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辽宁 大连

收稿日期：2023年12月29日；录用日期：2024年2月21日；发布日期：2024年2月28日

摘要

术语翻译是翻译中一个重要的模块，相比于一般的翻译，术语翻译对于准确性的要求更高。作为翻译中的一个难点，这一领域仍存在标准混乱，各行其是的现状。为了对术语翻译有一个更系统的认识，本文选取了南京大学研制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数据库中有关术语翻译的中文研究文献，从而可以管窥到学者在这一领域中的关注热点和研究倾向。通过分类简述了各位学者在术语翻译定义、标准、研究视角以及各个领域术语的研究成果，本文分析出我国目前术语翻译研究的进展成果和不足之处，并且给出了建议。

关键词

术语，术语翻译，术语翻译标准

Literature Review on Term Translation

Chang Xu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alian Liaoning

Received: Dec. 29^th, 2023; accepted: Feb. 21^st, 2024; published: Feb. 28^th, 2024

ABSTRACT

Term transl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overall translation. Compared to regular translation, term translation has higher requirement in term of adequacy. As a difficulty in translation, this field is characterized with the problem of multiple standards. To have a more systematic understanding of term translation, this paper collects all Chinese research papers in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CSSCI) database created by Nanjing University so as to grasp a rough view of hotspots and tendency in this field. By categorizing the research results in term translation definition, term translation standards, research angles as well as term translation in specific subject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search progress and shortcoming in the field and gives relevant suggestions.

Keywords:Term, Term Translation, Standard of Term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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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数据收集

为了对当前我国术语翻译研究现状有一个较为系统清晰的了解，本文选取了国内具有权威性的南京大学“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数据库中的论文。以关键词“术语翻译”作为索引，检索时间跨度不限，共检索出64篇文章。经逐条阅读，对这些文章按照主题进行进一步分类，分为了“术语翻译标准”、“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翻译”、“医学术语翻译”、“法律术语翻译”、“政治术语翻译”、“其他学科术语翻译”六大类。将每一大类下重要的研究成果梳理总结，以期为读者提供一个较宏观较清晰的认知。

2. 术语翻译研究背景

术语(terminology)是特定学科领域用来表示概念的称谓集合。术语是传播知识和技能不可或缺的工具，因此术语翻译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我国自古以来就重视术语的研究，孔子、荀子曾提出“正名”，“名正言顺”等术语规范。在之后又经历了汉唐佛经术语翻译、明清宗教术语翻译、清末民初名著术语翻译、改革开放以来科技术语翻译等一系列术语翻译大潮。在当下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外来术语大量涌现，本土术语也亟需“走出去”，术语翻译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但术语翻译绝非易事。术语的跨学科特性和严苛的精准度决定了其复杂性，体现在其具有单义性、系统性、理据性、稳定性、能产性的多个属性 [1] 。术语翻译的目的是在不同语言间形成“表示同一概念的等价术语” [2] 。但在两种不同的语言间寻找对等的常用词汇已经不易，寻找对等的术语更是难上加难。著名翻译家严复在翻译术语时，常常“一名之立，旬月踟蹰”，因为“一名误立，可造成相当严重的学术后果” [3] ，“术语翻译不正确，将导致整篇翻译的失败” [1] 。术语翻译难度之大，重要性之高，引发了众多学者对这一领域的关注，新观点不断被提出，原有的标准不断完善。但是，各抒己见的探讨也导致了莫衷一是的局面，主要表现是术语翻译的无序性与随意性 [4] ，同一个术语通常有多个对应的译文，而且这些译文在概念上会有冲突或者矛盾，同时术语翻译缺乏应具备的专业或行业标准。

