也多为后来的文集所沿袭收录。

3. 《虎顾众彪图》诗与“夏原吉迎太子归”记载辨误

据上文《明神宗实录》的记载，解缙题《虎顾众彪图》诗在立储之后。而在《明通鉴》中的记载却是在立储之前，“先是，太子未至，诸臣屡请建储，上不允，盖意在高煦也。一日，诸臣应制题《虎彪图》……上感其意，立召太子归，至是遂立之。”( [10] , pp. 465-466)而《实录》中关于世子到南京与受封皇太子的时间有详细记载，“世子、郡王高煦至京师”( [11] , p. 522)，“册立世子为皇太子”( [11] , p. 539)，即永乐二年(1404)三月二十四日与四月四日，且在此前夏原吉就被派往苏松治理水患，并无立储前夏原吉迎接世子的相关记载。此次召世子进京发生于本年正月，派遣人员有详细记载，“遣附马都尉永春侯王宁、隆平侯张信赍玺书诏世子及郡王高煦赴京”( [11] , p. 499)，与夏原吉毫无干系。而夏原吉去往南京迎皇太子归北京在《实录》中的记载为：“北京宫殿将成……遂遣行在户部尚书夏原吉赍敕召皇太子，令道途从容而行，期十二月终至北京”( [11] , p. 2225)，“是日，行在户部尚书夏原吉赍敕至南京，皇太子宴原吉于文华殿”( [11] , p. 2227)，故“夏原吉迎太子归”绝非是立储之前的内容，而应为永乐十八年(1420)，这亦与《明太宗实录》中的记载相符。

再核检《明神宗实录》中解缙题诗的记载，并未发现“夏原吉迎太子归”这一相承情节，但后世诸多著作将《虎顾众彪图》诗与此事件联系起来，不仅将皇太子朱高炽误认为当时在北京，还多处可见明成祖朱棣因解缙著此诗而有感悟，遂命夏原吉迎皇太子归京，此种说法实不可信。解缙于永乐九年(1411)就因“无人臣礼”被捕下狱，永乐十五年(1415)时，“帝见缙姓名曰：缙犹在耶？纲遂醉缙酒，埋积雪中，立死。年四十七。”( [8] , p. 4122)故解缙奉敕题诗与“夏原吉迎太子归”并非同一时段内的事情。

表2. 明代著作中“夏原吉迎太子归”记载统计表¹

如表2所列，著作中多认为因解缙《虎顾众彪图》诗，而致明成祖朱棣有感悟，遂命夏原吉去迎接太子归，实属误矣。但在“归往何处”这一问题上，部分点明了“仁宗留守南京”，而其余的著作则采用了“往迎之”等较为模糊的说法，应看到了二者并非同一时间且朱高炽所处地理位置有所变化。解缙题诗若在立储前，则仁宗尚在北京，此时则由北京去往南京；而北京大殿将成，夏原吉则迎接皇太子由南京回北京受朝。史料中多处可见“文皇有所感悟”，但并未指明有所感悟后的进一步举措，而决定立世子为皇太子似最为恰当的解释，亦有相关记载将解缙题诗的时间指向立储之前。明太祖时就已注意到廷臣与东宫官属的关系，“尝虑廷臣与东宫官属有不相能，遂成嫌隙，或生奸谋，离间骨肉，其祸非细”( [9] , p. 1164)，明成祖亦对此制尤为重视，“初，册立皇太子，封汉、赵二王……又语后曰：皇考之制，东宫官属率以廷臣兼之，任使一则疑隙不生。今凡宫臣之重者，悉择廷臣贤者兼之。”( [11] , p. 969)江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所编的《江西古代名人》中就曾记载了明成祖与解缙立储前的对话：

成祖召解缙入宫，磋商确立太子事宜，听从解缙的建议立长子高炽为太子，次子高煦为汉王，但情感倾向次子。汉王高煦常存夺嫡之心。解缙上奏说：“是启争也，不可！”成祖震怒，斥责解缙道：“离间骨肉。” [12]

明成祖特意让解缙题诗，应为告诫臣僚之意，而非所谓的“东宫谗言朋兴”，且题诗的时间为永乐元年(1403)至立储之前。

此外，有诸多著作沿袭了《畜德录》中的记载，但亦有时人看出了二者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矛盾，指出其记载错误。《七修类稿》记载道：“至十四年，汉王私造兵器、僭用舆服等事露，削护卫，封之乐安，然后召仁宗至北京行在。《畜德录》以解缙《题虎》诗云：虎为百兽尊，谁敢触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顾。因是文皇感动而召之，误矣。” [13] 此处记载时间为永乐十四年(1416)，夏原吉迎太子归的时间为永乐十八年(1420)，但指出了《畜德录》中的记载有误。另一处《国宪家猷》与《七修类稿》关于此处记载大意上并无差别，应是同一版本。

4. 结语

解缙《虎顾众彪图》诗虽是应制题诗，确受到汪广洋《画虎》一诗的影响，但将前人诗作辑入个人作品集并非解缙个例，此现象在明清已相对普遍。汪广洋因为胡惟庸案的缘故，在政治上的影响力远低于解缙，而同时期著作对此又避而不谈。《畜德录》较早的将解缙题诗与“夏原吉迎太子归”并作一起记载，之后的著作中又将“上感其意”进行过度解读，将“夏原吉迎太子归”视为“上感其意”的结果，实未对解缙的生卒年有所考虑。

在笔者看来，文中对《虎顾众彪图》诗的作者、时间及内容上的辨误虽能逻辑自洽，但若能找到杨维桢著此诗的直接证据、解缙奉敕题诗的确切时间等，更有益于此诗的考证和相关内容的研究。此文诸多观点碍于亡轶史料尚有待完善，缀补成文，冀有益于读者、完善于后人。

文章引用

田金奎,朱志坚. 《虎顾众彪图》诗勘误二则
Two Errata to the Hu Gu Zhong Biao Tu[J]. 历史学研究, 2023, 11(04): 273-277. https://doi.org/10.12677/OJHS.2023.114040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