3. 术语翻译标准

没有一套明晰统一的术语翻译标准是造成当前术语翻译混乱现状的重要原因。多位学者提出过不同的术语翻译的标准，各自旁征博引有理有据，但却难以达成共识甚至互相矛盾。其中最经典的便是姜望琪和侯国金两位学者关于术语翻译标准的辩论。姜望琪 [5] 强调译名的准确性，但是同时主张要注意译名的可读性、透明性。他认为当一个术语有不同的译名时，强求统一是没有必要的。要尊重语言规律，允许约定俗成的译名。而侯国金 [6] 从语用与翻译的视角，不赞成姜的观点，认为可以舍弃可读性和透明性以确保准确性，准确性就包含着透明性，对准确性和透明性的追求是有语用限制并且有限度的；最后侯还提出了系统可辨性原则。对于侯的观点，姜望琪 [7] 做出了回应，辨清了“准确性”与“系统性、可辨性”的关系，再次阐释了“透明性”的定义，认为“准确第一性”是正确的，而侯先生对于“准确性”的理解有误，而他提出的“系统性、可辨性”是次要的、附属的，并且侯将“透明性”错误理解成了“理据性”。对于姜的观点，侯国金 [8] 从元语言学以及语用翻译学视角再一次做出回应，进一步阐释了“系统——可辨性原则”的内容，澄清了这几个特性之间的关系，认为在难以实现准确性的情况下，可以舍弃“系统性、可辨性”以求“准确性”。另外，透明性和理据性的相通性也做了进一步解释，术语翻译的约定俗成原则也做了详细说明。

对于以上姜、侯两位学者的辩论，胡叶和魏向清 [9] 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们赞同侯提出的“系统性”，提出需要将术语翻译标准的“系统性”要素和术语翻译“系统批评”结合起来，建立一个“系统标准”。衡量要素包括术语系统内部的概念之间是否“科学关联”，语符使用是否“高效经济”，以及文化生态是否“合理均衡”。引用了《语言学名词》一书中汉语及英译术语的例子，进行对比分析，研究这些例子是否具有系统经济律特性。结果显示英语译文符合术语翻译系统经济律的要求。

除了以上提到的“系统复合标准”，魏向清还探讨了文化术语翻译的实践理性及其有效性原则，从实践对象、实践过程、实践结果三个方面分析了术语翻译的定位，指出文化术语具有概念、符号、语境维度的多重特质。他引用哈贝马斯所提出的“交往理性”，认为这一概念对于文化术语翻译具有方法论的指导意义，“交往理性”通过具体言语行为来实现，而言语行为交往的三个有效性包括“真实性、正当性以及真诚性” [10] 。“真实性”指的是文化概念的正确跨语言表征；“正当性”指的是行为的社会认可和实践认可；“真诚性”指的是不应追求科学性的等值，而应尊重不同文化概念的差异性。

针对术语翻译，学界存在着众多的翻译原则，例如前面提到的系统性、准确性、可读性、透明性、可辨性、理据性、真实性、正当性、真诚性。除此之外还有简洁性、单义性、能产性、稳定性、规范性等等原则。邵军航 [11] 将这些性质总结分析，去除重复的，冲突的，意义不大的性质，以及不独属于术语翻译的原则，最后保留了“理据性、专用性和系统性”三个原则。“理据性”原则主要涉及形态–语义理据，形态理据指的是翻译术语时能依据的句法结构和派生或屈折变化形式，而语义理据指的是对术语进行创译时所依据的理论意义。第二个“专用性”原则其实就是“单义性”，要求术语的译文是没有歧义的单义词语。最后一个“系统性”原则说的是一种理论的术语要区别于其他理论的术语，要照顾到相关和相对术语的关联性，还要考虑术语相关变体之间的可辨性。这三个原则重要性不同，理据性原则最为重要，其次是专用性原则，再次是系统性原则，并且是同时起作用的，不是有无的问题而是主次的问题。

4. 术语翻译研究视角

术语翻译由于其跨学科的丰富性，研究视角也是多种多样。最基本的来看，所谓术语翻译，自然跨越了术语学和翻译学两个领域。多数研究从翻译学入手探究翻译的对等问题。信娜则从术语学角度入手， 研究了术语翻译的术语化问题，“术语化”指的是某一词汇单位由普通词汇范畴向术语范畴过渡的过程，实质是在词汇意义的基础上加上严格、准确的科学定义。这一过程包括“概念化、称名化、系统化”三种方式 [12] 。“概念化”指的是原语术语进入译入语并于原语的音译形式结合的过程；“称名化”指的是能更好地实现称谓功能，言下之意是要求简洁。“系统性”最为重要，要求某一学科的术语是一个有着内部联系的有机整体。与术语化过程相反的是“术语俗化”过程，即术语变回一般词汇，李海军和陈勇认为术语和一般词汇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简单的高频术语很容易进入人们日常生活中成为普通词汇。他们从认知语言学视角出发，认为“术语俗化”的过程实质上是一种隐喻化过程 [13] ，有助于提高认知效果，翻译时要根据俗化术语所处的文化语境和上下文为参数来判断采取直译还是意译方法。

除了语言视角，术语翻译也离不开文化视角。魏向清认为术语翻译的研究大都着眼于语义等值问题，强调准确性要求和科学性内涵，而忽略了负载的文化内涵。因此提出从现代文化基因学——摹因学研究的视角出发，探讨术语翻译实质是学术摹因的跨语际复制 [4] ，因为术语的传播具有高度的模仿性和传递性，符合摹因复制的特征。通过分析术语翻译研究在文化层面上的意义，旨在引起学界对术语翻译研究的文化视角的重视。

译文原文作为翻译的客体被广泛研究，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目光聚焦到了译者主体的作用上，这种视角的转换可以有助于提升译者的主体意识，从而引导术语翻译的规范。仇蓓玲 [14] 引入“博弈论”方法，将翻译过程中一系列抉择的过程类比为博弈决策的集合，揭示了译者与其他参与因素之间的利益斗争。这对于术语翻译过程中“译者主体性”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并梳理出术语翻译中“译者主体性”的四种积极运作模式，包括传讯式翻译、勘误式翻译、述评式翻译以及拷贝式翻译，既提供了一种新的术语翻译研究方法，又给出了术语翻译实践中译者主体的一种可行性操控原则。

近些年，计算机技术的进步极大地助力了各个学科行业，翻译学也不例外。机器翻译的丰硕成果外，语料库的不断完善，都为术语翻译的研究以及术语规范的制定提供了极大的支持。许文胜和方硕瑜 [15] 借助国外语料库和学术数据库，考察“普通话”这一词在英语国家的若干英文表述的接受程度，同时对比其在中文语境中的翻译和传播，结果发现“Putonghua”这一音译并未得到广泛认同和接受。何彦青和刘建辉 [16] 等人基于机器翻译调查术语翻译的准确率，从双语的专利摘要中分别抽取术语，之后利用多术语识别方法，采用规则翻译和统计机器翻译动态辅助词汇化方法进行术语对齐，实验结果发现术语翻译的准确率较高，达到80%。卢植和胡健 [17] 研究了术语翻译的网络检索策略，通过评估网页、在线词典、数据库、术语库、翻译记忆库、语料库、在线机器翻译和自媒体等主要网络资源在术语检索验证中的优劣，确定如何高效地选取网络翻译资源。

利用计算机软件进行可视化分析也是近些年的一个热点。可视化分析具有直观全面的特点，可以通过直观的图片看出特定主题的研究热点，发展脉络，获得一个系统的认知。许明武和罗鹏 [18] 使用计算机软件对我国术语翻译研究现状进行可视化分析，结果显示术语翻译当前的热门研究领域为科技、中医和法律，研究热点为翻译策略、术语英译、机器翻译和译者术语能力。通过分析得出目前研究的不足在于缺乏系统性理论研究以及缺少跨学科合作，并提出可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课题包括术语翻译史、术语翻译教育、术语翻译跨学科融合和中国特色术语外译等方向。

5. 不同学科的术语翻译

5.1. 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翻译

术语翻译的跨学科特性注定了其研究的难度，涉及各个学科的翻译标准又有所区别。接下来本文将从中华思想文化术语、法律术语、医学术语、政治术语以及其他学科术语五个大类分别介绍各个领域下术语翻译的成果以及进展。

中华思想文化术语是指固化为一定形式的，由中华民族主体所创造或构建，凝聚、浓缩了中华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的概念、命题和文化核心词 [19] 。近些年，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大背景下，中国文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因此，作为文化沟通的桥梁，其对应术语翻译也不可避免地成为了热点。但是中华思想文化术语博大精深，用原语理解已经不易，更何况在异质语言中寻求对等。陈海燕 [19] 认为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翻译有以下几个难点，首先是难以用单词或短语简明扼要地表达丰富的文化内涵；其次是一些现成英语哲学词的误用；另外，古人对于一些思想文化术语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定义；并且存在术语含义与引例中的术语含义有偏差的情况；最后一个难点是典籍名称的内涵难以准确理解。

中华思想文化术语涵盖的范围巨大，古有先贤典籍，今有治国理政的创新理念，因此要对其翻译进行规范化难度较大。在中国特色话语对外传播方面，魏向清 [20] 借鉴话语研究、知识学、术语学及翻译学等跨学科理论研究成果，指出了中国特色话语对外传播具有跨文化知识实践本质。接着他借鉴阐释人类学学者吉尔兹的“地方性知识”理论以及科学实践学的“地方性”哲理探究了跨文化传播的意义与可能性，并且提出了“自塑”和“他塑”两种标准化中国特色术语翻译的方法。如果一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术语对外翻译具有权威性，通常为国际社会采用，应采取“自塑”标准化，保持对外传播一致性；如果有些中国传统术语对外译介较多，应采用“重塑”的标准化方法，对已有译名进行系统全面的审定。

具体到具体术语的翻译，黄鑫宇和魏向清 [21] 从认知术语学视角，分语言符号、概念内涵、应用语境三个层次，对汉字“天”进行了概念建构。语符层面的概念建构要兼顾单个术语的符号形式和系统中的术语表现；概念层面的翻译要说明核心含义、范畴内信息、范畴间信息和历史信息；语境层面的翻译需要佐证并补充概念信息、提供典型语用语境，多采用明晰化的翻译策略。熊启煦 [22] 对另一个意象“龙”的翻译也进行了研究，他认为龙译为“dragon”属于误译，因为在西方“dragon”一词代表着邪恶的力量，而这与中国龙威严神圣的地位大相径庭，因此呼吁为其正名。针对《论语》中的概念术语翻译各式各样，众说纷纭的现状，熊 [22] 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对于那些可以找到适当对等语的概念术语，翻译要在全篇中固定下来保持一致；对于那些找不到对应语的也不能退而求其次，可以采取音译的方法。

5.2. 法律术语翻译

法律术语作为法律制度的核心成分，具有法定的语义和适用范围，要求特定的语境，在法律翻译中，对术语进行准确转换是保证法律文本严肃性和权威性的前提。因此，法律术语翻译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蒋开召 [23] 指出了《法律英语翻译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中的若干翻译不当之处，包括术语在不同法律制度或诉讼程序中的用法没有区分；翻译未遵循先例或约定俗成的术语通译；专业术语被解释性翻译替代；术语翻译意义缺损或造成误解。要想规避翻译不当甚至错误的行为，必须规范翻译的原则。程乐和Graig Hoffman [24] 依照符号学中Peirce的三元关系模型解释能指、意义和所指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法律翻译者应遵循的四个原则：既定原则(直接抓取固有联系)、生成性原则(双语符号表象的经济性)、透明性性原则和适切性原则(理解双语解释范围)、一致性原则(实现“一词一义”“多词多义”和“语义上下义”)。除此之外，许多 [25] 强调了编写法律教材时的准确性和规范性，刘瑞玲 [26] 也强调法律术语翻译的精确性，包括选词用词的精确和语境的精确。朱定初 [27] 也通过指出《法律英语》一书中的错误，提出了法律专门术语翻译的基本原则，包括正确理解源语词(source term)在上下文中的确切意义；尽量寻求本国法律中与源语词对等或接近对等的专门术语；没有对等词时可以翻译为非法律专业用语的中性词；源语词含混时应采取“以含混对含混”的原则。

5.3. 医学术语翻译

医学术语翻译一直是一个较大的挑战，因为医学术语通常是拉丁语或希腊语的衍生词，目的语的对应词存在大量空缺，并且还具有一定的语法和修辞表达，对译者的要求更高。李曙光认为翻译和医学的共通之处在于都需要遵循伦理要求，聚焦于具体的一个术语autism的翻译，认为译为“孤独症”违背科技术语翻译“求真”的原则，而译为“自闭症”又违背“求善”的伦理要求 [28] ，因此建议处理为“奥蒂森症”这样的音义混成词。

作为医学术语翻译的主体内容以及中国文化对外传播重要桥梁的中医术语翻译，以其丰富独有的文化内涵作为翻译的一个难点。如何在翻译时补偿这些文化内涵，王彬 [29] 认为可以通过注释、插图、序言、附录等副文本策略来进行必要的文化信息补偿，避免简单的直译造成的阅读障碍。所用的副文本既要保证准确性，又要保证读者的可读性，从而提高“走出去”的文化传播效度。作为中国古典医学经典著作，《黄帝内经》的译介对于中医文化传播具有重要意义。孙凤兰 [30] 利用认知语言学中的“识解”(construal)理论来分析《黄帝内经》不同英译本在术语翻译方面的差异。分析维度包括四个，即辖域和背景、视角、突显和详略度。辖域和背景可以理解为翻译活动的语境范围，在这一角度下，不同的译本都最大限度的接近原文；在视角的选择问题上，译本均采用一问一答的第三人称，既客观又忠实于原文；突显可以理解为前两者确定下来后的描写着力点，需要与原文在认知上达到对等；在详略度方面需要体现认知增量，准确表达原文的本义。

王杭 [31] 关注了一个研究更为匮乏的领域，就是藏医术语翻译研究。从语料库的视角探讨了语料库翻译对于藏医术语翻译的重要意义，并借助于网络语料演示了藏医术语“放血疗法/放血治疗”的汉译和英译过程。

5.4. 政治术语翻译

对外政治话语体系建设是让世界听见中国声音的重要一环，这离不开翻译的跨文化传播实践过程。其中，作为概念工具和思想基因的核心政治术语翻译尤为关键 [32] 。时闻、刘润泽和魏向清 [32] 通过语料库考察“一带一路”政治话语翻译时，发现相关核心术语的翻译传播较明显地体现了具有认知修辞本质的“术语滤网”效应。这一效应具有多维特征，在微观层面是对跨文化传播准确性的影响；在中观层面，是通过术语与前文所述共现词、索引行以及上下文语境中的语法结构等语言形式对传播主题和基调产生影响；在宏观层面，前面两个层级效应相互作用整体影响了认知导向。接着，刘润泽和魏向清 [33] 两位学者又从另一个角度，概念史研究方法，分析了“中国梦”应用的本土历史语境以及概念谱系，指出了“中国梦”与“美国梦”“欧洲梦”的区别，并对这一术语的跨语传播与接受进行了对比分析，从历时衍化和共时比较的双重维度对“中国梦”概念认知的复杂性做了全面的描述。

除了当代的政治话语，近代的政治术语翻译也得到了进一步研究。刘晗 [34] 对清末民初政治学和制汉语的翻译进行了回溯和反思，发现一些术语存在译名盲目引用现象，导致词不达意甚至以词害意。通过追根溯源和制汉语、原古汉语及英文译入语的对应关系，将翻译不当的原因归结为以下三个：概念误植、畸形引申、虚假对等。孔令翠和曹进 [35] 探究了《共产党宣言》中核心术语的起源，在英译本尤其是日译本中的演变，重点研究了多位中译者在促使这些术语中国化方面的巨大贡献。

5.5. 其他学科术语翻译

除了上述几个领域外，其他领域的术语翻译也成果丰硕。在经济学方面，齐让孝 [36] 指出了《华尔街词典》中文版中证券术语汉译的一些问题，包括理解有误、中文译文不够规范、原文释义缺失等问题；江娜和魏向清 [37] 着眼于隐喻型的经济学术语，不同于一般术语，隐喻型术语不再适用单义性原则，因此应立足于复合修辞功能角度，提出适用的翻译评价标准。他们从认知和交际的双重角度出发进行翻译评价 [37] ，前者可以通过术语信息的质、术语信息的量、术语信息的系统再生性进行判断跨语修辞功能是否实现；后者则通过术语信息的获取速度与术语信息的冲击力度得出隐喻型术语相较一般术语有更好的接受度，但不是所有的术语都同时具有认知和交际这两方面的修辞功能。

在科技术语方面，樊才云、钟含春 [38] 举例说明了科技术语翻译的难点，包括熟词新意，英语屈折变化的丰富内涵，对合成术语进行的结构和语义分析，汉英表达习惯差异等等。并提出在翻译这类内容时译文可以适当增词以符合汉语表达习惯，有时需要调整词序以符合汉语特性，有时可以依照同类词类比创造出近似词，但要注意进行变通。

气象术语翻译是一个较少探索的领域，刘书梅 [39] 分析了气象术语的三个误译类型：一，不够专业性、科学性、简明性。二，翻译后的术语语义含混不清。三，字面上说得通，实际内容却与气象科技知识存在语义偏差。纠正的方法可以补偿术语承载的气象文体特征和补偿词义，前者要求具有丰富的气象专业知识以及良好的术语意识，后者需要补偿词汇本身承载的隐含语义或者是词汇使用的文本内语境以及社会文化语境。

另一个分支是哲学术语翻译，哲学术语词汇晦涩难懂，因此其翻译也是个很大的挑战。哲学的核心问题就是名实关系，因此在翻译哲学术语时，冯友兰认为核心也是名实关系 [40] 。他运用逻辑分析法指出中西哲学思维模式相异之处，这种思维模式又影响了各自的语言，例如重形合和重意合的差异。同时他利用这一方法正确理解了中国哲学术语概念，廓清了模糊含混的局面。关于中西哲学可译性的问题，冯友兰提出中西哲学有“共同的东西” [40] ，内涵相同只是语言文字有差别。同时，他还提出了哲学术语“确切”的翻译标准，以及实现这一标准的翻译方法——“音译、直译、意译、格义” [41] 。在翻译批评领域，冯友兰提出“解释必须适当”来批评生搬硬套的现象，并提出情感联想标准弥补音译的缺陷，从而实现“确切”的标准。

在音乐术语方面，康啸 [42] 收集整理了近十年中文音乐期刊的英译目录，发现在一些重要音乐概念上存在误译的问题，比如“乐”“调”这些多音多义词，需要依据历史文献以及音乐知识做出正确的理解。中国乐理知识源远流长，一个字或许可以包括多重意义，从而无法在英语中找到一个具体的对等词简单代替。康建议可以使用汉语拼音再加入解释性翻译。除了乐理知识缺乏造成的错误外，还有基本的文化常识缺乏造成的错误，这些都是可以避免的。在直译与意译的选择上，当中外有对应词的术语时，可以采取直译的方法，但要注意“假朋友”的问题。当一些音乐术语存在大量的俗称和比喻时，这时选择直译容易丧失本意。关于使用拼音直译的方法，作者认为音译是可以的，但是否使用拼音的音调以及音译的范围还需要讨论，并且需要注意一些多音字和古音的问题。在使用意译的方法时，在追求“信、达”的基础上还要尽可能做到“雅”，做到格律音韵的和谐。

统计类文本专业术语翻译也受到了关注，这类文本一般是金融、文学、医学等领域科研实验结果的呈现形式 [43] ，具有高度的精确性规范性。鲍文和耿艺源 [43] 指出了这类专业术语汉译中的常见问题，比如对于专业术语含义和日常生活词汇含义的混淆，对于相似术语词汇的混淆，以及对同一词汇在不同学科中或者同一学科不同语境下含义的理解产生混淆。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需要重视术语的能产性，即一个中心术语可以衍生出不同的术语从而构成一个体系；同时要注重术语的单义性 [1] ，规范同一术语在同一学科内只表述一个概念，减少五花八门的译名；另一方面就是加强“简明性” [1] 。

6. 结论

术语翻译是一个很复杂的课题，它具有多种属性。研究的出发点不同，最值得关注的术语属性也会有所不同；结合的学科不同，研究的视角和翻译的原则也会不同。本文通过分析南京大学“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数据库中术语翻译相关文献，对其进行了一个粗浅的文献综述。

当下的术语翻译的现状是“各自为战” [41] ，缺乏统一的标准和规范，要解决这一局面，需要加强术语库的建设，加快达成统一规定。这项工程任重道远，需要加强译前编辑工作的规范，让各个领域的专业人才负责这一步骤，解释术语含义，提出翻译建议，再由翻译进行翻译工作，而不是将所有的搜索查询工作交给翻译。另一方面，语料库的建设日益迫切，当前，一些学科的术语翻译术语库较为成熟，比如中国政治话语、科技术语以及医疗术语。但是大大小小的语料库无法集成整合，甚至有的词条翻译之间存在矛盾，更不用说一些小众学科术语库的建立远远滞后。这些都是未来努力的方向。

文章引用

徐 畅. 术语翻译文献综述
Literature Review on Term Translation[J]. 现代语言学, 2024, 12(02): 923-931. https://doi.org/10.12677/ML.2024.122124

参考文献